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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點擊：  作者：李慎明    來源：政治學研究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1-22 10:56:56

 

 

內容提要：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重大的歷史事件，其發生根本原因不在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是蘇共蛻化變質所致，即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他們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反思和分析這一歷史事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人民至上觀、實踐真理觀，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主要矛盾。蘇聯解體警示中國共產黨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做到居安思危，毫不動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做到全面從嚴治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走好群眾路線；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高度警惕敵對勢力對我分化滲透。

 

關鍵詞：蘇聯解體  蘇共  從嚴治黨  群眾路線  接班人

 

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必須高度重視把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靈魂熔鑄到我們黨、國家和每個共產黨人的血肉和骨髓之中。2021年是我們黨隆重慶祝建立100周年，又是蘇共亡黨、蘇聯解體30周年。2018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我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動山搖的。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不就是這個邏輯嗎？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我說過，在那場動蕩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在蘇共亡黨、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我們必須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分析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一、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在于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

 

蘇聯和蘇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隨著國內外學術界對蘇聯劇變研究的不斷深入，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的其他答案，比如“烏托邦說”“病態早產說”“經濟沒有搞好說”“軍備競賽說”“民族矛盾說”等等逐漸在我國媒體上消退，但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說”的觀點，卻仍有相當的影響。

 

多年來，我們經過認真分析，研究探討，大家逐漸達成共識：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在于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是列寧的名言。讓我們首先對“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及其相關問題作具體分析。

 

第一，對“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分析。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分為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的管理體制機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管理體制機制都籠統地稱為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加以全盤肯定或否定。當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其中包括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它們又有著根本性的界限，屬于不同的概念范疇。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的國體；而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是在方向確定以后的實現這一方向的具體辦法，是解決“如何為、怎么為”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的政體，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成功地進行了十月革命，并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說到底，堅持并不斷完善這些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漸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終實現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真正的蘇聯共產黨人，對列寧開創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應該也只能是堅持、鞏固和不斷完善、發展。同時，對這個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所體現的具體形式即運行體制則應以國情的不斷變化和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及時進行調整改革。列寧和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以及體現這些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并不斷變化著的具體管理體制機制基本上是符合蘇聯國情的，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我們應當看到，由于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建設還沒有經驗，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論觀點和個人作風等種種原因，蘇維埃政權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二戰結束和戰后恢復重建任務完成之后，沒有及時對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社會主義民主發揚不夠，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現個人迷信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講，這與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有一定的歷史聯系，但這決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結果的必然，更不是直接原因。我們決不能從隨著形勢發展變化需要對蘇聯具體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中得出對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全盤否定的結論；更不能把具體管理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都不加分析地歸結為基本制度的問題，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進而得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一些研究所說的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其實質是把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頭上。這一說法的實質，與“烏托邦說”“病態早產說”沒有本質的區別。

 

第二，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或斯大林時期建立的管理體制機制的分析。毛澤東曾說：“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么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后經驗。……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運用毛澤東分析斯大林這一方法論，來分析蘇聯所建立的具體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無疑也是適用的。鄧小平對“蘇聯體制”也是采取辯證的具體分析態度的。1957年4月，鄧小平指出：“我們這幾年搞得比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蘇聯的經驗”；“我們要繼續學習蘇聯，還要會學。學習蘇聯好的東西對我們用處很大，借鑒蘇聯錯誤的東西，對我們也有很大的益處。”我們認為，鄧小平這里說的蘇聯的經驗和錯誤就包括蘇聯管理體制機制。這就充分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雖有一些弊端，但總體上是符合蘇聯20世紀30—40年代所面臨的世情和國情的，適應了當時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包圍的情勢和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體現了共產黨對國家和人民的正確領導，使得蘇聯取得了工業化、衛國戰爭和戰后重建等偉大勝利，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具體的管理體制機制的確存在一些弊端，但總的說來，它適應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要求，有利于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成績是主要的，弊端是次要的。我們決不能因為斯大林時期具體管理體制機制存在一定弊端而對這套管理體制機制全盤否定。

 

第三，對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沒有及時進行改革的分析。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經過了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各個階段的體制變化和差異也極大。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歸咎于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體制的觀點，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正如前所述，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總體上是符合蘇聯20世紀30—40年代所面臨的世情和國情的，特別是適應蘇聯戰時需要和戰后恢復重建任務的需要的。但隨著二戰勝利和戰后恢復重建任務的完成，這個體制總體上就無法進一步適應20世紀5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顯現，這就需要對其及時進行調整或改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習借鑒蘇聯政治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就采取了科學分析的態度，并開始對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其中包括經濟政治體制的探索。鄧小平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同時，繼續對這個體制進行改革，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而在蘇聯，在戰后重建任務基本完成以后，卻沒有及時對其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進行改革，筆者個人認為，斯大林本人有認識不足之責任，同時也有晚年多病、體力不支這一重要的原因。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上臺后，試圖對此進行改革，不可否認，他們也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問題在于隨著條件的變化，赫魯曉夫領導集團沒有及時和正確地領導改革，反而將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漸演變成對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否定，這就為日后蘇聯解體、蘇共垮臺這大山般的倒塌開掘了第一鋤，也可稱之為關鍵性的第一鋤。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領導集團打著改革的招牌，本質上改旗易幟，全面背叛馬克思主義，實質上走上了資本主義的不歸之路，最終葬送了社會主義。如果無視從赫魯曉夫以來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的蘇共領導集團所犯的錯誤，而將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斯大林時期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在歷史上根本站不住腳的。

