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東陸家嘴貧民窟里長大的女孩徐佩玲,那年才11歲,為了養活雙目失明的母親和三個妹妹,托人給拿摩溫送了一份禮,在上海英美煙草廠上班了。
上海作為中國最早的工業化城市,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工人階級,也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而徐佩玲的一家,則是上海工人階級的縮影。
阿玲的祖母就在英美煙草煙廠上班,母親是滬東三新紗廠的工人,阿玲的嬰兒期就在空氣混濁的車間里度過,棉紗堆是她唯一的玩具。四歲,死了哥哥。六歲,媽媽眼睛被熏瞎了,就被一腳踢出廠子。屋漏偏逢連夜雨,父親又去世了,家里唯一的勞動力只有她了,所以當童工之外,還有選擇嗎?
民國時代上海的童工,每天勞動12到14小時,工資只有兩三角錢,還要遭受“拿摩溫(領班)”的打罵。盡管阿玲拼命做活,可還是難以保障家人的溫飽,兩個妹妹相繼病餓而死。
民國上海紡織廠的童工
英美資本家對雇傭童工特別有興趣,因為童工的工時和成年工一樣,工資卻只有后者的一半,而且更加軟弱可欺。此外還有一層深意,成年工人容易被共產黨影響而趨于反抗,童工則不敢,也不懂,可以用他們把那些“不安分分子”開除出去,鞏固反動秩序。可對這些小則八九歲,大則十一二的童工,洋鬼子拿他們完全不當人,看不順眼,上去就是一腳,張嘴就是“蛋姆弗羅(damn fellow,該死的蠢貨)”。動輒開除更是隨心所欲,還瘋狂叫囂:
“上海這地方,要找一百條四條腿的狗不容易,要找一百個兩條腿的工人,便當得很。”
這話聽著耳熟吧?據說這還是工人的“福報”!
不過阿玲不這么看,她聽說知識改變命運,附近開了一所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平民夜校,不要學費,就去讀書。可三年時間,就是讓你學《圣經》,教會的修女跟阿玲說:“孩子你要虔誠,上帝會給你帶來幸福!”
一名“養成工”,也就是童工
上帝沒給阿玲帶來幸福,倒是帶來了徐明清老師。她對女工非常親熱,關心大家就像自己的親姊妹。她比學生先進課堂,看到早來的同學,就和藹地問長問短,了解哪個同學在什么廠里做工,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情況怎樣。有時她發現誰缺課,總要打聽打聽原因,然后又抽空到人家家里去訪問,幫助解決學習上的困難。見到學生家長,也親熱得像自己的父母。所以所有學生都喜歡她,大家說:
“一天不去上課,就像丟了貴重東西,心神不寧。”
徐老師的課,像黑暗中的一盞明燈,給阿玲帶來了光明,她明白了苦難不是天生的,要改變命運,必須跟著共產黨走。
偶爾還會有一位藍老師過來,一周給大家上兩次音樂課,她常常帶著二胡教大家唱愛國歌曲,排練進步戲劇,增強大家的階級感情和愛國熱情。
阿玲和女童工們慢慢成長,也找到了真理,一張苦巴巴的小臉終于有了笑容,因為光明照進了她們的內心。
童工
徐老師私下問阿玲,最近廠子里又有幾位工人失蹤了,他們犧牲在龍華,你怕嗎?
阿玲說,我不怕,這輩子我都認準了共產黨,你們要我嗎?我想跟你們走到底!
1933年,阿玲由徐老師介紹入黨,次年黨派她到滬東女工夜校,任專職教師。無數位阿玲一樣的姊妹,將沿著阿玲的道路,走向光明和希望。
告別浦東,我們來到浦西,舊上海燈火酒綠的背后,處處是血淚。滬西貧民區包括分散在小沙渡到叉袋角工廠區南側的十多片貧民區,每片人數幾千到萬余不等。聚居于此的是饑寒交迫的群眾,他們多數由于家鄉的各種天災人禍而無法生活,來到上海找出路。有碼頭苦力,有蹬三輪車、拉黃包車和榻車的,有小商小販,有拾破爛的,有失業者、無業游民,還有一些是附近工廠、商店、作坊的工人,他們生活在舊社會的最底層。
這里的居住環境極差,水電氣起碼的生活設施,您就別想了,能住上草屋、蘆棚那都是福氣。有些家庭只能住在從家鄉搖到上海來的小船上,直到小船完全腐朽不能用。所以火災和各種傳染病頻發,尤其是春夏間,死亡率極高。貧病而亡的小孩,家人用蘆席一包,隨便就扔了。
民國上海貧民窟
比自然條件更惡劣的,則是貧民窟的“管理者”,那些地痞、流氓、偽保長等地頭蛇混跡其間。它們在此稱王稱霸,敲詐勒索,無所不為。別說王法,它們就是這里的王法,你稍有遲緩試試?輕則打罵,把死貓死狗掛你家門口,重則砸窗砸家具.甚至拆棚封屋,搞死人命,如同草芥。
國民黨管嗎?
