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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生前曾多次說到，在他的青年時代，老師對他有很深的影響，并稱自己的知識都是在學校打下的基礎。毛澤東十多年間艱苦曲折的求學生活，前后有二十四位老師教過他。哪些老師影響了偉人的整整一生呢？哪些老師一直與他相交到晚年？

1959年，毛澤東回韶山時，與他的私塾老師毛宇居在一起

尊師重教是毛澤東同志一貫的原則。

 

作為一名唯物主義者，毛澤東對有人給他的“四個偉大”一向不認同，曾多次公開表示“不喜歡”、“討嫌”，只認可“老師”這一稱呼。毛澤東喜歡“老師”這一稱呼，除了他一向尊師重教，也與他曾在湖南求過學、當過老師，并始終希望通過教育來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和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有很大關系。

 

毛澤東與他老師的友誼也成為中國師生關系的典范。

 

毛澤東生前曾多次說到，在他的青年時代，老師對他有很深的影響，并稱自己的知識都是在學校打下的基礎。毛澤東十多年間艱苦曲折的求學生活，前后有二十四位老師教過他。哪些老師影響了偉人的整整一生呢？哪些老師一直與他相交到晚年？

 

符定一常去中南海和毛澤東切磋學問，毛澤東說：“您是我學生時代的老師，我的許多學問還是向您學的哩！”

 

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湖南湘潭有一位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的思想與毛澤東很接近，頗受這位當代偉人的敬重，他就是毛澤東在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學讀書時的老師和校長——符定一先生。

1912年，毛澤東從新軍退伍之后，前往省一中應考，在入學考試中他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在復試中他又寫了一篇異常優秀的文章，符定一忍不住拍案叫絕。為培養這個才華橫溢又性格沉靜的“小老鄉”，符定一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把自己的藏書借給毛澤東閱讀，還在課外給他講授古文、歷史等課程，毛澤東開始變學習各種基礎知識為專門研究中國歷史，變課堂讀書為自由讀書，研究“大學問”。

1912年夏天，毛澤東決定退學，走上獨立自學的道路，符定一雖然很舍不得，卻也明白這是他自己選擇的一條適合他成才的道路，也就不強行挽留。

全國解放后，符定一還與毛澤東保持著頗為密切的交往，他常常去中南海豐澤園吃飯、做客，和毛澤東切磋學問，毛澤東說：“您是我學生時代的老師，我的許多學問還是向您學的哩！”

 

抱病舉賢的“板倉先生”楊昌濟，在他的贊許下，毛澤東與楊開慧建立了戀愛關系

 

在當年的湖南省第一師范，給過毛澤東教誨和影響的老師很多，如徐特立、黎錦熙、袁仲謙等。但是對他影響最為直接、關系最為緊密的，當首推楊昌濟。楊昌濟因世居板倉，所以后來被人稱為“板倉先生”，

1913年，楊昌濟從英國留學回國后在湖南省第四師范學校任教。這時，毛澤東也剛好考入該校。不久，四師即與一師合并。楊昌濟一貫主張德智體“三育并舉”，他長期堅持靜坐、冷水浴、長途步行等體育鍛煉方法。他把這些方法傳授給學生，很對毛澤東的心路。毛澤東是冷水浴最堅決的仿行者，從1915年暑期開始，他按照楊昌濟教的方法，每天天蒙蒙亮，便來到學校東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邊，脫光上衣，吊上一桶桶冰涼浸骨的井水往身上澆，然后用浴巾摩擦全身，一直到全身皮膚發紅發熱為止。毛澤東的冷水浴習慣，一直保持了許多年。

