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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尉建文：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工人階級構成的變化和應對

點擊：作者：李培林尉建文來源：《學術月刊》發布時間:2021-11-13 09:34:03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多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工人階級的內涵和構成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人隊伍迅速發展壯大，數量龐大的農民工成為重要的新生力量，服務業工人將超過工業工人和農民之和，新興職業群體不斷涌現，文化素質和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工人隊伍的發展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新趨勢，深刻理解這些發展和變化，有助于準確把握工人階級的發展趨勢和軌跡，根據時代的發展正確做出應對，不斷完善勞動法律體系，創新群團組織功能，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

在中國，工人階級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我國《憲法》總綱的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開篇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百年以來，工人階級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之時，回顧總結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與變化，尤其是分析新的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有助于我們匯聚工人階級的強大發展動力，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中的主力軍作用。

一、工人階級理論觀點的文獻綜述

階級問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關注的焦點。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工人階級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無產”，二是具有階級意識。工人階級的產生是與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相聯系的，是偉大的工業革命的產物，現代工人，即無產者。《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1888年，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加注時對“無產”的含義做了解釋：“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認為，工人階級的形成有兩個階段，即“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當工人階級認清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剝削的本質，認識到自己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時，他們的階級意識會就會確立起來，歷史主體意識會得到真正覺醒，并逐步開展有組織的斗爭和反抗，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這些重要論述都為后來的工人階級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范疇。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的擴大，社會分工和勞動過程協作越來越復雜，工人階級的概念和內涵也隨之發展和變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又提出了“總體工人”概念，并解釋道：“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職能就夠了。”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工人階級的這些論述表明，工人階級的內涵是歷史發展的反映，它也會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加深而有所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削弱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在社會政策方面實施福利國家制度，隨著現代化的推進，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其工人階級的構成也隨之出現兩個顯著變化。一是出現工人階級“中產化”現象。由于資本的占有和管理、支配發生了分離，工人階級內部出現分化。達倫多夫認為，盡管傳統的中產階級，比如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等群體的比例在不斷減少，但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等新中產階級的規模則在持續壯大。二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淡化，出現“工人階級主體危機”。馬爾庫塞認為，工人階級在意識形態上已經被資本主義同化，對于大部分工人階級來說，革命意識不再是主流思想，甚至反對革命意識占據了主導。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也在持續減弱，對于工人階級的身份缺乏清晰的認知，對于工人階級自身階級利益也不甚關注。工人階級更像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再是傳統上的“自為階級”。

西方發達國家社會階級結構的巨大變化，特別是職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雙重變化，使西方學術界圍繞工人階級的形成、工人階級的衰退和“階級消亡”（the end of class）等一系列議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湯普森認為，階級的形成不是一個靜止的分層過程，也不是經濟結構的單一因素所決定的；工人階級的形成是社會外部條件和工人自身行動的互動過程。湯普森的研究拓展了這一研究的領域與視野，對西方工人階級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工人階級的衰退一直是后工業社會理論的中心論點。法國左翼學者安德烈·戈茲宣稱，一種由非工人（永久失業者和毫無技術的人）組成的 “非階級”（a non-class of non-workers）或“新無產階級”已經出現。克拉克和利普賽特甚至認為，傳統社會分層的等級體制式微，階級的提法已經過時。在政治、經濟和家庭三個領域中，階級現象都在衰落，社會階級死亡，社會分層的新形式已出現。在美國，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布洛維認為，工人階級被認定是一個日益喪失了歷史意義的階級。工人階級主導傳統社會運動將會退出歷史舞臺，新的社會運動將逐步興起。在歐洲，圖海納同樣認為，在后工業社會，工人階級不再是社會運動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新的社會運動主體必將發展起來，引領新的社會運動，形成新的社會思潮。丹尼爾·貝爾則進一步認為，在后工業社會中，理論知識的中心地位是組織新技術、經濟增長和社會階層的一個中軸，并且“這種中軸原理正在先進的工業社會中變得越來越處于主導地位”。因此專業和技術人員階級成為后工業社會的主導階級。

