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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躍飛：中國共產黨何以能 做到“開天辟地”？

點擊：  作者：蔣躍飛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1-04-17 10:09:40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偉大的歷史意義，毛主席說過這樣一句石破天驚，極其深刻的經典語言：“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毛選》第四卷，第1514頁）何謂“開天辟地”？就是“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毛選》第四卷，第1439頁），筆者理解，就是改天換地，就是“換了人間”！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壯舉，不僅是“從此，中國改變了方向”（同上），而且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內容，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走向，構成了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導因素，這就是中共百年奮斗歷程揭示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

 

一、“長夜難明赤縣天”——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開始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掠奪，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沒落，到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中華民族完全跌入了黑暗的深淵。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毛選》第二卷，第632頁）這期間，中國的先進分子和有識之士及社會各階級紛紛走上歷史舞臺，開始了不屈不撓的抗爭。

 

從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悲壯的失敗，到“洋務運動”——虛妄的“自強與中興”；從“維新變法”運動的——“無力回天”，到推翻皇帝之“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革命”，七十余年的近代歷史判明：農民階級由于受其階級的局限，完成不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近代的地主階級也不可能完成"民族自強"和"國家中興"的歷史任務；新生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由于其先天的軟弱性，盡管有光緒皇帝的支持，但是仍然撼動不了封建反動勢力的統治，更談不到擔負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責任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派由于其先天的軟弱性，仍無法承擔其應擔負的歷史責任。

 

歷史呼喚著真正能夠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使命的承擔者，這個歷史任務就必然地落到了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肩上。

 

“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辛亥革命失敗以后，用毛主席的話說：“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選》第四卷第1470頁，1471頁）“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中國人民積蓄已久的憤怒終于爆發了。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3000多人集聚天安門舉行示威，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期間，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上海、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的工人相繼舉行罷工。運動很快就蔓延到全國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很快就形成了全國規模的罷工、罷市、罷課的高潮。“五四運動”是一場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至此，產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條件就完全具備了。

 

簡單回顧1840年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近八十年的歷史，我們得到的一個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是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是應中國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會里救亡圖存、頑強求索的過程中呼喚一個新的領導力量的需要而生；是應工人階級走向成熟并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組建自己“先鋒隊”的需要而生；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世界歷史進入新時代，馬克思主義開始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歷史條件下，應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需要而生。總之，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必然責無旁貸地肩負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歷史責任。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破壞一個舊世界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全國僅有區區58名黨員，黨的“一大”召開時只有12名代表。這樣的一個政黨何以能帶領中國人民取得革命的成功？關鍵是在革命的過程中回答和解決了以下這些關乎中國革命成敗的基本問題。

 

第一，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

 

毛主席說：“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毛選》第二卷，第602頁）這樣的黨與其他任何類型政黨的根本區別在哪里呢？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毛選》第三卷，第1094頁），就是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經驗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正如毛主席說的：“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同上）二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與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同上）試問，古今中外哪個政黨能夠認識到并且做到這一點？正是由于做到了這一點，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徹底擺脫了其他一切政黨的那種“結黨以營私”的窠臼，才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與追隨。三是“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相互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保持始終團結統一和生機活力的根本措施。正如毛主席所說：“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選》第三卷，第1096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解決自身矛盾和問題的有效方法。

 

總之，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特有的政治屬性。這樣的黨既有先進而科學的理論指導，且能夠自覺地用于實踐，又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著血肉聯系，又能夠時刻擁有自身的凝聚力與戰斗力，這樣的政黨豈有革命不成功的道理？

 

第二，在中國，為什么一定要進行武裝斗爭？

 

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勢力，憑借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獨裁恐怖統治。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等合法權利。因此，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裝斗爭。所以，毛主席說：“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這是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毛選》第二卷，第610頁）

 

第三，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

 

秋收起義失敗后，毛主席率領起義軍轉戰向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在永新縣的三灣村，毛主席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改編，史稱“三灣改編”。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強了對軍隊的政治領導，把黨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各級設立黨的委員會，到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開始形成了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基本原則。一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決議規定，紅軍不是單純打仗的，而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要反對極端民主化傾向和非組織觀點，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到1938年11月，毛主席又明確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毛選》第二卷，第547頁）二是肅清舊軍隊的影響。明確反對個人主義的雇傭思想、享樂主義；反對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余。指出，這些錯誤的思想和行為都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流氓無產者以及舊式農民運動的影響。這樣，就將紅軍與以往的舊軍隊劃清了界限。三是紅軍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古田會議決議規定，紅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不僅是一支戰斗隊，還是一只工作隊、生產隊和宣傳隊。所以，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這樣的一支軍隊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這是這個軍隊能夠“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屈服”的根本原因。

 

第四，中國革命如何進行？

 

關于這個問題，實際是在認清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道路、前途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深刻地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科學范式。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及其它許多文章中做出了經典的、教科書似的闡述，從“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到《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從《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到《新民主主義論》；從《論聯合政府》到《論人民民主專政》，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階段，都對上述基本問題作出了精準而正確的論述和超前的指導。對國情和革命問題能夠形成如此深刻而科學的理性認識，提出系統的戰略指導和具體的部署，這該是一個何等素質的精英集團和雄才大略的英明領袖啊！

 

