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美國東亞地緣戰略：底線和極限》一文，原載于2020年出版的《張文木戰略文集》第5卷，對于研究美國在東亞的外交史，以及中美戰略博弈和臺灣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現經作者重新修訂，授權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發布。修訂版全文約8.7萬字，擬分四篇連載，第一、二篇已發（見【相關閱讀】），此為第三篇。
一、初入東亞：以英法俄為對手，縱容日本“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國東亞外交的第一個時期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為對手，聯合中國和俄國——美國東亞外交的第二個時期
三、不打不相識：力所不及的對華遏制全面失敗——美國東亞外交的第三個時期
四、結論和啟示
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國建立外交關系日期簡表（截至20世紀90年代）
在目前東亞主要國家既定國力和版圖不變的前提下，美國東亞地緣戰略的底線和極限簡潔表述如下：
1.太平洋的180度經線以東，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是東亞任何一個大國無力涉及的海域；而東經125度即臺灣以東，如果中國不被有形或無形分裂的話，是美國國力伸展的極限，因而只是有影響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2.在東經125度至130度之間的北太平洋海區則是東亞大國有效國力可及的海域。
3.東經130度至180之間的海區則是北太平洋東西兩岸大國將要長期磨合的海域。
4.從短期看，臺灣問題的主要矛盾在美國，但從長期看主要矛盾則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戰略博弈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在雅爾塔和平體系中的磨合過程而不是絕對沖突的過程，是一個需要美國對中國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個起碼承認的過程。承認中國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國統一臺灣。臺灣回歸之后的中美關系，應當更多地是戰略合作關系。
5.由此最后得出的結論是：臺灣問題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里,臺灣回歸祖國，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歷史必然。
三、 不打不相識：力所不及的對華遏制全面失敗——美國東亞外交的第三個時期（下）
(二) 軍事失敗導致美國其他對華配套遏制政策的失敗 二戰后真正的美國對華冷戰政策是以軍事手段為依托的全方位立體打壓新中國的政策，在實踐結果看也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政策。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導致美國其他對華配套遏制政策的失敗。它包括：美國對新中國人民政權顛覆的失敗；干涉西藏政策的失敗；阻撓中國發展核武器政策的失敗；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政策的失敗。以下我們重點分析美國對華經濟禁運、軍事包圍及對中國西藏主權的干涉失敗的原因。1. 一無所獲的對華經濟禁運，為新中國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新中國由此獲得國家主體人口農民和工人的支持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英國在與美國討論中國形勢中提出“我們認為，現階段任何阻止共產黨人獲得中國全國政權的外部企圖，不僅注定要失敗，而且會使具有傳統的恐外情緒的中國人聚集到他們新的統治者的旗幟之下”，“我們的計劃必須建立在共產黨人將在不久的將來統治整個中國的判斷上。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現在的領導人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現在的強烈親蘇的政策不僅對西方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也對西方在東南亞的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共陣線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擋于中國邊界的那一邊，似乎是一件最為重要的事情”。為此，英國為美國提出外部遏制，內部以“商業關系”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戰略：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后面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扎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說為時過早。
