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大課題
【摘 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關鍵在人。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偉大實踐表明，黨在實踐中必須形成堅強、正確的中央領導集體，全黨要堅決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威，在此基礎上，黨還要始終高度重視培養一代又一代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毛澤東和鄧小平在這方面做了艱難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和寶貴經驗。我們要以蘇聯解體為殷鑒，防止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最終完成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史使命。
2018年7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歸根到底在培養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這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百年大計。”回顧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的光輝歷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黨在實踐中必須盡快形成堅強、正確的中央領導集體，全黨要堅決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威，在此基礎上，黨還要始終高度重視培養一代又一代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只有這樣，才能順利進行并最終完成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史使命。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的權威，首先是維護黨中央權威。黨中央有權威，才能把全黨9000多萬名黨員和46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牢固凝聚起來，進而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勝利。回顧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維護權威歷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重大課題。馬克思恩格斯在領導歐洲工人運動和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中，始終強調“權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873年，恩格斯發表著名的《論權威》一文，認為權威和服從不是由人的主觀愿望確定的，而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無產階級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奪取政權以后，都必須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利用這個權威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并運用這個政權去組織社會主義建設。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不僅革命權威、政治權威具有重要作用，個人權威、領袖權威同樣對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具有重要作用。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時，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列寧也高度重視維護黨的權威和革命領袖的權威。他嚴肅批評了俄國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提出的不要任何權威的主張，明確指出，工人階級要在全世界進行艱難而頑強的斗爭以取得徹底解放，就必須有權威。他還指出：
“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正是因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堅持科學理論指導和實行民主集中制，有以列寧為領袖、由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組成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運籌謀劃，有斗爭經驗豐富、包括一批職業革命家在內的領導骨干隊伍去宣傳和組織群眾，還有一支黨創建和領導的強大軍隊去沖鋒陷陣，才干成了十月革命。然而，也正是這個列寧締造的黨，在20世紀90年代初卻瓦解毀滅。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個黨的民主集中制被拋棄了，政治紀律被動搖了，黨中央權威沒有了，“誰都可以言所欲言、為所欲為”，黨內思想混亂、紀律松弛，在這種情況下，“嘩啦啦轟然倒塌”也就成為難以逃脫的命運了。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在實踐中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并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威，對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尤為重要。1935年遵義會議前，由于沒有形成成熟的黨中央，導致黨的事業幾經挫折，甚至面臨失敗危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我們黨開始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便煥然一新。正是在黨中央堅強有力的領導下，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人民接續奮斗，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才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對于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說：“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嗎？只有一個核心”“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鄧小平同志也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蛾P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提出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這一政治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深刻揭示，是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獨特優勢的科學總結，對開創治國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說毛澤東在前半生主要是發動、依靠人民奪取政權的話，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后半生則主要是想通過發動、依靠人民保持黨和政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性質與宗旨永不變質。毛澤東后半生的這一主要想法，至少發端于1945年7月初他在延安與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時任國民參政員的黃炎培在延安參加國共商談，經與一群生活極其簡樸但全都斗志昂揚的共產黨人的短暫接觸，他深信這幫昂揚向上的“泥腿子”在不久的將來必然要在全國執掌政權，但同時又深深擔憂其在執掌全國政權后，能否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對此，毛澤東稍加思忖后回答：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三年解放戰爭，毛澤東全身心地投入，在三大戰役順利結束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十分鄭重地警示全黨：
