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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關于改善宏觀經濟管理的六項建議

點擊：作者：余云輝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1-06-23 07: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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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完成于13年前的2008年6月，現首次公開發表。文中作者提出了六大宏觀經濟管理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體系的各項政策建議。這些前瞻性的分析、判斷與建議，對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比如，作者認為，中國的政治穩定與社會安定有賴于國家經濟與金融的安全，而國家經濟與金融的安全取決于經濟與金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以國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是十分危險的，因此，應該盡快扭轉以外需、外購、外資來支撐國內經濟增長的局面。中國應該通過宏觀調控手段把“外需推動型經濟”轉變為“內需推動型經濟”。只有建立了“內需推動型經濟”，中國才有真正的經濟安全與金融安全，從而才有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作者還提出，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資本市場政策、產業政策、物價政策、財政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并構成一個八維的政策平衡體系。任何一項政策建議的提出和實施都必須在這個八維的坐標系中找到合適的位置。所謂“合適的位置”是指該政策的實施必須有利于社會經濟系統的穩定和優化，而不是顧此失彼或代價巨大。這對目前個別學者提出的激進的人民幣升值建議具有警示和糾錯作用。

前言

宏觀經濟管理需要達到多重目標。設定宏觀經濟管理目標不僅需要明確，更需要正確。

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政府經濟管理手段和宏觀調控政策不能成為海外經濟與政治勢力牟利的工具、不能成為政府經濟管理部門擴權的工具、不能傷害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目前，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必須突破那種追求GDP達標和CPI達標的狹隘性，不能作繭自縛。為了改變宏觀調控的被動局面，改變調控越多、問題越多的狀況，必須確定新的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體系。新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體系必須體現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并以正確且明確的新的宏觀經濟目標體系來衡量現行經濟政策的對錯與效能，來糾正經濟政策的失誤，形成政策之間的配套與協調。

根據國際和國內復雜的經濟狀況，宏觀經濟管理必須圍繞著新的目標體系展開，并為實現這些經濟目標進行政策設計與配套、決定現行經濟政策的取舍。

新的宏觀經濟目標體系應該包涵六個方面的內容，即：1、鞏固經濟運行的物質基礎；2、轉變經濟增長方式；3、保衛經濟版圖；4、保護經濟發展的成果；5、防范經濟與金融方面的系統性風險；6維護社會穩定。相對而言，GDP和CPI等統計指標作為現行的宏觀調控主要目標內容顯得十分單薄和片面。

政府的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需要兼顧上述六大目標的實現。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資本市場政策、產業政策、物價政策、財政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必須圍繞著上述經濟目標進行檢討、調整、梳理和重新設計。

關于改善宏觀經濟管理的六項建議

建議之一：宏觀經濟管理必須鞏固經濟運行的物質基礎

糧食、能源、主要礦產資源以及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是經濟運行的物質基礎。建立和完善糧食、能源、主要礦產資源和高素質勞動力之穩定的供給體系，改變糧食、能源、主要礦產資源和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供給不穩定的狀況，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各級政府追求GDP等數量指標的同時，往往忽略了宏觀經濟運行之物質基礎的鞏固與培育，甚至挪用了本該投入于物質基礎建設的資源，使得中國經濟運行的基礎十分脆弱。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誰控制了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誰就可以左右甚至控制中國的經濟。當中國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撤離農村市場的時候，外資金融機構借助中國銀監會的方便之門和政策庇護大舉進軍中國農村進行排兵布陣。金融從來就是統治經濟的工具。農村金融是統治農村經濟的工具。長遠地看，如果外資控制了中國的農村金融，外資就控制了中國的農村經濟，就控制了中國經濟的基礎。因此，中央政府應該動用經濟手段、政策手段甚至政治手段大力推進本土金融機構大力發展農村金融服務，同時，及時制止外資插手中國農村金融。中央對某些部、委、辦出臺的危害中國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政策需要及時糾正。

新時期的宏觀經濟管理需要全球視野。在中國和平發展的歷程中，技術創新應該盯住第一世界，但是，資源保障應該盯住第三世界，特別應該與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發展合作關系。

與其撥付2000億美元成立“中投公司”到國際資本市場高價購買股票，不如將這部分美元以抵押貸款的方式借給國內各類企業用于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區收購土地、礦藏、以及建設其它各類資源保障性基地。中國已經是世界性的加工基地，因此，中國需要盡快建立全球性的能源、原材料、礦產、以及重要的農副產品的供應基地，同時，減少國內資源的消耗。建立全球性的供應基地應該由國內大型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來完成。為了避免遭受西方國家的攻擊和阻擾，政府應該大力支持民營企業到境外發展各類供應基地。政府的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移民政策等方面工作應該與建設全球性的供應基地相互配合。

