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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黨史礪初心 勇擔使命開新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企管理體制改革發展歷史探究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全黨掀起了學習黨史的熱潮。100年來，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有企業為黨提供了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與此同時，國有企業之所以能夠從無到有、由弱變強，到如今成為國民經濟頂梁柱，其中的佼佼者躋身世界一流企業之列，得益于近百年來，國有企業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持續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推進改革創新工作。

重溫國有企業在黨的領導下的改革發展史，有助于我們更加堅定聽黨話跟黨走的信心，牢記初心使命，當好基本隊伍；有助于我們繼續深入貫徹“兩個一以貫之”，以高質量黨建引領高質量發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中國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創立與探索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之后，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有志于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先進知識分子，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在上海、北京、長沙、濟南等地先后建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

1923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經濟學會的演講里指出：“社會主義的實現，必須經過三階段：一、政權的奪?。欢?、生產及交換機關的社會化；三、生產分配及一般執行事務的組織。”其中生產交換機關的社會化主要指“除去一部分的有土農夫，凡大資本的企業：鐵路、礦山、輪船公司、承辦運輸事業、大規模的制造工業、大商店，收歸國有，在人民會議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辦理”“自國家銀行以下，所有的銀行，均收歸公有”“小工商業及運輸機關，亦漸次收歸國有”“生產行于大工廠。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場運輸歸于國營。在被抑止的企業里的雇工轉業于國營的生產事業及分配事業”?？梢?，李大釗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至關重要。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高度重視對工人的組織和領導工作，一個重要的內設機構就是領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組合書記部”。1925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為了發動工人領導工人運動的重要組織。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運動此起彼伏。

1922年5月，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當年9月初，毛澤東第三次來到安源，果斷決定舉行大罷工。9月12日，安源路礦成立了罷工指揮部，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任俱樂部全權代表。因計劃周密，聲勢強大，路礦當局無計可施，只好同工人俱樂部代表簽訂了包含13款內容的條約，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成為白色恐怖下的一聲驚雷。

1922年8月下旬，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王盡美受李大釗的派遣，來到山海關鐵工廠（中鐵山橋前身）當了一名學徒工。1922年10月，在王盡美的領導下，山海關鐵工廠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并取得了全面勝利，在中國工運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

【黨的十九大代表王中美向黨的一大代表王盡美同志塑像敬獻花籃】

香港海員大罷工、二七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大罷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地上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種，喚醒了越來越多的工人。

1927年6月19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組織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提出，需要迅速解決的重大而迫切的問題之一，就是“工人參加管理”權利問題。工人階級的責任之一就是：“要求參加管理國有企業，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有的企業及與社會經濟有重大關系的大企業。”

目前的史料中，這應該是“國有企業”這個表述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現。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創立“三人團”體制

上個世紀20年代末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經出現了服務紅軍的生產單位，功能包括被服用品生產和槍械修理等等。但是，這些尚不能稱為企業。

1929年紅軍在同閩西軍閥的戰斗中，繳獲了大筆資金和被服廠、器械修理所之后，開始有了工廠性的企業。直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屬于共和國人民所有的國家工廠才成規模地出現。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公營經濟，在支持前線戰爭的同時，還承擔著保障人民生活的責任。

1934年，中央革命根據地33個規模較大的公營工廠，主要是軍需企業，包括兵工、被服、制鞋、印刷、制幣、紡織、縫紉、毛毯、制藥、造紙、煉鐵等。這些公營工廠分別由軍事委員會和蘇區人民政府監管，廢除了奴役壓迫工人的制度，代之以吸收職工參加管理的民主制度，借鑒黨的建軍思想，確立了公營工廠管理的“三大民主”原則。“三大民主”原則就是指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技術民主。其主要內容有：作為企業的主人職工有權派出代表參加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工作；對那些與職工切身利益相關的工資、待遇、福利等事項，職工有決定權；職工有權對生產計劃的實施、產品質量和技術改造等事項進行討論并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