 

第四，對人與體制機制的相互作用及其關系的分析。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在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主張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主要原因在于蘇聯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這兩段話，來佐證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鄧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關論述。1991年10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時指出：“真正要出問題，是我們內部出問題，別人拿我們沒辦法，美國也沒辦法。”1992年1—2月間，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談話中說：“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他又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他還說：“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什么亂子出來都擋得住。”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他說：“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這就為我們辯證統一地正確理解鄧小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論述提供了方法論意義上的指導。這也就是說，我們同樣需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而不能各取所需，僅抓住其中的一兩句話，不顧時間、地點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闡發。

 

讓我們再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層面，來看看人與體制機制之間的辯證關系。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生產關系各個方面的總和則組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事生產的人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當然，人這種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不僅僅直接體現在生產力的范疇，而且相應地體現在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與上層建筑相適應的社會意識等范疇中的方方面面。而體制機制則是社會上層建筑的有機組成部分。體制機制靠人來確立和完善，也要靠人來遵循或變革。所以從根本上說，人決定體制機制。這就是鄧小平晚年所說的“關鍵在人”的道理。當然，一定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會反作用于一定的生產力與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關系，體現在人與體制機制的關系上，就是體制機制在一定條件下反作用于生產力其中包括人。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筆者認為，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所說的：“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結論，其實質是在包括正確總結1991年底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重大歷史事件的基礎上做出的，這一結論也完全適用于剖析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其黨內問題也是各種各樣，體制機制僅是其中之一，并且僅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這一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在黨內和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具體運作方式和具體表現形式。一定的體制形成以后當然會影響和制約人的活動，但歸根到底根本的問題還在于，確立和貫徹一定的體制機制要靠一定的理論來指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有了錯誤的理論指導便一定造成錯誤的行動。能進行理性和理論的抽象思維，則又是人區別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種包括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特殊表現。從這一點上講，我們又找到了人決定體制機制的具體的表現形式。因此，我們認為，蘇共最終的垮臺，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體制機制，而是在于蘇共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脫離、背離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人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致。在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過程中，作為領導集團的代表人物——從赫魯曉夫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等人難逃干系。我們至今仍堅持這一觀點。江澤民指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這番話說得真好。

 

2008年2月1日，當俄羅斯總統普京八年執政步入尾聲之際，《俄羅斯報》記者采訪了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通訊院士戈爾什科夫，記者讓其談談今后若干年俄的發展需要什么類型的領導人。這位所長說：“看來，應當重提‘對社會的科學管理’這一術語。它因為被我們視為過于意識形態化，長期一直羞于提及。現在，我們不得不同意斯大林有關‘干部決定一切’的觀點。”干部決定一切，從實質上回答了人決定體制機制這一命題。應該說，這實質上也是俄羅斯學者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的新認識。

 

第五，對西方提出并否定的“斯大林模式”進行分析。蘇聯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其中包括不斷與時俱進的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蘇聯的實踐。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是符合蘇聯實際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西方的一些學者和政治家卻把這一制度稱之為與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殘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他們不僅把列寧、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都稱之為所謂最殘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他們在分析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根本原因時，對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直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的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導致國家混亂、民族分裂的嚴重錯誤不置一詞，卻把這一罪過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寧和斯大林身上。1998年，戈爾巴喬夫在總結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時，就明確歸結為“在于所選擇的那個‘模式’……這是布爾什維克還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個主要錯誤。”還應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不僅明確地使用了“模式”這個提法，而且也明確地把矛頭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寧時期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這就為我們判斷他們所說的“斯大林模式”實質上決不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黨和中國黨從未采用“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英國學者休·塞頓-沃森于1953年較早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詞，使用“模式”一詞來說明社會主義是西方的習慣用語。蘇聯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的1987年才開始出現“社會主義模式”這種說法的。可以說，“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時，便被加上“極權、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實質上已被巧妙地納入西方企圖消滅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整體戰略之中。因此，我們不贊成“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因為這一不小心就極容易落入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在本文中，有時也出現這種提法，但這僅僅是為了行文的簡便，并不意味著我們贊同西方的觀點。

 

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張追究所謂僵化的社會主義體制機制（實質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責任，卻不主張追究從赫魯曉夫直到戈爾巴喬夫的個人責任，但在追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責任的同時，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個人責任。他們在追究斯大林個人責任時，又往往集中在20世紀30年代兩件大事上：一是斯大林中止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行農業集體化；二是肅反擴大化。有文章說：“全盤集體化極大地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30年代大鎮壓動搖了蘇聯執政的基礎。斯大林對此要負主要責任。因為這兩大運動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體討論的情況下就發出方針性的指令的。”我們認為，這兩個觀點值得商榷。

 

按照列寧的設想，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國家本想用最適合當時俄國國情的方法，盡可能逐步地過渡到新的社會經濟關系，但是俄國資產階級不同意做任何讓步，不接受國家調節生產和監督生產，并很快發動了威脅蘇維埃政權本身存在的殘酷的國內戰爭。外國帝國主義干涉者也與俄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企圖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列寧說，資產階級只要“還有一線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戰爭來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他們就不可能也不應當接受蘇維埃政權為了用比較漸進的辦法過渡到新制度而對他們作出的局部性讓步”。因此，“資本家階級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們進行殊死的無情的斗爭，因而我們對舊關系的破壞比原來設想的要徹底得多”。因此，蘇維埃國家不得不實行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所特有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些政策，完全符合當時與國外干涉者和白衛軍作斗爭的實際，有力地維護了當時的蘇維埃政權。國外干涉者和白衛軍在反抗和撤退中，肆意破壞工廠、礦井、鐵路運輸、農具和農業建筑物，還趕走了牲畜，運走了糧食等。到1921年春，俄國內經濟和政治形勢更加困難。農民對余糧收集制十分不滿，軍隊中也發生了喀瑯施塔得叛亂。在此情勢下，列寧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思考和探索，他在深刻總結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是一次偉大的革命實踐和探索，也是一次偉大的理論創新。這對于發展生產力、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具有普遍借鑒意義。

