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預先埋伏的狙擊手將對方的一員（最好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擊斃或重傷，然后好整以暇，等待對方拖尸或營救傷員，借機擴大戰果。在影片中，美軍的“王牌狙擊手”約翰用的就是這一招。但《狙擊手》用這樣一個梗展開故事，卻讓人覺得毫無新鮮感。為什么呢？因為這是一個在中外電影中被用爛了的梗。八十年代庫布里克的越戰片《全金屬外殼》就用過；2015年，吳京拍《戰狼》，高潮情節也是這個梗；2021年的“網大”《浴血無名川》，更是把這個梗正用反用，大用特用，用到了幾乎令觀眾產生不適的程度。更關鍵的問題還在于，雖然《狙擊手》把“圍尸打援”故事講得聲情并茂，但這個戰例卻并不見于志愿軍戰史和當事人回憶，《狙擊手》的創作團隊也沒有提到影片有真實戰例做依據，可見這是一個虛構故事。可是，既然虛構，為什么要虛構一個盡人皆知的俗套呢？為什么不索性腦洞大開、天馬行空，虛構一個新鮮的（同時也是合情合理的）故事呢？如果創新虛構實在做不到，那么就老老實實地選一個志愿軍的真實戰例（個人認為一切虛構故事都不如志愿軍真實戰例精彩），再以此為基礎加以演繹，不是也很好嗎？一個成功的案例就是1964年拍攝的《英雄兒女》。這部電影是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的，無疑是一個虛構故事。但巴金為了創作這篇小說，兩次赴朝。第一次是在戰爭打得如火如荼的1952年，他參加中國文聯赴朝創作組，在朝鮮開城前線附近的志愿軍某部六連生活了兩個多月；第二次是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之后，他再次赴朝體驗生活。不僅小說素材來自于生活，后來根據小說改編電影時，也吸收、參考了大量真實的志愿軍英雄事跡，有了這些真實的英雄事跡做基礎，《英雄兒女》終成不朽經典。《狙擊手》和《英雄兒女》不同。兩位張導演的創作態度，看來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電影，所以就只能選擇俗套。用俗套來拍《狙擊手》，恰似姜昆在春晚上炒10年前的剩飯，這不是對觀眾的尊重，也是一種思想懶惰，在創作上采取機會主義手法的一種表現。《狙擊手》的基本故事架構是“精英射手的巔峰對決”——這也是被許多西方狙擊手電影用爛的。典型的如2001年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兵臨城下》、2014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執導的《美國狙擊手》，都是如此。蘇軍方面出場的是瓦西里。雖然他是普通士兵，但卻是西伯利亞烏拉爾山區獵人家族的一員，像美國西部片里的“印第安獵人”那樣，自帶一種原始而古老的神秘感。德軍方面，則是專門從柏林調到斯大林格勒戰場對付瓦西里的“佐森狙擊學校”校長康尼少校。影片用這樣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鏡頭烘托康尼少校的卓爾不群：德軍士兵都擠在黑暗寒冷的悶罐車里，而少校一個人就獨占了一節明亮、溫暖、豪華的專用車廂。《美國狙擊手》則是根據前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克里斯·凱爾自傳《美國狙擊手：美國軍事史上最致命狙擊手的自傳》改編的。凱爾是美軍王牌狙擊手，曾在伊拉克戰場射殺255人。他最傳奇的一次狙擊行動發生在2008年薩德爾城。當時，他在城外執行任務，看到大約1920米外一名武裝分子正扛著火箭彈發射器靠近一支美軍車隊。凱爾立刻扣動扳機，精準無誤擊斃了這名武裝分子，創下了他成功狙擊的最遠紀錄。影片為凱爾安排了一個“分量相稱”的對手——前伊拉克射擊運動員、奧運氣步槍射擊項目銀牌獲得者穆斯塔法。穆斯塔法多次給凱爾造成了致命威脅，并打死了他最親密的戰友，但是凱爾最終在一場發生在沙塵暴天氣的戰斗中，將穆斯塔法擊斃。《狙擊手》深受這些西方狙擊手電影的影響，也采取了“巔峰對決”的架構。美軍方面，是專門從后方調來的王牌狙擊手約翰，他驕橫跋扈，自帶團隊，基層指揮官也無權指揮他。志愿軍方面，劉文武本來不夠精英，但《紐約時報》為他加封了“中國死神”的稱號，這使他也具有了精英的光環。《兵臨城下》中，德軍方面之所以注意到瓦西里，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因為蘇聯報紙大肆宣傳了瓦西里的事跡，并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而在《狙擊手》中，美軍方面之所以把劉文武視為眼中釘，專門把王牌狙擊手約翰調來對付他，也是因為中國報紙報道他的事跡，刊登了照片，最終引來《紐約時報》的報道。