與之相對應，另一些社會學家則希望經過細致的實證研究修正傳統的階級理論。在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賴特的階級分類框架影響最大。賴特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三種剝削形式，并基于此提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類模式，并把中產階級定義為位于兩個對立階級（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處于矛盾位置的階級。賴特等人采用多元指標劃分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做法，使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劃分與韋伯主義的階級劃分越來越接近，從而導致兩派理論有日益融合的趨勢。戈德索普通過對韋伯和吉登斯的階級劃分標準進行修正，以職業分類為基礎，把職業階級、社會階級以及等級階級與關系階級融合在一起，構建起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格倫斯基等人在考察了對后工業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對階級分析的各種批評之后，認為要挽救階級分析，就應該對階級概念進行分解，即把階級分析單位從“宏觀階級”轉化為“微觀階級”——各類職業群體。

盡管后工業社會來臨之后，歐美國家的工人階級發展呈現衰退之勢，但在世界范圍內工人運動并沒有完全停止。英國學者菲爾·赫斯就認為，在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可能已經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階級的消亡。至少在英國，工人階級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階級，從主觀上也認同工人階級的身份。因此，工人運動要貫穿整個歷史過程，必須作出巨大努力去組織工人運動，增強工人階級的斗爭性。在后工業社會，由于技術的進步和發展，白領工人會面臨“去技能化”和“無產階級化”的困境，中產階級的中下層成員可能會重新落入工人隊伍。同時，缺乏專業技術的群體通常會成為市場競爭的失敗者，處于失業、受排斥和低收入狀態。因此，工人階級的相對規模還可能會繼續擴大，仍然保持著以往所具有的政治能量和社會作用，后工業社會將會“復興無產化的底層階級”（“resurgent proletarian underclass”）。基于此，烏爾夫·西梅斯特拉提出了“擴展的工人階級”（extended working class）的概念，它既包括了藍領工人，也包括白領工人和服務工人。另外，圖海納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生產和傳播成為后工業社會的主要的生產力，一個由科技行業的工人（如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專家等）組成的“新工人階級”（new working class）可能成為工人運動中的先鋒和新社會運動的主體，在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他們已經顯示出了某種革命的潛質。

布洛維則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將生產與政治相聯系的理論傳統，堅守“生產中心論”，提出“把工人帶回分析的中心”，認為正是產業工人在創造著世界上的大多數價值，持續的工廠體制是催生工人的最重要的場所。在布洛維看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塑造了一個新型的、全球性的工人階級，具體表現為產業工人階級的國際重組：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漸行漸遠的產業工人階級，正在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國正成為全球產業工人階級的復興基地。在世界范圍內工人階級力量的上升為真正全球規模的新型階級政治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盡管“工人階級消失”在西方社會理論中曾盛行一時，工人階級的研究也不再是主流議題，但關于工人階級的結構、行動和斗爭的研究從未停止，并不斷有新的發展。

二、我國工人階級的主要內涵與變遷

在我國，由于改革開放之前的“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很多學者在研究中有意回避階級問題，關于工人階級的研究，總的來說不夠深入和持續，是需要進一步加強的研究領域。

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工人階級的內涵和構成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的發展變化。

（一）新中國成立前的工人階級−產業工人階級的崛起

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洋務運動興起、民營資本企業發展背景下形成的一個階級。它是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是最富于革命徹底性的階級。他們中大部分人來自離開土地的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者。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除產業工人外，還包括各類依靠出賣勞動力，并與產業工人所從事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各類非產業工人，如手工業工人、運輸工人、農業雇工、商業和金融業的普通職工等。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曾指出，工人階級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工人階級的產生是與社會化大生產密切聯系的。他們普遍沒有生產資料，是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勞動者。這些特征與資本主義工業早期的工人階級非常相似，呈現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描述的無產階級相符合的基本特征。

（二）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的工人階級

新中國成立后，工人階級從過去受剝削和受壓迫的階級變成了國家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的狀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工人階級的范圍更加廣泛，內涵也隨之越來越豐富。

首先，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人階級主要指產業工人，如制造、建筑、運輸等行業的勞動者。當時按照政治和經濟雙重標準，把我國從業人員劃分為“四階級和一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既與工人階級密切聯系又因特殊社會功能獨立于工人階級的管理者階層。當時勞動統計對職工的定義是“職員和工人”，機關事業單位、商業單位的勞動者被稱為職員。我國國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圍繞中國共產黨大五角星的四顆小五角星，就分別代表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靠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力量。