1918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請楊昌濟到北大出任倫理學教授。楊昌濟赴京時，毛澤東和同學們都到火車站送行。幾個月后，毛澤東獲得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文憑，他給楊昌濟寫了一封信，請老師指路。很快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告訴學生們，法國政府又來中國招募工人，這正是赴法勤工儉學的好機會。8月中旬，毛澤東率領湖南新民學會的20多名青年赴京。憑楊昌濟盡力安排，這些年輕人才在北大找到三間房子安身。后來，楊昌濟將毛澤東留在家里，并介紹他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這期間，楊昌濟發現毛澤東與他的女兒楊開慧感情與日俱增。在他的贊許下，兩人建立了戀愛關系。楊昌濟還推薦毛澤東去拜會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適、蔡元培等。1919年3月，在楊昌濟和毛澤東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學會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啟程去法國，而毛澤東決定回湖南，去實踐自己的“人生設計”。這年年底，楊昌濟終因積勞成疾住進了醫院。恰在這時，毛澤東率代表團為驅逐軍閥張敬堯，第二次來到北京。楊昌濟已病入膏肓，為了在自己故去以后，能有人對毛澤東加以提攜，他強撐病體，給好朋友、北洋軍政府教育部長章士釗寫信，懇切舉薦。在辦完這件事后，楊昌濟于1920年1月17日溘然長逝。就在楊先生逝世后的這年冬天，毛澤東與楊開慧結為夫婦。

 

 

受到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因此他說：”他（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顯然是受到了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自己也稱李大釗為“真正的老師”。毛澤東后來在和斯諾談話時懷著深厚的感情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18年冬，從湖南來到北京的毛澤東，經過北大楊昌濟教授的介紹，于10月間到圖書館工作。在紅樓一層東南角的辦公室內，毛澤東和李大釗第一次見面。在剛剛認識的李大釗的幫助下，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獲得了每月可以領到8塊大洋的圖書館助理員的兼職機會。毛澤東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很受李大釗的器重，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接觸過多方面的圖書館工作，不僅使他擁有了了解當時新書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獲得了和李太釗討論研究各種社會問題的機會。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李大釗的引導下在北京大學進一步學習，參加哲學會和新聞學會，旁聽北京大學的課程。在北京大學期間毛澤東受到李大釗的稱贊，被冠以“湖南青年學生的杰出領袖”的美譽。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澤東因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赴京請愿第二次到達北京大學。這期間，他經李大釗等人介紹，加入了李大釗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特別是在李大釗的推薦之下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和《階級斗爭》，促進了青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徐特立六十壽誕時，毛澤東賀信：“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

 

1913年秋，就在毛澤東考入省立第四師范不久，學校來了一位新教師，他就是徐特立。能拜這個在湖南教育界享有“長沙王”美譽的教育家為師，同學們都引以為榮。徐特立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對毛澤東具有很深影響。他特別關心那些出身貧寒、學習成績卻很優秀的學生，常常省下錢來支援他們，如出身農家的毛澤東、家境貧寒的田漢等都受到過他的幫助。徐特立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良好的學習方法更對毛澤東產生了積極影響，他提出的“不動筆墨不看書”的讀書訣竅使毛澤東和他的同學們受益匪淺。

1915年5月7日，袁世凱政府接受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全國人民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袁運動。徐特立積極投身了這場運動，在一次演講時，他砍斷了自己的左手小拇指，寫下“請開國會，斷指送行”的血書，令他蜚聲全國。徐特立在1927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追隨自己的學生投身革命的洪流。1930年，徐特立從蘇聯歸來，參加了毛澤東指揮的四次“反圍剿”戰役，做了許多具體的工作。1937年他60歲生日時，毛澤東寫信給他說：“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字里行間流露出毛澤東對老師的敬愛之情。

 

國文老師“袁大胡子”曾怒氣沖沖地撕了毛澤東的作業，但并未影響毛澤東對他的尊敬

 

毛澤東在與斯諾的交談中，經常提到省立第一師范國文教師“袁大胡子”。這位留著滿臉大胡子的先生袁仲謙在毛澤東早期學習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非同尋常的，沒有這位嚴師，毛澤東讀不了那么多的書，成不了一位文章大家。

袁仲謙執教很認真，對學生要求很嚴格。有一次因為要求不當，與毛澤東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沖突。因每篇作業毛澤東都認為是自己的思想片段，是自己理解能力與社會活動的紀實，故他每做完一篇作業，總習慣在結尾處注明日期，以便保存與翻閱。袁老師因不理解毛澤東的用意，反對這樣做。他認為學生的作業是讓先生改的，并無保留價值，有一次他連續兩次用命令式的口吻，要毛澤東將寫有日期的作業撕掉，重抄一遍，毛澤東均未理會。于是，袁先生怒從心起，氣沖沖跑來將毛澤東的作業撕下來。氣得毛澤東起立質問，并要拖他到校長那里去講理。