建立全球性供應基地應該列為國家戰略，但是，這不是一個可以大張旗鼓宣傳的國家戰略，這是一個只能做、必須做、不能說的國家戰略。

建議之二：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落實到實處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應該停留于空泛的口號之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表現為企業乃至全社會的收入來源結構的轉變，也就是說，企業和社會的收入來源中，依靠各類資源消耗所創造的收入比例在降低，依靠股權投資的收入、技術與專利使用的收入、品牌效應的收入、規模經濟的收入、技術服務的收入、金融服務的收入等在總收入中的比例在提高。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始終停留在口號之上，各級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責任之一：各級政府對石油、電力、糧食、水資源、環保處理、各類礦產資源利用、勞動力工資和勞動保護等，采取低價格政策和低標準要求。這些變相的補貼措施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經營模式有利可圖。對資源使用者的經濟補貼對刺激GDP增長和控制CPI水平是有作用的，但是，這種發展模式阻礙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責任之二：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沒有形成有利于本國產業資本發展的空間，相反，還剝奪了本土資本的產業升級機會，使得國內產業資本的增長模式難以實現有效的轉變。臺灣的金融服務業來自于制造業資本的升級，比如，臺灣第二大人壽集團——新光人壽是由紡織業的資本演化而來的。大陸的紡織企業迄今還是紡織企業，沒有哪家紡織業企業或其它制造業企業升級為金融服務集團。中國產業升級的機會壟斷在政府管理部門的手中，具體地說，產業資本的升級機會掌控在主管的部長、司長或處長手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些產業升級機會往往被主管部門的官員用于與境外資本進行交易。在對外開放的談判桌下面，外資從政府官員手中拿走了中國產業資本升級的機會：外資占領了國內市場，本土企業就無法再創造出規模效益；外資拿走了股權，本國企業和居民就不可能擁有股權性收入；大量的海外零售集團在中國的大小城市建立超市，逐步控制了中國的流通領域，中國的制造型企業不僅在海外難以取得高回報，而且在本國市場也難以取得應有的工業利潤；在外資制造業擠占了國內市場空間、外資零售業擠占了工業利潤空間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業企業就沒有經濟實力開展自主創新、推動技術進步、開拓銷售網絡、創立自主品牌；外資滲透到高端服務業的每一個領域包括金融領域，客觀上封鎖了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化。對外開放的“大躍進”沒有體現科學發展觀，打亂了中國本土企業開展產業升級的本來步驟，阻礙了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為了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愿望落實到實處，政府需要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為本國企業創造三個基本條件：

條件之一：各類經濟資源定價必須市場化。石油、電力、水、糧食等農副產品、礦產資源、土地、環保標準等資源與服務的定價必須與國際市場價格接軌；進一步提高資源稅，征收暴利稅；取消資源出口的鼓勵性政策，實行限制資源出口的政策；進一步強化勞動者保護制度。根據花旗集團的研究，我國各項生產要素的低價政策和環保欠帳相當于每年給消耗這些資源的企業和個人3.83萬億的補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些補貼也是對外資的補貼、對國外投資者和國外消費者的補貼。資源的低價政策和環保的低標準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條件之二：政府應該把國內的市場份額留給本土企業。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本土的市場空間。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是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經濟。如果中國的市場被外資占領并主導，資本性收益主要歸海外股東所有而不是歸本國國民所有，那么，中國就不可能建立起自主的、具有創新能力的市場經濟。中國丟失了90%的汽車市場，并沒有換來世界一流的汽車制造技術和品牌。只有把本土市場中主要的市場機會留給本土企業，才能創造規模經濟效益、才能擁有定價權、才有經濟實力開展自主創新。在保護本國市場空間方面，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

條件之三：政府應該把產業升級的機會和高回報的投資機會優先給本國資本。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意味著收入結構必須轉變，意味著中國企業和個人來自于股權性投資收入的比重和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收入的比重必須大幅度提高。如果把產業升級的機會和高回報的投資機會給了海外資本，那么，中國企業和國內居民的收入結構就不可能得到質的改變。如果中國企業和個人的收入結構仍然主要由出口資源、出售低端制造業產品、出賣廉價勞動力所構成，那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話。中國把價值數以萬億的金融企業股權主動地賤賣給外資機構，這是世界大國經濟史上絕無僅有的事件。我們已經無法向后代交代。令人遺憾的是，出賣者還在出賣而沒有得到審判。在保護本國股權資源和產業升級機會方面，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