 

列寧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進入社會主義的一個入口，向社會主義過渡需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迂回道路”。新經濟政策實質上就是從俄國小農占優勢出發，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和掌握大工業的前提下，向社會主義的迂回過渡，包括通過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實現這種過渡，其目的是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進社會主義建設。

 

列寧指出，為了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必須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他強調，實行新經濟政策，無產階級要牢牢掌握政權，不僅要而且一定能夠防范和克服資本主義的消極影響，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

 

因此，要認清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應當把握好以下幾點。一是1921年，俄共（布）開始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恢復自由貿易，實行租讓制、租賃制等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政策，這是俄共（布）從實際出發，對在當時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探索。十分重要的是，這對落后國家的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后建設社會主義應該說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二是新經濟政策是為了進攻的退卻。列寧明確指出：“我們現在退卻，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先后退幾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因此，實行新經濟政策，決不是放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目標，也不是主張無止境地退卻。三是新經濟政策是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的政策，不能是利用資本主義來搞垮社會主義的政策，它是無產階級堅定的階級政策，而決不是實行階級調和、取消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政策。列寧指出：“作為新經濟政策要素之一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工人階級有意識準許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種資本主義。”四是實行新經濟政策，必須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國家按照人民的意志來行動，也就是說必須把握好方向，只有道路走得正，才能達到勝利的彼岸。他提出的對策是：“退卻要有秩序，要準確規定退卻的限度，不要驚慌失措，這是最主要的事情。”“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情況，如小型商業企業的發展、國營企業的出租等，都意味著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看不到這一點，那就是完全喪失了清醒的頭腦。不言而喻，資本主義關系的加強，其本身就是危險性的增強。” “這就要求我們聚精會神、全力以赴，這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學會用正確方法來克服這種危險的必要性。”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過程，是列寧對社會主義不斷進行探索和重新認識的過程。他依據新的實踐不斷檢驗、糾正已有的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對社會主義有了嶄新的理解。這些新探索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認識，形成了列寧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構想的整體框架，從而為其他落后國家開辟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提供先行的探索和有益的啟示。鄧小平對列寧時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給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因此，完全可以說，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有可能是經濟比較落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消除了外部強大敵人武力直接威脅之后所應該采取的普遍性政策。筆者認為，鄧小平所說“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正是從這個更為廣闊的空間與視野上所說的。

 

蘇聯在當時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內和國際的形勢，特別是帝國主義強國入侵的危險，要求蘇聯盡快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化，加強經濟和國防實力。但就在此時，第一，蘇聯工農生產比例失衡。到1927年年底，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已經超過戰前水平。其中由于國家工業化的推進，到1927年底，國有大工業產值當年增加18%，占全部工業產值的86%。雖然整個農業的總產值也超過了戰前，但從總體上說，農業產值增加緩慢，當年僅增加4.1%。農業的主要部門糧食生產在1926—1927經濟年度的總產值只等于1913年的95%。第二，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使得農業商品率很低。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大地主經濟被消滅和富農經濟被縮小，小的中農戶和貧農戶由一戰前的1700萬戶迅速增加到1927年的2400萬戶。這些農戶生產的糧食由戰前的25億普特增加到40億普特，生活也明顯好轉，但他們運出農村的商品糧卻只有11.1%。在一戰前全國農村提供的商品糧占糧食總產量的26%，而在1926—1927年度只占13.3%。《蘇聯共產黨歷史》，第438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三，富農對糧食采購的破壞。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實現經濟恢復的幾年內，富農在經濟上壯大了，手中囤積了大批余糧，但他們拒絕按國家的固定價格出賣，進而進行“糧食罷工”，想以此引起蘇聯的國民經濟危機。第四，蘇聯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和工人人數的增加也迫切要求商品糧供給的增加。此形勢迫切要求蘇聯農業實現集體化。

 

蘇聯農業集體化是由列寧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聯共（布）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做出的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決不是斯大林未經政治局討論而做出的個人指令。在聯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關于集體化問題的報告。蘇聯的權威著作《蘇聯通史》是這樣記載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作為農業集體化的代表大會載入史冊。”這次代表大會認為：“廣泛開展集體農莊建設是刻不容緩的”；但同時堅決指出：“農民走集體農莊的道路必須以勞動農民自愿為原則”。

 

