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5日，在北京各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上，工商界代表樂松生向毛澤東主席獻報喜信】
【摘 要】從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歷史使命”來看，1953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對私改造”取得偉大勝利這件事，尤其值得紀念。“對私改造”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是一場對私有制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對“共產主義革命”原理的豐富和創新。“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相比，對新中國未來的發展，意義更為深遠，歷史地位不容低估。我們只要承認“對私改造”的必要性和偉大勝利，就不能不對一段時期以來私有化“改制”造成的不良后果，進行反思。黨中央不斷強調要堅持“四個自信”，這理所當然地包括對新中國“對私改造”正確性和科學性的自信，高度重視“對私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偉大勝利，對于糾正目前所有制結構的不良比例關系，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20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慶典。201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新中國）國慶日。新中國70年多年征程，波瀾壯闊，經濟建設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勝枚舉。但是從共產黨人最終要“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崇高目的這個“初心”，從實現兩個“最徹底決裂”的“歷史使命”來看，1953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對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下簡稱“對私改造”），取得偉大勝利這件事，尤其值得紀念。本文擬對此談些思考。
一、應用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偉大實踐
我們黨從新中國建立起，就著手做“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改造”的“一些工作”。但是，有步驟地展開“對私改造”，是從1953年開始的。回顧歷史，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歷盡外國侵略、戰爭滄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社會已是滿目瘡痍，幾乎沒有重工業，連鐵釘、火柴、煤油都掛了“洋”字；糧食總產量僅為2250多億斤，人均國民收入僅27美元，相當于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全國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人均壽命只有35歲；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美國16%，歐洲12國的18.6%，拉丁美洲的56.6%，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僅4.4%。如果從形而上學的唯生產力論出發，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就似乎應當先搞一段資本主義，待工業化發展起來之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然而，毛澤東早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深刻指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在革命勝利之后，再搞資產階級專政是行不通的：一是帝國主義不容許，因為它只允許中國變為其殖民地；二是社會主義不容許，如果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失去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就不可能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而只能帝國主義國家的附庸國；三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不容許資產階級獨占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同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具有軟弱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辛亥革命失敗已證明，他們沒有能力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在經濟上也先天不足，比官僚買辦資本經濟弱小得多。新中國建立初的1949年，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在整個民族資本（包括工業、商業和金融資本）中只占1/5，主要分布在輕紡、食品工業，其中79.1%屬于工場手工業。因此，指望一盤散沙、謀取私人利潤為目的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來實現中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顯然是不可取的。“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是毛澤東始終旗幟鮮明堅持的基本判斷。由于中國共產黨人建黨之初，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由于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在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已經與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革命的統一戰線；由于新中國建立伊始，就沒收官僚買辦資本，建立起基本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由于老解放區已經有建立互助合作的經驗，而土地改革后，許多翻身農民在實踐中認識到，單個家庭小生產具有脆弱性，要發展多種經營和擴大再生產，避免貧富兩極分化，走上生活富裕之路，就要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由于到1952年，新中國國民經濟恢復已經實現，所有這些歷史因素都證明，新中國建立初期已具備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正是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遵循歷史辯證法，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嚴肅地批評了當時黨內有人認為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錯誤觀點，指出“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并領導全黨在1953年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一化三改造”的“總路線”。毛澤東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過渡時期，是向社會主義發展，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按照黨的總路線，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而消滅私有制和廢除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正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目標和特征，這是由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所決定的。我們黨深刻認識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對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即“解決所有制的問題”的節點上。因此，新中國“對私改造”的革命實踐，完全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在“對私改造”過程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突出地體現在，毛澤東領導全黨結合中國具體國情，科學地認識并在實踐中正確處理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私改造”的辯證關系。