建議之三：必須保衛中國的經濟版圖

國家的經濟版圖是一個國家之市場與股權的總和。宏觀調控應該有利于保衛中國的經濟版圖，而不應該造成經濟版圖的丟失。事實證明，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是不成功的；以股權換外匯的政策是失算的。在強權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之下，中國必須學會保衛自身的經濟版圖。

中國是大國，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的政治穩定與社會安定有賴于國家經濟與金融的安全，而國家經濟與金融的安全取決于經濟與金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因此，應該堅決避免出現以外需、外購、外貿、外資來支撐國內經濟增長的局面。外需、外購、外貿、外資的主動權掌握在其他國家手中，如果國外的政治聯盟和經濟勢力在外需、外購、外貿、外資方面實施聯手打擊，那么，可以輕易地制造中國的“經濟休克”，并且通過制造中國的“經濟休克”達到制造政治動亂和社會動亂的目的，從而達到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目的。中國應該通過宏觀調控把“外需推動型經濟”轉變為“內需推動型經濟”。只有建立了“內需推動型經濟”，中國才有真正的經濟安全與金融安全，從而才有自主決定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大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應該來自于內需而不應該來自于外貿，應該來自于國內市場而不應該來自于國際市場。以國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是十分危險的。

建立“內需推動型經濟”要求內資企業必須主導絕大部分國內產業、國內資本必須控制著絕大部分本土市場、以股權分紅和資本利得等方式表現的資本性收入主要由國內企業和國內居民享有。如果外資控制了國內主要產業和市場，股權性分紅和資本利得主要由外資獲得并轉移到外資的所在國，本土資本被抑制于產業鏈的低端環節，本國居民僅僅依靠低工資來維持生計，同時，為數不多的儲蓄存款還經常被國外資本大鱷通過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和外匯市場的操作所席卷，國內企業和居民既沒有投資能力，也沒有消費能力，那么，建設“內需推動型經濟”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中國經濟安全、金融安全和社會安全就得不到根本保障。

可見，只有保衛好中國的經濟版圖才能實現中國經濟從“外需推動型經濟”向“內需推動型經濟”轉變，才能確保中國經濟金融安全、政治與社會穩定。從這一角度看，把出賣中國經濟版圖和經濟利益的行為界定為叛國行為或叛國罪是合適且必要的。

對于如何保衛本國經濟版圖，我們同樣應該借鑒美國的司法制度和組織設計：

首先，中國應該盡快制定并頒布《愛國法》，把愛國的義務和責任以法律的形式落實到政府、企業和個人。中央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商務部的一把手必須是愛國主義者、必須是中國經濟版圖的守護者。

其次，引進“共同訴訟制度”。這是發揮民眾監督和法律監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對于政府部門頒布的法律法規以及人大代表的提案如有存在危害國家利益之處，社會公眾可以向法院提出訴訟，通過法律途徑給予及時糾正。“共同訴訟制度”有利于發揮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有利于提高政府官員制定部門法規時的自律能力。

最后，設立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機構。中共中央應該成立“經濟與金融安全審查小組”，全國人大應該設立“中國經濟與金融安全委員會”，對各級政府部門出臺的匯率政策、引進外資政策、出讓股權政策、開放市場政策和重大的外資并購項目等進行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審查。黨如果不能指揮槍就沒有政治安全，同樣，黨如果放任政府和企業出賣國家經濟版圖、出賣國家的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就不可能有經濟與金融的安全。政府部門的行政權利必須在制度上接受中央、全國人大和社會公眾的監督與約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維護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的觀念和方法已經體現于經濟活動的諸多細節之中。

對外開放不是無原則的開放、不是贈與或出賣，而是對等開放和平等交易。只有珍惜并保護好國內市場資源和股權資源，才能換取國外的市場資源和股權資源，才能形成對等開放的局面。

建議之四：宏觀經濟管理必須保護好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

外匯儲備、儲蓄存款、股票債券市值是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主要存在方式和主要表現形態。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種種現象，諸如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并持續貶值、熱錢大舉入境套利、通貨膨脹上升、儲蓄存款貶值、股票市值暴跌等等，已經證明，實施多年的各項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著嚴重的失誤，造成了國民財富的巨大損失。如果任由這一狀況持續下去，中國經濟必將爆發全面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從而，可能導致政治危機和社會動蕩。