其次，在1956年，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有權結構逐漸趨向單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社會階級階層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結構呈現簡單化趨勢。我國只剩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兩大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兩階級和一階層”的社會結構。工人階級的規模則進一步擴大，內部構成日益豐富，管理階層不再獨立，職員也被納入工會管理，成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過往職員與工人的身份壁壘被打破，工會成為機關、企事業單位中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

再次，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力量和基礎力量”。隨后同一時期，劉少奇更具體地指出，教員、記者、演員等文化教育工作者、工程師、技師等職員都是“雇傭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央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提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針對“文革”時期“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強調指出，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三）改革開放以后的工人階級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大量農民工開始涌現，使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出現了新變化。2003年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農民工”作為時代的一個新興社會群體，雖然在戶籍上還歸屬于農民，但他們現在所從事的職業已經與現代化大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了，已具備了工人階級的本質屬性和基本特征。無論從收入、知識結構、從事的產業和勞動過程等各個方面來看，農民工都符合工人階級形成和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已經具備了工人階級的一切本質特征，已經成為了工人階級的重要力量，進一步擴大了工人階級隊伍。

隨著中國社會結構深層次的變化，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新職業群體”。作為新社會階層，他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在促進共同富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黨可以依靠的群眾基礎。進入信息化社會，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激發了市場活力，催生了一大批新產業、新業態，創造了大量靈活就業的新形勢。

（四）新發展階段關于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討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的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工人階級理論，是新時代發展和壯大工人階級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2013年，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時，習近平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2015年，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旗幟鮮明地指出：“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都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政協聯組會上指出：“疫情突如其來，‘新就業形態’也是突如其來。對此，我們要順勢而為，讓其順其自然、脫穎而出。”新職業群體的出現為工人階級隊伍擴大注入了新活力。

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隊伍發展變化的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經過40多年的發展變遷，我國工人隊伍主要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一）工人隊伍迅速發展壯大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職工的總數約809萬人。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產業工人的隊伍快速增長，數量已達4651萬人。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達到1.8億，占全國從業人員的29.5%。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加入工人隊伍。到2019年，第二產業從業人員達到2.1億人，占全國從業人員27.5%，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達到近3.7億人，占47.4%。1978−2019年的40多年間，我國工人隊伍的總規模，已從1.8億人發展到5.8億人，占全國從業人員的比重也從29.5%提高到74.9%。

（二）農民工已成為工人階級重要的新生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移到第二、三產業和城鎮就業中。上世紀80年代，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約為1.2億人。在隨后30多年農民工的數量都在不斷增長，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8億。在整個非農從業人員中，扣除黨政干部、事業單位從業人員、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等之后，農民工約占工人隊伍的60%，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要組成部分。農民工遍布于建筑、運輸、農貿、服務以及工業等領域，已經成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流水線、一般建筑業和日常服務業的骨干支撐，為國家經濟水平的發展、城市生活和環境的改變以及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改善奉獻了強大力量。雖然農民工的戶籍身份還是農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隊伍的平均水平，但大量農民工加入工人階級隊伍加快了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進程，成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力量。

（三）服務業工人數量超過工業工人

近年來，在我國農業勞動者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的同時，也呈現出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流動的新趨勢。近十年來，三大職業群體的構成比例關系發生深刻變化，農業、工業、服務業就業群體的比例結構從2010年的36.7∶28.7∶34.6演變為2019年的25.1∶27.5∶47.4，農業職業群體在此期間減少了8000多萬人，工業職業群體也減少了500多萬人，而服務業職業群體則增加了1億多人。農民工從業分布也呈現出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變化趨勢，即從事制造業、建筑業等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不斷減少，而從事服務行業的農民工比重持續提高。這種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的態勢往往被視為后工業社會到來的先兆。

（四）工人隊伍整體文化素質大幅提高

一是工人隊伍受教育程度進一步提升。2020年，新增勞動力接受過高等教育比例達到50.9%，新增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已經進入到高等教育階段，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7年。二是工人階級的技術技能素質顯著增強，主要表現在擁有專業技術職稱的規模不斷擴大，所占比例不斷提升。據統計，到2019年年底，全國取得各種專業技術資格證書的職工，累計達到3234.4萬人，這比2012年增加了1659.4萬人。三是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顯著增加。到2020年，在所有農民工中，受過高中教育的比例達到16.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到12.2%，其中流動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文化程度更高，大專及以上所占比例達到16.5%。