1930年后，集體農莊運動進入了“全盤集體化”階段，這一重大決策也是聯共（布）領導集體決定的。這一運動是在1929年爆發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一大背景下開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引發其經濟的極度蕭條，同時也給社會主義的蘇聯帶來引進各種技術和設備等難得機會。蘇聯工業產值每年平均增長20%左右。工業的高速發展，要求農業發展與之相適應。1930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集體通過了《關于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的決議。決議要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基本上完成集體化，但也慎重地考慮了各個邊區、州和民族共和國的不同條件和農民對集體化的不同的準備程度，要求在有條件的發達的主要產糧區比如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中游區、伏爾加河下游區預定在1931年春季大體完成集體化。在其他不發達的產糧區，比如烏克蘭、中部黑土地區、西伯利亞、烏拉爾、哈薩克斯坦，預定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體化。在其余各個邊區和省、民族共和國，由于當地經濟和社會政治情況的特點，預定在五年計劃結束時即1933年基本上完成集體化。這個決定還十分嚴肅地提醒：要“反對任何用從上面‘發號施令’的辦法來領導集體農莊運動的做法”。但決議還在剛剛貫徹時，黨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政策即遭到一些人其中包括原先不贊成集體化的人的歪曲。蘇聯農業政策上的失誤，加上有人的歪曲和群眾的誤解，大量牲畜被宰殺，勞動力人口逃亡，從而造成生產力的破壞。1930年2月底，蘇共中央采取多項措施立即糾正集體化過程中的過火行為和其他錯誤。中央還決定，《真理報》1930年3月2日發表斯大林寫的《勝利沖昏頭腦》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既首先肯定了“蘇維埃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獲得了重大勝利”，又十分嚴厲地批評了集體化過程中放棄“自愿原則”和“各個不同地區的各種不同條件的原則”，“用強力”甚至“已經有人試著用武力威脅的辦法，用不供給暫時不愿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灌溉用水和工業品的威脅辦法”等手段去建立集體農莊的“愚蠢和反動”的作法，提醒“某些同志”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以后，斯大林又在不同場合嚴厲批評上述現象，使農業集體化中的一些錯誤得到一定的糾正。應該說，“集體農莊運動”中確有錯誤，但這是由種種復雜原因造成的。作為黨的最主要領導人的斯大林當然有責任。但全盤否定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成就，把蘇聯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歸結為斯大林一人，并說其中中央的所有有關決定是斯大林個人的“指令”則是很不公道的。

 

有人說，“全盤集體化極大地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這一說法也值得商榷。當然，我們應當也必須承認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相對工業的發展確實落后，但同時也應看到以下兩點。一是這是當時形勢所迫。這正如俄羅斯科學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賓教授所說：“俄羅斯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決定性的階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執政時期。斯大林體制確實具有嚴酷性，其嚴酷的程度甚至比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也毫不遜色。但只有這樣才能集中掌握對于建設工業基礎必需的資源，并奠定了蘇聯工業體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在這里，舒賓教授在說到“嚴酷”時，并沒有具體區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與蘇聯農業集體化時“嚴酷”對象的不同，沒有具體區分“嚴酷”中的必須與失誤。但是，他充分肯定了這種“嚴酷”的必要性。從1925年到1937年的12年間，蘇聯在一個經濟基礎落后的國度里，迅速建立起一整套以重工業為基礎、部門齊全的工業體系，走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上百年才能走過的工業化道路。1937年的蘇聯工業水平由1913年的歐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躍升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到德國法西斯突襲蘇聯的1940年，蘇聯鋼產量為1830萬噸，為1913年的4.5倍；汽油為3100萬噸，為1913年的3.5倍；就是商品谷物，也比1913年多1700萬噸。到戰爭的中后期，蘇軍不僅在士氣上，而且在武器裝備的數量上都占據絕對優勢。各種火炮比德軍多2.2倍，坦克多1.8倍，戰斗機多6.8倍，從而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二是也應看到，即使在必須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中和嚴酷的戰爭狀態下，蘇聯的農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沙俄在1913年的谷物產量是48億普特，而蘇聯在1937年已增加到68億普特。二戰之后，蘇聯農業發展一度緩慢，谷物生產停滯不前，既有蘇聯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為工業提供資金的重工輕農的經濟發展方針以及高征購、大剪刀差等農業政策和過于集中、卡得很死的農業計劃制度的原因，同時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農村遭到嚴重破壞這一十分重要的原因。二戰期間，侵略者焚毀了7萬多個村莊，破壞和劫掠了98000個集體農莊、1876個國營農場以及2890個農業機器站，宰殺、奪去和趕到德國去的有700萬匹馬、1700萬頭牛，幾千萬頭豬、綿羊、山羊以及1億多只家禽。“農業中也缺乏人手。在1946年，集體農莊中有勞動能力的人比戰前少29%”，各種農用機械大幅度遭到破壞，拖拉機的生產能力則處于1930年的水平。同樣，蘇聯的工業也遭受極大的破壞。在1945年，消費品生產只有戰前水平的59%。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其中包括農業的任務困難和復雜得難以置信，加上1946年蘇聯主要產糧區都遭受的50年不遇的嚴重旱災，使得蘇聯農業雪上加霜。這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單獨恢復和重建其工農業都是需要幾十年時間，但在1950年的第四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也就是說，僅僅用了五年左右的時間，蘇聯整個工業總產值比二戰前增加了73%，除個別指標外，各項工業指標都達到和超過二戰前水平。盡管農業政策出現各種反復和曲折，但農業集體化水平、農業技術裝備程度比二戰前都大幅度提高，農業電氣化明顯增強，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為85億普特，這不僅遠遠高于沙俄1913年的48億普特，而且超過戰前1937年的68億普特。因此，把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與“極大地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簡單地等同起來也是不符合事實和沒有說服力的。當然，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訓需要總結。比如，變革和完善生產關系時，決不能忽視以生產力的一定水平為條件，忽視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不能采取強制手段，違背改造農民必須堅持自愿的原則；不能忽視不同地區發展情況，其具體形式應多種多樣，不可過于單一等。

