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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繼東：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始終把握好的三大問題

點擊：作者：朱繼東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1-08-27 10:25:56

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始終把握好的三大問題

——重讀毛澤東同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編者按】作為毛澤東同志最看重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毛澤東思想最初表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也是一篇毛澤東思想發展成熟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無論對黨的建設還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并且對確保新時代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道路前進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毛澤東同志在文中首先指出了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必須高度重視的一個重大問題——分清敵友，警醒我們要深刻認識到，這是任何時候都應該清醒認識、認真解決好的首要問題。然后用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科學分析，引導全黨深刻認識到農民問題是黨的事業、中國革命事業發展中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的重要問題，并通過持續努力一步步解決好農民問題。

作為毛澤東同志最看重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毛澤東思想最初表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也是一篇毛澤東思想發展成熟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無論對黨的建設還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并且對確保新時代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道路前進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毛澤東同志在文中首先指出了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必須高度重視的一個重大問題——分清敵友，警醒我們要深刻認識到，這是任何時候都應該清醒認識、認真解決好的首要問題。然后用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科學分析，引導全黨深刻認識到農民問題是黨的事業、中國革命事業發展中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的重要問題，并通過持續努力一步步解決好農民問題。

一、分清敵友問題是黨的建設、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

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能否分清敵友，是關系一個政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模糊甚至犯錯誤是極其危險的。無論在中國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上，還是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或者是在外國歷史上，因為分不清敵友甚至敵友顛倒而導致慘痛失敗乃至亡黨亡國的教訓都非常多。但即使如此，分不清敵友甚至敵友顛倒的問題仍時有發生，并且不少人依然認識不到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在毛澤東同志寫作這篇文章時，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黨內還是中國國民黨黨內，乃至整個中國革命隊伍中，都存在這種危險，并且已經造成較大危害卻沒有引起重視。因此，毛澤東同志開篇第一句話就特別強調：“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緊接著尖銳地指出以往的革命斗爭屢屢遭遇挫折甚至失敗的深層次原因：“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些強調就是希望能警醒共產黨乃至國民黨內那些糊涂的同志，特別是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認識錯誤的重要領導人。從此以后，直到逝世，毛澤東同志都始終高度重視分清敵友問題，他把這篇文章放在自己最看重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開篇，就是希望全黨同志時刻牢記、經常重溫這個重大問題。