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槍的敵人，要警惕糖衣炮彈，要做到“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在努力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征程上，毛澤東越來越重視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毛澤東這一思想的產生，一是基于對我們黨的建設任重道遠現狀的深刻認識；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即開始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殷鑒；三是基于逐漸對杜勒斯兄弟“和平演變”戰略的高度警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詳細勾勒出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的演變：
“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
“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
“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
“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
電影、電視，老少皆宜，潤物無聲。他們把鏡頭放大、聚焦到一個秀麗少女臉上的青春美麗痘，說這就是這個少女。你還真不好否認這就是局部的真實。當他們把鏡頭完全聚焦到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壯麗事業進程中所犯的錯誤上，比如把整部電影聚焦到我們黨在1957年領導的反右斗爭中所犯擴大化錯誤中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上，這一局部現象便立即掩蓋了整體的真實。你走進電影院，跟著哭哭啼啼，走出電影院時，就可能得出“那個時代真黑暗、干脆推翻算了”的結論來。這樣的電影不是在我們的銀幕上出現過嗎？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美國都把其掌控的諾貝爾文學獎專門授給這樣的文學作品。就這樣，文學和藝術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便不知不覺地在廣大普通群眾之中彌散開來。這就是艾倫·杜勒斯給文學和藝術“賦予”的特殊功能。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約翰·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旨在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
“如果它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盡管杜勒斯兄弟提出上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相當于當今流行所說的“軟實力”，但美國當局還是更相信自己的“硬拳頭”，這就有了美國在海外發動和領導的迄今為止最大的兩場侵略戰爭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使美國損失慘重，同時也促使其越來越倚重杜勒斯兄弟提出的“和平演變”戰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在蘇聯內部找到了他們的同盟軍，如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乃至葉利欽等人。蘇共二十大后，毛澤東始終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與蘇聯共產黨的演變進程緊密聯系起來，繼續深入思考中國共產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重大戰略問題。毛澤東高度重視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變”戰略，深感這一戰略既有時間表，又有路線圖，有極大的可能性在可以預見的不久的將來變成現實。毛澤東為此而深憂。1958年11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指出：
“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重視應對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變”戰略，從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根本舉措抓起。他首先從教育入手。1953年5月18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教育工作的會議，提出加強中小學教科書建設，當了解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當時僅有30多個編輯時，他明確指出：“目前三十個編輯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寧可把別的攤子縮小點，必須抽調大批干部編寫教材。由中央組織部負責解決配備。”毛澤東對教育脫離實際的現象更是深惡痛絕。1965年12月，毛澤東在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時說：
“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聯系習近平批評當前教育領域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我們不能不說，毛澤東有先見之明。
在培養接班人的過程中，毛澤東又十分注重對干部子女的教育。1958年的一天，毛澤東同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毛澤東問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毛澤東稱贊說：
“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爸爸干什么，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
“現在有些高級干部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不嚴格。根本問題是要自己帶頭，要嚴于律己。”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的講話中指出：
“蘇聯共產黨員多數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提不起來。所以，我們要尋找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趕到群眾中去，不能有近水樓臺。”
毛澤東還認為，干部子弟有優越感，脫離群眾，擔心他們將來會變成工人貴族。1959年12月16日，毛澤東指出：
“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1967年4月中旬，毛澤東聯系《戰國策》中的“觸詟說趙太后”一事評論說：
“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1967年5月28日，毛澤東看到中央文革小組辦事處編印的一期《要事匯報》上面說，據云南公安廳報告，22日晚，17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存折，取款時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6個是北京學生，其余11人，除兩人外，都是高干子弟。毛澤東當即批示：
“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毛澤東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也作出了深刻的思考。據吳冷西回憶，在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十年論戰中，毛澤東對《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以下簡稱《九評》）的寫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回憶《九評》寫作過程時，吳冷西說：“毛主席召開幾次會議討論《九評》修改稿，也是逐段邊討論邊修改，而且他自己也動筆修改。”吳冷西還回憶說：
“一次討論中毛主席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向所有共產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杜勒斯輩就是這么公開說的。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后來我們根據毛主席6月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列舉了他提出的革命接班人應具備的條件。”