截至今年4月底，外匯儲備余額達到1.757萬億美元，超過西方七國外匯儲備總和。今年前4個月外匯儲備同比增長40.9%，遠遠高于名義GDP增長率。預計2008年底外匯儲備余額將達到2.2萬億美元。按目前的增速，每24個月中國外匯儲備增長一倍以上。目前，國外凈資產在中國貨幣供應量當中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16％膨脹31％。這意味著：（1）中國的貨幣發行權丟失了31％，這部分貨幣發行權轉移到了外國中央銀行（主要是美聯儲）；（2）人民銀行從本國企業手中抽走了31％的人民幣供應量交給了美元資產持有者，國內企業資金緊張、周轉困難、大小商業銀行流動性危機顯現的根源在于此；（3）中國央行和商業銀行實際持有美元資產高達2.1萬億，每月匯兌損失接近20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每月發生一場年初雪災的損失，國民財富大量外流；（4）根據目前外匯儲備增長的速度，2年或3年之后，美元持有者所占據的人民幣供應量將從目前的31％膨脹到60％以上，其結果是中國貨幣主權進一步轉移，對應的國內產業控制權被外資所有者掌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金融基礎基本喪失?？梢姡袠I政策的失誤，損失的僅僅是局部；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失誤，喪失的將是全部。中國經濟與金融正在走向危局。為此，我們不僅需要及時的反思，更需要果斷的行動。

中國企業與居民的儲蓄存款和國家的外匯儲備是以破壞環境的代價、廉價出口資源的代價、賤賣股權的代價、丟失本土市場的代價、廣大勞動者忍受低工資的代價所換取的。中國實行的錯誤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使得儲蓄存款貶值、外匯儲備貶值、股票市值暴跌、熱錢套利劇增、財富流失加劇。因此，把保護經濟發展的成果列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并把經濟發展成果是否得到有效保護作為衡量宏觀調控正確或錯誤的標準，已經刻不容緩。

為了保護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宏觀調控政策必須作出如下調整：

第一，人民幣立即停止升值并轉向貶值，通過人民幣貶值，使得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比價恢復到正常的水平，然后，繼續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是確保中國經濟安全的“金融長城”。只有固定了匯率，才能運用彈性的利率，才能保證貨幣政策的制定權牢牢地掌握在中國政府的手中，否則，中國貨幣政策的制定權必然被美聯儲所控制。

自從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已經陷于極其被動的局面。相反，中國貨幣政策的被動成全了美聯儲的主動。美聯儲操縱著中國的匯率政策，巧妙地控制了中國的貨幣政策，從而控制著中國經濟的周期，掠奪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外匯儲備在貶值、利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儲蓄存款在貶值。美聯儲成功操縱中國匯率政策的手段是：政治高壓、輿論誘導、買辦配合。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匯率政策是用于攻擊發展中國家、掠奪發展中國家經濟成果的重型武器；對中國而言，匯率政策是保衛中國經濟安全的“金融長城”。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來自于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由此可見，美國對這一重型武器的重視程度。相反，中國只是把匯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交給了央行和外匯管理局，甚至中國央行把匯率政策用于控制CPI。關于匯率政策對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理解，中國央行與美國國會之間認識上的差距類似于當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之間的差距。

第二，在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情況下，把利率逐步提高到通貨膨脹率之上，即，把負利率逐步轉變為正利率，從而避免通貨膨脹對儲蓄財富的侵蝕。利率政策必須主導匯率政策，而不應該以匯率政策來主導利率政策。因此，提高利率的幅度決定著人民幣貶值的程度，從而，把海外熱錢在中國的靜態收益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這個“合理水平”就是指海外熱錢的收益只能等于它的資金成本。

第三，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取消企業直接融資的行政管制，加大社會資金供給的數量、效率和靈活性。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貨膨脹、保護經濟發展成果的有效手段，但高利率政策會增加企業成本，對宏觀經濟是有負面影響的，因此，在推行高利率政策的同時，必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取消企業直接融資的行政管制，加大社會資金供給的數量、效率和靈活性。宏觀調控不是平衡矛盾，而是對沖陰陽（矛盾始終對立，陰陽才是互補）。利率政策、存款準備金政策和直接融資政策之間的反向運動形成互補，才能產生正面的預期效果。宏觀調控的政策組合不能僅僅是只有打擊、沒有保護的組合，而應該是正確目標指導下的進攻與防守的組合，是科學與藝術的統一。

建議之五：宏觀經濟管理需要防范金融風險

金融領域是經濟體中各類風險的集散地，也是社會財富分配的樞紐。防范金融風險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但是，只要抓好以下四個方面的重點工作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1）審慎使用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防止實體經濟部門產生風險；（2）防止實體經濟風險向金融部門轉移和集中；（3）形成金融監管部門和各類金融機構良好的風險抵御能力；（4）防止政府制定金融政策的自主權被削弱，政府對金融市場擁有主導能力和控制力。