毛澤東同志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毛澤東選集》特意對其寫作背景作了這樣的說明：“此文是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一種傾向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只是注意搞好同國民黨的合作，而忘記了農民這一最重要的同盟軍；另一種傾向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也是忘記了農民。作為黨中央的最高負責人，陳獨秀長期一直過分看重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特別是農民階級不夠重視，他的思想影響了黨內不少人。1923年12月1日，他在第二期《前鋒》雜志上發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毛澤東同志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陳獨秀實在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于驚惶和失敗。”但是，對于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及其危害，當時黨內不少同志感觸最深卻不敢直接說出來，更不敢直接表示反對。這也導致黨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特別是陳獨秀等主要領導同志一味只注意如何搞好同國民黨的合作，甚至一味遷就、討好國民黨，就是對國民黨右派的錯誤言行甚至反革命言行也一味妥協、忍讓，不僅對工人階級的力量缺乏應有的信心，更輕視、忽視甚至淡忘了農民這一最重要的同盟軍，一步步喪失了最重要、最廣大的群眾基礎。這是當時黨內最大的危險，也是國共合作大環境下最具有迷惑性、欺騙性的。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忽視農民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現實國情和國民黨內左右分化的革命形勢，只片面強調、重視工人運動，甚至脫離實際地盲目夸大工人階級的力量、作用，不僅沒有注意團結國民黨內對我們黨友好的左派革命力量，而且也同右傾機會主義一樣輕視、忽視甚至漠視農民，這樣下去只能搞得黨越來越孤立。無論是右傾機會主義還是“左”傾機會主義，都因為在分清敵友這個重大問題上思想糊涂、認識錯誤，沒有真正弄清到底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雖然都早已深感自己的力量很不足，但卻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到哪里去尋找能夠聯合的力量，到哪里去才能夠找到、得到廣大的同盟軍，自然也看不清革命的前途和未來。思想認識上的糊涂甚至錯誤自然導致實踐的錯誤，如果不及時糾正，必然導致革命在前進方向、發展道路等重大問題上，遭受重大挫折、階段性失敗甚至徹底失敗。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必須看到，毛澤東同志這篇重要文章雖然是為了反對黨內當時存在的兩種錯誤思想傾向而寫的，但也是針對當時國民黨內右派的錯誤言行而寫的，并且最初主要是針對后者的。由于當時的國民黨是一個成分復雜、思想混亂的官僚政客集團，黨員中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占多數，雖然在孫中山的堅持下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但國民黨的性質決定了合作從一開始就不順利，國民黨右派排共、反共的問題不僅一直存在，而且有時問題還很嚴重。早在1923年11月，身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兩名特別會議召集人之一的鄧澤如就與孫中山的總統秘書林直勉等11人聯名上書孫中山反對國共合作。1924年6月18日，在國民黨中有著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就具呈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并提交《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書》向孫中山施壓。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國民黨右派也紛紛效仿，掀起一股全國性的反共逆流。只是由于孫中山堅持國共合作，并對鄧澤如等人予以斥責，這股反共浪潮才被暫時平息下去，但一直暗流涌動。在國民黨一大、二大上連續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并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同志對此問題一直很關注，并提醒全黨要警惕國民黨右派。1924年7月21日，擔任中共中央局秘書的他就和中共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聯名發出中共中央第十五號通告，分析了國民黨右派排共、反共的嚴峻形勢以及國民黨左派的兩面性，提出反對國民黨右派的五項具體措施并特別強調：“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在我們手里，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隨著孫中山1925年3月12日病逝，國民黨右派加快了反共步伐并逐漸公開化，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的林森、鄒魯、居正、葉楚傖、覃振、石青陽、石瑛和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右派分子竟然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非法召開了所謂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公然反對孫中山生前提出和堅持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形成了堅決反共的西山會議派，使得革命形勢變得越來越復雜。

毛澤東同志不僅對當時的形勢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而且自覺積極行動起來提醒全黨以及共同進行革命的國民黨要高度重視敵友問題和科學分辨敵友。1925年11月27日，他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一百二十三次聯席會議，會議通過的他以代理宣傳部部長名義提出的《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認為，人民對于敵友之分辨，“全看其與帝國主義有無關系。無論何人何時一與帝國主義發生關系，人民即不認之為友”。幾天之后，1925年12月1日，他便寫出了這篇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隨后在譚延闿擔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所編印的《革命》第四期發表，開篇便指出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強調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在更大范圍內提醒大家要分清敵友，決不能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犯錯誤，否則會對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并且，對農村各階級進行分析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更科學地分清敵友，這是分清敵友的前提和關鍵。

但遺憾的是，對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重要警醒，陳獨秀等黨中央領導同志不僅沒有重視，而且根本沒有真正意識到解決好這個問題的迫切性，甚至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右傾機會主義變成右傾投降主義。面對國民黨右派一步步叛變革命，雖然也曾認識到國民黨極右派的反動性，但陳獨秀依然頑固堅持、推行右傾機會主義，再加上其他國內外因素的影響，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主導下的黨中央不僅沒有采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反而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進攻一味妥協、忍讓甚至投降，甚至打壓毛澤東同志。陳獨秀不僅提出所謂“二次革命論”，認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應先由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然后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而且在蔣介石1926年5月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并推動通過限制、排擠共產黨人的《整理黨務案》等問題發生之后，仍嚴厲批評和制止各地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正確做法，無視國民黨右派隨時背叛革命的巨大危險和國民黨左派的兩面性，一味地向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妥協、退讓。1927年4月初，在蔣介石已經開始暴露反革命面目、汪精衛也正與蔣介石商討“清共”事宜的情況下，陳獨秀竟然主動找到汪精衛，并于4月4日親筆起草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在次日的《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申報》等上海大報以顯著位置刊登，來進行所謂澄清謠傳、表明態度，宣言不僅只字不提蔣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宣稱：“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并號召：“我們應該站在革命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商協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不僅大大降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警惕性，而且幫助蔣介石等開脫，掩蓋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和罪行。即使是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陳獨秀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的黨的五大上不僅撤銷了毛澤東同志擔任的中共中央農委書記一職，而且在代表黨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所作的黨的五大報告中仍然認為“國民黨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盡管其中還有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繼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并提出一些錯誤主張。即使到了汪精衛要叛變革命的跡象已經越來越明顯的7月3日，黨中央通過的關于國共兩黨關系的決議仍向國民黨作出種種讓步的表示，如“工農群眾組織必須受國民黨的領導”等，并拒絕了毛澤東、任弼時等同志提出的正確建議，繼續認敵為友，仍幻想以投降式的妥協、讓步來拉住汪精衛，標志著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一步發展并變成右傾投降主義。多年之后的1936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回答美國作家斯諾的問題時指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思想主導下，黨中央喪失了不少挽救黨和革命的寶貴機會，陳獨秀本人則成為一個“不自覺的叛徒”，給黨和中國革命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是我們應該永遠牢記的反面教材。