英國政府不贊成過早地放棄英國在華利益。英國政府認為，英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英國在華社團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維持其立足點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希望維持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但隨著蔣介石在大陸的失敗，美國并沒有沿著英國的思路，而是沿著全面遏制新中國的思路從1949年始對華實行貿易管制。3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NSC41號文件，提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手段，最后認定，美國應該對中國實行貿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國出口可用于軍事目的的所有物資，嚴格控制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的出口，并隨中國事態的發展審查美國對華政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制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等有用的物資。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于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11月4日，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索普就對中國禁運發表談話說：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中國和北朝鮮有些東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國并不是這樣一個國家，它需要國外供給的東西如此重要，以致實行完全的經濟禁運就可以使在朝鮮的戰爭停止。
但貿易事關各國切身利益，因此，隨著禁運的強化，追隨美國政策的國家越來越少，參與禁運的各國家對美國有形或無形的抵制也同步增加，導致禁運如同虛設，最終不了了之。1951年初，美國對華經濟“制裁”便遇到歐洲國家的消極態度。這在2月份美國經濟合作署起草的報告中已有披露：由于軍事形勢的差異和中國經濟的特性，美國對中國采取了與我們對歐洲的蘇聯集團實施的貿易管制有很大不同的貿易管制政策。與我們對歐洲的蘇聯集團采取的選擇性出口管制政策不同，我們實際上禁止了與中國之間的所有貿易（出口與進口）和金融往來。
就這項政策而言，西歐和聯合王國僅僅在很少方面與我們協調一致，而世界各原料產地幾乎沒有與我們一致的行動。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報局牽頭的《特別評估報告》就出口管制對中國的影響作出評估，結論認為：1．目前自由世界對共產黨中國的出口管制，未能防止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的增強。然而，這些管制在某種程度上阻止了共產黨中國經濟潛力的發展。
2．即使擴大和加強目前的管制，達到完全禁止非共產黨國家與共產黨中國進行貿易的程度，蘇聯集團可能會承受這樣的代價：在不減少軍事物資輸入的情況下，滿足共產黨中國重要的非軍事需求，只要西方船只仍能夠被蘇聯集團租用，以滿足它們在其他地方的航運需求。
3．海上封鎖行動及完全禁運可能迫使共產黨中國的幾乎全部進口都依賴于來自蘇聯的陸上輸送。如果不把旅順和大連包括在內，這樣的封鎖行動不會奏效。
4．海上封鎖將使共產黨中國承受相當大的經濟壓力。我們并不認為這會在短期內顯著地削弱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能力或影響到其政權的穩定。……
5．禁運措施和海上封鎖，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的鐵路和水運系統中關鍵地點有效和持續的轟炸，將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能力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并使維持其政權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問題極大地惡化。然而，要取得這樣顯著的成果，需要進行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空中轟炸。（言下之意，后一條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這樣顯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筆者注）
6．完全禁止非共產黨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可能不會對中國共產黨或蘇聯的軍事行動方針產生顯著的影響。
半年后，也就是1953年3月9日，這一評估報告獲得國務院、陸軍、海軍、空軍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中的情報機構的一致同意，并增加一些更為肯定的判斷，認為“我們相信，目前共產黨中國內部的政治控制極其牢固，這些經濟困難不會危及中國的統治”（第3段），“我們認為，封鎖本身不會使共產黨接受聯合國關于朝鮮問題的解決方案”（第4、6段）。關于對中國貿易管制的范圍及其效果，該報告第9-11段作了詳盡的敘述：9. 蘇聯集團以外的大多數國家對共產黨中國實施了某種形式的出口管制。自1950年12月以來，美國一直維持著對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和航運的完全禁運，及對共產黨中國美元資產的管制。加拿大、日本、國民黨中國及菲律賓采取了幾乎同樣嚴厲的貿易管制，而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利比里亞、巴拿馬嚴格控制本國船只向共產黨中國運輸物資。聯合王國已禁止或限制種類廣泛的戰略物資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膠。1950年7月，貿易統籌委員會的西歐成員國對共產黨中國實施了早先針對蘇聯集團其他成員國家采取的選擇性禁運。共產黨中國被聯合國宣布為侵略者后，這些國家對與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實施的管制比對與蘇聯集團其他成員國貿易實施的管制更為嚴厲。目前，貿易統籌委員會成員國對共產黨中國禁運三份國際禁運清單上的所有物資，以及對共產黨中國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其他16類物資。為制定適用于遠東的國際出口管制計劃，1952年秋建立了一個與貿易統籌委員會平行的中國委員會。其他許多國家也遵照聯合國1951年5月通過的額外措施決議，采取行動限制向共產黨中國運送戰略物資。1951年秋制定的《巴特爾法案》通過持續提供美國的援助，加強了貿易統籌委員會和聯合國的禁運，這些援助的前提條件是：受援國予以合作，對向蘇聯集團（包括共產黨中國在內）供應戰略物資的行為進行管制。
