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問題。”一部好的文學作品，一定是來源于生活，反過來又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我國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的《塘約道路》和《走向鄉村振興》，不但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當代農村新的社會變革，而且直接融入現實的偉大變革之中，成為助推變革的一種精神動力，并且在文學作品與社會變革同頻共震的互動中不斷豐富、升華著自已的藝術品質和藝術生命。這樣一種現象，在我國文學藝術界是非常罕見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為什么人而寫作，反映了作者的立場和情感。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才能及時發現社會變革最初的、細微的變化，并及時用文學的形式揭示出來。王宏甲就是這種見微知著的作家。2014年6月3日的一場特大洪水，把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的村莊、田地、道路沖毀了。在困難面前，黨支部書記左文學帶領支部一班人，再次以村社合一的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艱苦奮斗，重建家園，發展新產業，三年時間脫困脫貧。這個發生在貴州大山里的故事，被作家王宏甲偶然發現了。當時他正在參加央視大型紀錄片《長征》的撰稿工作，并接受給安順市干部講“人民觀”。是什么原因吸引作家停下腳步，一定要把塘約村的事跡寫出來呢？王宏甲自已講了三個原因。第一，是塘約村新建的村委會墻上寫著四個鮮紅的大字，“窮則思變”。他感受到這個村有一種精神。第二，是他看到這個村把生產隊散伙后的全體農民重新組織在一個合作社里，稱為“村社一體”的合作社。第三，他們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最初，王宏甲對這三個現象雖然感到很“新鮮”，但沒有打算寫些什么。可是，回到北京一個月后，他發現自已放不下這個村了。于是，決定要再次去看看。這再次看看終于促成了他的“不得不寫、不敢不寫”。原因還是一開始那三個。王宏甲在《塘約道路》的后記中說：“我在整個采訪過程中，一再感到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對我的教育和震動都很大”。“這里的村莊，人的變化，一再促使我重新審視自已頭腦中儲存的記憶。我感到自已并不是在寫一篇文章。這是農民正在跋涉的奮斗，這里有他們經歷了新中國六十多年來農村建設、改革的實踐后，自覺自愿的道路選擇和堅守。”這就是作者的“不敢不寫”，是一種使命感在招喚著他。在我看來，正是王宏甲在采訪中的被教育、被震動，才促使他必須要把農民這種“自覺自愿的道路選擇和堅守”呈現出來。他認為這是一個作家應該具有的良知。所以，他把最初的書名《重建家園》改為《塘約道路》。他在以文學的形式，講述農民們自已選擇的是一個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而不是給大家講一個重建家園的故事。
二、《塘約道路》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
《塘約道路》的出版發行，在全國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2016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報告文學《塘約道路》。12月10號，經中宣部負責同志批準，由中宣部《黨建》雜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全國人大會議中心召開“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2017年3月9日，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參加貴代表團討論時說：塘約做到這樣，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新時期的大寨。 一些省市領導人熱情推薦《塘約道路》。有些省市組織部門開始大量購買《塘約道路》，發放給干部學習。安徽省委組織部在兩會后很快組團到塘約村考察調研，并購買了兩萬冊《塘約道路》發到全省基層黨組織，希望廣大農村黨組織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斗爭中認真學習。全國多地形成了學習塘約經驗的熱潮，僅2017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就有3萬多人次到塘約學習考察。2017年全年來自北京、遼寧、山東、山西、廣東、湖北、重慶、四川等上百個學習考察團去過塘約村。貴州省委在2017年貴州省第十二次黨的代表會議報告中提出“總結推廣塘約經驗”。