根據“三大民主”原則，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了公營工廠管理“三人團”體制。由廠長、黨支部書記和工會委員長三方構成的公營工廠“三人團”的主要任務是：討論生產計劃、加強勞動紀律，以及處理工廠生產中的一些日常問題。“三人團”的工作程序是：“三人團”會議由廠長召集，如果會議發生爭執、出現分歧，應由廠長作出最后決定；如果支部或工會不同意廠長的最后決定，仍須執行廠長的意見，但是，支部或工會可將意見提交上級機關進行解決；在設有政委的工廠，政委參加“三人團”會議，政委擁有最后決定的權力；“三人團”決定問題，黨支部、工會及行政都應當在各自的工作系統立即執行。

劉少奇、陳云等在中央蘇區的工廠進行了大量調查后發現，中央蘇區的公營工廠存在著無人負責、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浪費極大現象。針對這些問題，1934年3月，劉少奇撰寫了《論國家工廠管理》。文章強調指出，必須建立廠長個人負責制，必須要“建立真正的工廠制度，執行勞動紀律，科學地去計劃生產，組織生產，吸收工人參加核算，算得愈清楚，愈有把握，愈不吃虧”。1934年4月10日，蘇區正式頒發了《蘇維埃國家工廠管理條例》。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頒發了《蘇維埃國家工廠支部工作條例》，加之《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及其修正案，建立和完善了公營工廠管理法律制度體系。

全面抗戰時期：探索“一元化”領導體制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成立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管理的地域、人口和生產規模都得到了擴大，公營經濟在艱難困苦的形勢下有了很大發展。到1945年，僅陜甘寧邊區的公營企業就多達80家。

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反動派停發八路軍經費，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中國共產黨動員黨政軍機關自力更生，支持人民群眾發展公營、合作等經濟，開展大生產運動。由于“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建立了許多自給工業”“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很好地支持了前線的抗日戰爭，保障了根據地人民的生活。

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召開了高級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突出強調公營經濟的地位作用：“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

也正是在此期間，毛澤東提出了“公私兼顧”的經濟思想。他指出：“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經濟，才能保障供給。”邊區政府根據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提出“以公營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政策。其中，公營經濟在數量上雖然是少數，卻是邊區經濟的主導力量。

隨著外界環境的改變，公營經濟規模的壯大，企業管理理念的分歧隨之出現。毛澤東指出：一個工廠內的行政工作、支部工作和職工會工作，必須統一于共同的目標之下。

1943年3月至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由各工廠廠長、支部書記和工會主任（委員長）參加的政府直屬公營工廠會議，強調加強公營工廠的統一領導：在工廠內部，廠長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廠內部的一切事務，凡有關生產上的一切問題，廠長均有最后之決定權；工廠內黨的支部與工會工作，也必須以完成工廠的生產任務為基本的唯一的內容。針對抗日根據地公營工廠出現的“機關化”“供給制”等弊病，這次會議還提出：必須實行經濟核算，進行企業化的改革。

然而，不久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廠長權力過大，單純靠命令行事抑制了黨支部和工會工作的工作熱情；黨支部和工會很難獨立開展工作。

1944年5月，邊區政府召開了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暨職工代表會議。劉少奇在會上指出：“正確地實行領導一元化。”“領導要依靠職工，要與群眾相結合。”會議通過的《陜甘寧邊區工廠職工代表會議宣言》強調工廠管理要發揚民主，正確地實行工廠領導一元化：領導要與群眾相結合，團結全廠工人實行自上而下的領導，必須依靠工廠黨支部和職工會自下而上的動員和組織職工的勞動熱情，進一步改善工廠的管理制度；工廠的黨支部和工會，應當在一元化領導中建立自己本身的獨立的群眾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設立工廠管理委員會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人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敵偽企業，解放區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關于解放區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政策，明確提出了公營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