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經濟就必須領導資本主義經濟，并對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單有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走上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國家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如果不采取農業合作化的方法，使農業生產力“由適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適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就不能解決社會主義工業化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而重工業發展起來所生產的拖拉機等機械化產品，只有在農業合作化形成大規模經營，才有可能大量使用；輕工業發展起來生產的消費資料商品，只有在農民參加合作化、提高了收入，形成購買力的條件下，才能有可能大量的銷售出去，因此，在中國的條件下，必須把合作化與工業化結合起來，而不是先搞工業化，然后再搞合作化。由于我們黨創造性地應用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辯證法原理，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對私改造”顯著加快，從原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縮短到了只花了7年時間（從1949年算起），到1956年底，我國的國民收入結構（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GNP）中，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公私合營經濟、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的占比，已經由1952年的19.1%、1.5%、0.7%、71.8%、6.9%，相應地轉變為32.2%、53.4%、7.3%、7.1%、0%；國營經濟、公私合營（以公為主）、合作社經濟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成分已達到92.9%，成功地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到1957年底，我國完成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按1952年價格，工業總產值從1952年的270.1億元增長到628.2億元，五年平均每年增長18%；農業總產值從1952年的484億元增長到604億元，五年平均每年增長4.5%；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1957年達到102元（年），比1952年的76元提高1/3 強，其中職工平均消費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農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鄧小平曾評價，“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個判斷對整個“對私改造”都是恰如其分的。
二、對“共產主義革命”原理的豐富和發展
1956年成功實現的“對私改造”，這是一場對私有制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革命原理的豐富和創新。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提出了兩個“最徹底決裂”的“共產主義革命”基本原理，其中，同“傳統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決裂”，是經濟領域對私有制的革命，在理論表現上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疇，內容十分豐富。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其要點可簡要梳理為：（1）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經濟和社會運動中起決定作用。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的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人類社會產生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經濟根源，是生產資料私有制。（2）共產主義革命可以概括為“消滅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后也是最完備的私有制；“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3）無產階級獲得經濟解放的基本條件是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它是生產者有計劃地聯合勞動的基礎。這種公有制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有必要指出，用個人所有制范疇來表達，是為了說明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辯證法規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產生，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否定的否定”；是為了闡明，生產資料公有制已不是私有制那種“階級所有制”，而是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土地的“自由人聯合體”經濟中的“自由個性”、“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所有制。（4）無產階級在經濟革命中必須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并逐步實行土地國有化。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后，“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工人階級的未來將取決于地產問題的解決，“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產”，“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并最終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生產。”（5）無產階級必須與農民和小資產者結成反對資產階級的聯盟。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受資本壓迫的農民和小資產者，必須把他們發動起來，共同“反對資產階級制度，反對資本統治”，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取得勝利。（6）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之后要引導農民走集體所有制道路。無產階級把農民引導到革命方面來的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 重溫上述要點，回顧新中國的“對私改造”實踐，我們可以感受到，我們黨不但最堅定地貫徹了“傳統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決裂”的基本原理；而且，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動性，結合中國國情，創造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方式，豐富和發展了這個基本原理。主要體現在：一是根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用非對抗性的方式實施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本來是對抗性的階級矛盾，但是我們黨根據中國的實際，把資產階級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前者采取堅決剝奪的對抗性方式，而對后者則實施“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指導方針和采取非對抗性的和平“贖買”方式。在經濟上，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實施國家資本主義，通過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理、企業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過渡形式，并給予資本家在公私合營后在一定時期的“定息”，實現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基本轉變。在思想政治上則利用“工商聯”等組織形式，堅持對民族資本家實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他們向工人階級靠攏。應當說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科學運用馬克思關于“經濟關系人格化”原理，改造剝削階級成員取得成功的偉大創舉。