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5日，在北京各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上，工商界代表樂松生向毛主席獻報喜信】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由此中國進入了嶄新的社會形態，中國人民迎來了發展的新篇章。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由此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然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所有制結構由單一公有制變為多種所有制并存，一些人產生了社會主義改造“改早了”、“改錯了”的觀點。其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不懂得歷史的進程和邏輯。有人認為，當年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本不是“早”或“晚”、“快”或“慢”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開展的必要。這種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地位。事實果真如此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的過渡階段，中國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在當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依然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兩者看似“一致”，但當前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在前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并非所謂的“回到過去”。客觀而言，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和之后，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有著巨大差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的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營經濟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經濟由1.5%上升為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到7.3%，個體經濟由71.8%下降到7.1%，資本主義經濟由6.9%下降到接近于0。這說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及基本上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經濟，占到了國民收入的絕大多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主動打破單一的公有制，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局面，這是根據國內外局勢變化，對社會主義實踐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支持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黨一以貫之的準則，如今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依然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與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的經濟制度有著本質區別。目前實行的經濟制度不是“歷史的倒退”，更不是所謂的“重新出發”，而是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順應歷史與時代發展潮流，不斷把握歷史主動，勇于自我革命作出的必然舉措。有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的過渡時期和現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許多相似性，也符合現今的中國國情；中國可以既不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走向社會主義社會，而是沿著新民主主義社會繼續發展下去。這實際上也是脫離中國具體情況的一種空想。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其理想就是要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普遍接受了《共產黨宣言》中闡述的“兩個必然”觀點，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中共一大綱領明確規定，要在中國進行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很快意識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行不通的。中共二大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指導，確定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實現兩個革命的銜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1940 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民主革命勝利后，將“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但是也不能立即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作為過渡。過渡階段的任務，是在多種所有制基礎上發展生產力，實現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條件。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社會”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設想中本身就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既然社會主義社會是國家發展的既定目標，為什么沒有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呢？毛澤東解釋說：“綱領中只說現階段的任務，如果再說得遠一點就變得空洞了。”也就是說，綱領是行動綱領，是為著規范當時的行動而規定的。1952年6月19 日，周恩來在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也對沒有把“社會主義社會”寫進《共同綱領》作了說明：“《共同綱領》沒有寫社會主義前途，是因為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雖然把這個前途寫出來他們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點強加于他們，所以我們采取等待的政策，沒有把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但是這個前途是肯定了的。”《共同綱領》沒有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去，是考慮到當時的種種條件，并不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奮斗目標。隨著各種條件的成熟，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基本內容，同年8月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中國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1954年，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游行大會上，北京市民高舉“為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總任務而奮斗”的標語牌通過天安門廣場（張慶民/供圖）】
事實勝于雄辯。后來的實踐證明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我們何必要“再舉新民主主義的大旗”，再走新民主主義之路呢？在社會歷史演進過程中，生產關系的急劇變革往往會伴隨著對社會生產力不同程度的破壞。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在保證國民經濟基本穩定發展、人民群眾普遍擁護的情況下完成的。1956年與1955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增長6.4%，工業總產值增長28.2%。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造逐年都有所發展，糧食產量逐年增長。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國民經濟穩定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證明了195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的既定目標。新中國成立后，在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構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業已形成。社會主義制度成功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是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關系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問題的一個成功典范。對于社會主義改造，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其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到一九五六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原刊于《歷史評論》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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