不能說不管,水龍頭還是裝了一些,不過都成了地痞無賴的坐地買賣。至于夜校,基本都是花架子,介紹來的“老師”,不是不學無術,就是青幫分子和特務。
你們不管,共產黨來管,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
經歷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洗禮,黨的地下工作已經如火純青。在滬西貧民區,抗戰勝利后的上海黨組織,通過開辦民校和福利站,組織貧民,團結群眾,與各種反動黑惡勢力展開斗爭。
上海貧民窟
黨組織以滬西最大的貧民區余姚路棚戶區為基點,陸續發展到金家巷、梅芳里、小辛莊、藥水弄、南北英華里、大自嗚鐘、太平里等處,從設施教班,辦民班開始,發展成為棚戶民校。又與宋慶齡同志領導下的,上海市兒童福利促進會合辦兒童福利站,通過他們取得一批救一批救濟物資,設立了幼兒園、兒童飲奶站、活動室,把孩子組織起來,并從中團結了家長,以后又設立縫紉組、診療站……
從此棚戶區有了歡樂,有了朝氣,有了團結互助、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好風尚。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困,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我們今天常說“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革命戰爭年代的黨組織,不光是戰場上的戰斗,也有“第二條戰線”的戰斗。哪怕是臟亂差,達官顯貴不屑看一眼的貧民窟,黨組織一樣扎根在這里。
地下黨滬西勞工教育區委委員陳魯生同志,在擔任棚戶民校校長與兒童福利站站長的同時,還籌建并領導這兩個單位的黨支部。黨從各方面抽調精兵強將,以實驗民校教師和兒童福利站工作人員的名義,加強進來。他們不單業務能力強,而且不怕和各種黑社會勢力打交道,全心全意實實在在為群眾謀福利。教師骨干之外,還有一支學生骨干相配合,由實驗民校學生中的積極分子組成,他們被叫做“小先生”,參加識字掃盲工作,大小孩教小小孩,群眾教育群眾。
上海貧民窟里的孩子們
貧民窟里的窮苦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可不是一句形容詞這么簡單。先說這個“火”字,歷史上這里一直是火災的高發區,茅屋密集,又缺水源,搞不好就失火,失火就是一大片。雖然各家門上,都貼著“太平”兩個大字,但并不能免災。1947年夏秋之交,余姚路棚戶區一家居民,不慎失火,大家們驚恐萬狀,一片混亂,由于沒有消防組織和設備,又缺乏水源,火勢迅猛蔓延。
緊急關頭,民校里的黨員、積極分子帶著師生們,沖出來救火。共產黨員教師胡宏達同志,剛買了一身白西裝,二話不說就跳進臭水溝,奮力用污泥往火頭上壓。民校教過消防知識,大家這可用上了,帶動著茫然無措的居民也有了主心骨,迅速撲滅了大火,才沒有蔓延成災。
災后為了預防萬一,群眾在民校(黨支部)的指導下,成立了一支救火大隊,集資購置配備了一些消防設備。
隨后余姚路棚戶區再次失火,群眾組織的義務消防隊迅速出動。這次國民黨政府的消防隊也趕到了,但他們趁機向受火勢所逼的毗鄰小店敲詐金條而不去滅火。看到這一幕,大家紛紛指責。群眾的裝備差,官差占著茅坑不拉屎,眼看火勢越來越猛,三輪車工人出身的義務消防隊員王漁書,上去跟他們商量,能不能借用下水龍頭?這幫家伙不但不借,還動手打人,群眾就去搶,在場的警察竟將王漁書推倒在電線上,當場觸電死亡。大家義憤填膺,同警察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上海貧民窟里的群眾
反動當局出動馬隊,開著多輛“飛行堡壘”裝甲車,四面包抄,見人就抓,共捕去19人,多是義務消防員。江寧警察局誣陷他們是“趁火打劫的嫌疑犯”,雖經多方營救,還是扣押兩人作為“共產黨嫌疑犯”,直到上海解放。
有人說國民黨就那么壞?可實際上,國民黨反動派比你想象的還要壞!