2018年省委又強調要“積極推廣塘約經驗”。2019年，省委進一步提出要“大力推廣塘約經驗”，并要求所有村都要在黨支部領導下，因地制宜建立合作社，所有貧困戶都要加入合作社。至此，畢節地區經連續三年的推廣已在全市農村遍地開花，做到了兩個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的村建集體合作社，百分之百的貧困戶加入集體辦的合作社。推廣塘約經驗鞏固了基層黨組織對農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的領導地位，使畢節的脫貧攻堅戰役有了堅強可靠的組織載體。山東省煙臺市在學習《塘約道路》的熱潮中，也涌現出一批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典型。2018年10月份，他們接受中央組織部一位同志的建議，將原來“黨支部+合作社”的提法改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同年11月20日的山東《大眾日報》發表《黨支部帶著群眾干 群眾跟著支部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強村富民的煙臺實踐》的文章。從此，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成為煙臺學習塘約經驗，組織起來發展農村經濟的代名詞。《塘約道路》出版以后，塘約村組織起來的經驗在全國擴散開來。在貴州，塘約經驗首先在畢節這個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特貧地區，成為脫貧攻堅的切入點和精神推動力。為了配合全國的脫貧攻堅工作， 王宏甲又承擔了中國作協脫貧攻堅報告文學工程的寫作任務。四年多來，他跑遍全國300多個村寨，涉及內蒙古、新彊、河北、河南、山西、陜西、山東、湖南、湖北、海南、云南等省區，并重點跟蹤采訪了貴州畢節地區的脫貧攻堅戰和山東煙臺農村合作社發展的新情況，終于在此基礎上又完成了《走向鄉村振興》的寫作任務。
三、從《塘約道路》到《走向鄉村振興》
《塘約道路》的巨大社會效應，使作家王宏甲更深入地融入了農村的社會變革進程，并且在與社會進程的同步互動中，進一步提煉和升華著自己的文學作品，反過來又繼續影響著社會變革的發展進程。于是，我們看到了塘約經驗在各地傳播的同時，也使《塘約道路》的文學形式升華到了《走向鄉村振興》的新高度。
在社會實踐中誕生，又深刻影響著社會進程，這才是文學作品最偉大的魅力。王宏甲的文學作品，是怎樣影響社會進程的呢？1. 呼喚著社會變革中加強黨的領導，助力基層黨的建設現實中的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大黨建統領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被作家概括為黨的領導是第一位的重要理念。這一理念也是王宏甲文學作品中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這看似是一種政治口號，其實，這正是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實際所發現的一個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作者通過《塘約道路》表達了一個核心要義：在農村的深化改革中，鞏固集體所有制，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前者是經濟基礎，后者是上層建筑。二者的高度統一是從根基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在《走向鄉村振興》中，作者描述了畢節在脫貧攻堅戰中提出的“四個留下”，即留下一支永遠不走的工作隊，留下一批活力強勁的村集體合作社，留下一份殷實厚重的村集體資產，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鄉村治理體系。作者用大量篇幅記錄了大批下派干部、駐村書記、脫貧工作隊以及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在三個掛牌督戰的貧困縣，即威寧、納雍和赫章三縣，縣直單位下沉70%的干部到村。畢節全市有13301人進入鄉村脫貧攻堅第一線。為什么不但要下去，而且要留下呢？因為只要你真的開始抓脫貧攻堅，就會首先面臨一個農村的深層矛盾，即由于長期去組織化和弱化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農村人才、勞動力和各種要素已經嚴重流失，多數農村已經失去了自我組織的能力。而這種局面長期放任下去，必然導致大批農村的衰敗，為資本下鄉解構農村提供條件。所以，必須實行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從外部給農村注入新的活力。而這一切如果不是由黨來領導和組織，又有哪一種力量能夠做到，哪一種力量能夠保障共同富裕的發展前景呢！