“毛澤東同志提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傊@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夠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毛澤東始終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戰略任務掛在心上。他想了各種辦法，但往往效果不大。后來，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大民主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時，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明知大潮一起，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失敗，但毛澤東不惜身敗名裂，也要與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變”戰略背水一戰、決死一搏。世間很多事，往往與愿違。毛澤東原設想是通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形式，從青年一代中培養可靠的接班人。但各地、各大院校的一些紅衛兵卻頭腦膨脹，從私心出發，爭當“領袖”，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斷并致使工農業生產下降。1967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一國外代表團時指出：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包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紅衛兵——筆者注）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
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劇，甚至釀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組織派到全國各地的串聯和聯絡站與各地高校駐北京的聯絡站則起到“煽風點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澤東緊急召見作為北京高等學校紅衛兵負責人的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五人談話。談話從凌晨3時半開始，直到早上8時半結束，長達5個小時。毛澤東最后說：
“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么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現在是輪到一些小將犯錯誤的時候”。
培養接班人的事，下一步如何辦呢？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說過：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通過與五位紅衛兵負責人的談話，老人家可能想到了，在父母溫暖的懷抱里，從幼兒園門進學校門，再從學校門進機關門，是培養不出合格接班人的。但這些年輕學生最終是要接班的。老人家可能想到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的“易子而教”。毛澤東是農民出身，農民最苦，讓生活最苦的農民給這些孩子當幾年父母行不行？但老人家可能也深知，把數千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吃苦”，甚至是吃大苦，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們的父母可能會對自己有不少怨言甚至怨恨直至忌恨，但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為了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質的偉業，你們罵也好，恨也好，我這個老頭子認了。這就是不計個人毀譽、敢于“反潮流”的毛澤東。經過5個月考慮，1968年12月，毛澤東大手一揮，毅然下達“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中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運動展開，這是人類現代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這其中雖有對解決城市人口就業這一十分重要的問題的考量，但毛澤東從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出發的戰略設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經過上山下鄉鍛煉過的知青，逐漸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據統計，黨的十八大產生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占這個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上山下鄉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層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占比57.1%。習近平總書記在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黨的十九大產生的政治局常委中，有3人是當年的知青，有2人為工人出身，政治局常委7人中，有5人有工農的經歷，占比71.4%。在政治局26名委員中，有11人為知青，占比42.3%；加上剛參加工作是工人和戰士的10人，有工農兵經歷的21人，占總人數的比重達81%。2004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接受延安電視臺專訪時說：
“插隊本身是一個標志界定的一個階段，在插隊之前，如果我們有所知所獲，我總感覺到了插隊以后，是獲得了一個升華和凈化。個人確實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那么在之后我們如果說有什么真知灼見，如果說我們是走向成熟、獲得成功，如果說我們諳熟民情或者說貼近實際，那么都是感覺源于此、獲于此。”
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于陜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么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已經過去50多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與中國最底層農民的朝夕相處，艱苦環境的磨煉，對中國特有國情的認識，已經并將是他們終生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這可能是打斷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預言鏈條的最可靠的戰略之舉，是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難以逾越的一道根本的障礙。當然，我們也絕不否認，其中不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遭受了不應有的極大磨難，甚至有的還長眠于祖國的窮鄉僻壤。這其中，有毛澤東本人和黨政各級領導工作上的失誤或錯誤，但有的是黨政各級領導干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為所致，有的甚至是黨內腐敗分子和社會上各種渣滓、罪犯的作孽。我們深深為這些年輕的生命惋惜。從一定意義上講，他們如同在淮海戰役中犧牲的年輕的解放軍戰士一樣，是在艱難探索中國共產黨永不變質的宏偉事業中所作出的“光榮的犧牲”。筆者接觸當年的上山下鄉知青，有一些仍對當年吃的苦有不少怨氣，甚至一提起毛澤東，牙根仍是發癢。但相當數量的同志對此無怨無悔，甚至常說：
這是我畢生最難忘、最值得記載的歲月。有上山下鄉“這杯酒”墊底，無論什么樣的困難我們都能對付。