10. 然而，各國采用的禁運清單和采取的管制措施是多種多樣的。雖然聯合王國和貿易統籌委員會的其他歐洲國家所實施的管制相當廣泛，但遠不如美國實施的完全禁運政策。其他國家（大部分是非工業化及不生產戰略設備的國家）對聯合國決議的解釋難見統一，該項決議涉及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用于生產軍用品的物資、汽油及純粹的戰爭物資。中東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僅對禁止戰略物資運往共產黨中國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諾，而印度、巴基斯坦、緬甸不愿公開表態支持聯合國的決議，雖然它們已給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戰略物資被轉口授予中國共產黨。關于向共產黨中國運送橡膠一事，尚未加入聯合國的錫蘭拒絕遵守聯合國的決議。
11. 船只管制特別不足。貿易統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國禁止向共產黨中國出售船只，并且同意限制向蘇聯集團的其他國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來，至少有33艘船轉而掛上了蘇聯集團的旗幟。不過，在1951年12月，貿易統籌委員會加強了售船限制。美國單獨對船只買賣、修理和添加燃料實行全面的正式管制。過去一年間，共有61艘蘇聯集團的船只（注冊總噸位達30萬噸）在西方的船塢得到30天甚至更長時間的修理。只有美國、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馬禁止在本國注冊的船只進入中國港口，而利比里亞禁止本國注冊的船只運載戰略物資到共產黨中國。目前貿易統籌委員會的管制政策不禁止蘇聯集團租用商船（油輪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輪的命令未見實效。雖然大部分租賃船只未駛入共產黨中國的港口，但這些船只被用于西歐、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貿易，從而使懸掛共產黨旗幟的船只得以直接服務于共產黨中國。
該報告“目前的管制對共產黨中國的影響”部分的結論相當悲觀。在 “經濟影響”部分的20-23段認為：20. 工業影響。由目前的管制造成的對共產黨中國的進口限制，并沒有削弱其工業生產。事實上，由于從蘇聯集團的商業進口數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產黨中國現有的設備和庫存物資，中國的工業生產一直在持續發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貿易管制不生效的話，其發展規模可能會更大。
21. 對鐵路的影響。共產黨中國的鐵路運輸系統盡管沒有擴展到在無西方管制的情況下應有的水平，但其能力與性能已穩步提高。管制措施已使中國不能從西方進口機車、貨車、火車零件及鐵軌。然而，蘇聯集團提供的一定數量的此類物資，加上當地生產的，已能保障現有設備的持續運轉和鐵路網的進一步擴展，盡管此類物資在朝鮮消耗較多。
22. 對國內其他運輸方式的影響。主要由于蘇聯卡車和汽油的進口，1952年共產黨中國的汽車貨運有了較大的發展。然而，機動車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當大，這表明蘇聯集團的援助趕不上共產黨中國不斷增長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制已使共產黨中國在這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由于大多數非共產黨國家允許懸掛本國旗幟的船只從事中國共產黨的海岸貿易，所以海岸運輸沒有受到西方管制措施的顯著影響。此外，中國共產黨在過去一年中對外國船只海岸運輸的要求似已放松，中國共產黨對內河和海岸運輸需求的增長部分可能由他們自己的船隊來滿足。
23. 總的經濟影響。盡管與西方貿易有所減少，過去兩年間中國共產黨政權在經濟重建、特別是在恢復和發展工業能力方面仍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共產黨中國外貿凈收入的減少，應視為在其他情況下政府可能會用來投資的資源的減少。沒有西方的貿易限制，共產黨中國的經濟進步可能比實際取得的進步更大，而且能夠在蘇聯集團付出更小代價的情況下取得。
24. 陸軍。雖然西方的貿易管制使共產黨難以獲取某些重要物資，如抗生素及其他藥品、通訊器材和橡膠制品等，但中國共產黨的陸軍未受到西方貿易管制的不利影響。共產黨中國僅生產輕型陸軍裝備和物資的一部分。共產黨中國軍火工業所需原料數量相對較少，而且大部分是國內生產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銅和鋅，蘇聯的大量供應足以滿足中國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蘇聯提供大多數重型軍事裝備、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潤滑油，以及在朝鮮使用的大部分輕型裝備和物資。
25. 空軍。由于蘇聯事實上向共產黨中國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噴氣燃料在內的所有飛行裝備和物資，故而目前西方對戰略物資的管制沒有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空軍的戰斗力。在西方實施管制的整個時期，中共空軍一直在增加飛機數量和空戰能力。
26. 海軍。由于中國共產黨海軍主要由原來外國的海軍艦艇組成，所以目前西方對戰略物資的管制幾乎肯定阻礙了中共維修和保養海軍艦艇的努力。就我們所知，蘇聯僅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少量小型軍艦，這迫使中共幾乎完全依賴從國民黨手中接管過來的艦艇。
