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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丨共和國往事：小平同志與反右斗爭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2-02-20 09: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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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對新中國歷史影響既深且巨的反右斗爭60周年，也是鄧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在主流的紀念文章中，全部都是在談小平同志推動改革開放的成就，無人涉及小平同志參與、領導反右斗爭的歷史貢獻，這是令人費解的。

關于反右斗爭的性質，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明確界定：

“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小平同志也多次在不同場合談到了1957年反右問題。比如，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就指出：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是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于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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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關于反右斗爭的談話，概括起來可以歸納為兩句話：第一，“反右是正確的”；第二，“反右斗爭被擴大化了”。這兩句話其實是“決議”相關表述的簡化，或者說“決議”的相關表述充分體現了小平同志的觀點。

如何理解小平同志的這兩句話？我認為，“反右是正確的”，主要指的是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反右斗爭的決策，以及整個這場斗爭的本質，而“擴大化”則指的是執行當中的問題。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吧：房間臟了，決定打掃一下衛生，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打掃的過程中毛手毛腳，把桌子上的花瓶給打碎了，這就是執行中的問題，是“擴大化”。

實事求是地說，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對反右斗爭最有發言權的就是鄧小平。這是由小平同志在當年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一方面，作為政治局常委，充分參與了開展反右斗爭的相關決策；另一方面，作為總書記和中共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為彭真同志），通過書記處全面領導了反右斗爭。

關于鄧小平在當年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地位，筆者曾經在《郭松民 | 文革前的書記處和做為“副帥”的鄧小平》做過詳細論述，這里在稍微贅述幾句：在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下，由于書記處代表中央抓落實，因此，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都歸書記處管。毛主席強調：“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么事都要管，發文一律用中央的名義，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在這樣的格局下，周恩來擔任總理的國務院，彭德懷擔任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都要向書記處報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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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同志，可謂位高權重。一方面，他作為政治局常委的一員，直接參與最高決策，另一方面，他又是常委中唯一在書記處工作的人，以總書記的身份領導書記處工作。打個大家都容易理解的比喻：當年的小平同志就相當于黨和國家的CEO——首席執行官。

1957年，小平同志剛剛53歲，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正是壯盛之年，他以極為充沛的精力的和強大的執行力，領導了反右斗爭。

根據《鄧小平年譜》的相關記載，從1957年4月開始，總書記鄧小平殫精竭慮、全力以赴處理的工作，就是整風和反右。據統計，在反右斗爭的號角正式吹響之后，從1957年6月到12月，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的書記處會議共計43次。而研究反右斗爭的多達37次，占86%。其中專題研究整風反右共20次；專門聽取中央、國務院各部委關于整風反右匯報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也涉及其他工作的8次。而專門研究其他工作的僅僅只6次。這就說明，小平同志及書記處在1957年的主要精力是領導和指揮反右派斗爭。

與此同時，小平同志還先后到東三省、陜西、四川、山東等省市，現場檢查督促反右斗爭。1957年6月7日，小平同志在東三省的省、市、地黨員干部大會上，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強調“右派不僅僅有資產階級思想，而且有政治目的，對共產黨、對人民民主專政是仇視的。”激發了黨員領導干部開展反右斗爭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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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反右斗爭比做一場戰役，那么這一時期的小平同志堪稱“總前委書記”。根據《鄧小平年譜》，7月4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解放軍各大單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學校負責人會議上作《整風反右派報告》；7月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電話會議上作《整風反右派報告》；7月12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副部長以上干部、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大會上作《關于當前整風情況和今后工作意見》報告。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反右斗爭達到高潮的時刻，黨中央召開了八屆三中全會，“著重討論整風運動和和反右派斗爭的方針和具體部署”。而在此次重要會議上，小平同志做了《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并最后做“總結發言”。由此可見他在這一斗爭中的關鍵性作用。

小平同志在領導反右斗爭中，充分展現了他作為一位擁有豐富軍事斗爭經驗的政治領導人善于捕捉戰機的特點和“鐵腕”作風。1957年5月28日，在“整風”轉向“反右”關鍵時刻，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做《關于整風問題的報告》，他提醒書記們要為即將展開的反右斗爭做準備：“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要放長線釣大魚。”這一指示對各地反右斗爭的規模產生了重要影響。

反右斗爭開始后，在各種會議上，小平同志對各級領導人告誡最多的是“不要犯溫情主義錯誤”。他在7月8日的電話會議上強調“對右派要狠，來不得溫情主義。”“黨團員是右派應該一視同仁，當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不要包庇，沒有什么可惜。”1957年10月15日，在書記處擬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中，仍然強調要糾正“溫情主義右傾情緒”，指出“有些中右分子有過不利于社會主義的言行，但是不夠右派，如果當作右派斗爭了，現在不要當眾宣布對他的批判是錯了，因為既有錯誤言行就應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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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平同志的熱情和干勁相比，反右斗爭的主要決策者毛澤東主席反而顯得有些“溫情主義”。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寫的后來被認為是吹響了反右號角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就強調

反右基本的指導方針，是盡量縮打擊面，防止擴大化，必須“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

6月29日，毛主席在審改《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改寫和加寫了一條極其重要的政策界限：

“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分子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北大化學系教授傅鷹，在鳴放期間曾有“驚世駭俗”的言論。反右斗爭開始后，有人認為，傅鷹若不是右派，北大或者全國也就沒有右派了。但毛澤東主席在看到他的言論后，5月16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說：“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于是，“最應該劃為右派”的傅鷹，卻奇跡般地與右派擦肩而過。

9月22日，毛主席在同出席八屆三中全會若干大區負責人談話中，頭一條就尖銳地提出：“反右派今后會不會糾偏、翻案？審批時要注意”。這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防止出現“擴大化”的問題。

從目前我們看到的資料里，還沒有看到具體組織、領導反右斗爭的小平同志有防止“擴大化”的言論。

小平同志在領導反右派斗爭中，除了在宏觀上強力推進外，對一些重要的單位和個人，也給予了具體指導。比如中央黨校（當時稱中央高級黨校），一開始只劃了兩個右派，7月24日小平同志在召開書記處會議聽取匯報時嚴厲批評“你們高級黨校學員中絕不會只有兩個右派分子，反右剛開始，你們的思想不要右傾啊！”

中央黨校隨即將右派人數增加到9名，8月23日到書記處匯報，結果受到小平同志更加嚴厲的批評。最終中央黨校在學員中劃出了63名右派，這些人全部都被開除黨籍，行政職務則回原單位處理，一般受到降級降職處分。在教職工中則劃了32名右派。

在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李慎之是否應該被劃為右派的問題上，社長吳冷西本來試圖保住李，不料在開會時，小平同志拿出材料向與會者表示：“請大家看看李慎之的這份材料。對這樣嚴重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李慎之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說說，李慎之究竟該不該被定為右派分子？”李慎之隨之被劃為右派。

以后的歷史證明，小平同志確有識人之明。八十年代之后，李慎之成為中國自由派公知的一面旗幟，他寫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全盤否定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小平同志當年力主將他劃為右派是完全正確的，并非“錯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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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后，小平同志頂住了要求全盤否定反右斗爭的壓力。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小平同志指出：

“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

1981年7月17日，當他發現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又呈現泛濫之勢時，又勾起反右往事：

“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后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

1986年底，小平同志甚至親自點名，開除了三位被改正“錯劃”的右派分子，即劉賓雁、方勵之和王若望的黨籍。

反右斗爭，無論對新中國歷史還是對小平同志個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根據1957年反右斗爭中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判斷人們言行是非六條政治標準的核心內容，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并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