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的音樂晚會，惹怒了誰？
點擊：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指揮淮海戰役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6-21 08: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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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共青團中央舉辦了圍繞黨慶一百周年為主題的“中國青年網絡音樂節”，聲勢非常浩大。
但是卻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且有趣的現象。
按理說，這是作為體制內核心輿宣機構之一的共青團新媒體團隊嘔心瀝血打造的文藝項目，可不是民間大V、網友群眾搞的江湖茶會，這是有“認證”的。
可是這臺明明有“認證”的晚會，卻遭遇了某些平時跳得歡快的體制內愛國黨、兔黨、粉紅食肉者們的集體緘默。
對于團團這臺紅得不能再紅的音樂節，原本也向來“紅得發紫”的他們，竟然默契地選擇對之無視。
比如，經常與團團有互動的沈逸老師。
這場景非常有意思。
話說，難道是因為前日就“能不能唱《國際歌》”的問題，團團明里暗里地懟了一波高高在上的沈逸老師，惹怒了這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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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昨夜的晚會，《國際歌》還真就成為了大戲之一，是現場數次高潮中的一個，引發了線上線下無數聽眾觀眾的政治共鳴。
除了緘默，更有一些“粉紅愛國人士”按耐不住，就這次的晚會狠狠地發泄了一番胸中憤恨、扣帽子的本事比起武漢老婆娘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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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讓一臺愛國主義的音樂節成為了這些高臺之上的既得利益者們的眼中釘？
可以先看一眼音樂節的歌單，答案就藏在里面：
我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含毛量”爆表！！！
在晚會中，甚至連多年不在官方舞臺上唱起的《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都再度被10后的孩子們伴著稚嫩卻洪亮的聲音，又一次綻放在共和國的文藝天空中。
毛主席回來了嗎？
或許是的，因為我們確實曾經失去他。
1980年8月11日，中央曾發出關于“少宣傳個人”的指示，里面專門有這么一條：“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后要逐步減少到必要的限度。”
兩年后，中央再度發出通知，認為1977年發行的刊登了毛主席在1949至1957年間著作的《毛選》第五卷，因里面有些提法(包括出版說明和注釋)已不符合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決定予以停售。
1987年，有關單位又發出通知，大意是在做好群眾宣傳工作的前提下，“拆除毛澤東塑像。”
此后，全國多數毛主席塑像相繼被拆除或整體埋入地下。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珠三角地區，毛主席塑像更是被全部拆掉。
一直到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中都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沒有毛澤東思想。
兩年后的建國60周年大慶，國慶前一周閱兵指揮部才緊急決定了在游行方陣中增加“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那也只是為了“回擊”當年9月份美國白宮方面聲稱支持臺灣加入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倡議建立的“亞太共同體”而已。
………………
十八大，改變了一切。
2012年的十八大，報告重新提出“堅持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勇于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的完整的黨章提法。
毛澤東，他老人家一步步地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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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毛主席的身影不斷地下沉，從90后到95后，又到00后、05后，甚至連10后的孩子都開始樹立毛主席為自己的信仰、豐碑，對毛主席注入了十分樸素的“偶像”情感。
公交里，地鐵上，中小學的讀書日，大學高校的圖書館，毛主席的聲音和影子正在重新投射進這個他一手締造的人民共和國、正在重新走進這億萬他深愛著的人民的心中。
正是在這樣的人民氛圍下，在群眾力量的烘托中，共青團的這臺音樂節才能得以成功舉辦。
這不是一臺類似于早已變味的央視春晚那般的官僚資本晚會，也不是諸如天貓“雙十一晚會”、“618晚會”那般的消費主義洗腦糞坑。
這是一臺真正獻給人民、獻給黨的初心的文藝匯演，是所有有理想、有良知、有信念的人們聚在一起，或是在現場或是在線上地送給自己的一個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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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關注和討論的是，在團團的這臺音樂節上，以黨史為主題，但卻幾乎沒有八九十年代的歌曲。
