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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歷史事實與客觀現實表明：改變中國制度以迎合美國，使美國認為中國是“同類國家”，不僅會使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國，而且會誤導中國走向解體與消亡。中國必須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提升綜合國力，奉行與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走和平發展道路，使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國的發展不是威脅而是機遇。

　　

中國要成為資本主義“同類國家”嗎？

——中國發揮自身制度優勢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魯品越 姚黎明

美國現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有句“名言”：“美國同世界的關系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系，美國想敲打誰就敲打誰。”“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這些話語把美國對世界各國的霸權主義姿態暴露得淋漓盡致。在這樣的霸權主義面前，中國應怎么辦？是改變中國制度以迎合美國，還是堅持中國自己的制度優勢？這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面臨的嚴峻問題。

　　

國內有一種論調：中國要躲過美國“錘子”的“敲打”，就應想方設法使美國認為中國是“同類國家”，進而提出使美國認為中國是其“同類國家”的途徑，即從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制度等各方面把中國塑造成與美國相同的國家，把中國向美國“趨同”作為中美關系的基礎。持此觀點的理由是：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美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另類國家，盡管當時的中國很弱，但美國還是認為中國是敵人，是威脅，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美國對中國采取了敵對政策。“同類國家”則不同，即使你強大，也不會輕易被視為威脅。美國為何能在20世紀初和平崛起？英國為何沒有試圖遏制美國崛起或跟它打一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英國看來美國是“同類國家”。這種觀念一定程度的流行，導致有些人認為，為了不讓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其的威脅，躲過美國“錘子”對中國的“敲打”，中國應當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放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放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努力使美國認為中國是“同類國家”。

　　

對于這一論調，我們不得不發問：“同類國家”的強大，就不會被認為是威脅嗎？中國如果努力成為美國眼中的“同類國家”，將會發生怎樣的后果？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應當發展怎樣的對外關系，特別是對美關系？

　　

對歷史事實與客觀現實實事求是的分析表明：這種“同類國家論”乃是禍國之論、亡國之音，不僅會使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國，而且還必然會使中國走向解體與消亡。中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堅定不移地發揮自身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建立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系。

 

一、使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同類國家”是亡國之路

 

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底是否值得我們學習？這是價值判斷，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在我們看來，西方發達國家確有值得學習的一面：生產力水平發達，科技創新位居世界前列，具有強大的經濟國防等硬實力，也有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以及科學嚴密的管理制度等。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其本質上的致命缺陷：整個國家被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集團以及它們之間的紛爭所綁架，美國政府長達兩個月的“停擺”就是明證。以獲取剩余價值為唯一目的的壟斷資本必然造成兩極分化，引發各種危機，而為了轉嫁危機，必然嫁禍于他國，最終還是禍害自己，逃不出歷史規律的裁判。

　　

假設我們拋開這個價值判斷于不顧，努力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同類國家”，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能不能逃出美國“錘子”的“敲打”？能不能成為像美國一樣的發達國家？對此我們必須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

　　

（一）資本主義強國會放任“同類國家”崛起嗎？

　　

經濟關系是國際關系的基礎，政治關系與意識形態關系歸根到底由經濟關系所決定。那種認為只要被對方在意識形態上認定為“同類國家”，就會獲得對方的諒解，甚至強國會放任“同類”他國崛起的觀點，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

　　

古語云，“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制度和文化的異同只是各國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唯一目的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對付共同對手時，“同類國家”的概念的確可以成為團結的符號，而當對付共同對手的任務不再緊迫，這種“同類友情”便立刻煙消云散，甚至成為相互廝殺的對手。世界史上此等事實俯拾皆是。

　　

近現代歐洲各國可謂“同類國家”了，可是人類的兩次世界大戰恰恰發生在這些“同類國家”之間。至于說“美國為何能在20世紀初和平崛起？英國為何沒有試圖遏制美國崛起或跟它打一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英國看來美國是同類國家”，純屬“睜眼說瞎話”，完全違背史實。英國為了其霸主地位，與其“同類國家”進行了多次戰爭：英法百年戰爭、對西班牙和荷蘭的海戰等。為了阻止美國建國和崛起，英美爆發了長達8年的戰爭（即美國獨立戰爭）。美國在20世紀崛起，的確沒有發生與英國的戰爭，但這并非由于英國視美國為“同類國家”，而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把英國和歐洲各國炸成廢墟，英國不僅無能力遏制美國，反而必須依靠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進行重建，而且這時它們面臨共同的對手——蘇聯。所以，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絕不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英國看來美國是同類國家”，而是資本主義世界國際競爭的必然結果。