中共中央在1946年4月發布了《關于工業政策的決定（草案）》，5月發布了《關于公營工業的發展方針》。194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修改《接收敵偽和蔣占企業后的改造管理與工運方針的決議》給東北局的指示。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東北局修改了決議草案的一些觀點和內容，1948年10月10日，正式發布了《中共中央東北局關于接收敵偽和蔣占企業后的改造管理與工運方針的決議（草案）》等等。這些經濟政策都明確要求，對各類企業進行新民主主義改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

《關于公營工業的發展方針》提出，除郵政、電信、兵工、鑄幣、鐵路及大規模水力發電廠由公營企業經營外，其他公營工業可招收私人入股，或轉為公私合營、公股私股同等待遇，采取股份公司制度；公營工業應否定戰時性的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實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一律實行企業化，精簡非生產人員，反對官僚主義，建立嚴格的經濟核算和成本會計，制定管理規則必須經過工人群眾，加強工人教育和工業管理干部培養，提升有技術有威望的工人擔任重要職務。

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關于發展股份混合經濟，實施公司制治理的早期嘗試。

中共中央《關于工業政策的指示（草案）》強調，對公營工廠要實施“企業化”改革，實行嚴格的經濟核算、成本會計，實行營業制，純粹供給性企業應實行定貨制；應按多勞多得原則實行全面工資制，否定戰時性的平均主義的供給制；管理機構必須企業化，反對機關化，某些管理制度必須經過群眾并依靠群眾執行，實行工人自己民主管理，慎重地提升有技術有威望的工人擔任管理方面的重要職務，管理委員會或廠務會議均應吸收工人代表參加。

按照這個文件的指示精神，解放區的各公營工廠普遍建立了工廠管理委員會，以此作為企業的領導機構，實行統一領導。五百人以上的大型工礦企業建立了職工代表會議制度。職工代表在工廠管理委員會的領導下，定期召開會議，就本企業的有關決定、生產計劃及工作總結，進行傳達和討論，提出批評意見或合理化建議。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于接收敵偽和蔣占企業后的改造管理與工運方針的決議（草案）》指出，過去某些企業有過的行政包辦一切，或工會代替行政的方式，都是不恰當的?！稕Q議》指出：“為使行政與工人一體的原則在組織機構上具體地表現出來，要實行吸收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辦法，建立由廠長領導的、吸收行政技術重要人員和工人代表參加的工廠管理委員會。工廠管理委員會有權討論生產任務、廠內各種制度和規章、工人福利等事項。廠長、黨支部書記和工會主任，應當是工廠管理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并組成領導核心，廠長有最后決定權。”

關于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企業管理問題，1949年5月5日，劉少奇《在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所有的公營工廠應一律組織工廠管理委員會，新接收的工廠，條件尚未成熟的可以慢一點，二三百人以上的工廠，都要建立職工代表會議；關于生產計劃“工人討論不是白討論的，他討論就要提意見，并計劃今后怎么實行，這就是民主化了”。劉少奇進一步指出：“在老解放區的工廠，要進行一個有準備、有領導的工廠管理民主化的運動，積極、主動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改變某些工廠存在的官僚主義傾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初期的模仿與創新

新中國成立之初，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征用外資、接收蘇聯移交企業，以及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投資興建國營企業，初步構建起了國有經濟的基本家底，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基礎。據統計，當時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和關鍵產業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

和平時期，如何管理好經濟家底？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新的思考。

1950年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學會管理企業》。這篇社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全國總工會負責人李立三起草，經劉少奇審閱修改以后發表的。社論指出，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中，為了把貧困落后的國家變成繁榮富強的國家，工人階級要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學會管理企業，把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企業，應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中心口號”。

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學習“老大哥”，推行“一長制”

1949年9月21日至29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綱領》第三十二條規定：“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廠長領導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集各大區和中直機關、中央各工業部、全國總工會及產業工會的代表，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國營工廠管理的決定（草案）》。會議認為，過去東北推行的廠長負責制是將來國營企業管理發展的方向。但是由于關內各地需要經過一個過渡期，即必須首先完成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在此期間，國營企業只能實行黨委領導制。