二是正確處理中國特色的“兩個聯盟”的關系。毛澤東在“對私改造”過程中，深刻指出，“我們現在有兩個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以下簡稱“工農聯盟”和“工資聯盟”）；“這兩個聯盟，同農民的聯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暫時的，第二位的。這兩個聯盟，在我們這樣經濟落后的國家，現在都是必要的。”在新中國初期，我們黨依靠工農聯盟，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采取統購統銷的方式，掌握了來自農村的糧食和原料市場，由此迫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經營，接受國家資本主義措施，服從國家整體利益的需要；同時，又利用工資聯盟，利用已有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生產工業品，滿足農村農民的需要，并改變個體農民對糧食和某些工業原料的惜售行為。這樣處理兩個聯盟的經濟關系，把“對私改造”建立在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向上，從政治上孤立了資產階級，鞏固和增強了勞動者的階級聯盟，并引導民族資本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推動了社會主義所有制革命的進程。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看，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的重大貢獻。三是創造了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方式。新中國建國初期，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在“對私改造”中，我們黨根據唯物史觀的階級分析方法，堅持依靠農村無產階級即貧下中農，聯合中農，由此帶動整個農民的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在農民中提倡“組織起來”，從有領導的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做起，貫徹積極發展、穩步推進的方針和尊重農民自愿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引導農民向合作化發展；根據農戶之間的勞動協作和生產資料協作，以及相應的統一經營和家庭分散經營所占比重的不同，逐步建立起集體經濟因素程度不同的初級、中級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推進農民互助合作的進程中，根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對糧食、原料采取國家統購統銷政策，經濟上合理地處理農民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思想上加強對農民的“總路線”教育，這就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加快了農民合作化的進程。這些方針、政策和實施步驟，把幾億進行小生產的農民，團結到我們黨的周圍，走上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應當說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奇跡。由上可見，我們黨在“對私改造”中，堅持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充分發揮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主觀能動性，充分發揮了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和上層建筑的作用，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緊密結合起來，創造出中國式的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邏輯，同時也創造了中國特色的“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決裂”的理論邏輯。這是偉大成功實踐和劃時代理論創新的美妙結合。
三、“對私改造”的歷史地位不容低估
1956年“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使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的曾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沖破帝國主義陣線，在世界的東方，轉變為獨立自主的、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勞動人民真正成為生產條件的主人。在此基礎上，我國實行“全國一盤棋”的社會經濟大協作，逐步建立起獨立自主的、門類比較齊全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并發展起高新技術，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53年至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不變價計算增加了122倍，年均增長8.2%，平均每9年翻一番；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8年，我國GDP總量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過日本，上升到世界第2位；2013年，GDP約為92403億美元，占世界份額達到12.3%；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NI）也有較大增長，2016年人均GNI達到8260美元，由低收入國家邁進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些歷史性的進步，離開了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發揮的優越性，是不可能實現的。值此新中國建立70周年之時，我們理應遵照黨中央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要求，從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實行兩個“最徹底決裂”的高度，深入總結1953年到1956年“對私改造”的歷史經驗，以便從新的歷史條件再出發，進一步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可是，近些年來，受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是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的影響，卻出現了一股淡化乃至否定的“對私改造”偉大成就的思想傾向。在慶祝新中國70周年之際，人們談1949年的偉大勝利無所顧忌，談1956年的偉大勝利卻顧慮重重，乃至噤若寒蟬。產生這種現象，與近些年來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發生了變化，即公有制經濟成分的顯著縮小，有直接關系。好像一談“對私改造”的成就，就否定了現階段改革的成就似的。實際上，要全面地總結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經驗，正需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科學評價“對私改造”的重要歷史經驗和成就，對此絕不能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者有必要站出來說話，還歷史的公道。毫無疑問，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和1956年的“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都是中國近代以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但是，從《共產黨宣言》關于兩個“最徹底決裂”的歷史使命的高度來認識，后者比前者則要深刻得多。1949年新中國建立，是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偉大勝利，但是在經濟上，這只是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和私人的小生產，掃清了歷史障礙，還保留著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削制度；全國城市大多數勞動者仍然沒有擺脫處于受民族工商業資產階級剝削的經濟地位，因而這屬于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而1956年“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則是我們黨領導工人階級，帶領全體勞動人民對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革命，是推翻奴隸制以來的私有剝削制度的革命，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革命，具有社會主義經濟革命的性質。