　　

美蘇冷戰的意識形態沖突背后，實質上是根本的國家權力和利益沖突。作為歐亞大陸中心的東歐，從來都被地緣政治學認為是控制世界的脊梁，西方國家當然不能允許其由蘇聯控制，因此無論是否“同類”，兩者間對抗不可避免。此外，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一旦成功，必然會引導全世界效仿，直接威脅到國際資本統治集團的利益。雙重利益沖突才是冷戰的真正原因。正因如此，蘇聯解體和華約解散后，盡管俄羅斯把自己打造成西方的“同類國家”，然而沖突并未從此消失。北約不但沒有解散，反而趁機東擴，沖突不斷加劇。

　　

就中國本身而論，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舊中國的確曾經效仿英美，努力從社會制度上成為資本主義的“同類國家”。1915年興起的早期新文化運動，中國一大批知識分子曾猛烈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要廢除漢字，主張“全盤西化”，“如此激烈否定傳統、追求全盤西化，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也是極為少見的現象”。然而正當中國部分先進知識分子向往西方社會，以西方啟蒙思想為人類公理，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樣板，向國人進行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啟蒙教育時，卻遭到當頭棒喝：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那些作為啟蒙思想偶像的西方文明國家，并沒有按照他們所宣揚的人類公理，把戰敗國德國占有的山東半島歸還中國，而是搞強權政治，欺凌作為弱國的中國，將山東交由日本并吞，西方文明國家對中國的背叛，激起了以青年學生為先鋒的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五四運動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要學習西方“同類國家”，不但沒有獲得西方強國的同情，反而招來其欺凌。正如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鐵的事實告訴中國人民：中國力圖成為西方的“同類國家”，只會使自己成為被欺凌與瓜分的對象。

　　

想使中國成為美國等資本主義“同類國家”的努力導致中國被欺凌與瓜分，甚至走到了滅亡的邊緣。使中國擺脫這條亡國之路，恰恰是因為中國革命的主流告別了欲使中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同類國家”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發生了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轉折。這是由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必然結果。

　　

（二）歷史規律決定了中國欲成為美國“同類國家”之路必將是亡國之路

　　

國際資本在進行全球擴張時，的確可以允許極少數后發中小國家成長為現代化的“同類國家”，以成為其對付對手的“盟國”，但多數發展中國家卻不可能如此，而只能成為國際資本攫取剩余價值的來源地，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國際資本體系中只能充當霸權主義國家攫取剩余價值的供應地，霸權主義國家絕不允許中國成為像它們一樣的發達國家。因而在資本主義框架內，中國只要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成為其封殺對象。最近發生的美國對華貿易戰與科技戰，就充分暴露了發達國家對華政策的本性：絕不允許中國強大。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為了使中國發展為像他們一樣的強國，而是要給中國的發展套上由他們擺布的“緊箍咒”：就是要使中國成為其“同類國家”，從而能夠用他們確定的關于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等的“國際標準”來制約中國，使中國淪為聽命于他們擺布的附庸，從而成為其盤剝剩余價值的對象。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必然是使中國淪為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因此，在中國建立西方資本主義“同類國家”的道路乃是一條亡國之路，這是由中國作為大國所處的世界歷史環境所決定的。

　　

中國如果力圖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同類國家”，不僅必然導致成為任憑發達國家宰割的附庸國，還可能會進一步分裂解體，走上亡國滅種的不歸路。遵循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為了承擔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重任，中國人民必然要建立與資本主義本質不同的國家——新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成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偉大歷史進程的一部分，這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在當代中國的發展。

　　

（三）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目的決定了中國絕不能迎合美國而成為其“同類國家”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的核心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于2015年出版了《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一書，該書出版后立即獲得美國中央情報局頒發的“杰出貢獻局長獎”，哈佛大學教授稱該書令人“大開眼界”，并且迅速成為美國當局制定對華政策的依據。

　　