有人說，現在是信息時代了，知識分子是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者，不需要與廣大工人農民等生產勞動者相結合了。我們承認，一些專門人才通過自己的勞動本身就可以有所發明創造。但是，毛澤東以上所要解決的是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確保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質這一重大的戰略問題。中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仍將是一個比較落后的農業國。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多長，這個歷史時期就有多長。普通工農等生產勞動者在這個歷史階段都會占絕大多數。消滅工農、城鄉、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這三大差別，是一個相當長的漸進的歷史過程。因此，要培養確保黨和國家永不變質所需要的各級黨政干部特別是領袖集體，就必須走知識分子與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之路。舍此，別無他途。如何確保我們黨永不變質、長期執政，確實是我們黨當前和今后所應努力解決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課題，關涉我們黨乃至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我們應當堅決貫徹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既要堅決開展反腐敗斗爭，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又要堅決防止階級斗爭的擴大化。這就需要深入開展理論研究，用科學正確的結論來統一廣大干部的思想并進而部署相關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一大批干部子女與工人農民子弟一起成長起來。實踐充分證明，絕大部分干部子弟都是好的，這也從一個側面有力地保障了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走蘇聯黨的道路。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與正確。但確實也有極少數干部子弟，特別是在金錢面前，背叛了父輩，這不能不讓人唏噓不已。接班人關系著黨和政權的性質，關系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培養什么樣的接班人，實質上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國內外敵對勢力之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的一場尖銳斗爭。從一定意義上講，艾倫·杜勒斯與約翰·杜勒斯兄弟倆和毛澤東都是大戰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論。只不過杜勒斯兄弟創立的是“和平演變”理論，毛澤東創立的是“反和平演變”理論。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根本不同：前者是為著世界上的極少數人，而后者是為著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他們各自所創立的理論，都仍在實踐中和較量著，這種實踐和較量甚至才剛剛開始。在他們之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世界上任何其他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關著名專家學者，可以尋找他們哪一步邁得或早或晚，哪一步邁得或左或右等這樣那樣的瑕疵，但從本質上說，其他人對此有價值的新的實踐和新的見解，都只不過是對他們各自理論的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與杜勒斯代表著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歷史的最高處。當然，我們也決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著，在永恒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產生新的更為杰出的代表人物。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但這樣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繼承或揚棄他們的基礎之上而產生。如何看待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其所犯的錯誤？應當說，毛澤東本人對此是十分敏銳的。1959年7月26日，他在一封信的長篇批語中指出：
“我們黨三十八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
筆者認為，在具體部署和實施反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戰略中，由于種種原因，其中包括毛澤東個人的原因以及各級領導中有的領導刻意“瞞報軍情”和“謊報軍情”等，使得毛澤東出現過一些失誤甚至錯誤。對這些失誤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為戒，避免重犯。但毛澤東見微知著，及時提出高度重視應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思想，極具戰略性、前瞻性和重要性，無疑在這一重大而又根本的問題上，創新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國1989年發生的政治風波與1991年前后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也充分說明，毛澤東有著無比深邃的歷史洞察力，他所提出的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是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一個重大戰略方針，是確保我們黨不變質、國不變色的根本理論基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198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但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作了充分的肯定。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時又說：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著名報告中還指出：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當時的解釋，即所謂‘向走資派奪權’，也就是撇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實踐證明了是錯誤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
鄧小平這兩個論述十分重要，這就堅定地劃清了與蘇共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全盤否定斯大林進而逐漸脫離、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行為的根本界限。這也就是說，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在探索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中的失誤，同時也可以說是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過程中的失誤。蘇聯黨在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重大問題上，是有著十分慘痛的教訓的。1991年11月，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會見蘇聯訪美石油代表團時說，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們，不出一個月，你們將從法律上聽到蘇聯解體的消息”。
果然，第28天后，蘇聯解體了。撒切爾為什么這么有把握呢？她說，
因為我們在蘇聯高層找到了我們的代理人，“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
戈爾巴喬夫虛榮到什么地步？曾擔任過他助手的博爾金（Valery Boldin）回憶道，
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經常“大聲朗讀國外對他在世界上的偉大改革使命的評價，這種東西他有時會讀幾個小時，時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過去了，大量的文件還沒有看”。
西方各國聯合起來，投戈爾巴喬夫所好，開動所有宣傳機器，為其戴上各種動人的桂冠。戈爾巴喬夫則熏熏然昏昏然。一個黨的總書記，竟然虛榮到這個地步！
鄧小平在晚年實質上從蘇聯亡黨亡國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1992年初，鄧小平在視察深圳時說：
