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的云淡風輕，但對香港問題早已心中有數。”
最近，關于香港的話題很熱，很自然的，關于毛主席當年如何處理香港問題的歷史，又再次進入了人們了視野。一向具有戰略前瞻性的毛澤東主席，對香港問題考慮得相當早。1946年12月9日，解放戰爭剛剛爆發不久，毛主席在延安接見哈默、羅德里克等西方記者。哈默問：“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毛主席回答：“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么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于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毛主席說的云淡風輕，但其實對香港問題早已心中有數。1949年初，解放戰爭已經勝利在望，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見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再次談到了香港問題。毛主席說，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意義不大。相反，正確利用這兩地特別是香港原來的地位，對新中國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倒是更為有利。毛主席的這一思路后來被歸納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根本原因還是考慮到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世界革命的形勢。如果世界革命順利發展，歐洲、北美都爆發了革命，那么維持香港、澳門的現狀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但如果世界革命的前景消失，那就意味著新中國必須做好與西方世界長期打交道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澳門暫時不予收回，顯然更為有利。1949年，中國革命正在凱歌行進，形勢的變化可謂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毛主席仍然作出了極為冷靜、正確、富于前瞻性的判斷。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門戶洞開。10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揮師南下，飲馬深圳河。香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幾位解放軍首長在河邊用望遠鏡向香港方面眺望，竟在香港引發了“解放軍即將進軍香港”的恐慌。在這種時候，香港總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過秘密途徑傳來的維持香港現狀的“三項條件”：
正準備打包走路的葛量洪大喜過望，如蒙大赦，在此前的“紫石英號”事件中狼狽不堪的英國政府也一塊石頭落了地，對毛主席提出的要求照單全收。
由于毛主席在香港問題上的戰略決策，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考慮到當年英國在西方陣營中僅次于美國的地位，英國的外交承認影響力是巨大的。因為英國的態度，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新中國的封鎖被打開了一個不小的缺口。甚至當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西方國家跟隨美國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時，新中國仍然能夠通過香港這一特殊管道，進口石油化工藥品等重要戰略物資。同時，由于英國接受了通過葛量洪傳遞的“三項條件”——盡管英國出于老牌帝國主義的本性也會經常搞一些小動作——香港的愛國力量生長起來了，不僅影響了很大一部分基層群眾，而且還掌握很大一部分文化領導權。到了1980年代，內地出現了意識形態轉型，革命話語淡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話語逐漸成為主流。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積蓄已久的以“愛國”為主題的歌曲和影視等文化產品，如《我的中國心》、《霍元甲》、《陳真》等大量涌入內地，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回過頭來看一看這段歷史，我們會驀然發現，在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方針主導下，香港雖然從法律上尚未回歸，但幾十年來對內地發揮的作用基本是正面的——沒有回歸，已經相當于回歸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香港回歸取實不取名，香港現狀的維持，只許對中國有利，不許對中國有害——這就是毛主席戰略設計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香港回歸的辯證法。
無疑，香港的正式回歸，在本質上應該走向名實相符——香港由愛國力量管理，繼續對內地發揮積極作用！毛主席在香港問題上的戰略決策，對今天如何解決香港問題，仍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高度一萬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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