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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屆四中全會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的十三個顯著優勢：

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優勢。全世界市場經濟有200多個國家，為什么這些優勢只有中國才有？全世界還有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他們相比有哪些優勢和劣勢？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幾個態度。

1，從把握“兩個平衡”出發

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去認識社會主義優勢。從根本上說，這是物質決定精神的要求。社會主義的優勢，屬上層建筑，它是由經濟基礎來決定的。其經濟基礎，就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兩個主體”。由于生產力水平的決定作用，當前階段需要非公經濟為補充，并由此決定還有非勞動要素作為分配補充。

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主體，是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分野，決定社會主義排他性性質的本質特征。補充成分是非本質性的，階段性的。補充成分的歷史意義在于優化和鞏固“兩個主體”，我們不能因為它在一定范圍、一定階段內的存在必要性，而否認其非社會主義性質。忽視其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性和消極性。

2，警惕歷史實踐中的兩種假社會主義

兩個平衡，即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無論任何時候，政經脫節，失去平衡，強調一端，就只能走向假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70多年的歷史表明，有兩種假社會主義。一種是唯生產力論的假社會主義，一種是空頭政治的假社會主義。

1986年2月25日，在雅克夫列夫方案的基礎上，戈爾巴喬夫在蘇共27大提出“新思維改革”，強調社會主義生產實踐是檢驗改革的唯一標準，這種失去政治方向的二元改革論，在經濟遇到挫折時，輕易地轉向摧毀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政治改革，為1990年10月1日全面實施資本主義經濟的500天計劃，最終改旗易幟掃清了障礙。同樣，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兩個主體”被削弱后，所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也不屬于社會主義。個別局部性、階段性極端現象如涼山童工，大火燒死失去行動自由的集體工人等現象，甚至不具備現代資本主義特征。

空頭政治式的假社會主義，它是小生產經濟基礎及其文化的反映。在溫飽生存階段，違背價值規律，一平二調，陷入“左”傾唯意志論的陷阱，違反了“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1]”的歷史唯物史觀，慣于把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因此不能長久，最終失去群眾。這種“左”傾受到毛主席長期一貫的批評，其極端表現是文革中無政府主義動亂。

3，我國的制度優勢是兩種經濟成分對立統一的結果

黨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勞務市場”，到十五大“著重發展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以來，我國社會運行就逐步進入了資本與勞動的軸心。

一方面，傳統的國有經濟改革深化，不斷創新，在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以華為為代表的勞動者個人所有的合作生產，既揚棄私人生產，又實現了勞動要素分配為主，如2015年華為對新增收益，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員工原勞動積累）分配的比例為3:1，也具有公有形式創新的意義。我國公有經濟不斷優化，經濟競爭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受到美國全面戰略遏制和驚恐對抗，同時也有力支撐了黨的領導、全國一盤棋、共同信念、改革創新等優勢的發揮。

另一方面，如吳小暉案體現的權力與商業一體導致的巨額財富迅速集中和階級分化；王珉案、仇和案反映的，由某些地方官員主導的私有化對工人階級的打壓和私有經濟對公眾利益的吞噬；秦嶺別墅案反映的區域黨組織陽奉陰違，保護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私有經濟腐蝕性；商業銀行因核心業務外包等，在2019年近3200項投訴中，70%以上為網上賭博等支付[2]，屬于典型的股東至上、政經分離案例等。這些案例反映了私有經濟對社會主義優勢的制約和顛覆性危害，特別是雇傭勞動制度的普遍化，以及私有經濟帶頭，公有經濟成分參與，在公共服務領域（朝鮮、古巴及中國改革開放前多為免費或接近免費的社會福利領域）中利用市場原則對消費者的盤剝，極大制約了社會主義優勢的發揮。

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實踐，按照毛澤東同志“割資本主義尾巴是要流血的”認識，“價值規律是所偉大學校”等認識，隨著生產力發展，通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實踐認識，如毛主席鼓勵的華西社隊企業，必將調整“一大二公”、“一大二純”的所有制形式，如同生物學遠緣雜交優勢，批判繼承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及其相應的商品經濟元素，使社會主義風生水起。鄧小平同志開啟了這一實踐。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矛盾”是片面的，忽視了階級分化，而毛澤東同志“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才符合客觀。

4，居安思危，用發展的眼光認識優勢

本世紀以來，產能過剩、需求不足；2015年之前的20年間，1%最富有人群的財富快速翻番，貧富分化加劇；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快速擴張，制造業增速呈衰減跡象；這些經濟矛盾符合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

克服這些矛盾，無論西方國家的自我調節，還是社會主義的探索，都需要如《決定》提出的加強和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去實現。在中國，依托“兩個主體”，全國一盤棋，一張藍圖繪到底，在計劃手段和反周期措施上，積累了人無我有、中國獨特的優勢和豐富經驗。《決定》在總結我國治理顯著優勢時，沒有重視這一點，是個缺憾。要警惕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對計劃經濟的妖魔化。

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對國有經濟提出增強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的要求，這是加強“兩個主體”的具體途徑，我們相信，只要夯實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主體的基礎，中國的制度優勢就會越來越明顯，歷史已經，也必將繼續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富強中國。

2019.11.29

[1]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3.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776頁

[2]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在第八屆中國支付清算論壇上的講話，2019.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