雖然后一場革命是在前一場革命取得的條件下進行的，但是在革命的性質上，后一場革命卻是質的飛躍。正是這場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的偉大勝利，才使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真正成為經濟領域的主人，使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站到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前沿，使中華民族從世界上的落后民族躍升為先進民族，使新中國成為世界上被帝國主義及其殖民主義制度壓迫、剝削的發展中國家前進的榜樣。足見1956年“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與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相比，對新中國未來的發展，意義更為深遠。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到1956年底“對私改造”勝利，只用了7年時間。為此，有一種觀點認為，“對私改造”犯了急于求成的錯誤。筆者認為，對于獲得偉大成功的革命，革命主體在某些方面、某個局部發生一些失誤實屬正常，揭示這些失誤的主客觀原因，總結教訓，有助于今后的革命實踐少走彎路。例如，當時對城市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后期，領導方法就有些欠冷靜。表現在：在形成“改造”高潮后，沒有按行業類別，用分批、分階段的方式推開，而是采取了全行業一起合作化的方法，這就在某種程度帶有強制性，背離個體手工勞動者的意愿；這是與對城市人民實際需要的手工業服務方式調查不夠相聯系的，以至個體手工業合作化之后，給人民群眾的服務需要（如修理、餐飲等）帶來了某種不便。為此，以后做出政策調整，允許發展一定程度的私人服務業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正是總結教訓的結果。但是，總結某些失誤的教訓，不應當以偏概全，一葉障目，由此否定整個“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筆者認為，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這是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有積極意義的。馬克思曾對“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與“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作對比，指出前一種轉化“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因為“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這告訴人們，廣大人民群眾用較短時間剝奪資本主義剝削者，這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如果用斷斷續續、慢慢拖延的方式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勢必給建立作為國民經濟主導力量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尤其給建立由國家控制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帶來不利。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工商業，本身具有運行上的分散性、自發性和無政府主義形態，這種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比重越大，就越會給國家控制國民經濟穩定運行造成障礙，也會給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遵循社會再生產按比例運行和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建立具有整體性的、“全國一般棋”的工業體系帶來不利。而較快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施社會主義革命，顯然有助于迅速建立起國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這有利于國家從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國民經濟體系進行宏觀調控，有利于更穩、更快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能允許存在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多層次性，決定了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是不利于民族經濟整體發展的。事實上，就在“對私改造”取得偉大勝利的年代，我們黨已經發現了社會上出現私人辦的“地下工廠”這種現象。為此，毛主席在1956年與工商聯、中央統戰部的負責人談話中指出，地下工廠，“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可見，在我國的國情條件下，應當允許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在較長時間內繼續存在。但是，這里必須強調，在“對私改造”取得勝利之后，調整經濟政策，這不意味著，要根本否定較快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合理性。調整經濟政策，這是解決“對私改造”的“適度”問題，這是以“對私改造”取得根本勝利為前提的。沒有這場偉大的勝利，就談不上調整政策。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已經穩固地建立起來，國有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主導力量的前提下，為發展民族經濟整體實力，調整經濟政策，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非公有制為輔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這實質上是對“對私改造”這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完善和補充，而絕不是根本否定。1956年對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的勝利，驗證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轉化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必那么長久、那么艱苦、那么困難的預見。那種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轉化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時間，同一種私有制轉化為另一種私有制的時間，相提并論，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實現遙遙無期，這種說法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商榷。目前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新中國初期“對私改造”的革命搞得太早了。這實質上是當年“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死灰復燃。這種觀點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革命發展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相統一的辯證法原理的。更重要的，是用目前出現的所有制結構的不良態勢，去否定新中國“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實質是用現在改革中的某種失誤否定歷史上的改革的成功，這是不能茍同的。總而言之，“對私改造”偉大勝利的歷史地位，是不容低估的。新中國建立后短短7年，就在全社會建立起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和勞動人民自主聯合的集體經濟，這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證明了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并沒有隔著“萬里長城”；證明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兩大“最徹底決裂”的革命，是“革命發展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的統一；驗證了馬克思揭示的歷史辯證法的真理性，因而“對私改造”的偉大勝利，也是唯物史觀作為人類社會最科學的認識論和實踐方法論的偉大勝利。