在最后的“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部分——這也是報告的核心部分認為： 27. 西方的貿易限制未明顯地影響到中國共產黨政權鞏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實際上，管制措施已被中國共產黨用于國內宣傳中，作為西方對華敵意難消的另一證據，為中國共產黨實施更為嚴厲的政治控制提供了借口。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戰協議簽訂（7月27日）整整兩個月后，美國對外援助事務管理署署長史塔生提交的《關于執行巴特爾法情況致美國國會的半年度報告》，該報告對美國對華禁運效果有十分詳細的披露： 對共產黨中國全面禁運的政策，是美國的一貫立場。美國政府而且敦勸其他自由國家采取同樣立場。
大多數西歐和亞洲的主要貿易國家不能采納美國的立場。這些國家雖在戰略物資的禁運上合作，但一旦禁運涉及棉花、肥料、紡織品、紡織機器、染料、藥品之類的貨物，它們就不愿斷絕其對華輸出。我們不必推斷這些政府的決心不及美國真摯，我們只須說，它們是處于不同的環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問題。
這些國家中有許多深感它們對于對外貿易的嚴重依賴性。它們辯稱，它們不但在對華出售非戰略的出口貨上獲經濟利益，而且在從中國換來的進口貨以及它們所提供的航運服務上得到經濟利益。它們辯稱，這種貿易是有利于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于中國的戰爭機器的。有些人還辯稱，保持中國與西方間堅強的經濟聯系是明智之舉，這樣可以減少中國對莫斯科的依賴，也許有一天會把毛澤東變成鐵托。一部分這些國家的貿易政策還受一件事實的影響，即它們和美國不同，它們已經給予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認。
因此，我們大多數盟國繼續運出它們認為是非戰略的物資，以換取中國的貨物。1952年自由世界輸往共產黨中國的貨物約值2億5700萬美元。1951年為4億3300萬美元。1952年的減少是由于種種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運戰略物資以及共產黨中國在1952年上半年對于西方貿易表面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國人試圖改變其貿易方向，從對自由世界的貿易轉而為對蘇聯的貿易。他們改組其對外貿易機構并加以集中，同時還舉行了“五反”運動，這次運動有一部分是反對“外國人”和與自由世界的貿易的。1952年中國向后轉，在秋季他們又復積極謀與西方貿易。這一運動在1953年的統計里便開始反映出來了。
1952年所有對華輸出的自由國家中，香港以輸出9100萬美元（1951年2億8100萬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輸出的主要項目——多半是其他國家的轉口貨——如藥品、肥料、染料、毛條、紙和紡織機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輸出價值8390萬美元原棉。錫蘭以價值2600萬美元的橡膠交換中國大米（橡膠是戰略物資，但勸說錫蘭勿運的努力失敗了）。聯合王國運出價值1280萬美元的雜項物資，以鈉化合物（如苛性鈉）、肥料、毯子、毛條、紡織機器等為主。其他各國的先后次序為：埃及（棉花）、芬蘭（紙張、紙漿）、印度（黃麻制品）、瑞士（染料、紡織機器、藥品）。
與輸往共產黨中國2億5700萬美元貨物同時，自由世界從中國輸入貨物約值3億4500萬美元，主要的項目有：大豆、干制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鐵砂、谷類和豬鬃。香港輸入1億4500萬美元；馬來亞4000萬美元；印度3200萬美元；而美國居第四位，輸入2770萬美元。其余各國的先后次序為：西德、日本、瑞士、聯合王國。日本進口達1500萬美元，雖然該國經慎重審查后的輸華貨物僅略逾50萬美元。
中國共產黨并不完全依賴自由世界的貨物。他們在1952年中從歐洲的蘇聯盟國獲得的貨物數倍于從自由世界所獲得者。由共產黨國家輸華的貨物，包括武器、彈藥及其他戰略物資，多半是經由西伯利亞鐵路運往的。中國共產黨宣稱，和蘇聯集團各國的貿易在1950年只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許多國家和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在1953年頭幾月續有增加。例如香港、錫蘭、西德、聯合王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荷蘭該年的貨運率便高于各該國去年特別低的貨運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輸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個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難斷定——繼續下去，則1953年的輸出總值將達3億7500萬美元左右。這一數字將高于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并非由于對戰略物資貿易的管制有所松弛。該年上半年戰略物資的禁運是加緊而不是放寬的。1953年的增加系在非戰略物資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他們放棄了不愿和西方往來的態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訂購各自由政府一向愿意輸出的貨物。
美國與其主要盟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分歧，成為新政府1月間就任以來所遭遇的多方面的遠東問題之一。