盡管鬧了這么一場不愉快，盡管由于袁先生執教方法有點欠妥，脾氣也不夠好，引起不少學生的反感，連袁先生自己也有感覺，但并未影響毛澤東對袁先生的尊敬。毛澤東當時就沒有像有的同學那樣全盤否定袁先生，而是充分肯定袁的長處，不以偏概全。

新中國成立后，當年被撕過本子的毛澤東，已經成了國家的領袖，但他并未忘掉曾沖撞過的袁老師。他在百忙之中，曾多次打聽袁先生的下落，當最終得知袁先生早于1943年去世時，深為悲痛。為表達對亡師的哀思，他特邀袁師母赴京參加195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觀禮。

1952年，毛澤東又懷著痛悼之心為已故袁老師墓碑，題寫了“袁仲謙先生之墓”七個遒勁大字。1955年，他赴長沙，特派專人看望袁師母。以后，又常常寄錢接濟她的生活，直至1970年師母去世為止。

 

談起恩師易培基，毛澤東深情地說：“他是個好人呵，幫過我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錯了……”

 

易培基是在讀了毛澤東的詩文后才知道他的。毛澤東在湖南省第一師范念預科和本科一二年級時，由袁仲謙擔任國文老師。袁先生告訴易培基：他班上有個學生叫毛澤東，文章和書信常以“二十八畫生”署之，每回國文考試必奪文章魁首。打那以后，易培基便開始留意毛澤東那些被老師張貼在“揭示欄”里的詩文。

1916年春天，毛澤東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級，他所在班的國文教師，改由易培基擔任。在此后兩年半的教學生活中，毛澤東給易培基的印象是：酷愛讀書，但不喜歡讀死書。他的圖畫課常常不及格，英語成績較差，算術也不太好，但國文成績卻是出類拔萃。自對毛澤東有了了解后，易培基便十分喜愛這個學生了。

1920年反動軍閥張敬堯被趕跑，譚延闿率湘軍進入長沙，宣布湖南自治。這時，易培基的命運也發生了根本轉變。他受聘擔任湖南省長公署秘書長兼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后又兼任一師校長。易培基任校長后，李達、李維漢等都在這一時期受聘到一師任教。易培基還解聘了原一師附屬小學“主事”，聘任他的學生毛澤東擔任這一職務，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這使毛澤東找到了一塊進行早期革命活動的沃土。毛澤東在附小工作了一年半時間。經過易培基批準，毛澤東聘請了何叔衡、謝覺哉這樣一批德才兼備的教師到附小任教。

1923年，毛澤東秘密前往上海，參加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從上海潛回長沙后，毛澤東立即拜訪了易培基，對老師開展了統戰工作。在易培基的書房里，師生二人促膝談心。易培基情不自禁吐露了這些年為官的艱難際遇和苦悶心境。這次談話，使易培基產生投身國民革命的想法。11月底，毛澤東從長沙到廣州，應孫中山之邀，參與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工作。而易培基在接到趙恒惕撤銷他一師校長職務的通知后，忿然于舊歷臘月舉家南遷廣州，通過譚延闿、毛澤東的舉薦，在孫中山大元帥府擔任高級顧問。不久，易培基又兼任時稱“革命搖籃”的廣東大學教授。1927年，譚延闿依附蔣介石，登上了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寶座。次年，易培基被譚委以故宮博物院院長兼古物館館長重任，以后又居國民黨政府農礦部部長等要職。

易培基成了國民黨的官僚，于1937年病逝于上海。然而毛澤東并沒有忘記這位老師的恩德。他曾多次深情地對當年一師的師友談起這位恩師：“易先生是個好人呵，他幫過我毛澤東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錯了……”

 

 

毛澤東和書法老師孫俍工來往密切，重慶談判時，毛澤東曾和周思來、王若飛一起登門拜訪恩師

 