1953年，我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黨和政府對各級國有企業的管理力度不斷加強。中央認為，在國有企業推行“一長制”的條件已經具備，計劃在全國推行。

1954年4月，中共中央華北局發布了《關于在國營廠礦企業中實行廠長負責制的決定》，中共中央同意并轉發了這個文件。文件指出：工礦企業完成了民主改革，“進行了生產改革，學習了社會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建立了一些新的管理組織和管理制度，并培養了一批新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一般廠礦已由黨員干部擔任廠長、實行廠長負責制的條件業已具備”；工礦企業內部多頭領導無人負責現象嚴重，為了消除這種現象，使生產走向正軌，樹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就必須“改變過去的國營工礦企業中所實行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而實行廠長負責制”。

1955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召開工礦企業領導問題座談會，會議對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問題展開了深入而激烈的討論，5月16日就座談會情況向中央撰寫了報告。根據《關于工礦企業領導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央批文指出：企業黨組織必須認真幫助確立和鞏固企業管理方面的“一長制”，并且教育工作人員要嚴格遵守企業行政紀律和秩序；企業黨組織必須把“一長制”的確立作為自己的基本政治任務；在企業中，只有建立嚴格的“一長制”，才能使各個方面的專責制得到確立；這種秩序是辦好一個企業所必須的，而無人負責則是一種可怕的不良現象；任何企業只要一出現無人負責的混亂現象，黨組織就必須予以重視，積極幫助行政領導克服這種現象，絕不能容忍這種現象繼續存在。同時必須指出：一切行政領導同志必須十分注意并幫助黨組織加強政治工作，絕不允許把黨的政治領導與推行“一長制”對立起來，絕不可以使經濟工作與政治工作分離開來。

在某種程度上，“一長制”既是在此前基礎上的又一次調整，也是受到蘇聯老大哥“馬鋼憲法”影響的產物。這一模式來源于蘇聯最大的冶金聯合企業——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旨在推行“一長制”，強調行政命令，依靠少數專家制定標準化規章制度，在技術上也只認同專業精英。

“一長制”推行之初，對國營企業恢復生產和加強管理發揮了很大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問題逐漸顯現，如廠礦負責人鉆研業務少，官僚主義多，職工得不到有效指導，缺乏工作動力等。

當時的中紀委干部錢英向中央提出，一些地區在執行“一長制”過程中，放松了黨的政治思想領導，甚至使黨委處于行政的從屬地位。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很低，許多黨群干部長期不安心工作。

這些現象引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在全國發生了多起罷工、罷課、示威游行等。

對此，中共中央1957年3月25日發布了《關于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吨甘尽分赋觯涸诠S方面應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同時，實行和加強黨委領導下的群眾監督，在企業中積極試行常任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作為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和監督行政的權力機關；除了擴大民主以外，必須加強群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這是反對官僚主義的任務之一。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預備會議的講話中也提到：“一直到不久以前，我們才斷定'一長制’不好，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好。”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探索“鞍鋼憲法”

1957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研究有關工人階級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提出的重點課題有：關于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改善職工生活、工人階級內部團結和教育、企業中的黨組織、工會和青年團工作等問題。通知指出：目前比較容易實行的有效措施，就是把企業中現行的由工會主持的職工代表會議改為職工代表大會，并適當地擴大它的權力。

與此同時，一些企業的領導者開始檢討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努力克服管理中的官僚主義作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方式。其主要路徑，就是進一步調動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積極性。

位于齊齊哈爾的建華機械廠一方面精簡機構，下放干部，給車間班組放權，一方面發動群眾查找企業經營管理和干部領導作風方面的問題，組織職工群眾進行整改，把整改作為工人參加管理過程，提出“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位于北安的慶華工具廠從1957年5月開始，規定每周各級干部參加半天勞動，后來發展到干部參加勞動與解決生產問題相結合，讓干部在勞動中幫助班組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建華、慶華兩廠相互學習借鑒，使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相輔相成，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在“工人參加管理”和“干部參加勞動”運作過程中，又一個新的問題產生了，那就是企業的有些規章制度脫離班組管理和生產活動的需要。為此，兩個廠按照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的需要，合并業務重疊機構，簡化業務手續，減少和統一各種報表，改革了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就是建華、慶華兩廠的“兩參一改”。

