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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為什么中國與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

點擊：作者：韓毓海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9-11-30 21:14:42

為什么中國與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為什么偏偏在西方產生了資產階級？中西文明大反轉并不是因為西方文明先進，而恰恰是因為西方野蠻，其集中表現就是持續不斷的宗教戰爭。因為戰亂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股力量來籌措軍需，特別是籌措戰爭經費。資產階級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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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現代國家是追求財富的工具，而西方現代社會中的“階級”則是在爭奪社會財富中形成的集團。

關于現代國家的性質，有兩部作品講得最為簡明扼要：其一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指出現代國家的能力就在于獲取財富的能力；其二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指出國家就是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

而中國的歷代王朝并不是這樣的“國家”，中國傳統的社會階層也不是這樣的階級集團。

最簡單地說，這是因為自宋以來的治理體系的目標不是追求財富的無限積累與擴張，軍事和武力必須受到治理體系的嚴密約束與限制，這種發展目標則進而瓦解了中國社會內部革命和階級斗爭的能力。

梁漱溟晚年總結說，傳統中國與西方的區別在于，因缺乏“集團”而缺乏“斗爭”。他說：

“原來集團引起斗爭，斗爭促成集團，集團實與斗爭相連，而散漫則與和平相關。”

與西方不同，宋以降，傳統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一貫注意節制資本，節制財產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土地貴族、大門第打倒了。既然沒有了財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難以形成大資本的力量。

明代有“十大商幫”，清代粵海關制度下，廣東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國自秦代就不允許商人當官。漢武帝時期雖然有所改變，但不允許大資本家爬到國家和皇帝頭上——這一條是亙古不變的。因此，與西方的“資本當權”不同，“節制資本”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東漢以降的大門第，到晚唐都沒落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上層國家財政集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基層實行均田。這就造成了大地產的衰敗，于是，大貴族階級存在的基礎就沒有了。

與中國不同，自羅馬帝國以來，西方國家就是獲得財富的手段。自十字軍東征以來，西方國家就是劫掠財富的工具。西方的財產與權利往往通過戰爭獲得，因而是排他性、獨占性的。

自西羅馬帝國崩潰后，西方一直戰亂不休，軍事封建制——采邑制一直延續著。歐洲的資本家恰是從大土地貴族和大貿易商中轉化來的，無產階級又是從農奴中轉化來的。西方財產高度集中，每個歷史時期財富都是壟斷的，因此就產生了彼此對立的龐大階級集團：奴隸主與奴隸、封建主與農奴、手工業師傅與幫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于是，就有了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話：“迄今為止所有的社會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中國的財富分布比較平均，遍地是小農。結果，中國就成為一個平鋪的小農社會，以一種倫理關系把階級關系壓抑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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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把社會看作一個有內在結構的生命有機體，當結構處于不平衡狀態時，一個結構的質變就會引發整個生命有機體整體的變化——社會革命。如果從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去比較中國與西方，那么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結構龐大而松散，而作為社會生命體的基本“細胞”——階級集團發育不完整。我們看漫長的中國歷史，就會發現，通過結構調整達到新的平衡，這就是中國的常態，革命性的質變較少發生。

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體是小農，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小農如同裝在口袋里的馬鈴薯一樣，有著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間沒有社會聯系。中國人口雖多，但缺乏社會組織。沒有社會組織，就沒有力量。

因此，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說：

中國固自由也，人民與國家之關系，不過訟獄、納賦二者而已，外此無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無關系也，故缺乏國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國自由，西國專制；中國政法簡，租賦輕，西國反之。

而錢穆也曾經說，若講到平等，中國社會比西方平等，講到自由，中國的小農比西方的無產階級自由。當然，也正是因為這種自由是“消極自由”，所以人民對于政治上的團體漠不關心。

秦以來，中國實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縣與封建的融合，這既表現為中原與邊疆的關系，也表現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甚至外化為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長期以來，維系這一制度發展的，不是財富的高度集中，而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這一制度穩定的，不是武力擴張和資本的積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西方治理體系，首先是在歐洲內部曠日持久的封建軍閥混戰中形成的戰爭體系，其次是在突破奧斯曼帝國長期封鎖中建立起來的商業體系。簡而言之，這是一個以軍事封建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軍商合一”的組織。

1885年，在清王朝即將呼啦啦似大廈傾的時候，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二卷出版。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當時的西方制度稱為“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由勞動體系、商業體系和資本體系構成，資本的控制貫穿于這個體系的全過程。換句話說，這個體系的目的不在于勞動、商業的發展，而在于資本積累。在這里，“貨幣變成了資本”，即貨幣不是為了生產和交換被付出的，而是作為利息和利潤被“貸出”的。簡而言之，這是古老的猶太放債體系的現代升級版。

追求財富的貪婪——資本積累的沖動，即對于剩余價值、利潤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這種所謂“拜物教”的狂熱，絲毫不亞于宗教的狂熱。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的情況與全世界都不同，如果說中國的問題是社會關系和制度抑制了生產力的發展，那么西方則是生產力的發展以摧毀一切社會關系為目標，而在一切社會關系瓦解、崩潰后，生產力發展的最終基礎就喪失了。

為什么中國與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為什么偏偏在西方產生了資產階級？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樣，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產生資本主義制度呢？