比如，那首著名的、曾經長久以來被樹立為一種政治標桿和歷史記憶的《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故事》是由蔣開儒、葉旭全作詞，王佑貴譜曲的歌曲。由深圳女歌手劉紹文在廣東省青春歌曲創作大賽決賽上首唱，而于1994年10月在中央電視臺首播的版本則由董文華演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代表曲目，沒有之一。
1997年，《春天的故事》被選作十二集大型文獻電視紀錄片《鄧小平》 的主題曲。
十年后的年10月24日，嫦娥一號繞月探測衛星發射升空，在太空播放了這首《春天的故事》。
關于這首歌歌詞中所謂“畫圈”等歷史典故，我之前已在文章中有過科普，此處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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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作為黨史、政治音樂史上的一枚重彈，這次團團的音樂節卻毫無《春天的故事》的蹤影。
與之伴隨著同樣沒有出現在這臺青年音樂節上，是許多帶有時代性烙印、“改開味兒”濃郁的歌曲。
我也不想在多說這能反映出什么，很多變化和現象，大家心中了然即可。
不過在此，還是有興趣盤點回味一些過去在八十年代一度風靡的歌曲。今再回聞，不知大家還會如何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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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的故事》之前，其實已有許多在“試探”風向變化的歌曲出現，比如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被傳唱的《鄉戀》。
《鄉戀》并非一首歌那么簡單，它是改革開放初期文藝界內的一顆“信號彈”。
其柔美婉轉的旋律和唱腔，使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歌壇為之耳目一新，也開啟了一道時代的閥門。
1980年，《軍港之夜》一炮而響，此曲運用了近似朗誦的演唱方法，把聽眾十分神奇地帶進了“夜色恬靜的軍港”，給聽眾留下了一股“渾身酥軟”、“情意綿綿”的意境感受。
我人民解放軍的軍容，從這時候開始，由鐵骨錚錚、剛正不阿，邁向了兒女情長、幽怨嗔癡。
也正式由“紅歌”，走向了“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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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羅大佑的《光陰的故事》飄進大陸，青春易逝，韶華易老，流水帶走光陰的故事似乎也帶走了大陸人民“多愁善感的青春”。
從八十年來起，多愁善感、陰郁寡歡、為賦新詞強說愁，配合著烽煙漸起的傷痕文學大潮，統治了原本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的中國人民的心田。
“寥廓江天萬里霜”的博大沒有了，“一唱雄雞天下白”的風骨沒有了，“延安無土不黃金”的驕傲沒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氣魄沒有了。
有的只是自怨自艾的情緒，開始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和貧富差距的出現，深深彌漫在八十年代的中國。
1985年，《酒干倘賣無》橫空出世，它是《搭錯車》的主題曲，電影講述了一個退伍老兵與棄嬰的故事。
蘇芮的歌聲極具韌性，加之寬廣音域造成了一種強烈的滄桑感、悲愴感、孤鳴感，用最催人淚下的音樂語言表達了對人世間疾苦的訴愁。
愁，只有愁，“愁文化”和“愁情緒”成為了文藝界的主流。
這或許也怪罪不得那些創作者們，毛主席說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
根源性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催生了一年后即1986年那首震撼全國的神曲：《一無所有》。
崔健沙啞的嗓音和炸裂的吉他，撩動著每一個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陷入迷茫的中國年輕人。
他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為那時的他們已非常明白：自己什么都想要，可是什么都要不到。
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群像，藍色的靡靡之音代替了紅色的革命文化，中國大陸開始“舒服”起來了，開始“軟綿綿”起來了。
那些歌曲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空虛，如同同樣是在八十年代走進千門萬戶的金庸筆下的人物，幾億國人在一夜之間從袁承志變成了垂首迷惘的郭靖。
同以金庸為范，失去了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八十年代之后的四代中國人只能用虛構且取材前史的武俠小說來自我慰籍。因而，包括金庸文學在內的一大批武俠小說，站上了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文藝高位。
這是很詭異、很驚悚的現象，因為它體現著對“身后走過的路”去進行的一種“強行遺忘”的欲望。
文學小說如此，音樂歌曲更是如此。
跋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努力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
“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
—— 2014年10月15日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原標題：共青團的音樂晚會，沒有《春天的故事》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指揮淮海戰役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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