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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離得越遠，人民看得越清。這句話不能少了主語，少了主語就不準確了。例如戈爾巴喬夫，這位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送入墳墓的操刀者，居然還要公然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由此可見，主客觀分離是多么的可怕。當然，這不過是說明了他個人的看法，并不代表人民的看法，歷史的看法。從一個人到一個政黨，只有順應了人民，說的話，做的事，才能經得起歷史檢驗。

“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沖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742頁）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是在共產黨的軀殼上生長出來的幽靈，絲毫代表不了蘇聯的工人階級。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中，四名率先毅然甘冒核輻射破除故障的工人師傅才是工人階級的代表，他們所代表的階級最有犧牲精神，也最容易成為工人貴族的蘇共官僚主義團體的犧牲品。

對于工人階級和一切工薪階級來說，公開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并不可怕。包括詛咒邱少云烈士“烤肉”，在忌日含沙射影“蛋炒飯”、“酒水節”，那不過時坊間罵街常用的小伎倆，直至美蘇冷戰，敵人在明處。可怕的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干著資本主義的事情。可怕的是指鹿為馬，明明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或局部復辟，偏要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創新，明明要砸掉國家主人的飯碗，恢復雇傭勞動，淪落為真正的無產階級，偏要說成是深化改革；明明共產黨員帶頭先富是違背宗旨的百年黨史逆流，偏要說成是從實際出發；明明兩極分化嚴重，億萬富豪超英趕美，私人壟斷資本挑戰國家機器，私有經濟主體化，偏要說成是社會主義新發展。一些觀點不承認事物的兩重性，市場的兩重性，資本的兩重性，把丑惡的剝削看成社會主義進步。中國一些人的主客觀脫離和戈爾巴喬夫的自我美化有何區別呢？

在人類歷史上，大凡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建立，總要經過激烈的、長期的復辟與反復辟。

中國封建大一統的秦皇制建立后，經歷了兩漢分封制和郡縣制的激烈斗爭。從景、武帝的削藩平叛推恩令，加強中央集權，到東漢后期門閥豪強興起分裂，隋末農民大起義掃蕩了門閥士族，拓平了盛唐到來的道路。“百代都行秦政法”，政治上的復辟和反復辟，反映的是中小地主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利用農民起義，推動小農經濟對農奴半農奴制的幾百年變革。是萬里長城和大運河這些超級工程代表的生產力進步對上層建筑的要求。

英國1640年資產階級革命后，1660年—1689年出現斯圖亞特封建王朝復辟，君主立憲制的確立，但貴族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一直延續了近200年。法國1789年大革命后，較為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制度的雅各賓派領導人羅伯斯庇爾、圣鞠斯特等二十二人被送上斷頭臺，1814—1830年又出現法國的復辟時期。同時期，蒸汽機從發現到廣泛應用產生工業革命，政治上的復辟和反復辟，激發了雇傭勞動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共產黨宣言》描述封建復辟勢力時說：“在法國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國的改革運動中，他們再一次被可恨的暴發戶打敗了。從此就再談不上嚴重的政治斗爭了。”

蘇聯解體，宣告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69年后，在共產黨執政74年后，資本主義完成了從蘇共路線到國家上層建筑的完全復辟。歷史不斷證明，人類文明的發展，總是由代表新生命的新生力量，摔跤爬起，從蹣跚學步，到闊步前進的過程。社會主義國家的百年史，生動的說明了這一切。

2019年6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登上曾打響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在艦上習近平表示，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和中國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分量很重很重。表達了中國人民心中神圣的信仰和信念。當然，普京是按外交禮儀迎接社會主義大國的鄰國元首，內心并不同意客人對10月革命的認識。從普京的“沒有任何一場革命的正面價值可以超過它對人類發展潛力所造成的損害”，說明他早已告別革命公知化，接受資產階級觀念了。普京的政治態度不影響我們是友好鄰邦，相反，我們對他的坦率表示敬意。而戈爾巴喬夫至今自認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對這種主客觀分離的，口是心非的家伙，至今還在充當兩面人，我們只能感到鄙夷。

今天，原蘇聯和東歐的多數國家和人民，正在成為一帶一路的中堅力量。俄國共產黨高度關注中國新馬克思主義發展，開始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成功理論運用到俄共影響的區域，“總的來說，我們整個團隊現在都在積極推動人民企業的工作計劃、進一步推廣人民企業的經驗以及向地方黨組織的成員普及獨特的中國理論成果——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久加諾夫：俄共中央新聞處8月21日全俄經濟論壇

https://mp.weixin.qq.com/s/pTVw8xDQ_CxRrz6lDyf8Pw）我們希望俄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避免中國革命早期的教條主義錯誤。但歷史脈絡呈現出，原蘇東的社會主義反復辟力量正在汲取養分，積蓄能量。

十九大和百年歷史決議提出前30年發生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廣泛深刻的變革，其中也包括了旨在反資本主義復辟的努力，對其的歷史評價，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實踐問題，必須尊重社會實踐、認識的主體——人民群眾，代表人民的意愿，人民就是江山。

一些文章往往忽視這個精神，把改革開放放到“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之上，或并駕齊驅。把以往習慣性的時序劃分變成認識和實踐的割裂，排除了毛澤東思想依據中國國情對社會主義實踐和理論的開創性奠基，淡化了新時代的人民中心，脫離了歷史，脫離了人民。有的歷史觀甚至把辛亥革命平列入黨史的革命，熱衷于全民黨，全民國家，抽象的道路，抽象的復興。平列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是歷史循環主義，唯心史觀，而平列建國以來黨的歷屆領袖，不敢承認正確是從錯誤斗爭中產生的，取消重點，是面面俱到的折衷主義，把無產階級政黨帶領人民的革命奮斗史混同于封建社稷崇尚的“天命神授”和代代相傳，不是從社會主義矛盾運動的客觀歷史出發，而是往往從少數人既得利益出發，或思想僵化出發，成為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的思想和工作的主要阻力。

“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12頁）。一百年來，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經驗教訓，都是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寶貴精神財富，從這個角度出發，堅持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史觀，澄清一些基本事實，警惕戈爾巴喬夫式的兩面人，從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角度觀察蘇聯史，新中國史，是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在借鑒資本主義先進文明中反復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