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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教育脫離政治教訓慘痛，要像毛澤東那樣重視和早做人才布局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發布時間:2021-01-01 16:47:55

毛澤東《調查工作》最初寫于1930年，后經修改和補充，于1964年在《毛澤東著作選讀》中以《反對本本主義》為題目發表。

我們今天講做學問，是講中國長治久安之道，是講治國理政，而不僅僅是某個具體學科，更不是某種教條。習近平總書記講，要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培養治國理政的人才，這是古今教育思想中的大道理，也是專業人才培養必須服從的“大學問”。古代有大學、小學之分，大學就是培養治國理政人才的，在大學里講得最多的不是具體知識，而是政治。治國理政就要抓住國家中的政治問題，如果將教育辦成了僅僅傳授知識的機構，遠的——比如蘇聯解體——不說，只要看看目前還可能繼續的修例風波及其中某些青年人的無知表現，就不難理解教育脫離政治在歷史上教訓慘痛。老一輩革命家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對于人才建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總結。

毛澤東思想不是從書本和課堂里就能學來的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每次大失敗，都是唯心論盛行的結果。共產黨早期的干部像陳獨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堅定，但最大的問題是脫離實際，結果給黨帶來1927年的大災難。開始以為，只要聽蘇聯的就肯定能取得勝利，后來才知道盲從他國經驗，脫離中國實際是要掉腦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學到的黨課是誰上的？是共產黨的對立面蔣介石在1927年給上的。敵人是最好的教師，沙場是最好的課堂。你正兒八經給他講，他聽不進去，一流血，什么都學會了。那一次蔣介石逼得共產黨人拋棄了陳獨秀“繪畫繡花”式的革命，脫了西服，拿起槍上了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邏輯就是這樣由它的對立面展開了。

開展武裝斗爭，剛剛打開一點局面，王明又帶著斯大林的圣旨來了。李德、博古等人聽不進長期堅持實際斗爭的同志們的意見，將用于歐洲平原的堅守陣地決戰的戰法用于中國東南山地，最后把根據地丟了個干凈。紅軍大轉移開始時，他們還是死守他們那一套辦法，結果出發時是8萬多人，湘江之戰后只剩下3萬多了。李德這個外國軍人，機械地把歐洲軍隊的戰法搬到中國山地，碰得頭破血流。在中國是山地作戰，又是敵強我弱，怎么能用歐洲平原大部隊決戰的方法？付出了5萬多人的生命的代價。當時你說他，他不聽，很多人也不敢懷疑他。為什么？人家是“權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單獨召見。后來的張國燾更厲害，他受到過列寧的接見，而且據他自己說是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中唯一見過列寧的人。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憑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長征路上打得贏就是硬道理；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最后實踐的“權威”打倒了觀念的權威，到陜北后，我們黨明白了，馬列主義的原理要跟中國實際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不斷付出血的代價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誰也不承認自己是錯的。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

當時，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燈塔，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大家都是堅定的革命者，自覺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但問題是唯心主義是不能帶領革命走向勝利的。當時許多在領導崗位的人缺乏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更缺乏歷史自覺和道路自信。為此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鄧小平后來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我認為，它好就好在這篇文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論打倒了曾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盛行的打著“馬克思主義”幌子的唯心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問題需要聽聽中國同志的意見。對世界革命的貢獻取決于中國革命取得的勝利。制定方針政策必須以中國革命的利益為最高原則，不能機械地服從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這是毛澤東和教條主義者爭論的一個焦點。教條主義本質就是唯心主義。

延安整風期間，全黨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對于中國革命的生死攸關的意義，在此基礎上，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長征及其路途上經歷的生死實踐的檢驗，這些共識的形成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說，毛澤東思想來自血的教訓，這不是從書本和課堂里就能學來的。毛澤東說，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昨天不是從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掉下來的，今天也不是從華盛頓的白宮掉下來的，它是從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產生的。不這樣，與長征一樣，還是要流血，要亡黨亡國的。

延安時期，戰士們在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用馬列主義的理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為什么毛澤東講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訴知識分子不要脫離實際

毛澤東到延安后要搞整風，要解決學風問題和世界觀問題。整風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學風就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講了這個意思。光從動機考慮是唯心主義，動機和效果要統一，要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服務。所以毛澤東反復說，要懂得“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在今天，這個“大道理”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強國的道路。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又講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訴知識分子不要脫離實際。毛澤東根據自己成長及我黨實踐的經驗，找到知識分子成長的正確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要到人民當中去，和工農相結合。毛澤東及黨內許多同志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們自身從舊知識分子成長為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說：“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時，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著名講話，他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廣大工農結合在一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1953年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胡來，讓毛澤東擔憂將來中國也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的危害之中。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1964年2月，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時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

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參加義務勞動，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的講話。他將義務勞動和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為什么在十三陵講這個話？十三陵有明朝的故事。明朝滅亡與宋朝滅亡，乃至蘇聯的解體都有相似之處，這就是它的學風嚴重脫離實際。毛澤東在十三陵講話主要是講干部人才培養，培養方式特別強調“大風大浪”。

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立足基本國情，遵循教育規律，堅持改革創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開發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為工作目標，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九大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高度，作出了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的重大部署。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對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增強中華民族創新創造活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他還指出，培養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問題。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教育必須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斗終身的有用人才。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務，也是教育現代化的方向目標。201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深改委審議通過《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這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措施，它對中國未來必將產生極為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我們今后的任務將更為艱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養政治經驗成熟的干部人才