 

20世紀30年代鎮壓破壞蘇聯制度的敵對分子的決策，也是聯共（布）中央的集體決定，不能說是斯大林個人的“指令”。盡管有嚴重錯誤，但肅反本身則是必需的。列寧、斯大林的戰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談話中仍然堅持：“黨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則。” “我對這項政策負責……犯過嚴重錯誤，也有過火行為，但是，整個政策是正確的。政治局全體成員，其中也包括我，對錯誤都有責任。”

 

就肅反擴大化問題而言，這是個悲劇，令人痛心，但肅反本身是必需的。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及蘇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要夸大斯大林時期迫害致死者的數量，如2000萬、2500萬甚至4500—5000萬。但據1954年蘇聯內務部起草的給赫魯曉夫的報告：1921—1941年，因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有64萬多人。據1990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數據，1930—1950年間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為377萬多人，其中被處決的為78萬多人。根據葉利欽后來簽署的《為政治鎮壓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間被鎮壓的人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能平反。

 

稍有尊重歷史的態度的人，都會承認斯大林時期的巨大成就。對于斯大林時期出現的問題也要歷史地看。就蘇聯的工業化、集體化而言，它是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包圍、沒有任何外援的條件下啟動的。統計資料表明，1937年的工業產值已經相當于1933年的2.2倍，相當于1913年的5.9倍。通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蘇聯一躍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工業化國家。毋庸諱言，工業化過程中也出現了過分剝奪農民、對富農曾采取過火政策等嚴重損害他們利益的問題。這些代價換來的是，蘇聯打敗了法西斯、社會主義政權得到鞏固的巨大成就。當然，快速工業化的急迫性，帶來了當時有些政策的強制性。

 

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之人，斯大林也是這樣。斯大林犯過特別是后期犯過某些嚴重錯誤，如個人專斷的工作方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蘇聯黨的生活中和國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在肅反工作中，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另一方面也冤枉了不少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我們也應看到，斯大林的錯誤雖然對蘇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更加主要的是：他領導蘇聯實現了工業化、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并為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不僅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且也說明了他畢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錯誤與他的成績相比較，只居于第二位。總之，要把那個時期的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考察。辯證地對待和分析斯大林時期和斯大林體制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既不能忽視問題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盤否定。因為存在一些具體問題就全盤否定那個時期的偉大實踐，這必然在客觀上給敵對勢力反共反社會主義制造借口，這是令仇者快、親者痛的事。

 

筆者曾與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作了幾次深談。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對筆者說：“把蘇聯送入停尸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災難為慘痛代價，成為耶穌，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是蘇共黨員，現在仍保留著黨證。但蘇共垮臺時，我也是抱著歡迎的態度。10多年來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我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常懷負疚、負債、負罪之感。”

 

2002年，筆者在俄羅斯訪問并與俄各界人士交談時，其中出了這么一個題目：“以對國家或民族的貢獻為根本標準，如果滿分為十分，你分別為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各打多少分？”筆者共訪問29位人士，其中有州長、市長、大學校長、醫生、企業電工和會計、飯店保安等，從訪談的結果看，絕大多數對列寧和斯大林有極高的評價，而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評價較低甚至極低，有的甚至說“應處以極刑”。

 

2009年12月，正當俄羅斯各界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之時，美國《時代》周刊報道：“斯大林在俄羅斯復活的高支持率。”俄羅斯公共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54%的俄羅斯人高度評價斯大林的領袖素質，而那些認為自己之前對斯大林的評價是“錯誤的”的人數比例則上升至35%。

 

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曾說過：“我知道，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可以這么說，現在，這一歷史的風已經起于青萍之末，今后一些年必將拂掠于青萍之上。

 

二、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

和方法分析蘇聯劇變的原因及教訓

 

什么是歷史？歷史由時間與空間組成，是相對于現在的過去式時空的存在。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們所讀的叫作“歷史”的課本或書籍，僅僅是歷史中特定人物的記憶或記錄或認識。這些記憶或記錄或認識是不是歷史的本來面貌，揭示的是不是歷史的本質和規律，需要認真地分析與甄別。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就指出：“資產階級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于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1889年10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指出：“要知道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因此，要獲得對撲朔迷離的現象的本質認識，就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做具體的辨析。

 

一是一定要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來研究。從本質上說，由于每個社會各個方面的人士所處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不同，他們會對同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結論。在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群體存在的社會里，對顯而易見的最基礎性的社會問題，常常會有完全不同的對立看法。在人民大眾看來完全是復辟和劇變的事件，也會被另一些人稱作“革命”或“獲得自由”。列寧曾引用這樣一句格言：“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因此，在人類實現大同以前，由于人們的認識不同，特別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的結論，總會有不同的陳述甚至激烈的爭論，不要企求也決不會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沒有完全的統一定論，就不存在一個真理性的正確的結論呢？不會的，那種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論和折中主義在歷史的長河里是站不住腳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產黨人包括黨員學者始終不變的價值觀。因此，我們只能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來研究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場特別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相對立的立場上來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場特別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相對立的立場上來研究，就不可能得出與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結論來。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讀，本質上都直接或間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場。

 