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發表為標志，毛澤東同志從此更加重視敵友問題，無論是在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色政權建設，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的民主建國，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科學區分、正確處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劃分“三個世界”等方面，他都多次提醒全黨要注意分清敵友，努力團結真正的朋友、反對真正的敵人。并且，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問題上，他從來不是孤立地、僵化地看待敵友問題，而是非常重視對立面的統一和互相轉化，注重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來看待、處理敵友問題，既努力將敵人陣營中的更多的人爭取、轉化為我們的朋友甚至使其加入我們黨，又清醒地認識到敵人陣營中的各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階級屬性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從而努力將朋友變得越來越多、敵人變得越來越少。在他多年身體力行的示范和一次次告誡下，他的這些思想也影響到了黨的其他領導同志，使得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分清敵友。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同志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師學習會上的講話中談到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時也特別指出：“首先要分清敵我友，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我們黨堅決打擊、消滅真正的敵人，并使得不少曾經的敵人轉變為朋友，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敵人越來越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面臨國內外的風險、挑戰，分清敵友依然是極端重要、關鍵的首要問題，只有科學認清、切實努力團結好真正的朋友并與其聯合起來同真正的敵人進行勇敢斗爭并將其打敗，才能凝聚起更強大的力量，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奪取更多的新的偉大勝利。

二、要用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科學分析

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階級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分析階級社會一切問題的根本觀點和基本方法，是歷史研究和社會研究的重要方法，是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把金鑰匙。著名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節開頭第一句話就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就是告誡我們要深刻認識到，階級斗爭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從來沒有消滅過。而在紛繁復雜的階級社會中，要真正分清敵友，奪取階級斗爭的勝利，就必須用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科學分析，特別是科學分析其經濟地位和對革命的態度等，以真正解決好“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這一重大問題。因此，一直堅持、善于進行階級分析的毛澤東同志在指出分清敵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之后，緊接著就進一步強調：“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隨后，他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和現實的階級狀況，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將中國社會階級主要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并進行了深入的科學分析，引導大家對各階級的階級屬性、階級本質有了深刻認識。