1948年4月18日夜,與金家巷棚戶區毗鄰的一家工廠鍋爐爆炸,引發大火,殃及池魚。兩百余家棚戶化為一片焦土,一千多人流離失所。未來怎么辦?貧民窟里的群眾抱頭痛哭,家沒了,希望也沒了。
共產黨雖然是地下黨,卻不能坐視不管。黨組織余姚路棚戶區居民發揚“窮幫窮”精神,開展“一碗糧”救濟運動,每家每戶做一碗稀飯或一張米餅,來幫助窮哥們、窮姐妹;余姚路兒童福利站派人到火場設立臨時救濟站,把從社會各界化緣來的牛奶、面包發給受災兒童。想盡一切辦法,動用一切資源,來幫助群眾自救。
可國民黨反動當局在干什么呢?
民國上海街頭的嬰兒尸體
起火時不出動消防隊,火災后又接受地皮主的賄賂,派出警察和“飛行堡壘”拆毀災民重建的草棚,甚至動手抓人。完全不顧群眾生死,任地皮主發災難財,參與分肥民脂民膏。這塊地要搞開發,準備蓋高樓大廈,至于原有居民怎么解決住宿問題,這就不是資本家和反動當局考慮的問題了。
為了維護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貧民窟里的群眾奮起反抗。連那些膽小怕事的婦女們,也沖在前面,用馬桶刷沾著糞便朝敵人身上灑去,有的干脆臥倒在車前,放掉輪胎里的氣。敵人則掄起槍托、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婦女,頓時哭喊聲震天。男人們被激怒了,撿起地上的石塊,砸向敵人和“飛行堡壘”。
民國上海警察的裝甲汽車“飛行堡壘”
地下黨組織通過積極分子,不但發動全體居民支持抗暴群眾,而且組織災民,圍攻肇事工廠主住宅要求賠償損失。隨后又以幫會組織和同鄉會的傳統形式為掩護,百余戶災民代表,每人手拿一根香,上街游行請愿,與反動當局展開持續的合法斗爭。一個月后,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終于做出妥協,保證不收回地皮,并向肇事工廠索賠。
能跟反動當局斗爭,能不能斗得過地頭蛇呢?老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貧民窟里的窮人向來是它們砧板上的魚肉,它們仗著青幫勢力,為非作歹幾百年了,反動派拿它們當白手套,蔣介石都要拜碼頭,共產黨信不信這個邪呢?
昔日跋扈的黃金榮,解放后接受勞動改造
余姚路棚戶區勢力最大的黑社會老大,叫柏文龍,號稱“滬西半爿天”。15歲起就以賭博、偷竊為生,在青幫輩分很高,開設浴室、大戲院和賭臺。政治上也是“三朝元老”,與租界巡捕房、汪偽警察局、日本特高課和蔣家警憲特都有勾結。又廣收門徒,糾集地痞、流氓,組織“斧頭黨”、“榻糞黨”和“掛尸黨”,向附近居民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危害人民。
正如有一位棚戶居民所說,巡捕房、警察局和流氓原是一家人,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漢奸和這批惡棍是大強盜與小強盜。事實上,這些匪徒除了盤踞在勞動人民居住區里為非作歹以外,還常常受雇于特務機關,充當鎮壓革命運動的幫兇和打手,它們正是舊中國反動統治不可缺少的補充工具。
我說這些,今天有朋友會懷疑,貧民窟里的老百姓,窮得掉渣兒,他們能有啥錢可敲詐?殊不知在內卷化嚴重的舊社會,鸕鶿肉也是肉,豫西的土匪會為了一包煙、一雙鞋綁票,上海的黑社會同樣會在當地居民有結婚、開店、建房等婚喪喜事的時候,收“保護費”。
解放后,黃金榮的悔過書
有位叫邵玉松的理發師傅,東拆西借,開了家理發店。門面小,虧空大,哪里有錢給柏文龍一伙交保護費,請它的徒子徒孫吃喜宴,這就惹惱了這幫畜生。多次在邵家門窗上涂抹糞便,并糾集歹徒毆打老邵及其內弟魏有鴻,致使魏被毆重傷不治而死。你把人打死了,總要收斂點吧?人死為大,總該講些“江湖道義”吧?可這家伙反而變本加厲,又勾結警察局,向老邵索賠所謂“手工費”,老子動手打死你小舅子,累著了,這錢得你出!前前后后,老邵被敲去舊幣(金圓券)150萬元。
共產黨辦民校,辦福利站,給窮人撐腰,替老百姓辦事,這就氣壞了老小子柏文龍。都像你們共產黨這么破壞“規矩”,向著窮人,又不拿窮人一分錢,窮人是聽我的,還是聽你們的?江湖道義還要不要,王法還在不在?多次派小流氓到診療所搗亂,把石塊扔進民校教室,砸福利站的玻璃,揚言要共產黨滾出棚戶區!
你一臭流氓嘚瑟成啥樣?
共產黨連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和帝國主義侵略軍都不怕,在農村廣泛開展反霸剿匪斗爭,會怕你城市里的惡霸黑社會?