目前，中國存在著金融風險集聚趨勢、存在著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國內金融風險形成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失誤已經傷害了實體經濟并造成國民財富流失。國內的能源、原材料、水資源、糧食等主要商品和主要資源的價格沒有與國際價格接軌，而是被人為地實行低價政策，環保標準沒有跟國際接軌，環境欠帳嚴重。這就形成了人民幣價值被低估的假象。這種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及時采取措施盡快完成上述資源的市場化定價和環保標準的國際接軌，而是選擇了人民幣升值的錯誤政策。資源價格低估和人民幣升值趨勢導致外資和熱錢迅速涌入國內進行套利，形成了通貨膨脹。

宏觀調控政策的失誤造成了中國財富的四大損失：資源低估的財富損失、人民幣升值造成外匯儲備的匯兌損失、通貨膨脹下存款貶值的損失以及經濟衰退預期下股市暴跌市值縮水的損失。經濟學意義上的社會財富同樣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熱錢的暴利正是來源于國內財富的四大損失，或者說，中國國民財富的損失成就了國際熱錢的暴利。

價格管制抑制了供給、財富流失又抑制了需求，從而造成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市場萎縮、周轉困難、效益滑坡。實體經濟的風險形成了。

第二，實體經濟風險向金融機構傳遞和集中。資本市場的行政管制剝奪了企業的資本自主權，同時也抑制了資本市場自身的發展。資本市場沒有成為實體經濟與金融機構之間風險緩沖地帶，銀行融資依然是企業融資的主要形式。不僅如此，資本市場的行政管理者不僅沒有發揮資本市場的減震作用，而且還加大了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共振作用：即，當銀行放松銀根時，股市指數高漲，證監會往往加快企業直接融資的行政審批的速度，使得社會資金更加寬松；當銀行收緊銀根時，股票指數下跌，證監會往往通過放慢審批融資項目的節奏，使得企業資金更加緊張。這種錯誤的管理方法導致了實體經濟大起大落，增加了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

第三，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還十分脆弱。商業銀行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存貸款利差，同時，商業銀行貸款主要集中于房地產等周期性行業和資金密集型的大客戶之上；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收入與波動性很大的資本市場密切相關；國內金融業的開放并沒有換取國外市場對中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國內金融機構的收入來源集中于國內市場，但是，金融領域的過度開放造成了高端客戶的流失和收入的減少，擠占了國內金融機構的利潤空間?？鐕鹑跈C構可以在全球分散經營風險，而國內金融機構并沒有通過開放國內金融市場而換取海外的生存空間。單一的市場、單一的客戶以及單一的盈利模式決定了金融機構抵御風險能力不足，同時，外部經濟環境的大起大落進一步增加了我國金融機構的風險。

第四，政府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已經嚴重被削弱。首先，所謂“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變為“人民幣升值機制”，“人民幣匯率主權”成為繼“臺灣問題”之后第二個受制于美國的主權問題。中國央行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與美國政策之間只有相應和順從、沒有博弈和對抗，從而，體現著美國經濟政治意圖的國內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成為國際資本搬運中國國民財富、占領中國經濟版圖的金融工具。當“匯率主權”被削弱時，中國失去了保護經濟安全與金融安全的防護堤。其次，國際壟斷資本已經控制并主導著國內諸多產業部門，本土優質公司紛紛引進外資并在海外上市，削弱了政府掌控宏觀經濟局面的能力。決定在華外資企業資金來源和海外上市公司資金來源的因素是歐美日本等國的央行政策及其海外資本市場，而不是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本土資本市場。中國宏觀經濟的緊縮政策不僅不能制約在華外資企業和海外上市公司的在國內的擴張步伐，相反，國內緊縮政策在制約本土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卻為國際資本和海外上市公司提供了廉價的并購對象和沒有對手的擴張機遇。同時，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作為保衛中國經濟與金融安全的重要部門并沒有把好“經濟國防的大門”，相反，某些監管部門還以對外開放的名義，名正言順地出賣國家利益。外資攻城略地、熱錢跨境涌入、外匯儲備驟增、內資企業流動資金匱乏、外貿企業出口艱難、沿海加工區工人紛紛失業，這一切表明，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沒有體現科學發展觀、沒有體現自主創新精神、沒有經濟安全意識和金融安全意識、一些身居高位的領導干部缺乏起碼的愛國精神甚至缺乏起碼的為政道德。

針對中國經濟與金融風險形成的主要原因，防范和化解風險必須采取以下對策：

防范金融風險對策之一：采取平衡互補的宏觀經濟管理方法，及時調整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和資源定價政策，維持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地發展，避免宏觀經濟大起大落。