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當時不少人認識模糊甚至錯誤的一個大問題，也是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必須弄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問題早就在深入思考，李大釗、周恩來等其他領導同志也對這個問題有關注和思考。1925年冬天，毛澤東同志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就指出，“我們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敵人——全世界帝國主義，全國大小軍閥，各地買辦階級、土豪劣紳，安福系、研究系、聯治派、國家主義派等一切反動政派”，羅列出了當時革命的主要敵人，號召大家起來打破反革命的宣傳。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通過分析國民黨黨員社會階級的屬性，指出“帝國主義為領袖，統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組織反革命聯合戰線”是革命最主要的敵人，必須與他們堅決斗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首先分析了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指出他們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反動性是其根本屬性。不僅指出他們完全是附屬于帝國主義、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而且進一步指出：“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這就是明確告訴大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依靠反動的國家政權和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發展起來的、以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為政治代表的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我們最主要的敵人，他們投靠帝國主義和國際資產階級，仇視、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是地地道道的反動派，是極端反革命，必須深刻認識和高度警惕其巨大危害性。即使其陣營中的極少數人可以被爭取轉變為我們的暫時或長久的朋友甚至成為革命者，但其本質不會改變，對其整個階級決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產階級是中國革命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階級，是當時國民黨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主體，也是最容易變化、最容易動搖的一個階級，兩面性是其最重要、最顯著的特點。但是，當時的革命形勢也決定了我們黨必須與中產階級既聯合又斗爭，陳獨秀等黨中央領導同志雖然也意識到中產階級整個階級是靠不住的，但也只能選擇與其合作，這就更要求全黨乃至愿意革命的國民黨左派等要從階級本質上對中產階級的兩面性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雖然第一次國共合作在一個時期內匯聚起革命統一戰線的強大合力，但由于國共兩黨的宗旨與所代表階級利益的不同，革命統一戰線隨時都有分裂乃至破裂的可能。為了讓更多人認清民族資產階級的本質，毛澤東同志首先指出了其對中國革命的左右搖擺、相互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并引用了一個自稱為既反對國共合作又反對工農革命運動的國民黨元老之一戴季陶“真實信徒”的言論，刻畫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和既利用又反對共產黨的本質，并進一步結合國際國內形勢指出這個以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為政治主張的階級的企圖是完全行不通的，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只能僅僅是一個幻想，沒有“獨立”余地的中間階級一定會很快分化，要么是向左跑到革命派隊伍中，要么是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隊伍中去，并且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會叛變革命成為我們的敵人。我們不僅要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積極做工作以盡最大可能防止中產階級蛻變為反革命派，并盡可能多地爭取其更多人同情、支持革命甚至轉變為革命者，更要注意“以兩手對兩手”，警惕他們背叛革命乃至采取反革命行動。如果孫中山沒有那么早去世，我們黨也許可以通過一個長時期的合作改造國民黨，但孫中山的去世讓第一次國共合作失去了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國民黨內部各派系力量的爭斗尤其是國民黨反動派更是裹挾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快速走向失敗。而蛻變為反革命派的中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乃至帝國主義勢力勾結起來則對革命的危害更大，再加上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越來越重視采用分化革命統一戰線的新策略，更使得這種勾結往往是必然的，這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復雜性、艱巨性。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在1927年先后叛變革命就印證了毛澤東同志警醒的準確性，但令人心痛的是，陳獨秀等人卻長期對其抱有幻想甚至心存僥幸，導致僅僅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1萬多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共產黨員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六萬人急劇減少到1927年11月的一萬多人。這些在今天依然讓人觸目驚心的數據警示我們，真正的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要加強對資產階級的教育、引導和管理，警惕其動搖甚至背叛。

主要以“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為主體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也是一個在人數上、階級性上都必須高度重視的階級。毛澤東同志將其分為三個不同的部分，并結合經濟地位、對革命的態度等對其進行深入剖析。一是有余錢剩米的小資產階級的右翼，他們不僅膽小怕官，而且有些怕革命，“對于革命取懷疑的態度”。這部分人在整個小資產階級隊伍中雖然只是占少數，但由于其兩面性較強，其存在的潛在危害性是最大的，必須高度警惕。二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對革命取中立態度的人數最多的一部分，雖然受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但又不肯貿然參加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總體上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由于這一部分人數大概占小資產階級的一半，如何爭取他們的同情、支持甚至參加革命是必須認真解決好的一個重要問題。三是生活下降甚至負債漸多、漸次過著凄涼日子的小資產階級的左翼，這些數量不小的群眾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也比較重要，一定要想辦法使較傾向于革命的他們參加革命并努力成為真正的革命者。隨后，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雖然上述三個部分在平時對于革命的態度各不相同，但都是我們黨應該積極爭取的革命力量。后來小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革命實踐中的表現不僅印證了這個分析的準確性，也為我們黨有針對性地做好他們的轉化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引。