看了蘇聯的教訓，就能對我黨的教育方針有深刻體會。蘇聯解體多少有才華的人流離失所。慘痛的教訓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黑格爾語）的俄羅斯人，他們最終又將普京推到歷史舞臺。蘇聯解體的歷史表明，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治理國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終還是要垮臺，要被開除球籍的。令人痛心和需要總結的是，蘇聯和蘇共就是在“五大三粗”時自行靜音解體和解散的。

今天我們處在什么樣的歷史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今天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要向強國邁進。這是真正的挑戰。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今后的任務將更為艱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養政治經驗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人的國際視野、國際眼光和參與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驗，我們要具備這些能力。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滿腦子都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本質也是唯心論，那么，我們在新的長征路上，還可能犯與王明、博古同樣的錯誤，還可能再經受“湘江之戰”的慘痛教訓。別說強國，連富起來的成果都保不住。

當年毛澤東提倡并認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當代中國開花結果。1949年我們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20世紀50年代我們和蘇聯結盟，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20世紀60年代，蘇聯領導人治國理政能力嚴重下降，其內外政策頻頻出錯，而我們黨則堅持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是長征路上血寫的經驗，沒有唯“老大哥”是從。1972年，我們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新的發展機會，這使我們再一次獲得更大發展。20世紀末，美國領導人極度膨脹，其治國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內外政策也頻頻出錯。“9·11”事件后，美國開始全面擴張，我們黨還是堅持獨立自主路線，也沒有唯美是從。2016年6月2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簽署《中俄聯合聲明》，雙方決定攜手維護全球戰略穩定。

權力可以交接，可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極難交接，而運用權力是需要經驗的

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成熟，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是歷史上少有的一代，我們見證了兩個超級大國的變化：前有蘇聯解體，后有美國衰落；我們還見證了中國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在對手們的唱衰中迄今還保持著強勁發展的勢頭。

“我們贏在哪里呢？我們贏在人才，尤其是戰略性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勝利發展，應該從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思想及其實踐那里找源頭。如果當時沒有毛澤東為今天所作的深謀遠慮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國理政人才的培養和布局，那我們可能也會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重蹈蘇聯的后塵。蘇聯當時有強大的軍隊、強大的工業生產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結果蘇聯意識形態嚴重脫離實際，唯心論盛行。毛澤東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當時在蘇聯“戈爾巴喬夫”不是個別人的作為而是彌漫于領導集體的一種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潮。他們真相信美國，相信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脫離實際的教育最終是要使國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的。我們黨通過長征的血的經驗，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政治自覺和歷史自覺。由于有一大批經受了革命斗爭考驗的干部，他們保持了聯系實際、聯系人民群眾的優良傳統，從而保證了我們在改革開放中經受住了種種風浪的考驗，保證國家始終朝著正確方向前進。

歷史經驗同樣告訴我們，權力可以交接，可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極難交接，而運用權力是需要經驗的。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與否與其經驗的積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年11月12日，毛澤東對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高士說：“經常改變領導是不利的，不能積累經驗。一條路線的正確，必須要能夠在客觀上見效。列寧說，鐵的紀律是建立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上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慢慢形成的，因為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

為此，毛澤東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著手推行在實際中培養青年學生的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為核心任務的教育革命，為未來中國做人才布局。半個世紀后，當時在毛澤東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針培養下的青年同志已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這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立于不敗之地。那么，往后再走，我們未來30年、50年將會怎么樣，會不會出現蘇聯和美國那樣國力金玉其外、人才敗絮其中的危險呢？這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命運和前途，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還要抓人才問題，還是要從以實際政治經驗而非單純知識和技能傳授為中心任務的教育入手。這是事關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大事業。

新中國誕生的思想基礎，是扎根于中國大地的先進思想

我們在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的勝利中，再次找回了自近代以來我們曾失去了的文化自覺，有了這種文化自覺才有新中國的誕生。新中國誕生的思想基礎，是扎根于中國大地的先進思想。這個先進的思想，來源于延安整風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實事求是”的認識路線。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汲取蘇聯領導人治國能力不足的教訓，高瞻遠矚地開展教育革命，意在為未來造成能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的治國理政人才。

現在我們又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今后我們要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不僅要提升利用資本的能力，還要提升駕馭資本的本領；我們不僅需要提升治國理政的本領，還要提升參與世界治理的本領。這個斗爭是非常偉大、艱巨和光榮的，任重而道遠。

在這個偉大的征程中，我們親眼見證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進程。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未來中國如何防止“行百里路半九十”，出現蘇聯式的結局？我們這一代人繼承了共產黨經過長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繼承了毛澤東思想。如果我們從今天開始，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像毛澤東那樣為未來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謀劃，我們的國家就可以行穩致遠、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

為此，今天我重提新中國的“教育革命”及其成就，我說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識和技能教育，而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服務并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我認為它是保證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征途中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回避的“時代問題”。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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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人才觀

毛澤東十分重視人才，把加強思想教育、轉變世界觀作為培養人才的根本問題。他選人用人的智慧與藝術，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把思想教育作為根本。初創紅軍時期，毛澤東深入到官兵中間，親自做思想工作，把眾人聚集到“為人民服務”的大旗下，共同為之奮斗，讓眾人知道在為誰當兵為誰打仗。

理論聯系實際的育人思想。在政治理論教學上，毛澤東根據實際斗爭的需要來制定教學內容。為了使培養出來的學業適應實戰的需要，抗大專門成立軍事研究室，目的就是及時收集和整理最新的戰例和戰法。

不拘一格的選才之道。毛澤東用人不拘一格，表現在他大膽啟用在革命實踐中涌現出來的杰出人才上。他非常注重真才實學，不為文憑學歷所束縛。解放戰爭中，他對粟裕的任用是唯才是用的典范。

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為抗大制定教育方針時，就把“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作為方針的第一條。1957年，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指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王悅）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張文木

責任編輯：向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