具體操作步驟是：

第一步，人民幣停止升值，并一次性貶值20％以上，降低國際熱錢的收益率，同時，為提高利率、治理通脹預留出加息的空間。根據測算，人民幣兌美元一次性貶值20％至30％才能體現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才能維護中國經濟的穩定。通過本幣的一次性貶值，不僅可以逼退熱錢，而且可以大幅降低熱錢的收益率，相應地減少我國的財富流失；同時，通過人民幣一次性貶值，為提高利率、改變負利率狀況、實行正利率打開了利率上升的空間。

逼退熱錢、提高利率是從貨幣政策角度治理通貨膨脹的根本性手段，但是，采取這一貨幣政策的前提是人民幣必須貶值。

第二步，提高石油、電力、糧食以及其它各類資源價格，并與國際市場價格接軌，徹底扭轉中國資源補貼全球、掏空自己的被動局面。各類資源的定價必須體現中國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資源是維持中國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以資源低價政策補貼全球、換取大量貶值的美元外匯將嚴重侵蝕中國經濟和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

提高各類資源價格并與國際接軌將會增加出口導向型企業的成本，降低出口行業的競爭力，不利于穩定社會就業；但是，通過人民幣貶值可以提高出口行業的競爭力，有利于促進就業。因此，提高資源價格與人民幣貶值屬于彼此互補的一攬子政策，必須同步實施。

第三步，在提高資源價格的同時，必須相應提高資源稅的稅率，把因資源價格上升所產生的大部分超額利潤集中到國家財政，增加財政收入，同時，將所增加的財政收入用于補貼社會的弱勢群體。提高資源價格和提高資源稅之稅率可以提高資源類企業的收入、提高財政收入、同時，增加資源消耗類企業和個人的支出。政府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將這部分增加的財政收入支付給社會的弱勢群體。一方面，通過提高資源價格和資源稅，增加財政收入，并增加社會富裕階層的支出，以此來抑制資源的過度消費、避免中國資源補貼全球；另一方面，通過增加財政收入、并把所增加的財政收入用于補貼社會貧困階層，達到縮小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的目的。

如果說經濟資源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那么，縮小貧富差距則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前提。

防范金融風險對策之二：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謹慎推出衍生品市場，盡快完善資本市場的稅收制度，發揮資本市場的減震功能。

宏觀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實施需要一個運行效率較高的資本市場的配合。如果企業直接融資制度繼續實行目前低效率的官僚化的行政審批制度，如果企業缺乏起碼的資本自主權、資金成本結構及期限結構的選擇權，如果企業仍然缺乏一個高效率的市場化的股權融資市場和債權融資市場作后盾，從而真正解決企業直接融資難的問題，那么，在銀行存貸款利率與通貨膨脹掛鉤從而增加企業的財務成本支出的情況下，一些優秀的企業可能因為股權融資難而成為高利率政策的犧牲品，企業資金鏈就可能斷裂，經濟增長可能出現停滯，實體經濟的風險必然傳導至金融機構和金融部門。從某種角度看，資本市場自身的“市場化”改革是利率政策調整和匯率政策調整的重要條件之一。

發展直接融資市場的措施包括：取消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的行政審批制，改為交易所的備案制；把證券交易所恢復為公司制的交易所而不是作為證監會的下屬部門；取消中國證監會發行部；在資本市場超漲超跌的制度性根源沒有消除之前，暫緩推出指數期貨等衍生產品；健全資本市場的稅收制度，盡快征收資本利得稅，在虛擬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形成公平的稅賦環境。征收資本利得稅可以增加投資者的透明度和資本市場的透明度，而增加透明度是提高資本市場監管效率的前提，從而，也是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前提。

利率和匯率的政策調整必須與直接融資的市場化改革形成互補和平衡，這樣才能有利于宏觀經濟的協調發展。

防范金融風險對策之三：增強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

在外部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加、實體經濟風險開始向金融機構聚積的情況下，增強金融機構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提高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主要必須做好以下二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機構必須建立及時補充資本金的機制。

金融機構資本金的來源有三個渠道：一是自我積累；二是本國政府注資；三是國內資本市場的股權性融資。為了建立及時補充資本金機制，應該鼓勵金融機構發行股票并上市。只要符合公募發行并上市的基本條件，金融機構都可以上市；同時，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鼓勵金融機構之間的重組與并購，壯大金融機構的規模，增強抗風險能力。在特殊情況下，政府可以動用資金對金融機構繼續注資。在此，需要注意的問題是，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必須立足于國內投資者和本國資本市場，必須防止外資控制中國金融機構。