這才是作家在現實中發現的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重大現實意義，而不是一些人們停留在嘴邊的虛假的政治口號。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已出臺多年，現實中的專業合作社往往是一些大戶牽頭的強強聯合，多數并不承擔扶貧濟困的社會責任，而且很多流于形式，或者被社會資本所控制。所以，要完成脫貧攻堅這樣的艱巨任務，并由此走向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單有專業合作是完全不夠的。這就只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共產黨把農民組織起來才能辦到。沒有黨組織的領導，靠農民的自發性是永遠沒有出路的。所以，作者認為，組織起來，是一個“再也不能忽略的常識”。而且，黨支部領導下的村集體合作社，才是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的組織基礎。2014年6月5日，當時的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同志來到災后的塘約村，對黨支部書記左文學說，你們可以成立個村合作社，黨支部把人都組織起來，才能戰勝困難。在這之前，左文學也想過專業合作社，卻從未想過成立一個村合作社。周建琨書記為什么讓塘約村搞村合作社呢？因為他已經認真研讀了毛主席在1950年代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明白了毛主席農業合作化的思想和方法。書中有一篇調查報告，記載了安順市馬鞍山村，上世紀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時搞季節包工的做法，毛主席還為這篇調查報告寫了209個字的按語。這位市委負責同志不但自已讀了毛主席主編的這套書，又把這個強大的思想武器交給了左文學。于是，就有了塘約村的重新組織起來和文學作品的《塘約道路》，并對農村深化改革的方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了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主要內容的新發展理念，以此做為新時代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走向鄉村振興》，就是作家以生動的文學形式，大力宣傳在農村如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創新是多方面的。書中展示了農村深化改革中的組織、機制創新，突破了只有專業合作社強強聯合的局限性，以土地承包權補償的辦法，實現了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更加具有長遠意義的是，《走向鄉村振興》所展示的農民組織化，沒有停留在塘約這樣的村一級層面，而是及時總結了鄉鎮一級的聯合和市縣一級的統籌功能，并由農民社區的組織化拓展到產業體系的組織化。這些都是具有重大示范作用的體制和機制創新。協調發展是一種均衡的發展，是靠統籌來實現的。解決貧困戶的增收問題，解決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問題，都要靠統籌。畢節市七星關區鴨池鎮黨委統領的合作社有“兩包一干”，鎮里的聯合社把產前、產后兩端的環節都包起來，而村合作社只管干，只管生產就行了。這就是一種鄉鎮統籌基礎上的協調發展，不再是每一個村的單打獨斗。威寧縣的幾萬畝的山地蔬菜產業基地和縣里的農業產業發展投資有限公司，大方縣的獼猴桃產業和縣里的合作聯社等，都是統籌協調發展的全新展示。 綠色發展，是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而畢節地區過去是“經濟貧困、生態惡化和人口膨脹”綜合癥。在赫章縣海雀村，集體經濟解體后的亂砍濫伐使青山變成了“和尚坡”，森林覆蓋率只剩下5%。痛定思痛，黨支部書記文朝榮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帶領群眾種樹，長期堅持下來，終于使“和尚坡”又變成了綠色林海，森林復蓋率達到了63.06%，徹底改變了生態環境。在綠色發展中，整個畢節市的森林覆蓋率也從1988年的14.9%提升到2019年的56.49%，踐行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正在為旅游休閑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開放發展就要走出自已的一畝三分地，走向市場，走向世界。納雍縣熊家場鎮白馬村的“東桑西移” 項目就是一個開放發展的例子。他們與廣西江凝蠶業有限公司的合作，是一種產業發展上開放式的合作共贏。威寧的山地蔬菜產業已經實現了跨地域的發展，產品的銷售范圍也由本省發展到外省，進而發展到東南亞地區。共享發展，彰顯了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百分之百的村有黨支部領辦的集體合作社，百分之百的困難戶加入集體辦的合作社，這些政策措施真正體現了共同致富的發展目標，避免了發展中的兩極分化。