馬克斯·韋伯在其巨著《儒教與道教》中提出了一種文明論的解釋：第一，中國是一個官僚治理的社會，而西方是一個騎士和軍人治理的社會；第二，中華文明是立足農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從武裝的城市里發展出來的；第三，中國雖然有發達的商業，但是中國的行會始終受到官僚體系的壓制，沒有發展出金融行會，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高度發達的理性化的借貸-投資體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種斗爭的宗教，而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張取消斗爭，與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屬于“和平的宗教”。

拋開文明優劣的價值判斷，韋伯的研究透露出一個事實，即中西文明大反轉并不是因為西方文明先進，而恰恰是因為西方野蠻，其集中表現就是持續不斷的宗教戰爭。

因為戰亂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股力量來籌措軍需，特別是籌措戰爭經費。資產階級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實際上，西方的資產階級并不是一些企業家和商人在市場競爭中結合形成的一股力量，資本家也不等于組成生產與交換的企業家和商人。

歷史表明，西方的資產階級脫胎于投資國際戰爭的基督教貴族集團，比如在十字軍東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騎士團。普魯士這塊地方，也是由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條頓騎士團開拓的。1453年，東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帝國滅亡之后，熱那亞喪失了東方貿易的樞紐地位。此后，熱那亞的教皇理財人轉而投資新航路的開拓，從而開啟了西方世界對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運動。

可見，西方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把戰爭與金融資本結合在一起的階級，也就是我們在鴉片戰爭以來所見識到的西方資產階級，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見識到的西方資產階級，在今天的伊拉克戰爭中所見識到的西方資產階級。

如果離開了宗教戰爭這種暴力形式，如果離開了向暴力和戰爭投資的金融資本網絡，我們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資產階級和所謂的“大國崛起”。

我們讀西方文獻，要帶著問題去讀。例如，我們在看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斯密的《國富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尼采的《論道德的譜系》等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經典著作的時候，就必須抓住資本的暴力本質這一基本線索。至于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資本和資產階級的暴力本質，即馬克思從工業革命中發掘出機器的暴力，從圈地運動中發掘出農業革命的暴力，從交通革命中發掘出殖民主義的暴力。

《資本論》第一卷主要從上述這三個方面揭示出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場暴力革命，資產階級代表的是資本的暴力。

我們不能把無限制地追求財富積累與“發展生產力”混為一談。資本主義追求的是無限制的財富積累，這種無限制的財富積累是以摧毀一切社會關系，把一切社會關系改造為金錢債務關系的形式來實現的。如果說在追求無限制的財富積累的過程中，資本主義也發展了生產力，那么我們必須同時指出，資本主義是通過破壞并摧毀生產力的基礎——社會關系的形式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這是一種毀滅性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反抗這種毀滅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方式的主張，自稱為“社會主義”運動。從一開始，社會主義追求就是人的需求的全面滿足、人的才能的全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社會公共財富的極大豐富。

與西方文明從拜神教走向拜物教的狂熱相比，中華文明是冷靜的。中華文明中既沒有宗教的狂熱，也沒有金錢的狂熱，更沒有暴力的狂熱。節制、平和，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國與西方以及伊斯蘭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沒有宗教戰爭，中華文明當然更不知道什么叫“圣戰”。而離開了宗教戰爭，我們卻幾乎無法描述中國之外的世界史。

與1500年以來的西方更大的不同是，中華文明自11世紀的宋代起就已經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過度文明化”的道路。我們一旦了解了宋代的制度，并將其與同時期的世界其他文明比較，就會把這個問題看得非常清楚。不必說與學校制度相配合的嚴密的科舉制度、文官體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個分工明確、監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論開放的治理體系。宋代制度的頂層設計由兩府、三司、臺諫構成。管理軍事的樞密院與管理行政的中書省，文武判然分離；管理經濟的三司分工明確、獨立行事，各級官員都在御史臺的嚴密監督之下；“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而宋代的諫官制度專門為開放言論、批判時政而設置，實現了輿論監督的高度制度化。當時中國之外的世界完全沒有這樣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這樣的體系不是為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設計，而是為了因應當時中國生產力相對發展而外在空間又急劇縮小的特殊國情而設計的。它是以調控、限制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限制人的能力發揮為目標的。

當然，如果我們可以同情地看待歷史，也可以這樣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如此大規模的人才積聚引向科舉、引向仕途，并用一項嚴密的制度分工安置好，這幾乎是一個必然的選擇。但也正是這樣一個分工明確、監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論開放的治理體系，造成了政府各個部門彼此牽制、互相掣肘，極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發揮，導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大規模下降。

這一治理體系，以從上到下的嚴密的人身依附關系，以一種“恩賜”的財富分配形式，一方面節制了無限制的財富積累所造成的兩極分化（這種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則大大束縛了社會需求的滿足和生產力的發展。

這與其說是治理體系的“過度文明化”，不如說是治理體系的“高度官僚化”，從而更造成了這些“過度文明化”的治理者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隨著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場和貿易的發展，國家治理能力和社會組織能力反而不斷下降。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強大的治理能力，并不等于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完善的治理體系。同時，從歷史上看，我們也不能說，有一個完善的治理體系，就一定能轉化為強大的治理能力，因為我們必須看這種治理體系對于生產力和人的發展究竟起正面作用還是負面的“反作用”。

這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角度對中國歷史上治國理政經驗最為深刻的總結。

所謂晚清以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國傳統治理體系，與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資產階級和資本集團迎頭相撞。在這一歷史關頭，中國細密僵化的治理體系非但沒有轉變為治理能力，反而抑制了中國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這“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歷史大背景下，就產生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新的時代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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