二是一定要用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判斷。我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里所說的實踐的前面省略了“社會”兩個字。這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實踐決不是個別人、個別政治集團或社會集團在短時間內的實踐。這里所說的實踐，其主體是指億萬人民群眾，其時間是指一定的歷史跨度。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始終不變的真理觀。有人總是說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蘇聯的體制，讓我們來看看實踐中的事實，就不難做出正確的結論。大家都知道，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始建于20世紀20年代末期，從那時起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內，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們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數據，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后，蘇聯就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西方有個統計，20世紀30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90%。二戰開始后，這些產品全部由蘇聯自己生產，這反映了蘇聯工業和技術的進步。當然，這也不等于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缺點和問題。實踐在繼續，認識也在繼續。再經過若干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我們有更加充足的信心，會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在莫斯科我國駐俄羅斯使館，筆者與俄國歷史學家羅·亞·麥德維杰夫整整談了五個多小時。他說：“2001年9月11日，是赫魯曉夫去世30周年。為了解人們對赫魯曉夫的感情和評價，一大早我就趕到新圣母公墓赫魯曉夫的墓地。我從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來祭奠，但全是赫的親屬，其他外人沒有一個。這能反映現在俄羅斯的人們對赫魯曉夫的評價。而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都有人紀念。”筆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會實踐是公道的。

 

三是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馬克思主義認為，現象是本質的外部表現，本質是現象的內部聯系。有時候現象徹底地反映本質，有時候現象部分地反映本質，有時候現象則徹底地掩飾本質。因此，我們要認清事物的性質，僅憑直覺和感性認識不行，必須透過現象，上升到理性思維，這樣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與規律。馬克思在論述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時說：“1848—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每一個較為重要的章節，都冠有一個標題：革命的失敗！在這些失敗中滅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余”。同樣，我們可以對1991年前后蘇東劇變得出以下結論：1.失敗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失敗的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另一種教條主義；2.失敗的不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失敗的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社會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亦可說失敗的是社會民主主義；3.失敗的不是真正和原來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蘇聯共產黨，而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的，從本質說已經完全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來說，其在理論上的錯誤，主要是僵化、教條。但對自赫魯曉夫始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來說，從形式和表面看，雖然也有不少僵化與教條的東西，但其本質已經開始并逐漸乃至最終的完全改變。

 

當然，戈爾巴喬夫也曾號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可以回顧歷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世界各國有數十個集團和派別都以“社會主義”自詡，然而歷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甚至在更少的時間內，很快就揭露了他們的原形。對戈爾巴喬夫原形的揭露，則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內。判斷任何人、任何政黨的實質，不是看他們自己給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們自己給自己取的響亮的名字，而是看他們的行為怎樣，看他們在實際上宣傳的是什么。僵化、教條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以說，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因此，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其中包括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的失敗。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上臺起，蘇聯共產黨已經開始逐漸變質。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后期，盡管當時黨的上層仍有雷日科夫、利加喬夫等一批竭力反對戈爾巴喬夫集團的領導人，下層也有很多要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普通黨員，但從整體和本質上說，此時的蘇共已經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此時的蘇共，亦非彼時的蘇共了。所以，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蘇共垮臺，亦不是原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蘇共垮臺了，而是已經蛻變為社會民主黨亦即資產階級政黨的垮臺。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開始脫離、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蘇共垮臺，是值得慶幸的大好事。它以這一血的教訓告訴世人，對于任何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來說，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脫離、背離、背叛不得。這個自赫魯曉夫始開始脫離、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蛻化變質的“蘇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這樣的主義、政黨不及時失敗、垮掉，蘇聯人民可能會進一步延長自己的陣痛。要深入研究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就必須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社會主義和真假共產黨這樣一些基本概念。只有這樣，才能有助于我們抓住問題的本質。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決定事物性質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表象地認識事物，若如是，則會像盲人摸象一樣，各執一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有多種原因，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類：一是外因，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變”和對其軍事威脅與爭霸；二是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端；三是自赫魯曉夫始對馬克思主義和人民群眾的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的最終背叛。以上三類原因中，第三類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且是決定事物性質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在分析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時，抓住了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五是一定要正確認識因果關系，不要倒因為果，也不能倒果為因。1.任何結果都是有原因的，沒有無原因的結果。現象的因果聯系是客觀的、普遍的。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的唯心論、不可知論以及無所作為的思想，都是不對的。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中，一個重大事件的產生，往往是多種原因所形成的結果。2.原因和結果的聯系，不僅是客觀的，而且是辯證的。原因與結果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原因與結果，首先表現為他們的對立性、排斥性。比如，蘇共這個執政黨黨內出了問題，是這個原因引起了蘇聯的經濟沒有搞好、民族矛盾沖突、對美爭霸等等。而決不能倒果為因或倒因為果，說是由于經濟沒搞好等而導致黨內出了問題。其次，原因與結果又表現為他們的統一性。他們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比如，事物具備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條件，就必然產生一定的結果。1991年前后蘇聯所收獲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劇變“風暴”，正是蘇共20大播下的全盤否定斯大林之風并不斷發展的結果。蘇聯黨內特權階層的出現，既是蘇共20大赫魯曉夫集團開始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的結果，又是人民群眾對蘇共進一步喪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終從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錯誤路線和政策的原因。

 

六是一定要把對事物的認識最終上升到理論，上升到對事物規律性的認識。蘇東劇變的重大事實，迫使我們必須對其歷史做一番新的研究，這就需要在理論方面做許多工作。因為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找到正確的答案。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從一定意義上講，可以看到這樣一條明顯的脈絡：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出在蘇聯共產黨黨內，黨內存在的問題中，理論上的問題是發端。理論上出現問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黨的主要領導人的理論素養，理論素養的低下則必然導致其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動搖。綜觀蘇共歷史，列寧是堅定、清醒而又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時期黨的理論出現過問題，但所出的問題仍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到赫魯曉夫時期，黨的理論開始發生質的變化；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逐步完成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脫離、背離、背叛，所以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蘇共垮臺。