此書最引人注目的是：把中國人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稱為與美國競爭世界霸權的“百年馬拉松”，猛烈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在于沒有實現美國希望達到的根本目的。那么，美國對華政策要達到怎樣的根本目的呢？該書列舉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五大錯誤假設”：一是“中美接觸能帶來完全的合作”，由此可見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之一是中國對美國“完全的合作”。所謂“完全的合作”是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完全聽命于美國，也即美國“錘子”打到哪里，中國就跟到哪里。中國必須完全配合美國對外政策：美國要打擊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朝鮮等，中國必須完全聽命于美國，跟在其后面亦步亦趨，從而成為國際事務中美國的附庸，甚至要求中國不惜為此犧牲自己的利益，放棄自己的國際道義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是多么霸道的要求啊！中國能夠不顧國格和自身利益，去迎合美國，滿足這樣無理的要求嗎？二是“中國會走向民主之路”，從而終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所說的“民主之路”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滅亡。書中坦言：他與美國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十分沮喪地看到，中美接觸并沒有能夠動搖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瀕臨消滅，反而有可能繼續存活數十年”，他由此判斷美國對華政策是錯誤的。可見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乃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目的：只要這個目的沒有實現，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錯誤的。可見美國的統治者們把是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權作為其對華政策成功與否的標準。和中國接觸的目的是顛覆中國政權，中國能夠迎合如此包藏禍心的美國政府嗎？三是“中國是脆弱的小花”，“我們被告知，中國有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險——崩潰的可能性極大。然而事實上并未如此，正當我們還在替中國憂心忡忡，它的經濟已經翻了一倍以上”，這使美國當局非常失望和擔心。由此可見，雖然他也曾擔心中國“崩潰”太快會給美國帶來沖擊，但中國沒有崩潰而變得強大，是美國最不愿看到的。可見美國對華政策以中國經濟“脆弱”為目標，希望中國經濟逐漸衰退與崩潰。中國能夠迎合這樣的美國政府嗎？四是“中國期望和美國一樣，而且正如美國一樣”，其含義是：“美國人往往喜歡直截了當的行動”，而“中國人則認為奇襲和詭計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文獻經常凸顯爾虞我詐的角色，以及需要‘智者’，即明智的政治家以看穿詭計，洞悉真相”。這說明美國對華政策的目的是要看穿“中國的詭計”，而這個“詭計”不是別的，正是中國想要走向強大的目標。如此忌憚中國強大的美國，無論你怎樣迎合它，它也會認為你的表現只是“詭計”。中國能夠迎合這樣的美國嗎？五是“中國的鷹派觀點薄弱”，中國對美國的溫和派占上風。白邦瑞知道“中國政府長久以來都以落后國家的姿態出現，它的‘和平崛起’需要協助，中國否認它有實現全球領導或與美國發生沖突的意圖”，但他認為這是假象，中國的那些想要稱霸全球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鷹派）將會占上風，左右中國對美政策。可以說，這是把“稱霸”這樣的帽子扣在中國人頭上，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貫稱霸的美國總是時時刻刻擔心別人稱霸。他們不理解：深受霸權主義危害的中國人民，深知霸權主義是害人害己的東西，怎么可能奉行這樣的主義？

　　

因此，對于這樣的美國政府和美國政客，中國無論怎樣真誠，他們都會疑神疑鬼，他們壓根兒不相信社會主義中國只是在追求自身的和平發展，并且在發展過程中惠及全世界。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之路，發揮制度優勢，讓事實來說話。

 

二、提升綜合國力才是中國對美關系的根本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各國采取的國家制度是各國人民根據本國的需要，解決本國面臨的問題所決定的，而不是要把自己的國家模式強加在他國人民身上。因此，中國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并不要求別國實行與自己同樣的制度，而是尊重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國家形態，發展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友好關系。美國制度是美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中國政府和人民尊重美國人民對自身國家制度的選擇，非常希望建立和平友好的中美關系。中美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不能建立在美國霸權基礎上，而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這正是習近平概括的“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那么，如何建立這一關系呢？首要條件是必須以強大的中國國力為基礎，使美國不得不平等地對待中國，而不是指望中國被美國視為“同類國家”以獲得“恩賜”，放棄自身制度本色。

　　

實力政策是所有國家處理國際關系都無法回避的客觀規律。事實表明，美國對待他國的態度，并非看他國是否與它“同類”，而是看他國的實力以及對美國的重要性。即使是美國的盟國，也并非清一色的“同類國家”，其中包括中東一些實行君主制的國家。美國在中東推行“民主政治”的“阿拉伯之春”，實質上是領導一批與民主制完全異質的君主制國家來推翻世俗國家。因此，發展中美關系必須以中國的實力為基礎。這也是為近現代以來中國外交實踐所證明的真理。

