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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已水落石出。蘇聯崩潰，基本上是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演變國家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推動經濟基礎質變，最終改旗易幟的“二人轉”杰作，葉利欽不過是收尸者。

1999年，正當前蘇聯人在浩劫中哀號時，前蘇聯末代意識形態主管雅科夫列夫，在其《一杯苦酒》序中致中國讀者，這位年近八旬老者，雖有自嘲，卻無法圓說由自己出謀劃策的改革方案，在人類愚蠢中登峰造極的結果：不戰而敗，讓一個超級大國淪為乞丐。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人已將蘇聯二十多年的修正主義演變，批得體無完膚。毛澤東同志指出：

【“蘇聯這個社會，出了一層高薪分子，赫魯曉夫反映的是這些人的思想”。[1]】

并由此進行了反修防變預演。與中國不同，雅氏炮制，戈氏操作的“新思維”改革，是在修正主義特權化、人民離心離德的土壤上，可以迅速完成蛻變的臨門一腳，其核心，即雅氏《一杯苦酒》的首句：布爾什維主義死亡。由此，踏上了一個偉大民族驚心動魄的趨近死亡歷程。什么叫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回顧之，有兩個節點令中國人心驚肉跳：

1 ，1986年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27大提出雅氏起草的“新思維改革”，強調社會主義生產實踐是檢驗改革的唯一標準；

2，1990年10月1日實行的500天綱要（亦稱休克療法）大力私有化，把外國人持股不能超過49%擴大到100%。

此時，距蘇聯解體已不足兩年。

經過四年“新思維”改革，蘇修雪上加霜，堅定地擁抱社會民主黨思潮，他們口頭上“聯合”，實際上背叛廣大工農群眾，把反映工農大眾利益主張的人看作“左傾激進分子”或保守勢力。組織解體之前，蘇共首先是意識形態上的借尸還魂和碎片化。

《參考消息》1990年2月16日登載了一則消息：

【[本報莫斯科1月26日電]莫斯科高級黨校教師根據黨內所持不同觀點，認為蘇共內部存在8種流派。】

1， 自由主義者  他們自命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其綱領是：混合經濟、議會制的法制國家，瑞典或奧地利模式。其社會基礎是知識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贊成成立由社會精華組成的黨，同時準備與工人運動的進步側翼聯合。

2， 社會主義者  他們贊成在黨或與蘇共激進派結合的非布爾什維克型政黨領導下與廣大工人、知識分子和左翼平民黨運動結成聯盟。他們的方針是：取消上級任命的職位表，混合經濟、合作制、自治、特別強調市政自治的和生態的社會主義問題。

3， 馬列主義的革新派側翼  這種派別觀點的基礎是新經濟政策，同時他們把社會主義看作是文明的合作社工作人員的制度。其最重要的意向是完成蘇共的民主化，使黨的機關置于基層組織和經選舉產生的機構的監督之下，同時保證革新后的蘇聯共產覺在政治舞臺上的主導作用。

4， 為使蘇共重新成為先鋒型工人政黨而斗爭的斗士  他們不相信知識分子，最多把知識分子當作出主意的謀士。他們反對合作社和租賃制，贊成將企業的所有權交給企業集體。

5， 勞動人民聯合陣線  反對復辟資本主義，認為廣泛推廣租賃制和市場關系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贊成用生產原則代替地區原則來選舉蘇維埃，認為這樣可增加工人和農民在人民代表中的比重。

6、7，“俄羅斯愛國陣線” 、“統一”以及其他保守分子的組織  這些組織的觀點與“左傾激進分子”和“自由主義者”相對立。

8，沉默的大多數……。

由以上看出，蘇共從病入膏肓到彌留、死亡之際，意識形態的四分五裂有幾個特點：

1， 無一不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以鄙視階級斗爭，將無產階級專政視為“極權”的社會民主黨藥方，試圖解決長期嚴重存在的特權官僚主義，亦即西方馬克思主義占了上風。

2， 各種思想必然提出各自的經濟主張：混合經濟，再到全面私有化，是演變的主流。當然，無一不是打著富強蘇聯，政治正確的旗號。

3，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主張是微弱的，奄奄一息。且被看作保守守舊。

4， 由于蘇共長期脫離人民，各派都缺乏群眾基礎。

雷日科夫在蘇聯前部長會議主席任上，親歷了蘇聯解體的全過程。他回憶到“新思維”的自由化、“生產實踐唯一標準”到全面私有化演變時的思想分歧。

雷日科夫認為：

【“我們認為，在國家手中保持 50%—60%的所有權比較合理——這主要是指在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以及國防工業部門的企業。其余的 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個體形式……。

與這種觀點相對立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一群政治家們的觀點，他們一心為私有制唱贊歌，堅持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國家的所有社會經濟問題。”[2]】

接下來，全人類都看到了一場悲劇。

在“新思維”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戈、雅氏拱手相讓，境外資本或代理人接管了輿論環境，新自由主義資本理念之“無形之手”，成了蘇聯全黨全國的“無形指揮棒”。這場“產權清晰”，“人人平等”的改革，以新老資本家最終花費不到1千萬美元，“買”進十萬億舊盧布的前蘇聯國民經濟，前蘇聯人民壽命縮短10余歲而結束。歷史上演了一幕罕見的民族浩劫。

蘇聯解體說明，當今社資關系，無論科學社會主義在哪個階段，無論它多么弱小，無論它蹣跚學步多么踉踉蹌蹌，它的每一步成長，在外部，都是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新自由主義扼喉之戰的結果；在內部，都是和脫離最廣大人民群眾、主客觀分離的各種錯誤進行斗爭的結果。

蘇中兩國，都起步于落后農業大國，兩國對成熟的資本主義并不熟悉。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在吸收現代資本主義一切先進成果中，由于深厚的封建傳統，公仆容易變為主人，也容易對資本的公平、自由和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盲目期待，盡管中國人民歷史上是以領教鴉片貿易的“市場公平”走入近代的。在新的時期，人民對特權專制的反彈，也渴望感受“產權清晰”的“人人平等”，這是新自由主義在蘇中兩國泛濫的原因。

早在25年前，前蘇聯總統顧問，院士亞列明在1995年說，

【現在俄羅斯國企占30%，私企占70%。農村還是集體農莊，不過名稱變成公司了。我最近訪問了一趟中國。中國的國企比重越來越小。你們說俄羅斯變成資本主義了。依我看中國的資本主義也要超過社會主義經濟。你們有什么辦法保證中國不變成資本主義呢？[3]】

2020年1月8日，習近平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必須以正視問題的勇氣和刀刃向內的自覺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他說，

【“注重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是我們黨的鮮明特色和光榮傳統。毛澤東同志曾說過：‘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共產黨人的初心，不僅來自于對人民的樸素感情、對真理的執著追求，更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之上。”】

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人類的這段曲折歷史，憑借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正在沉著應對。

2020年1月9日

[1] 《毛澤東年譜》第四卷，238，1959.11.12

[2] 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

[3] 吳易風：《俄羅斯經濟學家談俄羅斯經濟和中國經濟問題（下）》，《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