四、當前工人隊伍發展的新特點

近些年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互聯網等新技術的廣泛運用，我國工人隊伍的內部結構、就業形態、利益訴求等方面也發生了明顯的新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特點。

（一）工人隊伍構成的復雜性增大

目前，我國工人隊伍構成成分日益復雜，職工就業形態日益多樣化，分配方式和利益關系也日趨多元化，呈現出結構復雜性的特征。從不同所有制成分來看，工人隊伍中既有在國有企業工作的職工，也有在私營企業、“三資”企業以及各種復雜關系的股份制企業工作的職工。從生產要素的主要投入類型來看，工人隊伍中既有在技術、資本密集的企業中工作的職工，也有在勞動密集的企業中工作的職工。從城鄉戶籍來看，工人隊伍中既有城鎮戶籍的職工，也有農村戶籍的農民工。從用工方式和勞動關系來看，工人群體中既有與用人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或確定正式勞動關系）的正式職工，也有非正式工作的職工，諸如臨時工、派遣工、靈活就業工人等等。

（二）工人隊伍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

隨著工人階級的職業分化，工人階級內部之間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斷擴大。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單位之間的差距都非常顯著，甚至地區、行業和單位內部的差距也非常明顯。從所有制就業單位來看，城鎮非私營企業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持續高于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近十年間，城鎮非私營單位與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差額增長22409元，增幅為129.96%。2018年二者差額首次突破3萬元，2020年二者差額增加至39652元。從就業行業來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年均工資較高，而農林牧漁、住宿和餐飲業等行業年均工資較低。從就業崗位來看，從事專業技術和管理工作的白領群體，收入顯著高于從事簡單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藍領群體。2020年數據顯示：企業內部從事中層及以上管理崗位職工年均工資最高，為平均水平的2.07倍；而從事社會生產服務/生活服務崗位職工年均工資最低，為平均水平的77.56%，崗位年均工資最高與最低之比達2.66倍。

（三）制造業工人占比持續下降

近十年來，我國制造業工人群體占比呈下降趨勢。從事制造業工人群體在城鎮非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及個體就業中占比均呈波動下降趨勢。2010−2019年，從制造業工人在城鎮非私營單位占比來看，制造業占比于2010−2013年間波動上升至最高點29.04%，而后便持續下降至最低點22.33%；從制造業工人在私營企業及個人就業中占比來看，制造業占比于2010−2016年間持續下降至最低點13.59%，2017年雖有所回升，而后仍呈下降趨勢。在我國經濟增長下行時期，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的“用工荒”現象越來越嚴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全國招聘大于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顯示，制造業用工缺口最大。在最缺工的100個職業中，有42個屬于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在新進排行的29個職業中，有20個與制造業直接相關。制造業缺工印證了當前我國經濟持續穩步恢復的態勢、體現出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迭代，從長期來看亦是勞動力人口減少的必然結果。緩解制造業“缺工”，需要企業、勞動者和政府職能部門的協同努力。

（四）農民工群體出現負增長

在新的發展階段，由于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和比例持續減少，加之大城市房價、房租高企和城鎮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就地就近就業政策顯效，農民工外出務工意愿降低，我國農民工群體不再無限供給。盡管最近五年數據顯示，農民工規模于2016−2019年呈逐年增長的趨勢，由28171萬人增至29077萬人，但2020年農民工首次出現負增長，比2019年減少517萬人。《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還顯示，相對于本地農民工，外出農民工負增長更為顯著。2020年外出農民工為16959萬人，比上年減少466萬人；本地農民工為11601萬人，比上年減少51萬人。這是自2008年統計農民工數據以來，農民工總量第一次出現下降。農民工驟減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諸多變化，可能會放緩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加劇企業“用工荒”現狀。