其次，金融機構必須進一步拓寬經營渠道、形成合理的收入來源結構。

金融監管部門應該鼓勵金融機構的產品創新、業務創新和管理創新。任何金融產品都是平衡風險與收益的產物。金融機構的基本職能就是經營具有風險的金融產品并換取相應的收益。金融監管部門只要管住金融機構的主要風險控制指標，并建立起金融企業的資本金補充機制，其它所有的創新活動應該全部下放給金融企業。目前，金融機構的監管者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金融機構的風險指標的設計與控制上、沒有著手建立金融企業及時補充資本金制度上，而是把大量精力放在金融產品包括金融創新產品的行政審批上。中國金融機構創新能力不足的主要障礙是主管部門的行政管制。以資本市場的業務為例，證券經營機構的增資、重組、增設營業網點、資產管理產品設計與發行、為客戶提供的融資創新方案、定價方案和重組方案等等，全部需要中國證監會不同部門的審批。中國資本市場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證券經營機構缺乏競爭力，而中國證券經營機構缺乏競爭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證監會的行政管制剝奪了金融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在發達國家資金涌入中國而發達國家市場并不歡迎中國金融企業發展的情況下，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職能應該有所轉變，應該擋住外資的攻勢，放開內資金融機構的手腳，讓本土金融企業盡快占領國內市場。只有壯大了本土的金融機構，才能增強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

防范金融風險對策之三：增強政府制定金融政策的自主性，避免金融政策的制定被海外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所左右，加強金融政策出臺之前的風險后果評估，同時，必須徹底扭轉政府對金融市場影響力不斷被弱化的趨勢。

中國產業領域和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付出了市場份額、付出了股權。中國的對外開放應該換取發達國家對中國的開放，讓中國本土企業可以得到相應行業的市場份額和投資機會。能否取得對等的市場機會和投資機會應該成為中國政府決定是否開放某個行業、是否對某類國家和地區開放的決定性因素。這種堅持對等開放原則的對外開放思路和政策才符合科學發展觀，才有利于建設創新型國家。

堅持獨立自主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能屈從于海外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利誘威逼，而應該服從于外匯儲備的保值、企業與居民儲蓄存款的保值、國內經濟增長的穩定、本土企業市場份額的保護。目前，持續升值的人民幣匯率政策與從緊的貨幣政策的搭配，正在損害著本土產業的發展，加速著國民財富的流失，這實質上是在醞釀著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

防止經濟與金融領域不對等的對外開放政策削弱政府抵御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能力。中國經濟與金融的過度開放已經嚴重削弱了政府抵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能力。

從商業銀行角度分析，外資金融機構在華設立的法人銀行數量遠遠超過中國在海外設立的法人銀行的數量。外資銀行吸收的人民幣存款本來屬于中資銀行的存款。中資銀行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實體產業的放貸，但是，外資銀行吸收了這部分人民幣存款之后，往往貸給海外熱錢的持有者。具體操作如下：海外熱錢持有者把外幣存單抵押給在華外資銀行的海外機構，相應地從在華外資銀行貸出人民幣資金，然后用于股市和樓市的炒作。這種普遍采用的跨境操作，逃避了中國政府的監管，削弱了中國政府的經濟控制力和金融控制力。因此，中國應該停止批準設立外資銀行，象美國一樣限制外資銀行吸收本國企業和居民的存款，嚴查外資銀行的貸款用途，規范外資銀行經營行為。

從資本市場角度分析，政府在資本市場方面抵御風險的能力已被削弱。中國銀監會要求國內各大商業銀行設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必須引進外資，因此，國內商業銀行設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全部是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國內各類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多達31家。盡管外資在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只占25％－49％不等的股權，但是，合資雙方往往約定外方指派總經理和投資總監，全權掌控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決策。對于一個注冊資本一億元的基金管理公司，外資只要出資2500萬到4500萬人民幣，就可以擁有數百億甚至數千億資產的投資決策權。只要海外金融集團聯手買進或賣出，足以左右中國資本市場。在這種格局之下推出股指期貨，又增添了外資機構搬運中國財富的金融工具。中國資本市場大起大落與資本市場自身的制度缺陷有關，同時，也與外資實際控制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操作有關。因此，為了防止中國財富支配權的進一步丟失，應該停止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審批，對于外方指派總經理和投資總監的有關約定必須進行糾正；對于拒絕糾正的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應該停止審批新的基金產品。