美國自1949年開始的對華全面封鎖禁運直到尼克松訪華前才基本結束。而朝鮮戰爭期間是美國對華禁運最為嚴格且被證明是基本無效和全面失敗的時期。其實，美國的上述評估報告忽視了一個對西方世界最致命卻對中國成長最為重要的問題，即正是西方對華在朝鮮戰爭前后的全面禁運為中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才使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初最為艱難的所有制改造的任務。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同一天，中國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改造舊制度中發展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使新中國在最困難的時期獲得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就此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愿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么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愿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隨后中國共產黨又及時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并及時開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制度支持：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而西方在同時期實施對華經濟禁運恰好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順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這是中國贏得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最根本的原因。換言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并讓中國提前進入“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的歷史進程，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么徹底，而龐大的私有權的保留又會在龐雜的產權交易中大量截流并由此耗掉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與兩極分化同速擴大的問題。如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在加緊經濟封鎖的同時也加快軍事遏制中國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國同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1951年8月30日，美國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御條約》；9月1日，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9月4日至8日，美國與包括日本在內49個國家單方面簽署了《對日和約》（即《舊金山和約》）；與此同時，美日也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1953年8月8日，美國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御條約》。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后，美國對中國的封鎖鏈條從單邊擴大到廣泛的多邊集體條約，從中國東部延伸到中國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臺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其目的是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共陣線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擋于中國邊界的那一邊”。但美國并沒有達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成立，1955年4月就接納中國參加萬隆會議，中國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周恩來總理高舉團結反帝的旗幟，堅持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不僅贏得了東南亞國家的好評而且在東南亞集體條約國家中消釋宿怨，使美國在東南亞建立的意在封鎖中國的鏈條反倒成了反帝前線。會議4月28日結束，29日美國白宮立即召開內閣會議討論萬隆會議的影響，國務卿杜勒斯正話反說，認為：亞洲的友好國家在萬隆會議上的表現令人驚奇，他們的團隊精神和協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盡管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獲得周那樣的個人聲望。結果這些國家有了一種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識，這在以后對我們將很有幫助。
杜勒斯承認周恩來在會上獲得了“個人聲望”，這實際承認了中國通過會議獲得了國際聲望。這也同時說明1954年9月由美國拼湊的所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僅在半年后就變成一堆廢紙。白宮內閣會議幾天后（5月5日），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馬利克就萬隆會議向國務卿杜勒斯做工作匯報時便挑開天窗說了亮話，他認為：
會上真正的斗爭不是體現在演講中，而是存在于各委員會的工作之中，很明顯，大家不愿普遍攻擊國際共產主義，也不愿揭露其性質。
美國新聞界宣稱西方從會議所獲甚多也是錯誤的。結果或許沒有那么糟糕，但無論如何共產黨中國的崛起對西方來說是一個明顯的失敗。
（萬隆會議）最重要的結果是共產黨中國變得強大了；她贏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實際上，會議似乎就是為此目的而召開的。現在有三點是清晰的：1．對美國來說，目前不與共產黨中國坐下來談判是困難的；2.對美國來說，要對已經產生的對共產黨中國的善意加以遏制是困難的；3.對美國來說，把共產黨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是困難的。