（五）與互聯網相聯系的新職業群體迅猛發展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創造了大量靈活就業的新形式、新業態。與互聯網平臺相聯系的靈活就業的新職業群體迅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以及未來勞動力市場中不容忽視的就業群體。比如個體的、形式多樣的網絡直播、網店、網上代購、短視頻制作、慕課、網約車、網約配送等從業人員，其發展異常迅猛，對傳統的就業方式產生極大的影響和沖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數據顯示，“自由職業者”在職業階層結構中的比例從2008年的0.1%猛增到2019年的5.6%，意味著自由職業者這個群體目前已經達到3900萬人。2019年以來，人社部陸續公布了包括“網約配送員”“互聯網營銷師”“電子競技員”在內的三批共38個新職業。根據2020年10月的相關調查，在新職業群體中，網約配送員（快遞小哥、外賣騎手）占53.9%，網絡主播（包括音視頻創作者）占12.8%，公眾號/微博等全媒體運營人員占7.0%，網絡文學寫手占6.8%，電子競技員占4.8%，新興互聯網科技從業人員占4.2%，其他占2.3%。互聯網迅猛發展所催生的新型網絡工作，大多都呈現 “新型零工”的靈活就業方式，這種就業方式已經開始走上前臺，將對我國未來就業方式產生極大影響。

（六）新零工經濟的勞動關系復雜化

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催生的新零工就業逐漸滲透到社會各領域，雇傭形式發生改變，在傳統勞動關系之外顯現出靈活復雜的趨勢，新型的勞動爭議和勞資糾紛案件時有發生。第八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在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發展所創造的新就業形態中，勞動者不再受用人單位直接控制，而是通過平臺與市場直接對接、進行價值交換。互聯網平臺是新興事物，新就業形態從業者與平臺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現行的法律缺乏對應的規定，因而會出現管理缺位的問題。同時，平臺就業形態比較靈活，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都與傳統工業社會大為不同，這對于傳統的勞資關系和社會保障等政策體系都是巨大的沖擊，給從業者收入穩定、就業保障和勞動保護等一系列問題都帶了巨大挑戰。

五、當前工人隊伍發展需要關注的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之后，經濟社會結構持續發生著深層次的變化，工人隊伍發展出現了新情況，面臨一些新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一）要警惕和防止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

近若干年來，有幾個方面的因素推動了“去工業化”的過程：一是勞動密集型工業企業的人工成本較快增長，利潤空間壓縮，大量資本退出勞動密集型工業；二是保護環境的約束大大提高，相當一批粗放經營、環保不達標的中小工業企業退出；三是“90后”青年的擇業觀念發生很大改變，我國目前每年800多萬高等教育畢業生，進入工業企業的比例很低。這本來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必然趨勢，也是在工業化后期必然產生的結果。但制造業在我國發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位置，過早的“去工業化”是一個很大的危險。這種“去工業化”的職業結構變動，帶來整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下行，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的就是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的不斷提高。當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技術創新，但這需要長時期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過早的“去工業化”會造成很多負面結果。

（二）要高度重視城鎮化對農民工“吸納能力不足”的問題

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我國城鎮化率雖已達到中等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要從減少農民入手，加快農民工的城鎮化吸納，為提升城鎮化水平提供持久動力。但我國城鎮化對農村農業的輻射力仍然不夠，對農村勞動力吸納不足。一方面，中小城市戶籍的“含金量”較低，吸引力較弱。雖然中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工作地點離家較近，但各種資源大都集中在省會及以上城市，中小城市就業機會有限，工資水平較低，且教育、醫療、交通等資源相對匱乏，以至于農民工寧肯千里迢迢地從家鄉到東部沿海地區務工，也不愿在家鄉附近的中小城市打工。另一方面，農民工落戶中小城市的意愿不足。戶籍限制放開后，農民工融入中小城市的機會和可能性會有所提升，但戶籍放開只是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起點。中小城市，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就業機會有限、公共資源不足制約了農民工定居中小城市。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深化城鄉管理體制、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公共服務供給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加快農民工的城鎮化吸納，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城鎮化水平。

（三）要特別注重互聯網等物流和外賣工人的權益保護

與互聯網相聯系的新零工就業的迅猛發展，對促進我國居民消費、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對物流業工人，特別是對卡車司機和外賣小哥的權益保護一直存在缺失，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技術變遷和平臺經濟加劇了卡車司機、外賣小哥勞動的“不穩定性”。互聯網與智能手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物流業的組織與運作模式。卡車司機、外賣小哥與互聯網平臺型組織的復雜關系已經難以用現行的法律關系界定。二是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職業生態不斷惡化。在競爭加劇、管控趨緊、運價下降的背景下，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勞動過程與工作組織也越來越趨向于嚴苛的理性化和效率化。“ 貨運機器人”“外賣機器人”等詞被經常用來形容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趕工游戲”。三是對互聯網平臺的法律監管滯后。由于“新型勞動關系”的相關法律法規還沒有出臺，配套制度也不完善，導致了對互聯網平臺的法律監管滯后。處于技術壟斷地位的平臺，因為沒有法律的監管，很難確保卡車司機、外賣小哥的正當利益。同時，卡車司機、外賣小哥比傳統用工模式下的工人更為弱小和分散，難以維護自身權益。