“中國出問題，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蘇聯東歐的問題，就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如果我們黨出問題，整個國家肯定出大問題。”
“垮下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下來容易，建設就很難。蘇聯東歐垮得多快！蘇聯這么強的國家，幾個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國不接受這個教訓，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如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新思維’出來以后沒注意那樣，就會出事。”
由逄先知、金沖及任主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傳》也認為：
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在實施過程中，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歷史背景下，發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極端。但無論如何，這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歷史證明，這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
2016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
“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我們不能投鼠忌器，王顧左右而言他，采取鴕鳥政策，這個必須說清楚。”
這從一個側面，也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理論的正確性。筆者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是“必須說清楚”，一是組織上查清楚，二是理論上講清楚。組織上是不是完全查清楚，筆者不好揣測；但理論上說清楚，可能仍需很大努力。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在理論上堅持與發展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思想，并繼續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勇于探索，不斷總結歷史和實踐經驗，以找到一條確保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前進道路。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才能長期執政，直至最終實現黨的奮斗目標和最高理想。在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先在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這一宏觀決策部門開闊視野，然后沉入基層，從縣委副書記干起，一級一級，歷練多個崗位和多個區域，既堅守“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黨的優良傳統，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負黨心、民心、軍心，終于成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接班人。這既是歷史的偶然，同時又更是歷史之必然。毫無疑問，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隨著人們的歷史創造活動的不斷擴大和深入，作為自覺的歷史活動者的人民群眾在數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隨著人民群眾的自覺活動的不斷擴大、深入和增多，群眾總是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代表人物，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進階級的先鋒隊的作用。這就正如馬克思所說：
“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
在這樣的人物中，“一些人用舌和筆，一些人用劍，一些人則兩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們成為完人的那種性格上的完整和堅強。書齋里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
列寧在這里還特別強調了“比較穩定的領袖集團來主持”。1921年列寧說：
“培養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信的黨的領袖，這是一件長期的艱苦的事情。但不這樣做，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毛澤東、鄧小平都十分強調全黨和全國的領導核心的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這一不同如同是血液、骨肉和靈魂的不同。不同國家在體制、機制、管理方式等方面當然可以也應當相互學習借鑒，但這其中也有著根本的不同，這種不同如同衣服和皮膚，衣服可以隨意置換，而皮膚與骨肉、血液和靈魂往往是生死相依的。
“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解決干部終身制的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經驗，但從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新問題，特別是“殺雞取卵”“過度舉債”“吃光分凈”“污染環境”“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創新放一邊，以招商引資為綱”等短期行為。我們常說，擼起袖子加油干，一張藍圖繪到底。但在現實中，往往是一個地區或行業換一任黨政領導，甚至是主要領導人一更換，就要換一張藍圖。前任規劃的藍圖有問題，當然也必須進行適當調整，但前任的規劃是正確的，有的后繼者卻不惜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各種名義進行調整。他們認為把前任藍圖接著繪，辛辛苦苦繪成了，也僅是在為別人的政績“添磚瓦”。有人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是任期制，為什么沒有出現“殺雞取卵”等問題。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國家比如美國的總統及國務卿不管經濟，僅僅分管外事和一定的社會運轉等，而真正掌管其國內經濟大權的恰恰是終身制并且是嫡傳的資本家。美國建國240多年以來，實際統治美國的僅是羅斯柴爾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幾大家族。他們絕不會僅僅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犧牲自己的長遠和根本利益。美國有立法權的參眾兩院基本上都由超級富豪組成，具有最后裁決資產階級內部糾紛決定權的美國聯邦法院9名大法官不僅是高薪制，而且是終身制。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中的“一個總統”“參眾兩院”，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權分立”，“多黨競選”，“新聞自由”即筆桿子和“軍隊國家化”即槍桿子這“兩桿子”，“司法獨立”這“一獨立”背后，全部都是金錢操縱。從本質上說，恰如前臺表演者全是被背后金錢這根線或手操縱的木偶。這不僅維護了壟斷資產階級的眼前利益，又有力維護了整個資產階級的長遠和整體利益。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而中國共產黨卻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執政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帶領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制定落實經濟社會運行的各項大政方針政策。正因如此，列寧的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論述，對于貫徹落實毛澤東關于“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的指示精神、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黨的各級領導班子要做到上述這一點，除了個人的素養外，還需要作出制度性安排。