四、應當反思私有化“改制”的后果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人們只要承認“對私改造”的必要性和偉大勝利，就不能不對一段時期以來，受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人推行私有化“改制”造成的不良后果，進行反思。所謂私有化“改制”，是指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把我國工商領域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城鄉集體所有制企業，改制為私資、外資控股的公司制企業（私人控股企業）、私人合伙制企業或私人獨資企業。這導致了公有制企業在工商領域的比重已經顯著降低。筆者認為，絕不應當把私有化“改制”的后果當成改革的成就。而要在認識上撥亂反正，就有必要弄清構成基本經濟制度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及其后果。根據2005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2004年末第二、第三產業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實收資本在全國實收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私有資本、港澳臺商資本、外商投入資本額比重為48.1：7.9：28.0：7.3：8.7。那時，公有制經濟占56（48.1＋7.9）%，雖然離開50%的底線只差6%了，但是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的比重仍為56:44（28.0＋7.3＋8.7）；公有制仍是占主體地位的。但是，從那時起，隨著私有化“改制”措施被當成“深化改革”措施的推行，由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構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中比重就逐漸下降，并越來越嚴重。需要說明的是，國家統計局在公布“2004年末第二、第三產業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實收資本在全國實收資本總額中的比重”之后，至今再也沒有公布同類的數據；好在公布了與所有制分類的城鎮就業人員結構的數據。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有關原理，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而生產關系是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所以，不同所有制中從業人員或就業人員的比重，是可以反映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關系的。現將國家統計局關于2017年按經濟類型分城鎮就業人員情況列表如下，見表1：
表1：2017年底按經濟類型分城鎮就業人員情況
說明：（1）本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鑒》2018年的“四、就業和工資”表4—1“就業基本情況”中有關數據制作。（2）本表根據“城鎮就業人員”合計數與原表公布的不同類型的就業人員的差額，認為差額是指“私營單位”就業人員，于是用括號中的數據補上。（3）表中“百分比”為筆者計算。原表見：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
上表中，國有單位屬全民所有制，城鎮集體單位和股份合作單位屬集體所有制，根據國家統計局關于“聯營企業包括國有聯營企業、集體聯營企業、國有與集體聯營企業和其他聯營企業”的指標解釋，這里把聯營企業算作公有制，由此，在2017年底，全國城鎮公有制就業人員占比為：14.28%＋1.17（0.96＋0.18＋0.03）%＝15.45%；全國城鎮私有制就業人員占比為：31.39%＋5.73%＋3.04%＋3.04%＋22.01%＝65.21%；全國城鎮混合所有制就業人員占比為：14.99%＋4.35%＝19.34%。如果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公有資本控股企業同私有（包括外資）控股的企業各占一半，即19.34%×0.5＝9.67%，那么，總計，公有制就業人員占比約為：15.45%＋9.67%＝25.12%，私有制就業人員占比約為：65.21%＋9.67%＝74.88%。由于私有制經濟比重顯著地超過了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中的非主體界限范圍，這給國民經濟帶來不可輕視的嚴重后果：一是在生產關系決定收入分配關系規律的作用下，社會收入差距已出現了向兩極分化的趨勢。可否用公共財政再分配的辦法來解決有私有制比重加大的兩極分化問題？答案是不能。須知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得不承認社會收入產生的兩極分化，并且建立了基尼系數這種統計指標來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程度，在國家管理上采取財政轉移支付、實施職工就業培訓、設立最低工資制度和養老基金等改良主義，來緩和剝削制度造成的階級矛盾，但是所有這些措施，都停留在分配領域，都屬于不觸動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層面的改良主義。所以根本不能解決問題。而我國反映收入差距的全國基尼系數，從本世紀初起，曾連續超出國際安全警戒線的0.4，在0.47以上：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經過努力，2013年之后，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是2015、2016、2017年也仍分別處在0.462、0.465和0.467。所以，只有根本糾正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公有制比重嚴重下降的問題，才能根本解決社會收入不公的問題。二是隨著私有制中大陸以外投資比重的增加，我國勞動者創造的利潤有不小的部分已歸港澳臺商和外商占有。筆者曾根據能夠查閱到的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分析2016年在我國大陸投資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按登記注冊類型分建筑企業”、“限額以上批發業”、“限額以上零售業”、“住宿業”、“餐飲業”六個行業不同經濟成分獲得利潤的構成數據，其中內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在這些行業的GDP總額中所占利潤構成的數據分別為77.15%、8.61%和14.24。大陸總利潤中有22.85%，給了港澳臺商和外商。三是私有制經濟成分的加大，這已致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在相當大程度上起不良作用。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收入分配關系和產業結構關系，對國民經濟的宏觀運行起決定作用。資本主義私有制占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必然產生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基本矛盾，如果不作根本糾正，就勢必發生經濟危機。不容懷疑，資本主義私有制比重超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乃是導致我國宏觀經濟發生嚴重結構性失衡，并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兆頭的重要原因。這也說明，違反憲法，搞私有化“改制”，必然給國民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后果。1953年至1956年的“對私改造”，在實踐上把生產關系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生產力方面的工業化結合起來，在理論上實現了唯物史觀及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中國化創新，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今天，黨中央不斷強調要堅持“四個自信”，筆者認為，這理所當然地包括對“對私改造”正確性和科學性的自信。我們要高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理應繼承和發揚“對私改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經驗，而不是淡化，更不能否定這場革命。正因為如此，人們應高度警惕那種把私有化“改制”造成公有制經濟比重顯著下降、以至在工商領域喪失主體地位的經濟現象，誤判為“改革成就”，必須遵照憲法關于“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的莊嚴規定，堅定不移地重新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恢復工商業領域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必要強調以下觀點：首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與“對私改造”的根本指導思想是一致的。