毛澤東同志又深入分析了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兩個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要階級以及游民無產者。所謂的半無產階級主要包括五種：絕大部分的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其中，絕大部分的半自耕農、貧農是當時農村中一個數量非常大的群體，他們極易接受革命宣傳，從其經濟狀況的上、中、下三個細別可以分析其革命性的區別。無產階級在人數上雖然不多，但“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在中國革命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澤東同志從人數集中、經濟地位低下等方面剖析了無產階級不僅革命性堅決、徹底，而且特別能戰斗。由于我們黨從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視以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大部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是比較清楚的。1923年6月，李大釗同志在黨的三大上發表關于國共合作問題的意見時就明確指出：“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而不是其他階級。”但在國民黨內不少人排共、反共，帝國主義勢力、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等聯合反共的情況下，要真正實現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是非常不容易的。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困難的問題之一。他們主要是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和失去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在各地有“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在理會”、“青幫”等秘密組織，既很能勇敢奮斗也有破壞性，一旦滑向反革命陣營危害極大，而要轉變他們則有較大難度。如果引導得當，可以將他們轉變為革命力量。為了革命勝利，也必須這么去做。

在深入地分析了當時各個階級的經濟地位以及他們對于革命的態度后，毛澤東同志從總體上進行了深刻、全面、精辟的概括：“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從而進一步引導全黨乃至更多革命者清醒認識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深刻認識到中產階級的兩面性和中國階級狀況的復雜性，丟掉不必要的幻想，敢于、善于進行階級斗爭，更好地為革命尋找可依靠、可聯合的力量指明努力方向和科學路徑，使得可以更好地進一步壯大我們的力量、聯合更多的同盟力量來更堅決地打擊、消滅我們的敵人。這也成為我們黨在后來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時期解決農村問題乃至整個中國問題的重要遵循，也是我們今天應該牢記的重要遵循。同時，也推動更多人通過認清中國階級狀況的復雜性，認識到階級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從而努力保持清醒認識，奪取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偉大勝利。直到今天，階級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仍然是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把金鑰匙，清醒認識當代中國的階級狀況仍是所有共產黨人應有的政治清醒。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2月17日的一次重要講話中強調：“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這就要求全黨同志一定要站對、站穩階級立場，重視并用好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這把金鑰匙，這樣才能站穩階級立場，真正做到立場堅定、是非鮮明，真正看透問題、抓好工作，奪取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更多新勝利。

三、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非常重視農民問題，是在農村出生、成長的毛澤東同志一生努力的重點；努力解決農民問題，是毛澤東同志一生最重要的牽掛之一。這不僅和農民出身的他深知農民的疾苦有關，更是因為他深知解決好農民問題對中國革命的極端重要性。我們黨成立之初雖然已經意識到農民問題比較重要，但由于當時更重視工人運動，再加上右傾機會主義、“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農民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為了讓大家對農民問題真正重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同志對與農民關系密切的半無產階級進行了重點分析，指出“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分析了和農民問題相關的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游民無產者等。在此后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中，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剖析農民問題，再加上他親自領導開展的一系列農民運動，通過率先垂范使大家深刻認識到，農民才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必須高度重視和努力解決好農民問題。