縣級統籌，城鄉融合的發展格局，又為以城帶鄉、以工補農創造著條件，為縮小城鄉差別，共享發展成果奠定了經濟基礎。4. 弘揚集體主義價值觀，贊美著精神煥發的美麗鄉村王宏甲在介紹塘約村當初修公路的情況時，有過一次28天義務勞動的場面，85歲的老黨員楊進武堅持到午夜一點還不回去。楊進武說，這個場面我年輕時見過。我一定要來參加，不然我就看不到了。楊進武老人年輕時見到過的場面，是合作化、集體化時期舉著火把的夜戰。現在不用舉火把了，而是大家用汽車、摩托車的燈光照亮路面，那真是激動人心的場面。王宏甲說：我由此看到，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我們大家都需要精神煥發的國家，我們個人，也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人生。新中國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來自哪里？王宏甲認為，正是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孕育出新中國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走向鄉村振興》中，有一個叫張凌的回鄉創業青年。在他和村干部一起去塘約村學習以后，總結了自已家鄉貧困的三點原因：一是沒組織起來，二是產業沒選準，三是精神沒有煥發。為了煥發村民的精神，他們大搞民居改造工程，整治村莊環境衛生，制定村規民約，喚醒村民的集體主義意識。有人提議建個村寨大門，村里沒錢，竟然三天時間靠大家自愿捐了35600元，連幼兒園的孩子也在家長的帶領下以我是本村人的名義要求取得捐款的資格。結果，只用15天的時間，高高的寨門就聳立在村前了。其實，我們人類從最初脫離動物界的第一天開始，最先形成的觀念就是集體主義的。因為離開原始群的集體，任何個人都無法生存下去。所以，集體主義的意識要比個人主義早上很多很多萬年。我們的價值觀的核心不應該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而應該是樸實的集體主義。小到愛自已的村莊，大到愛我們的國家，需要時也可以為它們貢獻自已的一切。
四、只有本色作家才具有這種歷史的責任感
魯迅先生說過：從水管里流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王宏甲能夠創作出這樣的作品，能夠深度融入社會大變革之中而不是置身事外，是由他的立場、情感、良知和幾乎深入骨髓的歷史責任感決定的。他的作品敘事自然流暢，語言樸實無華，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可以讓每一個農民都讀得懂、有共鳴，并能給他們以精神的鼓舞！他在自己被新事物所吸引，被教育，被震動中，把這些活生生的、還未被多數人注意到的社會變革揭示出來，他認為這是自已的歷史使命。所以，他不得不寫，不敢不寫。由塘約村，到畢節市，到貴州全省、再到全國，既是塘約經驗的傳播，也是文學作品《塘約道路》融入社會變革實踐的過程，是文學的精神力量向社會物質力量的轉化。在這種轉化中，不但有文學形式對社會實踐的反作用，同時，人民群眾新的豐富的社會實踐又給文學作品的升華提供了新的土壤。筆者也曾實地考察過塘約村，考察過畢節地區的很多典型，對全國的各類典型也跑過不少，所以，對王宏甲用文學形式與農村社會變革的這種良性互動深有感觸。我讀他的《塘約道路》、《中國有個滕頭村》、《走向鄉村振興》等文學著作，從來都是當做有豐富思想內容的社會學著作來讀的。王宏甲的文學作品影響了我國當代農村社會的政治生態，助推了農村黨的組織建設和黨的領導作用的加強。他的文學作品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發展進程，鼓舞了脫貧攻堅，示范著鄉村振興。他的文學作品引領著一支年青干部隊伍的成長，從支部書記到鄉鎮書記，甚至一批縣委書記，還有一大批下鄉工作隊的知識青年。他的文學作品探索著農村深化改革的方向，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典型示范。他的文學作品凈化著人們的精神世界，振奮著人們的精神，催生著新的發展理念。文學藝術是勞動人民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人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而不是作家游離于世外的孤芳自賞。作家既是社會進程的觀察者、思考者，也是社會進程的直接參予者和引領者。就此而言，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無疑是我國這一群體中的杰出代表。
（作者系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原城郊所所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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