再看中國西部邊陲，美國1955年 2月主導的所謂“巴格達條約組織”不僅沒有起到遏制中國的作用，反倒亂了美國的陣腳。就在萬隆會議召開的前夕，即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先簽訂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間互助合作公約》（由于簽訂地點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所以一般稱之為《巴格達條約》）。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遂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巴格達。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島，挑起第二次中東戰爭，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費薩爾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國對黎巴嫩進行了武裝干涉，這些都引起阿拉伯國家的不滿，自然也動搖了巴格達條約組織。同年10月，該條約組織總部被迫遷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國分別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簽訂了內容相同的雙邊防御協定，所以美國在該組織中享有了正式成員的地位，參加常設委員會。同月，伊拉克卡賽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達條約組織。8月該組織改名“中央條約組織”。1971年印巴戰爭中巴基斯坦遭到慘敗并失去東巴基斯坦，其間巴基斯坦并沒有受到“中央條約組織”及對巴承擔條約義務的美國的實質性保護，這使巴基斯坦深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蘇聯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蘇聯對巴北方鄰國也是大兵壓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條約組織，接著土耳其也步其后塵。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國代表在會議上決定，中央條約組織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條約組織”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轉而與中國結為戰略性合作關系。至此，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搭起的自東到西里三層外三層裹得嚴嚴實實的遏制新中國的體系，因美國無力“維修”而鏈斷環飛。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出公告：“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同日，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國政府。對此，美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10月3日，杜魯門指示國務院：“我們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認這個政府，我們在承認蘇聯的共產黨政權之前曾等待了12年。”10月12日，艾奇遜致電部分駐外使領館館員稱：“美國的觀點沒有改變（國務院5月6日及6月10日通電已經闡明）。中共‘政府’的宣布成立早在意料之中。美國認為，此舉并未給非共產黨國家考慮承認問題帶來任何特別的緊迫性。但是，局勢的發展確實表明了有關友好國家為了各自的利益在這一問題上采取共同態度的必要性。為此，美國政府強調，在各有關友好國家的政府朝著承認方向采取明確的或獨立的步驟之前，有必要充分地交換意見。”此前，也就是在5月3日美駐華使館在發給艾奇遜電文中均認為：“要想有效行動，我們必須至少得到來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公約的成員國政府，尤其是英聯邦國家的政府，不得為了暫時的表面上的經濟政治利益，而過早采取承認行動。”5月13日，艾奇遜復電強調：“國務院繼續堅持過去的意見，認為我們應當強烈地反對任何國家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法律上草率地承認共產黨，而且應當繼續努力爭取相關國家的認同（尤其是英國），以便有望在這個問題上結成聯合陣線。”6月7日，美國駐蘇聯大使科勒給國務院的電文中表示：“英美共同認可的政策要求共產黨對美國采取主動，這是惟一應遵循的路線。”然而，對于美國政府這些建議，英國、印度及西歐國家最先不買賬。1949年10月6日，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以“備忘錄”的形式告知周恩來，說“英國政府仔細研究了中英關系的漫長歷史，提議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系’”。10月17日，杜魯門與艾奇遜談話時說：“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11月1日，英國大使致電美國國務院進一步解釋道：只有承認中國共產黨政府。因此，出于政治的、現實的原因，英國政府傾向于給予法律上的承認。
貝文先生認為，考慮到中共政府所控制的中國領土的數量和這一控制的穩定性，同時又考慮到國民黨人只控制了中國領土的一小部分以及它控制的脆弱性，在目前形勢下，承認中共政府是中國事實上的政府，并不能被視為有違國際法的原則和實踐。可以斷言，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抵抗現在顯然已無望，它在大陸上對任何中國領土的控制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在這種情況下，貝文先生認為，給予中共政府事實上的承認在法律上是正當的。