　　

如前所述，中國在20世紀初一直效仿西方國家，要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可是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受到所謂“同類國家”的欺凌與摒棄，原因只有一條：弱國無外交。舊中國一直奉行親美政策，仍然無法避免被美國玩弄的命運。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美國仍向日本供應大量鋼鐵、石油，使鐵礦、石油奇缺的日本能夠大量生產武器侵略中國，雖然美國在口頭上聲稱幫助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直到1940年日本與德國結盟，影響到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時，美國才開始對日本實行鋼鐵、石油的禁運。可見，在外交關系中，所謂“同類國家”實際上根本不起作用，起決定作用是國家實力和從外交關系中得到的利益。

　　

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理所當然地成為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1971年，美國主動派遣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為中美建交探路，努力拉攏中國，并在1979年正式與中國建交。其根本原因不是中國成為美國的“同類國家”，而是新中國發揮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造出了“兩彈一星”，成為世界少數核大國之一。

　　

改革開放后中美關系進入新階段，并非因為中國在向美國“趨同”，要成為美國的“同類國家”。在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反復叮囑：“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之后中美關系的發展恰恰因為中國發揮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制度優勢，經濟發展成就顯著，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否則中國在當代世界的大國地位絕無可能，中美關系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深度。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美關系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美國越來越擔心中國成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挑戰其世界霸主地位。因此，扼制中國發展，使中國永遠處于弱勢地位，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題。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戰略就是用極限施壓和解除制約的利益引誘，迫使中國放棄自身的制度優勢，成為聽命于美國的“同類國家”。在經濟制度上要求中國取消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政府規劃，取消“一帶一路”倡議，限制國有企業發展，解除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禁止中國共產黨在外資企業的組織活動，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土地私有化。進而便會要求中國改變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我們對此務必高度警惕，這從反面提醒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以提升國家實力，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根本。

 

三、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必須發揮中國制度優勢

 

中國非常希望與世界上一切國家建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國際關系，當然也希望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發展友好關系，這就是以“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核心內容的新型大國關系。中國真誠地希望在對美國的友好合作中發展自身的同時，也充分考慮到美國各方的利益，甚至愿意為此作出適當的讓步妥協，減少自己的獲利以讓利于美方，從而達到中美之間合作共贏。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必須發揮中國制度優勢。

　　

（一）當代中國要強大，必須成為與資本主義本質不同的新型社會主義國家

　　

習近平說：“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時期，各種主義和思潮都進行過嘗試，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也都‘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引導中國人民走出了漫漫長夜、建立了新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快速發展起來了。”由此建立的中國，不是朝資本主義“同類國家”的方向走，而是建設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引進了國外資本，同時也實行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些并非向資本主義“趨同”，而是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是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本質表現。習近平指出：“近些年來，國內外有些輿論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資本社會主義’，還有人干脆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中國與美國是本質不同的國家：美國是壟斷資本主宰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美國是霸權國家和戰爭國家，中國是與世界各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平國家。兩者本質如此不同，何以成為“同類國家”？

　　

還有觀點認為，“中國政府推出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就包含了美國一直在推崇的價值理念，像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由此證明中國正向美國看齊，要變成美國的“同類國家”。這些人忘記了我國核心價值觀的“社會主義”本質規定：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與美國政府倡導的由壟斷資本操控下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有本質區別。我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每年發表的《美國的人權紀錄》等文獻旗幟鮮明地指出了美國政府人權的虛偽性，彰顯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美國政府所主張的價值觀的本質不同。

　　

由此可見，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就不可能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同類國家”，而是要建設新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非同類國家，能否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建設性關系呢？當然能，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代世界歷史發展規律。

　　

（二）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優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國力基礎

　　

中國能夠走和平發展道路，能夠勇敢地實行全面開放，根本原因在于具有西方國家所缺乏的制度優勢。

　　

第一，發揮中國的政治制度優勢，建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牢固中國的政治實力，才能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與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受壟斷資本支配和操控的“部分利益黨”不同，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建立了能夠將13億人民組成強大整體力量的政治制度。充分發揮我國的這一政治制度優勢，創造穩定和平統一的大國社會環境，建立明確而具體的國家發展規劃以及高效率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中國所有對外關系的政治保證。在西方各國不斷發生政黨惡斗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的這種制度優勢特別突出。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能屈服于某些國家的壓力，在這種政治制度上有絲毫動搖，就有可能失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各種分裂中國的勢力就會趁機挑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甚至策劃與制造各種極端事件，而這正是某些國家希望對中國“不戰而勝”所要達到的目的。