從小就深知農民疾苦的毛澤東同志在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學習期間就非常關注農民問題，建黨之后更是把農民問題放在非常重要的突出位置，不僅親自參加了領導農民運動的一系列偉大實踐，而且對農民問題的高度重視是一以貫之的。1923年6月中旬，他出席黨的三大并在大會上發言，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正是他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鄭重提出并再三強調，才使得全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農民運動、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并越來越認同他強調的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必須高度重視的最重要問題的思想。1925年2月6日，他帶著愛人楊開慧同志以及兩個孩子回到韶山，一邊養病一邊深入農民中進行社會調查，了解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和農村的階級狀況等。同時，也向他們講述國家的政治形勢，農民窮苦的原因和擺脫貧困的辦法等，啟發他們的思想和提高他們的覺悟。創辦了農民夜校，成立了數十個鄉雪恥會和中共韶山支部，積極發展黨員、團員和加強黨團的組織建設，積極組織農民開展“平糶阻禁”谷米斗爭并取得了勝利。這不僅讓他對農民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也推動著他在領導農民的實踐中對農民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為寫好《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1925年11月21日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這樣寫明本人學業：“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他不僅注重從理論上深入研究農民問題，更努力真正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推動全黨乃至全國都重視和解決好農民問題。他還為1925年9月開學的第五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了關于中國社會各個階級的分析以及農民運動等課程。在長期理論聯系實際研究、領導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樣的經典文獻便不足為奇了。1925年秋，他把經過修改完成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寄給陳獨秀，想讓他推薦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但陳獨秀因為不認可他文中的觀點而拒絕了他。不過他并沒有灰心，在進一步認清了陳獨秀思想本質的同時，他把文章投給其他報刊發表，并繼續深入研究農民問題。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同志對以半自耕農、貧農為代表的半無產階級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這是當時農村中數量極大的一個重要群體，提醒大家要認識到解決好半自耕農和貧農問題是解決好農民問題的關鍵。隨后，他結合半自耕農和貧農經濟狀況的上、中、下三個細別對其革命性的區別進行了剖析，引導全黨對半無產階級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首先是革命性優于自耕農而不及貧農的半自耕農，這是在農民中有著重要影響的一部分人。由于半自耕農也屬于被剝削階級、被壓迫階級，其革命性是有的，但是因為其被剝削、被壓迫的程度不嚴重甚至比較輕，所以其革命性又相對差一些。要引導半自耕農起來參加革命，需要更加積極努力地去發動、引導，要做的工作是比較多的。作為農村中佃農的貧農，受地主的剝削，是完全屬于被剝削階級、被壓迫階級的，并且被剝削、被壓迫的程度大都比較嚴重，其中有一部分被剝削、被壓迫的程度非常嚴重。毛澤東同志在這里根據貧農的經濟地位把其分成兩部分，引導大家認識到，貧農的革命性普遍較強，是農村革命的主力軍，但由于被剝削、被壓迫程度的不同和生活的艱難程度不同，貧農之間的革命性也是有差異的。我們進行的農民運動首先應該積極發動那些既無充足農具又無資金、生活極艱苦、極易接受革命宣傳的貧農，進而深入發動那些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和相當數量資金的貧農。依靠廣大貧農積極開展農民運動，將以貧農為主體的廣大農民組織起來，領導農民進行階級斗爭，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消滅地主階級的武裝，建立農民自己當家做主的基層政權，不僅通過解決土地問題讓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而且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實現了農民的翻身解放。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在舊中國，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只有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才真正解決了土地問題、農民問題，贏得了農民階級的衷心支持和擁護，擁有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同盟軍。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對以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為主體的農村無產階級給予了高度關注，引導大家認清他們的經濟地位、階級屬性等。他不僅指出了雇農既無土地、農具也無資金等的現狀，而且強調“此種人在鄉村中是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于同一緊要的地位”，從而讓更多人認識到農村無產階級是農村中革命性最強的，應該讓他們在革命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對小資產階級中的自耕農、游民無產者中的失了土地的農民等的分析，毛澤東同志引導大家對農村的階級狀況有了全面、清醒的認識，為更好地開展農民運動、解決農民問題提供了科學的理論遵循、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發表后，毛澤東同志更加重視農民問題，利用多個場合努力喚起更多的人對農民問題的進一步重視。1926年元旦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的《中國農民》雜志第一期上發表了他撰寫的《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這篇文章進一步深化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主要觀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深入分析當時農村中的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以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等階級和階層，強調自己分析社會各階級的基本觀點，即“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于其心理即其對于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而且特別強調鄉村中的真正統治者大地主是農民的死敵，進一步指出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力量都很大的群體，“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在文章最后，他強調組織農民就是組織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以及手工業工人等在一個組織之中，并用爭斗的方法迫使地主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作出讓步等。在深化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導大家對當時農民的階級狀況、革命的態度等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認識，不僅有利于更好地分清敵友，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指導農民問題的解決。