毛澤東的書法揮灑自如，雄闊奔放，酣暢淋漓，深為世人崇拜、喜愛。毛澤東在談及自己書法生涯時，多次提到他的早年書法老師孫俍工先生。

1918年，孫俍工在湖南省立一師擔任文字學等課程，很受學生歡迎。時任湖南一師附小主事的毛澤東曾來旁聽孫先生的課。孫俍工淵博的學識、出眾的才華，特別是那手筆力遒勁、飄逸灑脫的毛筆字，深受毛澤東的敬重，從此兩人來往密切。1944年，孫俍工辭去國民黨中央監察院監察委員職務，寓居重慶。去職后，他不參與政事，專心從事寫作和治學。孫先生未料到，已經成為人民群眾敬仰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竟然沒有忘記正做著寓公的師友，還抽暇登門拜訪自己。

1948年8月的一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一起，來到重慶郊區小龍坎孫先生的寓所。見面時，毛澤東笑盈盈地從包里取出一個紙卷，遞與孫先生說：“這是俚詞一首，信筆涂鴉，還望先生指教，看這字寫得有無長進？在一師時，先生教的書法要領，20多年來一直不敢忘記哩。”孫俍工雙手接過紙卷，急忙打開，只見滿紙筆走龍蛇，字字剛柔相濟，給人奔放豁朗、婉轉明快之感。孫俍工略一端詳，不禁忘情地贊道：“好！好！仿古而不泥于古！盡得古人神髓，而又能以己意出之！真不簡單！”說著，瞇起眼睛，看得如癡如醉。毛澤東所送的作品，就是后來為大家所熟知的《沁園春·雪》。

毛澤東在重慶的日子里，孫俍工撫今追昔，長夜難眠。他把自己幾天來激發起來的一腔情懷訴諸筆端，寫成長詩《喜毛潤之兄過訪》，用拿手的真行字抄好，另附上一封約請毛主席吃頓家鄉便飯的短信，托人轉送毛澤東。第二天，他便接到毛澤東的回信：“約吃家鄉飯，更領盛情。你的好意，永遠記在心里。”但三天后，《雙十協定》簽訂，毛澤東匆匆飛返延安，孫先生趕往機場送行，自此天各一方，竟成永訣。

 

黎錦熙曾受毛澤東之邀參加了開國大典，但以健康不佳，婉言謝絕了昔日學生的“封官”。

 

黎錦熙是毛澤東在湖南第四師范讀書時的一位頗有名氣的歷史教師。他只比毛澤東大3歲，加之又是湘潭同鄉，彼此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所以他們雖為師生，卻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誼。黎錦熙與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等組織了“宏文圖書編譯社”，又附辦刊物《公言》，抨擊教育弊政。毛澤東對此很有興趣，時常幫助抄寫文稿。

黎錦熙和毛澤東的交往保持了半個多世紀。這種交情歷盡了生與死、貧與富、貴與賤的種種考驗，卻愈發顯得深厚。1919年末，為驅逐軍閥張敬堯出湖南，毛澤東率領湖南各界“驅張代表團”來到北京。黎錦熙聞訊，到毛澤東的住地－－北長街99號福佑寺看望。后來他聽說毛澤東組織了共產黨，繼而又傳聞毛澤東上山打游擊。他悉心保存著的毛澤東的六通書信，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澤東得悉黎錦熙等知名學者都在北京，立即驅車到和平門北京師大宿舍看望。一聲“黎老師”出口，黎錦熙的眼睛立刻濕潤了。這天中午，毛澤東掏錢讓工作人員叫來兩桌酒席，款待老師和幾位知名教授。此后，毛澤東幾次接黎錦熙到中南海敘談。1949年10月，黎錦熙受黨中央、毛澤東之邀，參加了開國大典。那時毛澤東曾想請這位老師在政府部門擔任一些實質性的職務，但黎以健康不佳，婉言謝絕了。后毛澤東了解到黎愿意潛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為其難了。1953年，黎錦熙把毛澤東當年的六通書信親手交還給毛澤東，作為毛澤60歲的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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