　　

第二，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創造不斷優化的經濟環境，提升中國經濟實力，才能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公有制為主體是國民經濟穩定的前提，使各種基礎性生產要素價格自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大局，創造了全世界最完備的產業體系，使在國外需要幾個月配置的生產資料在中國幾天就能完成。中國勞動力成本近年來有所提高，這本來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在提高資本運行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居民消費水平，促進產業升級，使我國經濟從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從而為長期可持續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穩定的經濟環境對外資具有特殊的吸引力，為中國外交、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在這一過程中，可能由新產能取代舊產能的空檔期帶來短期GDP減少，但這種減少正是供給側改革需要壓縮的產能所要付出的短期陣痛，是從速度型擴張向高質量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只要我們堅持戰略定力，發揮社會主義大國內部各地區、各行業之間相互協調的優越性，困難總會渡過。

　

第三，發揮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優勢，實施中國特色的產業政策，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掌握關鍵技術與關鍵部門，提升我國生產力水平，才能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國是一個大國，對各種產業需求量巨大，不能依賴他國。因此，中國必須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進行政府指導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避免市場自發力量造成大起大落。尤其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產業，如金融、糧食、國防、通信、材料等部門的核心環節，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只有具有了獨立自主的實力，才能在外部壓力面前挺直腰桿，同時也才能向世界提供豐富的產品。這是建立中美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國關系的生產力基礎。

　　

第四，堅持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文化優勢，大力推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絕非在意識形態上迎合美國，而是遵循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和我國社會發展需要，發展具有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當下西方政治體制遭遇一系列制度性危機，“美國優先”等種族主義右翼思想開始泛濫，美國為了本國利益在全球發動一次次踐踏人權的戰爭，使西方從啟蒙時代就鼓吹的“普世價值”千瘡百孔，正在失去其占據的“道義制高點”。國際意識形態環境正在發生劇烈變化，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意識形態上的表現。在這種歷史環境下，我國務必充分發揮文化優勢，以獲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與認同。24個字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核心是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作為社會發展總方向，遠遠超越以資本為中心、以貨幣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人權。中華傳統文化素有崇尚和平統一的價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包容胸懷、同舟共濟的合作精神，遠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動輒以傷害他人的制裁為手段、以消滅他人的武力相威脅的戰爭文化。而世界人民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正是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偉大思想成果。這一思想成果站在人類道義的制高點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制高點上，必將為我國的外交、特別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奠定堅實的精神基礎。

　　

（三）發揮中國對外關系的制度優勢，創造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全球環境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必須使美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看到，中國的發展不是威脅，而是機遇，從而使美國某些人強加給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中國威脅論”徹底破產。這就要發揮中國對外關系的制度優勢。

　　

一是要發揮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制度優勢。中國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是兩條本質不同的道路。西方現代化是依靠血腥暴力掠奪他國土地和資源，屠殺他國人民，強行在世界各地殖民，為此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和開辟發展空間。即使在今天，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依然不斷發動戰爭，倚仗政治軍事霸權來壟斷全球關鍵資源。而社會主義中國在短短70年間，從一窮二白的起點出發，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卻沒有侵占他國一寸土地、沒有掠奪他國任何資源。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對外關系的最大優勢。我們必須繼續發揮這一優勢，使世界人民認識到：中國走向強大的過程，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不是威脅，而是機遇，是與全世界人民共同創造福祉、走向強大的過程。

　　

二是要堅持不結盟站隊的對外制度優勢，對世界各國全面開放。中國如果要做美國的“同類國家”，就必然成為其他一些國家的“異類國家”甚至敵對國家，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面開放。與此相反，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輸出革命，不輸出意識形態，不搞軍備競賽，不干涉他國內政，不搞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價值觀外交，超越零和思維，走合作共贏之路，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這就以我為主，平等地對世界上所有國家開放，吸收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一切有益的東西，與世界各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通過全球正義力量，化解少數國家對中國各種可能的施壓與威脅。而“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它必將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對外關系上的制度優勢，使中國在和平發展的同時，促進全人類的發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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