位于齊齊哈爾的華安機械廠在1958年3月參加黑龍江省委召開的“兩參一改”經驗推廣會后，在企業管理8個方面進行了全面業務改革，進一步完善了“兩參一改”制度。

同時，長春第一汽車廠創造了領導、職工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企業管理經驗，改革革命戰爭年代的“職工大會”制度，根據企業職工人數眾多的實際情況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

這些經驗在鞍山鋼鐵公司被進一步融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做法。“兩參”即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群眾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即改革企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即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

1960年3月，鞍山市委在初步總結鞍鋼經驗的基礎上，向中央上報《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毛主席對這份8000多字的報告十分贊賞。他在批示中說：“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鞍鋼憲法”很快在全國得到推廣，周恩來總理曾贊揚大慶油田在實踐中運用了“鞍鋼憲法”原則。對此，日本專家評價說，美國的管理方法只注重管理者的作用，真正激發全員力量的管理方法在中國，就是“鞍鋼憲法”。

【鞍鋼大孤山鐵礦】

 

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黨組《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的報告》：用托拉斯的組織形式來管理工業，是工業管理體制上的一項重大改革。托拉斯性質的工業、交通公司，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集中統一的經濟組織，是在國家統一計劃下的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和計劃單位。為了改革和加強工業管理，1964年試辦了12 個工業、交通托拉斯。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有企業治理公司化改革的嘗試。

文化大革命時期：國營企業管理形式的多種嘗試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對國營企業的管理帶來了一定沖擊。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必須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已經開展文化革命的工礦企業，應當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抓革命和抓生產、抓業務等兩個班子；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在業余時間去搞，對領導干部的撤換，應由上級黨委主動加以調整，不采取群眾直接罷官的做法。

此后的十年期間，國營企業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下，適應形勢嘗試過“工人宣傳隊”“政治部”“革命委員會”等形式的管理體制。

1976年10月，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為標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整頓和健全企業領導體制，健全企業黨的基層組織，成為了迫在眉睫的工作。

改革開放后踏上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之路

1978年底，中央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吹起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在1980年8月1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明確提出，要有準備有步驟地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可以考慮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或公司董事會、或經濟聯合體的聯合委員會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

改革開放初期：探索黨政分工

整頓和健全企業領導體制，成為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當務之急。

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中國共產黨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暫行條例》三部暫行條例，確立了“黨委集體領導、職工民主管理、廠長行政指揮”的企業管理體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代會制度被確立下來。同年6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頒發工業企業、財貿企業基層黨組織工作兩個暫行條例的通知》指出：“辦好社會主義企業，關鍵在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首先，要健全和完善企業領導制度，遵循黨委集體領導、職工民主管理、廠長行政指揮的根本原則，實行黨政分工。企業黨委主要是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掌握企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凡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應由黨委討論決定；至于企業的日常生產行政工作，由廠長（經理）統一指揮，全面負責。企業黨委要堅持走群眾路線，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充分發揮職工群眾當家做主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1984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連續發出通知，選擇在江蘇省常州市和遼寧省大連市的國營工業企業全面進行廠長負責制的試點, 北京、天津、上海、沈陽四市也各選部分企業進行試點。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現代企業分工細密，生產具有高度的連續性，技術要求嚴格，協作關系復雜，必須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高效的生產指揮和經營管理系統。只有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才能適應這種要求。”

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三個條例。“三個條例”規定：國營企業黨組織必須從思想觀念到工作內容、工作方法，來一個大的轉變，要從繁忙的日常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把工作重心放到積極支持廠長實現任期責任目標和統一指揮生產經營活動上來，放到搞好企業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上來，保證企業生產、經營工作任務的順利進行。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簡稱《企業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明確規定了國有企業廠長（經理）負責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初期：探索現代企業制度