在《美國狙擊手》中，因為凱爾彈無虛發，每次開槍，必有人應聲倒地，所以當地武裝分子為他起了一個綽號：“拉馬迪惡魔”。而在《狙擊手》中，劉文武也有一個綽號，“中國死神”——這是來自《紐約時報》惡謚。西方電影，尤其是好萊塢，熱衷于采用“精英射手巔峰對決”的模式來表現戰爭，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和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背景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統治階級一個隱秘的幻想：依靠少數受過專門訓練的軍事精英，憑借尖端武器裝備，就可以決定性地影響戰爭進程。如此一來，不僅大大降低了戰爭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消除保持一支龐大武裝部隊所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但是，把“精英射手巔峰對決”的模式套用到抗美援朝戰爭，那就不倫不類了。
我軍在抗美援朝戰爭后期進行的“冷槍冷炮運動”中，所以能夠把美軍壓得無法抬頭并取得最后勝利，靠的并不是少數精英狙擊手，而是群眾運動。和西方狙擊手電影中神乎其神的表現相反，在世界軍事史上，狙擊手都是單兵作戰，對戰役進程影響不大，更不可能影響整個戰爭結局。但志愿軍發動的“冷槍冷炮運動”卻明顯不同：作為世界戰爭史上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狙擊作戰，對戰爭結局產生了戰略性影響，成為迫使美國不得不同意停戰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槍冷炮運動”之所以能夠產生戰略性影響，根本原因正在于它不是少數狙擊精英的“巔峰對決”，而是按照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期就創立的傳統，發展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殺敵立功運動。據統計，從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志愿軍在冷槍冷炮運動中共斃傷“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5.2萬余人。這一輝煌戰績足以令一場大規模的戰役相形見絀。在“冷槍冷炮運動”中，涌現出的最出名神槍手，就是張桃芳！他在32天的時間里，用436發子彈，斃敵214人（大部分是美軍），創造了志愿軍冷槍殺敵最高紀錄，榮立特等功。以張桃芳的輝煌戰果，完全可以進入世界十大狙擊手的行列。尤其令人稱奇的是：張桃芳沒有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使用的是一支普通的蘇制莫辛納甘步槍，沒有瞄準鏡，也不懂得測風向和風速等狙擊手必備的專業知識，全部訓練僅消耗子彈500發左右。這就是說，張桃芳并不是凌駕于普通志愿軍戰士之上的“狙擊精英”，更不是他們的對立面，而是他們中的一員。在志愿軍中，有無數的張桃芳，只不過他們的戰果比張桃芳稍遜罷了。比如志愿軍第68軍204師610團8連炊事員龐子龍，他的本職工作是給戰壕里的戰士們送飯，但后來他在陣地上來來去去看別人打槍很是痛快，就提出讓他也試試，并向連長保證要是不行還回炊事班，結果一打就收不住手，3個月內冷槍斃敵54名。面對志愿軍這樣千千萬萬的“狙擊手大軍”，美軍派遣幾個類似凱爾、約翰、乃至康尼那樣的精英狙擊手，就屬于螳臂當車。以志愿軍第12軍的戰果為例，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全軍狙擊殲敵2506名，消耗步槍子彈5843發，我軍傷亡11名，對100米內目標射擊命中率普遍達到80%，敵我損失比是228:1。然而，和在真實的歷史中，志愿軍在狙擊作戰中處于壓倒性優勢完全相反，在《狙擊手》中，美軍王牌狙擊手約翰卻始終處于優勢，他實際上完成被派往前線時領受的任務：消滅“中國死神”劉文武。并且他還令五班幾乎全部陣亡，唯一幸存者陳大永也將因為身負重傷而很難在短期內重返前線。軍事歷史題材的影片，無論編導的主觀意圖是什么，客觀上都在用藝術的方式總結歷史經驗。但是，如果要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在創作時就必須經歷一個“從生活到電影”的過程，而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從電影到電影”，甚至是“從好萊塢電影到中國電影”的過程——這樣的話，總結的就不是我軍的歷史經驗，而是其他什么軍隊的歷史經驗了。當然，我這里絕不是說在電影創作時不能借鑒中外電影的成功做法，而是說，必須把生活本身作為電影創作的源頭，只有從這個源頭出發才能談得上借鑒其他電影，否則的話就是本末倒置，而最終拍出來的電影，也只能是本末倒置的。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高度一萬五”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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