因此，建議從現在開始，在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班子中，逐步恢復毛澤東時代已實行過的“老中青”三結合制度，并且建議黨政各級領導班子不要輕易頻繁調動，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以避免換一屆班子就要換一張藍圖現象的出現。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際上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經濟全球化正在深入發展，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見底。拜登政府上臺后，中美關系既蘊藏機遇同時亦面臨深層的挑戰。從國內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黨的十八大誕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成長起來的杰出的革命事業接班人。中央領導核心是什么？是政治的上層建筑中最為寶貴、最為重要的部分。我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放入歷史長時段中的一般規律。我們還應記住，在一定范圍和一段時期內，在一定條件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可以起著決定性的反作用，并對文化上層建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王岐山同志說：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使得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與活力。蘇聯共產黨成立93年、執政74年垮掉了。中國共產黨今年已誕生百年、執政進入第72個年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對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啃下了不少硬骨頭，闖過了不少急流險灘，改革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的局面，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為我們黨、國家和民族爭得發展的新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了最大的機遇。正因如此，對于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經過各種風雨最終誕生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我們要堅決維護。這是我們黨和國家今后一些年緊緊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挑戰的命脈所系，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和贏得新的戰略機遇期的關鍵所在，是保持黨和政權永遠保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永不變質的根本保障。這對于貫徹落實毛澤東關于“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的指示精神、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因為人類歷史演進的最終原因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而不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賴以進行的歷史環境也對其產生作用，從而使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除此之外，每個特定的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沒有這些人物，它也會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偉大歷史人物為人民和人類歷史進步所建立的偉大功業決不主要是個人有限的天賦和努力，機會主義的罪過也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的偶然現象，而是也只能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蘇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社會條件，決定了這個時候不出戈爾巴喬夫，也必然會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現。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斗爭會造就偉大人物；而歷史的逆流，則會推擁出逆動的人物。其實，在階級社會里，不同的領袖式人物，都是特定階級或集團的代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階級及階層主要是經濟領域而不是政治領域的概念。任何社會的階級及階層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也就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階級及階層一旦形成，對一定時代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則必然產生反作用。任何剝削階級及其階層一旦形成，則必然企圖進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甚至企圖“終結”和固化一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蘇共中的特權階層及其代表人物，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物質力量，甚至可以說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原動力。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是幾十年間蘇共黨內和社會上企圖在蘇聯最終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在蘇共黨內力量的代表。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要最終在蘇聯消滅共產主義的動機，絕不是其瑣碎的個人欲望，而正是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所決定的。
我們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會自己消除，光明也不會自動到來。兩軍對壘帥坐鎮，從一定意義上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領袖間的較量。資產階級十分重視培養和選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們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更加注重培養和選拔我們自己事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推動歷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經過一代又一代極長期的、復雜的、艱難困苦的斗爭，最終把所有傳統所有制和與其相適應的所有傳統觀念送進歷史的墳墓，真正實現人類大同。這也又一次說明了毛澤東同志強調“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遠見和正確，說明鄧小平同志強調“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的遠見和正確，說明了在體制與人的關系上“關鍵在人”的深刻道理。有了千百萬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才是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最可靠的組織保證和機制保證。在未來一二十年內，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戰略任務，必然十分嚴肅、直接地擺在全黨面前。從一定意義上講，斯大林沒有把這一重大戰略問題提到應有的議事日程，導致他一去世赫魯曉夫集團就點燃了蘇聯亡黨亡國的導火索。毛澤東和鄧小平都高度重視、艱辛探索解決這一問題，并為我們留下了各自十分寶貴的經驗。我們堅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此早已運籌帷幄，中國共產黨必能解決好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大課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