上世紀80年代末，針對當時的效率低、浪費大等問題，國營企業實施承包制改革，國營企業進行了用工勞動合同制、工資獎金制、醫療養老保險制、下放企業自主權轉換經營機制等改革。同時，為適應政企分開改革的要求，國營企業改名為國有企業。

1992年10月12日至10月18日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提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要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要采取多種方式，包括直接融資，充實企業資本金，培育和發展多元化投資主體，推動政企分開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國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主要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而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

1994年11月，國務院選擇了100家國有企業開展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相關企業被陸續改造成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人們很快發現，國企股權改造之后掛牌上市，既可解決資金問題，也可解決國企固有的“一股獨大”、治理結構不合理等諸多問題，是一個“多贏”的選擇。到1996年底，試點企業的資產總額增長了27.6%，所有者權益增長了31.1%，企業資產負債率下降了5.31個百分點。

此后，國企的公司制改革步伐不斷加快。統計表明，截至2003年底，全國4223家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中，有2514家實施了公司化改制，改制面近60%。國家重點企業中的252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已有1331家改制為股權多元的股份制企業，改制面為52.7%。

1999年9月22日召開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要求：企業黨組織要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并適應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改進發揮作用的方式，支持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職權，參與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并同市場化選聘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機制相結合；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探索現代企業制度下職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徑，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2002年6月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的《關于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企業深入實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指出：廣大職工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參與企業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是我國企業管理的重要特色和優勢。黨的十五大特別是十五屆四中全會以來，一批企業通過實行廠務公開，加強了企業的管理和改革，完善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促進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保護、調動和發揮廣大職工的主人翁積極性，增強其責任感，促進企業的改革、發展和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設立國資委：從董事會試點到建設規范化董事會

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無需設立專門的資產監管部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完善，新的產權關系不斷生成，政府和企業的職能日漸分離，探索國有資產監管路徑成為現實需求。

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按照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分開的原則，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的合理形式和途徑，加強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兩級政府專司國有資產管理的機構。”1997年十五大提出要“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監督體制”。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所有、分級管理、授權經營、分工監督”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的十六字方針。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明確了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改革的“三分開、三統一、三結合”原則，并要求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兩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監管機構，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

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和《國務院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決定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根據黨中央決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時成立黨委，履行黨中央規定的職責。

此后，各省、市國資委相繼設立，形成了“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國資委“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監管新模式，成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一次劃時代變革。

為了確保國有企業改革正確的政治方向，中央辦公廳轉發的《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黨委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央企業黨建工作的意見》強調指出，堅持黨的領導、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個重大原則，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要建立健全企業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的體制和機制，保證、監督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在中央企業的貫徹執行?！兑庖姟访鞔_了黨組織參與國有企業重大問題決策的主要內容，并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企業領導體制。已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的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公司，黨委會和法人治理結構要通過建立健全議事規則，完善黨組織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的程序和工作機制。未設董事會的企業可以采取聯席會議方式，由黨委成員和經營管理班子成員共同研究決定重大問題。企業黨組織要積極推動企業重大問題決策的貫徹落實。

為了進一步推動黨的領導與現代企業制度的更好融合，國資委按照黨中央的要求，積極推進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與老三會“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協同運轉，切入點就是推進規范化董事會試點。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規范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的權責，形成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制衡機制。2004年4月，國務院提出了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要以建立健全國有大型企業董事會為重點，抓緊健全法人治理結構、獨立董事和派出監事會制度。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有關精神，國資委提出在中央企業開展建立和完善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試點工作，選擇了寶鋼等企業作為試點。

當時的國有企業，多數是按照企業法注冊的國有獨資企業，少數按照公司法注冊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由內部人士組成，且與經營班子高度重合。為了扭轉內部人控制、個人專斷等問題，國資委推行的董事會試點工作，關鍵就是引入超過半數的外部董事。

國資委第一任主任李榮融稱，建立規范的董事會，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以前國有企業改革多數是方法上的改進，這次是從體制、制度上的改革”“所以必須成功，不能失敗”。