斗爭惡霸
黨組織把特別能戰斗的胡宏達同志直接派進去,全家住進棚戶區,共產黨員在一線發揮先鋒模范作用。這可讓柏文龍吃驚不小,本想霸占群眾集資的修溝費以及消防器材,還想把群眾填平臭水溝準備建造兒童福利站房子的地皮占為己有,你共產黨來擋橫,這不是要我的老命嗎?于是揚言要把胡宏達干掉,共產黨來一個,我殺一個,來兩個,我殺一雙!
怎么辦呢?說到這里我賣個關子,從中學到研究生考試,大家都會劃重點一道多選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是什么?
針對柏文龍和棚戶區群眾的最大矛盾點,黨組織決定為群眾撐腰,照死里捅這個“滬西半爿天”的腰眼子。
在一家一戶訪貧問苦的基礎上,組織一批受害最深的群眾向國民黨市政府、警察局控告柏文龍的累累罪行。與此同時,又通過各種關系開展上層工作,不但邀請跟我黨有統戰關系的青幫“通”字輩顧竹軒出面,在黑社會內部擠壓柏文龍的空間;還通過宋慶齡同志,做上海市長吳國楨的工作,你是我們上海市兒童福利促進會的名譽會長,不能讓一個流氓別苗頭吧?
畢生關心孩子的宋慶齡同志
后來連一些中小流氓、保甲長,特別是那些原來與柏文龍有矛盾的,經過做細致的統戰工作,也不同程度站過來和我們一起了。
在此情況下,上海市警察局不得不把柏文龍暫時關起來。消息傳來,群情振奮,人們奔走相告,滬西一帶的流氓都給震動了,真沒想到“窮赤佬”有這么大能耐?
斗爭是復雜的,黑惡勢力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家生子,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都是如此,后者是不可能輕易拋棄這些用順手的工具人。柏文龍不久就被放出來,雖避居在外,卻揚言要拿下七顆人頭報仇,這次倒是非常“精準”,它指控陳魯生是“元兇”,是共產黨!
看來這個道理,不但我們的人民知道,歷史知道,連我們的敵人也知道——
“共產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就是為老百姓辦事的,讓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共產黨的事業。”
為了保護這些為他們出頭的共產黨員,棚戶區的群眾,家家戶戶準備木棍、鐵棒、石灰包,日夜站崗放哨,都快成解放區了。
上海人民喜迎解放
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國民黨反動統治風雨飄搖,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此時陳魯生同志任書記的滬西區委分區委,負責統一領導城市貧民斗爭,領導12個黨支部、黨小組,得到了滬西廣大城市貧民的一致擁護。
群眾被發動起來,團結到黨的周圍,從消防隊、護廠隊、護校隊到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窮哥們和窮姐妹就等著天亮了!
1949年5月25日,解放軍從滬西突破,進入市區,滬西的天亮了,群眾載歌載舞,沉浸在慶祝解放的歡樂海洋之中。
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的隊員們,有的拉條幅,歡迎解放軍,有的配合解放軍執行任務,搜捕殘余的反革命分子,保衛勝利果實。
上海人民歡慶解放
解放后,貧民窟的共產黨員們,從地下走出,帶領群眾清理陳年垃圾和臭水溝,鋪設路面,安裝電燈、設置自來水站.組織居民互助會、冬防大隊、消費合作社、青年夜校,還要協助人民公安,拘捕暗藏的壞蛋,抓捕那些看不得人民當家作主,過好日子的各路牛鬼蛇神。
當家做主人的紡織女工
阿玲,也就是徐佩玲同志,上海解放初期從事工會工作,之后為上海紡織工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作為專家組成員,多次援外,幫助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和亞非受壓迫民族,建設自己的民族紡織工業企業,得到了周總理和西哈努克親王的贊揚。
徐明清老師,解放后在農業部,長期從事組織人事和婦女工作。
電影在《斬斷魔爪》
胡宏達同志,解放后從事公安保衛工作。1953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反特《斬斷魔爪》,就是根據他參與偵破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的真實案件改編而來的。
顧竹軒先生,解放后受邀參加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
《解放日報》上槍決惡霸柏文龍的消息
柏文龍,解放后不思悔改,繼續作惡,引發眾怒,群眾把它的新賬舊賬一起算,召開公審惡霸大會,人民政府接受各界人民正義要求,依法將其判處死刑。
民國時代的滬西貧民窟,曾經被稱為“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如今這個“榮譽”,早就歸了印度孟買,當年的上海也曾經被叫做“小孟買”。幸虧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懈奮斗,上海和中國,才擺脫了印度式的命運。
有詩為證: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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