 

筆者曾與美國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交談，向他請教蘇聯解體的原因。他說：“蘇聯解體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筆者不解。他又解釋說：“試想，保羅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將是什么模樣？！”應該說，他講得很有道理。

 

說蘇聯演變的發端來自蘇共黨內的理論，這是不是說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該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找呢？不是。馬克思主義明確告訴我們：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這里就有三點分外值得注意。一是蘇聯社會主義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舊俄國基礎上孕育、突變而來。舊俄國遺傳給蘇俄一定的生產力、資金和特定社會環境，從而規定其一定的發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質。比如，無法跨越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以及贖買一些人的專長所必須實行的高額工資等等。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大的生產方式、生產體系的沖擊和影響。在戰爭年代，人們憑著堅定的信念，支持著頑強的奮斗。在和平時期，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主動與被動打交道的過程中，盡管從綜合國力上蘇聯與美國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謂的社會精英，產生對西方世界少數人占有社會絕大部分財富的深深“愛慕”之情。三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強大的物質財富即金錢的沖擊。馬克思所說：“剌刀尖碰上了尖銳的‘經濟’問題會變得象軟綿綿的燈芯一樣。”恩格斯明確做出這樣的判斷：“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于金錢”。早在1918年12月，列寧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美國威爾遜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個俄國、整個印度以至整個世界都買下來。”列寧還指出，收買就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1920年，列寧又指出：“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劃分出極少數特別富強的國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計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這種大量的超額利潤（因為它是在資本家從‘自己’國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之外得來的）可以用來收買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即‘工人貴族’階層”，“現在則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這個現象的經濟根源，如果不充分認識這個現象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那么，在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即將到來的社會革命的實踐任務方面，就會一步也不能前進。”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這些論述令人深思。西方強國不僅用美元收買本國的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而且更加注重收買其他國家的“關鍵人物”，收買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據戈爾巴喬夫助手博爾金回憶，戈在上臺后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戶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萬美元。2003年9月20日，筆者在莫斯科與歷史學家、政論家羅·亞·麥德維杰夫交談時，他說：“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個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錢。我的一本厚書，在英國出版，得了兩千英鎊稿酬；在美國出版，得了一萬美元。據我所知，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薄薄一本小書，在美國出版，卻得了三百萬美元的稿酬。葉利欽的第一本書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萬馬克；在英國出版，得了十萬英鎊。”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美元對蘇聯特殊階層的賄賂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買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徹底背叛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原動力之一；“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在蘇共黨內的出現，也是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收買的結果。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講，“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是靠出賣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非分占有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勞動的。以上三點，可以說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尤其是蘇共執政黨內產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經濟根源。經過理論的剖析，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史，同樣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史。

 

三、從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中我們應當汲取的經驗教訓

 

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突出的事件。總結和分析這一最大的悲劇事件，起碼我們應該汲取以下經驗教訓。

 

第一，必須堅持高度重視黨的思想理論工作，正確及時地反對各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理論非常重要。理論正確，黨就堅強，政策就正確，思想就統一，經濟就發展，社會就穩定。反之，黨便渙散，政策便失誤，思想便混亂，經濟便停滯甚至倒退，社會便動蕩。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從另一角度來說，錯誤的理論必然產生錯誤的行動。正確理論是革命的先導，錯誤理論是垮臺滅亡的先導。重視理論的根本體現，就在于勇于、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的實際和時代的發展相結合，在不斷出現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的情勢中始終把握正確的方向。這就需要及時正確地反對各種教條主義。僅僅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詞句，不管具體情況和條件的變化去生搬硬套，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東教條”；借口所謂情況和條件的變化，否定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卻把西方的種種理論奉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論去進行“思維”和“創新”，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西教條”；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西方理論都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主張從中國儒學等傳統文化中找出路并以此為指導，我們可以把這稱之為“古教條”。無論是“東教條”“西教條”或是“古教條”，都在我們堅決反對之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還要反對經驗主義，決不能忽視理論。如果以為正確的理論是空洞的沒有實際用處的東西，只有自己積累的實際經驗才可靠，這必然也會或遲或早品嘗到忽視理論的苦果。以上三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不同時候、不同情況下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但在一定時候一定情況下，往往會以一種錯誤傾向為主。我們應根據情況的不斷變化，及時調整我們的相關政策。否則，在反對各種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過程中，就會陷入另一種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窠臼。

 

第二，必須堅持把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誠于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國家和民族的人手里，并始終高度重視培養年齡結構合理的一批又一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因為，人類歷史演進的最終原因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而不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賴以進行的歷史環境也對其產生作用，從而使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此外，每個特定的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沒有這些人物，它也會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列寧和斯大林是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爾巴喬夫這個特定的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于蘇聯，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純粹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但是，必然往往通過偶然開辟道路。這是因為，“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蘇共20大及其以后的社會條件，決定了這個時候不出戈爾巴喬夫，也必然會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現。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斗爭會造就偉大人物；而歷史的逆流，則會推擁出逆動的人物。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是幾十年間蘇共黨內和社會上企圖在蘇聯最終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在蘇共黨內力量的代表。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要最終在蘇聯消滅共產主義的動機，決不是其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所決定的。我們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會自己消除，光明也不會自動到來。兩軍對壘帥坐鎮，從一定意義上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領袖間的較量。資產階級十分重視培養和選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們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更加注重培養和選拔自己事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才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推動歷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經過反復的艱難困苦的斗爭，最終把逆歷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