2005年10月17日，寶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成為中央企業中第一家外部董事全部到位且超過半數的董事會。我國中央企業中第一家規范的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開始正式運作，中央企業建立和完善董事會邁出了新步伐。

此后，董事會試點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12年底，116家中央企業中，已有50家建設了規范化董事會。

實踐證明，規范化董事會建立后，初步建立出資人機構與董事之間的聯絡機制。試點企業開始由過去的“一把手負責制”轉變為董事會決策、經理層執行、監事會監督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董事會的運作更加規范、決策更加科學，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水平不斷提高。

2009年，國務院領導對國資委上報的《關于中央企業董事會試點工作情況的報告》作出批示：“近幾年，央企董事會試點工作是成功的，經驗十分寶貴，為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探索出了新路。希望鞏固和擴大試點，積極探索，認真總結，使這項制度日臻完善。”

與董事會試點工作并行，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職工參加現代企業管理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為推進中央企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充分發揮職工董事在董事會中的作用，2006年3月，國務院國資委制定了《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試點企業職工董事管理辦法（試行）》；為在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建立和完善中央企業職代會制度，推進企業職工民主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促進中央企業持續健康發展，2007年8月，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建立和完善中央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的指導意見》；為有效發揮職工董事在董事會中的作用，保障職工民主權利，促進企業和諧發展，2009年4月，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董事會試點中央企業職工董事履行職責管理辦法》；為加強企業基礎管理，切實推進班組建設健康發展，2009年4月，國務院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加強中央企業班組建設的指導意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企管理體制實現重大飛躍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根據該決定，2015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開啟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時代。

從公營工廠到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從管理到治理，國有企業的體制也在不斷地適應形勢的要求不斷改革，在堅持了“黨政工民主共治”的思想原則基礎上，黨組織在現代企業制度中地位和作用、處理好與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始終是改革的關鍵點。

比如，規范化董事會建設初期，由于無先例可循，如何在確保董事會對企業重大問題決策權的同時，保證黨組織意圖得到體現，成為了董事會建設過程中的重大挑戰。黨組成員是否進入董事會，黨務工作是否寫入公司章程，在一些企業發生了分歧。部分企業出現了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弱化、虛化、淡化、邊緣化”的問題。針對上述問題，2015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對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提出要求、作出部署。

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習近平指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新形勢下，國有企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總的要求是：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緊緊圍繞全面解決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發揮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重大部署在國有企業貫徹執行；堅持服務生產經營不偏離，把提高企業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實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作為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企業改革發展成果檢驗黨組織的工作和戰斗力；堅持黨組織對國有企業選人用人的領導和把關作用不能變，著力培養一支宏大的高素質企業領導人員隊伍；堅持建強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不放松，確保企業發展到哪里、黨的建設就跟進到哪里、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就體現在哪里，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習近平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

習近平指出，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國有企業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要明確黨組織在決策、執行、監督各環節的權責和工作方式，使黨組織發揮作用組織化、制度化、具體化。要處理好黨組織和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明確權責邊界，做到無縫銜接，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

習近平指出，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是堅持黨對國有企業領導的內在要求。要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進廠務公開、業務公開，落實職工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充分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企業在重大決策上要聽取職工意見，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職代會審議。要堅持和完善職工董事制度、職工監事制度，鼓勵職工代表有序參與公司治理。

這些重要論述，連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國有企業作出的重要指示，完整系統地宣示了我們黨在新時代關于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重大主張，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開創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黨的建設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2017年3月，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印發《關于扎實推動國有企業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的通知》，對分層分類、因地制宜做好國有企業黨建入章程提出明確要求。目前，各中央企業在全面完成集團層面黨建入章程基礎上，逐級向所屬企業延伸，推動實現全覆蓋。中央企業全面推行“雙向進入、交叉任職”領導體制，全面實現集團及所屬重要子企業黨委（黨組）書記董事長“一肩挑”、黨員總經理兼任副書記。