（四）要密切關注工人隊伍內部不同群體社會保險差異較大的問題

工人階級隊伍內部社會保障差異較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工人社會保險參與差異較大。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的比例較低，跨省轉移接續難。城鎮職工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參與比例要比農民工明顯偏高。二是不同所有制單位的職工參加社保情況差別較大。第八次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在公有制單位，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的覆蓋率較高，分別達到90.1%和 91.7%，而非公有制單位的覆蓋率則低不少，分別為73.3% 和74.9%，兩者存在明顯的差距。同時，部分企業存在社保未繳費、不足額繳費、不按時繳費的現象。部分職工未納入制度覆蓋范圍，職工勞動合同中沒有（包括不清楚）對社會保險有明確規定的達24.8%；沒有辦理（包括不知道）失業、工傷保險的職工比例分別達31%和23.6%。

（五）要著力解決工人隊伍的技術技能素質存在的短板和弱項的問題

工人的技術技能素質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高質量發展是做實、做強、做精制造業的生命線。目前，我國工人隊伍的技術技能素質存在三個方面的短板弱項：一是制造行業從業者的受教育程度整體還偏低，還不能完全滿足制造強國發展戰略的需要，技術技能素質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二是高素質、高職稱的技術工人數量明顯不足，所占比例偏低，存在較大需求缺口，智能設備技術工人更是嚴重缺乏。三是技術工人的收入偏低，對于技術技能提升的激勵不足。目前，在企業中高級技術工人的收入與一般管理人員相比并沒有優勢，而且崗位培訓和技能提升對于技術工人的收入和晉升并沒有明顯作用，大大影響了工人提升技術技能的積極性。

六、關于發展和壯大工人階級的若干建議

目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新使命和新擔當，為工人階級供了更加壯闊的歷史舞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破除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等方面的障礙，促進工人隊伍全面發展。

（一）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進一步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

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國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角色沒有改變、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的地位沒有改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進一步發揮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大力提高工人階級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術能力，保障工人階級依法、有序、廣泛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的民主權利。要從工人階級作為整體出發正確理解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進一步增強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性，鞏固和加強黨執政的階級基礎。

（二）完善工人技能分級晉級制度，進一步提高工人隊伍先進素質

勞動者素質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全面提高產業工人素質。要完善工人分級評定和晉升制度，建立健全技術工人的培養和使用機制，推出一大批國家“工匠”，構建起尊重技術、鼓勵創新的社會氛圍，持續壯大技術工人隊伍的規模，持續優化工人隊伍的結構。

（三）加快推進職業農民培養，進一步擴大工人階級隊伍的后備軍

在現代化發展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農民數量龐大，收入普遍較低，始終是影響我國走向現代化的最大軟肋。在新發展階段，要加快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用制度保障和創業前景吸引青年返鄉下鄉創業，推進農業的產業化發展，推進農村的產業融合發展。要根據農業勞動力高齡化的趨勢，深化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發展，擴大工人階級隊伍的后備軍。

（四）完善勞動法律體系，進一步增強“新零工經濟”群體的權益保護

“新型零工”將會對我國未來就業方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在新發展階段，要支持鼓勵和促進“新型零工經濟”發展，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勞動強度、勞動方式等方面的新特點，完善勞動法律體系，加快出臺適應新經濟形態的相關規定和法律，完善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勞動合同、勞務管理和社會保險等相關制度，引導新零工經濟工人向正規化、職業化、專業化發展，加強平臺經濟的行業自律社會責任，推動新零工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五）創新群團組織功能，發揮好新形勢下工會維護工人權益的作用

群團組織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進一步發揮好群團組織尤其是工會在維護和團結工人中的作用，健全黨領導下的維護職工權益機制，切實解決好職工群眾在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勞動安全衛生等方面的現實問題。要健全完善勞動爭議應急調解協調機制，堅持以政府為主導，工會、企業代表組織及主管部門共同參與，及時處置重大集體勞動爭議，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切實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

（作者：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尉建文，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學術月刊》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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