第五，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的少少的，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力量對付主要的敵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原則和策略方針。中國共產黨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是非常成熟的，實踐上更是極其成功的。我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不同階段，根據形勢和任務的不同，都提出了相應的統戰方針。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我黨建立了革命的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我黨建立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階段，我黨倡導和建立的是愛國統一戰線。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階段，我黨的統戰政策會有不同的側重點，但是總的策略方針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實力，孤立頑固勢力。”堅持以斗爭求團結的原則。對于爭取中間勢力，要做到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我們自身要有充分的力量，使得他們能夠跟我們走；二是尊重他們的利益，使他們愿意跟我們走；三是同頑固派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使他們放心跟我們走。同頑固派作斗爭做到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節。在這里，關鍵的環節是爭取中間實力。正如毛主席所說：“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毛選》第二卷，第748頁）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具備著這種成熟、科學而又切合實際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才能夠在應對不同的敵人時，始終做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總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做到破壞一個舊世界，根本的條件就是毛主席說的：“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成功的三條最基本的經驗。

 

三、“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建設一個新世界

 

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后，中國共產黨到底要建設一個怎樣的新世界呢？

 

第一，“我們要建設一個新中國”。

 

關于新中國，早在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做了深刻而全面的闡述：“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設一個新中國。”（《毛選》第二卷，第663頁）這個新中國在政治上，由于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新中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政權的構成形式可以采取鄉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并由此選舉產生各級政府。因此，毛主席說：“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毛選》第二卷，第677頁）這個新中國在經濟上，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這個新中國在文化上，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所以，毛主席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新中國航船的桅桿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毛選》第二卷，第708頁）

 

第二，“三大運動”——新中國的立國之舉。

 

抗美援朝，新中國的立國之戰

 

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的情況下，帝國主義強加于我的一場遭遇戰。毛主席經過認真研判形勢后堅定的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終于將美帝國主義趕回了“三八線”，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這一偉大勝利打出了國威，洗血了百年東亞病夫的不堪之恥，奠定了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大國地位，“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一戰，為新中國“從此走向繁榮富強”舉行了一個精彩的奠基禮！

 

土地改革，新中國的翻天覆地

 

從中國的歷史看，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歷次改朝換代的革命大都是農民革命，而引起農民革命的基本原因就是土地問題。舊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極其不合理的。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富農，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他們憑借占有的土地，殘酷剝削和壓迫農民；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下中農，卻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這種土地占有狀況，幾千年來沒有大的改觀。這是廣大中國人民長期受剝削受壓迫的根源所在。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土地改革法》，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場運動如“暴風驟雨”般猛烈地沖擊著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制度，僅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廢除了舊中國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徹底打碎了幾千年來套在農民身上的封建枷鎖，改變了農村舊有的生產關系。這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村最大、最深刻的一次變革。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億萬農民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經濟上獲得了翻身，切身的感受到自己躍進到了一個“新社會、新國家”。

 

鎮壓反革命，新中國開展的一次“大掃除”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地還潛伏著國民黨派遣特務等各種反革命分子約60萬、反動黨團骨干分子約60萬。這些反革命分子對人民政權斗爭的策略是“長期潛伏，等待時機，重點破壞與暗害活動”。因此，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制裁一切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成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消除社會隱患，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勝利成果的緊迫任務。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壓反革命運動從1950年12月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打擊的重點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和反動會道門頭子。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為鎮反斗爭提供了法律武器和統一的量刑標準。1951年春夏，鎮壓反革命運動形成了全國性的高潮，到1951年10月底，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鎮反運動基本結束。這一革命運動，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后，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殘渣余孽和污泥濁水開展的一次“大掃除”，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有效地捍衛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密切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加強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統一戰線，進一步取得了在新的歷史時期同民主黨派、黨外人士合作的經驗；通過鎮反運動，共和國年青的專政隊伍得到了鍛煉和壯大，積累了經驗，提高了業務水平；建立和鞏固了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凈化了社會環境，清除了土地改革的障礙，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運動，也為不久后實施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總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大運動”都是必須完成好的立國之舉，否則，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不可能站穩腳跟，也是中國共產黨進城以后完成的第一次考試。歷史證明，這三張閉卷考試的答卷，我黨都答得非常優秀。

 

第三，過渡時期總路線——照耀各項工作的燈塔。

 

經過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新中國順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任務，具備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條件。1953年8月，毛主席完整、規范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毛選》第五卷，第89頁）

 

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一條革命與建設并舉的路線。工業化是主體，三大改造是兩翼。二者互相關聯，密不可分，其實質是解決工業化和所有制問題，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我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實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協調發展，從而使新中國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大會的一個重大貢獻是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體現了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了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行的英勇斗爭，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國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的歷史變革，確定了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奮斗的正確道路。

 

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任務超額完成，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基礎，具備了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條件；“三大改造”任務的勝利完成，構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至此，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已確立，標志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進入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地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正所謂：“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這是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為新中國的一切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復興的星辰大海

 

毛主席說：“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383頁）從秦皇漢武以降，歷次的改朝換代，包括辛亥革命那樣結束幾千年封建帝制的革命，從本質上說，都沒有做到改變中國，更談不到“開天辟地”和“換了人間”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做到了改天換地，“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新中國六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雄辯地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深刻道理。今天，我們已經進入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而成熟的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中華民族正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滿懷信心地奔向偉大復興的星辰大海！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