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是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干，是治國理政復合型人才的重要來源，肩負著經營管理國有資產、實現保值增值的重要責任。為了培養更多講政治的企業家和管企業的政治家，打造中國特色國有企業家隊伍，2018年5月11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黨委修訂的《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管理規定》?！兑幎ā诽岢?，一方面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充分發揮黨組織在中央企業選人用人工作中的領導和把關作用，確保黨對中央企業干部人事工作的領導權和對重要領導人員的管理權；一方面要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完善與市場競爭相適應的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管理機制，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幾年來，一批善于治企興企、管黨治黨的復合型干部走上了領導崗位，一批思想政治素質、實績、能力突出的優秀年輕干部補充進領導班子，國有企業領導班子結構得到優化，整體功能進一步增強。

黨的建設根基在基層、重心在基層、活力在基層。國有企業始終堅持一切工作到支部，緊緊圍繞生產經營抓基層強基礎，以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為重點，推動基層黨組織活力實效呈現出整體提升、全面加強的新氣象。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資國企堅持把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重要政治任務來抓，按照黨中央部署，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和黨史學習教育，推動黨的創新理論進企業、進車間、進班組、進頭腦。

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關懷指導下，在黨建工作的持續引領推動下，“十三五”期間，國有企業改革全面發力、破局闖關，不斷向縱深推進，解決了一批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進展和重要成果。尤其是在抗擊疫情這場斗爭中，國資國企挺身而出、勇挑重擔，充分發揮了大國重器頂梁柱的作用。

2021年全國兩會前夕，在國新辦舉行的國企改革發展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將此概括為“三個歷史性突破”“五個實質性進展”“一個根本性加強”。

其中，最重要的歷史性突破，就是全面完成公司制改制，從法律上厘清了政府與企業的職責邊界，使企業獨立市場主體地位從根本上得以確立，是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必要前提，是形成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的基礎。

“五個實質性進展”之首，則是建設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全面落實“兩個一以貫之”，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這一重大政治原則，堅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改革方向，推動現代公司治理取得了新進展。

“一個根本性加強”，是全國國企黨建會以來，國資委壓茬推進黨建工作落實年、黨建質量提升年、基層黨建推進年、黨建鞏固深化年，國有企業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得到根本性加強，為企業改革發展提供堅強保證。

改革永無止境。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條例》規范了國有企業黨組織在深化改革和治理中的責任行為：國有企業黨組織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必須落實黨組織決定。《條例》規定，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必須經黨委（黨組）研究討論后，再由董事會或者經理層作出決定。研究討論的事項主要包括：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和落實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舉措；企業發展戰略、中長期發展規劃，重要改革方案；企業資產重組、產權轉讓、資本運作和大額投資中的原則性方向性問題；企業組織架構設置和調整，重要規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涉及企業安全生產、維護穩定、職工權益、社會責任等方面的重大事項；其他應當由黨委（黨組）研究討論的重要事項。

為了把黨的領導優勢更好地轉化為企業治理效能，2021年5月，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中央企業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強黨的領導的意見》，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印發《中央企業黨委（黨組）前置研究討論重大經營管理事項清單示范文本（試行）》，從頂層設計上作出制度性規范，從治理架構上確保黨委（黨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董事會“定戰略、作決策、防風險”和經理層“謀經營、抓落實、強管理”有機統一。

2021年是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實施方案的攻堅之年、關鍵之年，國資國企將把握好“一個抓手、四個切口”，緊盯三年行動方案提出的“三個明顯成效”的目標，緊盯重點難點問題發力攻堅，力爭今年年底實現國企三年攻堅任務的70%，推動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取得決定性成效。

今年是建黨100周年。郝鵬強調，要更加自覺從黨的歷史中深刻理解百年大黨興黨強黨的密碼，更加深刻感悟姓黨為民始終是國有企業的本色、紅色基因始終是國有企業的根脈，更加深刻認識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以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引領保障國資央企高質量發展。

（作者：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喜亮；記者：劉青山。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國資報告》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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