 

2010年4月底，筆者率代表團訪問俄羅斯。4月28日在俄羅斯國家杜馬與俄羅斯共產黨代表座談。參加座談的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俄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席盧基揚諾夫在談到蘇聯解體過程中蘇共領導層的責任與西方因素時，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18日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對出訪美國休斯敦的一批蘇聯煉油和石化專家的公開演講。此時的撒切爾剛卸任一年多，她曾在大學學過化學專業。撒切爾說：“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主要的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我們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蘇聯憲法在形式上允許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只需憑著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簡單多數）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脫離蘇聯。當然，由于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里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但這一憲法漏洞還是給實施我們的政策留下了未來的可能。”“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一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不過，后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后來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在1991年8·19事件期間，我們也給予了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果然，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與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凱維奇在別洛韋日叢林簽署了關于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這實際上表明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蘇聯在事實上已經解體了，這距撒切爾演講僅有20天。1991年12月25日，蘇聯正式解體，這距撒切爾演講也只有一個月零七天。這又一次說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不僅特別注意培養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特別注意在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養自己的代理人。這也又一次說明了毛澤東同志強調“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遠見和正確，說明鄧小平同志強調“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的遠見和正確，說明了在體制與人的關系上從一定意義上講“關鍵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三，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加強黨內監督。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那段著名的談話值得我們永遠銘記。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關于人人負起責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人人負起責來則是達到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徑，舍此別無他途。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事業唯其艱難，就是真正讓人人負起責來的艱難。全體黨員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黨章規定的直接或通過代表間接地處理黨內所有事務，其中包括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權利。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要講真話、實話、心里話。這就是要保障黨員能夠按照正常的組織程序，充分發表不同意見。黨內對任何問題的討論，應該是平等的、自由的。只要是從黨的利益和工作出發，就要允許充分發表意見，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而在黨內真正形成敢說真話、暢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黨內團結，有利于行動的高度一致。那種壓制不同意見、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時時依靠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價值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億萬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我們始終不變的真理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動力觀。我們是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有機統一論者，是價值觀、真理觀和動力觀的有機統一論者。立場、觀點、方法，價值觀、真理觀、動力觀，全部有機統一到人民群眾這一主體上。我們深知，離開群眾，任何人、任何集團和政黨，必然一無所成。群眾中的個體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匯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對于各種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歪風邪氣和錯誤潮流，群眾在一定條件下、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無能為力，顯得風平浪靜，但在特定條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永遠站立在人民這塊大地上，我們才能永久成為力大無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并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他們所闡發的關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原理，我們必須堅持和遵循，而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物質是運動的，情況是經常發生變化的。我們必須不斷解放思想，及時進行改革，采取新的舉措，以不斷適應新的發展變化著的新形勢。世界上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優秀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各種特有資源，這都需要我們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氣派，進行學習借鑒和引進；與此同時，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也十分需要被介紹到世界上，并用我們的各種資源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互通有無、互利合作。這就需要我們長期堅持開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任何國家關起門來搞建設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堅持改革開放應是我們長期堅持不變的強國戰略。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改革開放有一個根本的前提，這就是方向道路的問題。我們的改革開放，都必須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鞏固與自我完善，必須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有利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獨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得來的國家獨立自主的權利；否則，就會如鄧小平所說，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六，必須堅持高度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陰謀。從一定意義上講，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就是要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的關系。這里所講的，不僅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指戰爭與和平各自獨立形態時內部的相互關系。巴黎公社革命揭開了全人類解放事業的新篇章，但由于無產階級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沒有處理好戰爭問題，結果慘烈地失敗。無產階級深刻地汲取了這一教訓，此后，社會主義的蘇聯取得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社會主義中國和朝鮮、越南又先后取得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勝利。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無產階級在處理戰爭問題時，由于人民群眾和正義的強大力量，往往比較得心應手；但在處理和平問題時，即在對付資產階級的和平演變問題時，卻往往缺乏經驗，結果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樣重大悲劇的出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前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于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二戰結束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喬治·凱南和前國務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美國當局重視不夠。美國在經歷主要運用“硬實力”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之后，便進一步知曉“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的重要性。這一轉折發生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屆總統。此時的美國在世界上30個國家駐軍100萬，對全世界近100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特別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戰爭，使其財政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從而不堪重負。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職演說中說：“經過一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時代”；“歷史所能賜予我們的最大榮譽，莫過于和平締造者這一稱號”，“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一場和平競賽”。此后的美國歷屆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其“軟實力”的運用，這才有煌煌蘇聯的解體與龐大蘇共的垮臺。從此，美國各屆政府與其他各國特別是大國、強國打交道時，便更加重視“軟實力”的運用。

 

我們應當清醒認識，西強我弱局面有可能較長時期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將長期并存，有合作、有競爭，同時有激烈的較量。兩種制度的根本戰略目標不可能共贏。因此，我們在高度警惕西方對我運用“硬實力”的同時，更應高度警惕對我運用西化、分化的“軟實力”“巧實力”。我們還應特別注意到，在新的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軟實力”中“金融操縱”“非政府組織滲透”“信息干擾”等新武器的新作用。(注釋略)

 

作者：李慎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北京市，100732）

來源：《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