英國的對華承認態度對一些歐洲國家及英聯邦等國家產生影響。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亞洲國家和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歐洲國家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國在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及東南亞的印支半島全面擠壓英法勢力的同時又與蘇聯開始全球爭霸。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包括英法在內的世界反美反霸的浪潮。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紛紛獨立，建立獨立主權國家。此間新獨立的國家，尤其是非洲地區新獨立的國家大多并沒有追隨不可一世的美國，而紛紛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間，中國與非洲的外交關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聯合國內對美國的反華活動形成巨大的壓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大豐收的背后，除了有中國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推動之外，還有英法國家反美的“影子”。與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英聯邦國家比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景一樣，六七十年代非洲較早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也多是與英國政治聯系密切的國家。（見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國建立外交關系日期簡表》）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的中國建交資料，可以看出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在時間選擇上有下列規律性的梯次排列：1. 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最早給予新中國以外交承認，這是共同事業的需要。
2. 中國支持反殖、反霸、爭取民族獨立的政策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信任。比如1956年埃及與中國建交正值其宣布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前夕，就是需要中國的支持。此外，還有一些反殖反帝的政權組織在取得國家獨立后也與中國迅速建立了外交關系。
3. 在新中國外交地位提升的歷史進程中，英、法、美各自勢力范圍的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是有時間差的。作為英法傳統勢力范圍的亞非地區和作為美國勢力范圍的拉丁美洲地區，在回報中國外交的時間上正好形成梯式錯位。
在中國最困難，美國對華遏制最緊的五六十年代，英法勢力范圍的第三世界國家外交承認中國的較多，時間上也較早。比較典型的是印度。1950年1月26日建國，4月1日印度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地位。當時有幾個“藏獨”分子鬧事，美國希望印度給“藏獨”以軍事支持，印度的冷漠態度令美國一籌莫展。可以設想，印度的這種外交選擇固然有本國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認后面不能沒有英國的默許甚至支持。我們知道，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在1949年10月6日向周恩來提議了“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系’”，以至使杜魯門埋怨：“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不僅如此，英國在印度與新中國建交后3年即在朝鮮戰爭剛結束不久的1954年就與中國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系。不管英國人怎么解釋，英國人曾于1902年利用日本牽制俄國的外交策略在此已表露無遺。在二戰中與美國合作吃了大虧的英國，在戰后采取了暗扶中國以牽制美國并由此減輕美國對歐洲控制的策略。繼英國之后，即1964年法國對深陷越南戰場的美國“落井下石”，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比較分析，20世紀50年代較早承認新中國的都曾是歐洲，尤其是英法勢力范圍的亞洲和非洲國家，60年代美國對亞洲軍事控制加深，此間承認新中國外交地位的國家則在英法勢力范圍的非洲地區大幅增加；相反，同是第三世界的卻處于美國控制范圍的拉丁美洲地區則在中美關系緊張的五六十年代，承認新中國的只有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古巴一國。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承認少數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前幾個月，大部分中小國家則隨在尼克松訪華之后。這說明拉丁美洲對華外交開放后面有著中美關系改善的影子，這正如亞洲、非洲對華外交的開放后面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樣。而造成歐洲這種世界范圍的與美國進行暗中較量的背景則是英法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美國利用吃虧的經驗：其間美國利用歐洲的困境扶持蘇聯，支持世界范圍的民族自決權并最終擊敗英國和法國的海外殖民體系。