為了進一步喚起更多的人對農民問題的重視，毛澤東同志越來越重視并將更多精力投入到農民運動中。僅僅是在1926年，1月18日，他在國民黨二大上同丁君羊、侯紹裘等五位代表受大會主席團的指定對《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進行修改時更為重視、強調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月19日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明確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在解放農民。”3月，他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講授農民問題。4月5日至7月4日，他在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青年部的訓育員養成所講授農民問題并深受歡迎。5月3日，為適應全國農民運動迅猛發展和北伐戰爭即將開始的新形勢而被擴大為培養全國農民運動干部學校的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由毛澤東同志任所長，招收了全國20個省區的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優秀青年學生等學員300多人，23名主要教員中就有16名共產黨員。他不僅親自給學生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問題、地理等課程，而且還主持擬定租率、田賦、地主來源和主佃關系等36個項目來引導學生進行深入調查并認真填寫。6月初，他開始為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講授中國農民問題，總結中國農民斗爭歷史，闡述了農民問題在當時國民革命中重要地位，強調“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革命黨的一個中心問題。7月，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進一步推動了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8月14日，他參加在廣州中山大學禮堂舉行的中華農學會第九屆年會開幕大會并致詞時進一步強調：“農民是農業的根本，也就是中國的根本！”9月1日，他為自己主編的《農民問題叢刊》撰寫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序言，開篇就強調“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等，并指出許多人至今不明白這些道理，不知道國民革命運動大部分是農民運動，沒有真正重視和努力解決農民問題。他直接批評了當時有些同志只是重視去做城市里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等的工作，卻忽視了農民運動的錯誤傾向，提醒大家要深刻認識到，推翻壓榨農民的地主政權是當時農民運動的最大特色之一。就這樣一步步引導越來越多的人深刻認識到農民問題就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革命黨人必須加強對農民運動的領導，努力解決好農民問題。在他和瞿秋白、彭湃等同志的呼吁和推動下，11月上旬，黨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彭湃、阮嘯仙、易禮容、陸沉、蕭人鵠和青年團一人共七人組成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毛澤東同志任書記。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擬定了《目前農運計劃》，推動了他任所長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的成立，以培養更多農民運動干部。11月25日，他在《向導》周報發表《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批評了“以為兩省乃太平富庶之區，農民并無多大痛苦”的說法，列舉近幾年來江浙農民自發地反對殘酷的封建壓榨的一系列事件。12月中旬，出席當時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特別會議，贊成湖南區委提出的應當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主張。12月20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歡迎大會，他在會上發表題為“工農商學聯合的問題”演說時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一切都要靠農民問題的解決。”上述事實表明，毛澤東同志不僅自己對農民問題越來越重視，而且影響和帶動了越來越多的人和他一起重視、解決農民問題。

在此后的歲月里，無論是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同志都始終高度重視和努力解決好農民問題，并引導全黨對此形成高度共識。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實地考察湖南五縣農民運動情況的基礎上，他深入研究，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寫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回擊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責難，成為我們黨指導農民運動最重要的綱領性文獻。在1927年4月底舉行的黨的五大上，他提出了農民運動決議案，不僅主張盡快解決當時農民急需要解決的土地問題，而且建議要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1928年至1934年，在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及中央蘇區等進行系列調查的基礎上，他寫出了《井岡山的斗爭》、《怎樣分析農民階級》等一系列指導農民運動、土地革命的文章，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路線、法規。在延安時期、西柏坡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前后，他通過給過去的《農村調查》再版寫序言和跋，提醒全黨要重視搞好農村的調查研究工作，通過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一步步解決土地問題、農民問題。特別是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他又在中國農村普遍建立高級農業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探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解決好中國的農民問題。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央領導同志繼續探索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好農民問題，并越來越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相關思想的重要意義和重大價值。特別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好地繼承、堅持、發展毛澤東思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并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奪取了脫貧攻堅人民戰爭的偉大勝利，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作出了關鍵性貢獻，并在此基礎上更好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培育更多又紅又專的新時代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凸顯農民聯合起來的強大力量，警惕、防止資本誤導、操縱農業發展和損害農民利益，大力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從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自覺走好共同富裕道路，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一步步完成毛澤東同志徹底解決好中國農民問題的心愿，兌現我們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寧夏社會科學》202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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