合資類和獨資類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審批必須執行對等開放的原則：國外給中國幾張金融牌照，中國對應給出相同數量的金融牌照；國外給中國企業多大的金融股權比例，中國監管部門對應地給出相同比例的股權；如果中國金融監管者批準給予外資的金融牌照和金融股權超過了國外金融監管部門給予中國企業的金融牌照和金融股權，那么，這表明中國金融業的開放已經過度，需要停止進一步開放，同時，敦促國外政府對中國金融企業開放。敦促外國對中國開放應該成為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在對外工作領域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國金融的對外開放必須換取國外對中國金融業的開放。只有對等開放才能實行彼此融合和交流，才能形成反制的金融力量，才能主動地抵御經濟與金融風險，才能避免中國政府金融控制力被日益削弱的狀況。

建議之六：宏觀經濟管理應該有利于維護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

防守能力決定著進攻的能力，維護經濟社會穩定的能力決定著經濟政策的進取能力。經濟金融政策應該積極維護經濟社會的穩定。目前有關經濟與金融政策沒有把積極維護經濟與社會的穩定作為目標，主要表現在：“三農”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還十分脆弱；廣大中小企業沒有得到商業銀行系統和資本市場的金融應有支持，過度的對外開放政策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同時，人民幣升值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就業形勢的嚴峻；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造成全體國民財富的流失，侵蝕著社會穩定的經濟基礎；過度開放的金融政策影響著中國金融的穩定；在政府的財政支出中，行政性支出和投資性支持比例偏大，教育、醫療、失業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偏小。

在維護經濟社會穩定方面，僅僅盯著CPI是不夠的。在一定條件下，高通脹反而有利于社會穩定，人為地控制通脹率可能削弱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因此，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經濟金融政策應該放棄追求CPI達標，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在保障城市居民和社會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加大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同時，提高基本生活保障的標準。通過借鑒發達國家救濟制度，把政府采購與發放實物購物券結合起來，以食品實物券、醫療救助、上學補助相結合的方式代替單一的現金發放，確保社會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如學生、離退休人員、失業人員、傷殘人員等）可以取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這是推行經濟改革、實施新的經濟與金融政策的重要前提。

第二，提高農副產品、能源、水資源、其它礦產資源等基礎性商品價格并與國際價格接軌，改變中國資源補貼全球的局面?；A性商品價格與國際市場接軌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資源類企業收入和財政收入，防止資源流失，同時，能夠有效地增加基礎性商品的供給，特別是有利于鞏固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提高基礎性商品價格會推動CPI指標的上升，對城市居民生活產生直接影響，但是，只要財政對社會貧困入口和弱勢群體提供了及時的保障，就不會影響社會穩定。相反，通過提高基礎性產品價格有利于鞏固基礎性產品的長期供給的基礎。

第三，金融政策和資本市場應該向農村傾斜、向中小企業傾斜，從而，為創造充分就業提供良好的金融環境。目前的金融政策和資本市場是抽取農村資金向城市傾斜、向大型企業傾斜，同時，對外經濟金融政策有利于熱錢跨境套利、有利于外資企業搶占國內市場，不利于本土企業的發展。這種局面需要及時轉變。政府應該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鼓勵本土金融機構把營業網點鋪設到廣大農村，同時，堅決阻止外資金融機構控制中國農村市場和農村經濟；鼓勵本土商業機構發展農村農資連鎖商業和消費品連鎖商業，同時，堅決阻止外資控制中國農村連鎖商業。中小型企業是社會就業的主要承擔者。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應該向中小企業傾斜，廢除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行政管制，取消中小企業募集資金投向和發行定價方面的管制和約束。比如，對于募集資金在一億元以內的首次發行（IPO）可以走綠色通道；對募集資金在二億元以內的再融資也可以走綠色通道。只要中小企業擁有了直接融資的綠色通道，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商業銀行就有了支持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中小企業能夠得到資本市場和商業銀行的支持，可以有效地化解國內的就業壓力，從而創造出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

第四，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整應該有利于經濟增長、有利于充分就業、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目前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恰恰與這些目標背道而馳。人民幣停止升值甚至一次性貶值到國內產業可承受的范圍之內、把基礎性資源價格提高到合理水平并與國際市場接軌、提高利率水平并逐步改變負利率的狀況、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從而擴大貨幣供應量、盡快推出創業板市場、暫緩推遲股指期貨，上述政策的配套出臺都將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提高社會就業水平、保護經濟發展的成果、維護社會穩定。

結束語

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資本市場政策、產業政策、物價政策、財政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隔的有機整體，構成一個八維的社會經濟坐標系。任何一項政策建議的提出和實施都必須在這個八維的坐標系中找到合適的位置。所謂“合適的位置”是指該政策的實施有利于社會經濟系統的穩定和優化，而不是顧此失彼或代價巨大。因此，未來制定宏觀經濟各項政策必須改變缺乏全局性、缺乏長遠性、互不配套、相互制肘的狀況。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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