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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擔當。“無論是弱小還是強大，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在突發事件爆發之時，在國家和人民需要之際，中國共產黨人總是毫不猶豫挺身而出，敢于擔當，與人民同甘苦，與時代共命運。

面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中慘絕人寰的白色恐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屈服，而是從地上爬起來，擦干凈身上的血跡，又繼續投入戰斗。

面對長征路上國民黨反動派瘋狂的圍追堵截以及黨內重大突發危機，中國共產黨人克服饑餓、嚴寒、疾病、分裂等無數困難，取得長征史詩般的勝利。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挑釁和侵略，“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于次日即發出了中國抗戰史上、也是二戰史上受侵略國家向法西斯國家發表的第一個宣言——《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直接戳穿其侵華陰謀。

面對抗戰勝利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和平與風險共存的復雜局面，在國民黨突然撕毀“雙十協定”，悍然挑起內戰之際，黨沉著應對，揭穿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反動立場，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

無數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用鐵血忠魂在中華大地上刻下擔當與責任的錚錚誓言。

底線思維。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寧可把形勢想得更復雜一點，把挑戰看得更嚴峻一些，做好隨時應付最壞局面的準備，并且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1940年春，皖南事變發生前，黨中央就已經對國民黨頑固派頻繁的反共活動有所警覺。中央多次發出電報，提醒做好應付突然事變的精神和實際準備。黨中央還提前擬定了兩個應對預案，并且分析了可能的發展狀況，做了軍事、組織以及輿論方面的預警防范。雖然皖南事變最終還是發生了，但事變前的準備和預判，使我們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1941年2月17日，毛澤東等就皖南事變后的軍事方針給彭德懷等發出指示，強調“要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全面破裂）”。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極其復雜的斗爭中，我們黨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底線思維，經受了重慶談判的風險考驗，“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

為制止內戰、爭取和平進行不懈努力，同時領導解放區人民做好對付全面內戰的各種準備，保證了我們黨始終處于主動地位。

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經驗豐富并擁有121萬黨員的強大政黨了，國際國內形勢也對我們有利。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仍強調“我們更要準備困難”，“準備吃虧”，并接連列出了17條困難，強調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精神準備”。

未雨綢繆，喜不忘憂，用實際行動展現出強大的底線思維能力。

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屢遭突發事件，嚴重時甚至危及生死存亡。之所以能夠戰勝險阻，轉危為安，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黨既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我們黨痛定思痛，逐漸認識到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重要性，不斷改變策略，探索正確的革命道路。

“九一八事變”后，黨積極地與過去一切缺點、錯誤和各種不正確觀念作無情斗爭，加強自身建設。

盧溝橋事變前后，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毛澤東為了徹底清算黨內的教條主義特別是主觀主義錯誤，寫下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從思想上加強黨的建設，使黨能夠承擔起中流砥柱的使命。

皖南事變后，中共在與國民黨頑固派堅決斗爭的同時，認真檢視自身問題，堅決糾正錯誤，總結血的教訓，在國際國內的威望大大提高。

群眾路線。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最偉大的力量蘊含于群眾之中。

在與各種突發風險危機做斗爭的過程中，黨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次斗爭都被廣大人民群眾理解與擁護。“喚起民眾千百萬，同心干”，是戰勝各種困難的重要法寶。

大革命時期，中共就已經廣泛地領導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使處于個體狀態的社會成員能夠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集合體”。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面對國民黨反動派一次次“圍剿”根據地的突然進攻，黨緊緊依靠群眾，堅信“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帶領根據地軍民痛擊一切來犯之敵。

抗日戰爭時期，面對日寇一次次“清鄉”“清剿”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共全力推動民族大覺醒，民眾大團結，最終讓日本侵略者深陷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在國統區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等突發事件，中共第一時間揭穿其反動真面目，讓血淋淋的悲劇喚醒廣大民眾，推動愛國民主運動全面高漲。在解放區，面對國民黨的肆意摩擦和突然進犯，我們黨領導軍民奮起還擊，發動人民群眾廣泛參與、踴躍“支前”，彰顯出人民的力量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

輿論引導。新聞輿論不僅關系社會穩定和人心安定，并且關系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已逐漸能夠在紛繁動蕩的時局中把握輿論方向，使得多次突發事件后，事件的走向能朝著有利于國家民族利益的方向發展。

西安事變后，我們黨通過《紅色中華》以及人民通訊社等發表文章和評論，披露真相，表達紅軍愿與國民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國難的堅定立場。這一舉措有力地回擊了國內外一些媒體的虛假宣傳，扭轉了輿論風向，推動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皖南事變發生后，1941年1月17日，周恩來同志親筆題詞于《新華日報》，四兩撥千斤，穿透了事變的迷霧，蕩滌了山城的陰霾。中共中央還特別注意對國際社會的宣傳，利用英美策動國際輿論，發動各界人士把皖南事變的真實情況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內戰陰謀公之于眾，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