要深刻認識，這兩者本質上都是我們黨在唯物史觀及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下的偉大實踐，都是為了走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兩者只是在不同歷史階段，實踐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前者側重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方面，從基本經濟制度上把占主體地位的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以便建立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后者側重于國民經濟運行方面，從完善流通環節上改革管理體制，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社會生產力。從后者看，黨中央在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明確指出，“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就意味著改革是以維護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為前提的，要改掉的是高度集中的、有某種程度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目的是促進國民經濟運動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增強活力。這實質是在“對私改造”取得偉大勝利的基礎上，總結1957年之后在經濟管理實踐中的經驗和教訓，對唯物史觀及其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再創新，是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糾正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左”的主觀性錯誤，要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市場流通，建立和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計劃調控體系。固然，“體制改革”也包含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做出必要的調整，適當縮減比重過高的公有制經濟，但是無論如何，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因為只有堅持這個前提，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市場流通關系的有效結合，克服商品生產必然存在的自發性，促進社會生產力可持續科學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那種把“對私改造”與經濟體制改革對立起來的觀點，實際上是把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發展市場流通關系對立起來，顯然是一種認識誤區。至于有人搬用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所謂改革思想，竭力推行私有化“改制”，實事求是地說，這是在背叛馬克思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絕不能允許的。其二、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所有制性質劃分的原理不動搖。“對私改造”是在對社會多種所有制性質做出科學劃分的基礎上展開的。只有對現實社會的所有制結構做出科學的判斷，才通過調節所有制結構和相應地處理好階級關系，促進社會向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歷史條件下，同樣需要弄清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盡管現實經濟中存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但是這不能改變不同性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經濟成分的劃分。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勞動二重性的原理來看，混合所有制企業只是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者投入企業的資本，在使用價值上的混合，而在價值所有權上卻有嚴格的界限的，否則就無法根據投資數量分割利潤，按不同股權參與企業管理決策。應當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結構關系同樣客觀存在，是可以用統計數據來把握的。國家統計局2005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表明，現階段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包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私有資本、港澳臺商資本、外商投入資本五種基本經濟成分，是可以統計出來的。現在有些人搬用國際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宣揚的“競爭中性原則”，公然提出我國“取消所有制分類”的主張。說什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競爭主體是平等的、中性的即無差別的，只有取消所有制分類，才能形成所謂真正的“市場經濟”。這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它混淆了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無視包括生產環節的資本流通過程的客觀存在。不錯，簡單商品流通關系中的市場主體處于等價交換的平等地位，但是這不等于交換雙方是中性的、無差別的，例如，只是擁有勞動力商品、而對生產條件一無所有的工人與擁有資本形態的生產條件的資本家，這兩種市場主體是中性的、無差別的嗎？它們之間的勞動力商品買賣，即使是等價交換，但是為什么公平交換之后，工人必須跟資本家走進企業，讓資本家剝削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根本不明白，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商品流通平等關系，實際上只是資本流通過程的流通環節在簡單流通領域的表現。這種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生產領域的資本家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不平等生產關系。其實，私有制也是有差別的，資本主義市場歷來存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殘酷競爭，因而市場主體絕不是中性的。可以說，要求我國“取消所有制分類”這種主張，無非是要求取消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把全部所有制都變成無差別的私有制。撇開這些道理不談，主張“取消所有制分類”，這至少是對憲法關于“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藐視。最后、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才能根本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新中國通過“對私改造”建立起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是保證宏觀經濟穩定運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有利條件。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過程中，只有繼續維護這種根本有利條件，才能克服商品生產存在的自發性，避免重蹈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發生周期性危機的覆轍。前面提到私有化“改制”導致的工商業領域公有制經濟比重嚴重下降，這是造成社會收入差距嚴重拉大、宏觀經濟經濟結構失衡、勞動者創造的利潤流向外資等問題的主要原因。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原理揭示出，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即使國家出面進行宏觀調控，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至今不能改變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機理，充分證明這是真理。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要解決這些問題，惟有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的地位。為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聯系現實經濟生活的實際，高度重視新中國“對私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對于糾正所有制結構的不良比例關系，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本文原刊于中國《資本論》研究會會刊《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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