對美國東亞對華外交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英國和法國在日內瓦會議前后的沖突。首先美國不同意參加有“中共侵略者在內的五大國會議來一般性地討論世界和平問題”。法國和英國則主張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國外長會議。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召開，此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特意于4月中旬去倫敦和巴黎，要求英法等國針對中國采取“聯合行動”，發表宣言“表示準備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采取行動，以反對中國繼續干涉印度支那戰爭”，如果中國不停止援助“越盟”，就威脅要“對中國海岸采取海空軍行動”。此要求遭到英法的拒絕。4月22日，杜勒斯在北約會議上再次要求英國參加聯合行動，隨后不久又建議以美、英、法、菲律賓和印度支那聯邦成員國的名義宣布，為了“共同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不惜使用“最后軍事手段”。美國的這些建議均遭英國的拒絕，并且“英國的態度很強硬”。會議期間，英國政府發言人認為，英美之間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意見分歧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馬歇爾曾通過扶持蘇聯壓縮歐洲的戰略空間，后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反制蘇聯，現在英國和法國人則“請君入甕”：利用美國人解放了的民族自決權，在美國最困難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先是在亞洲印度，后在非洲，自己則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通過擴大中國的外交空間對美國形成巨大反制，并通過這種反制繼續維護其殖民利益。由上可見，在中國突破美國對華外交封鎖的斗爭中，除了主戰場中朝、中越人民的英勇作戰及蘇聯和第三世界的支持外，英法等國家構成的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霸權主義的矛盾也是造成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對華政策失敗的重要原因。對此，1954年7月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過明白的分析。他說：現在英國一大幫、法國、東南亞各國、加拿大、墨西哥，還有一些南美的國家，都是不喜歡美國的。在目前世界上這樣四分五裂的形勢下，一塊鐵板那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反對我們這個陣線，那是真的；但是，它們那個資本主義世界是很不統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國現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還是整這個中間地帶，就是從日本到英國這些地方，整得這些國家哇哇叫。……美國現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對共產主義這個旗幟來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領起來。你看我們這個東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鮮占去了，把臺灣占去了，把菲律賓占去了，泰國變成它的了，巴基斯坦變成它的了，還有土耳其、澳大利亞、新西蘭，所以把英國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么國家呢？過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國的同盟國。中國這個國家，過去是英國為主的一些國家的半殖民地，后來被美國搶去了。我們的勝利不是得之于英國而得之于美國。今天中國勝利了，英國一則以懼，就是怕共產；一則以喜，就是我們把美國趕跑了，英國可以鉆進來做生意，趁著我們和美國還鬧別扭的時候，鉆進來做生意。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鑒于對英法等國與美國之間的矛盾分析，毛澤東開始注意中國與英法等西歐國家聯手削弱美國的可能性，1960年5月27日，他對來訪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說：“只要美國的領導不削弱，就不可能改變局勢。有沒有這種可能，英、法、蘇、中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蒙哥馬利贊同但又表示害怕美國的報復，毛澤東說：“慢慢來。我們希望你們的國家強大一些，希望法國強大一些，希望你們的發言權大一些，那樣事情就好辦了，使美國、西德、日本有所約束。威脅你們和法國的是美國和西德，還有在遠東的日本。威脅我們的也是這三個國家。我們不感到英國對我們是個威脅，也不認為法國對我們是個威脅。對我們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由此我們不能不說斯大林在1952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作出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斗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愿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的結論是正確的；由此我們不得不說：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全面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的觀點是正確的。此外，就連龜縮臺灣的蔣介石也看得明白。1954年7月8日，他請美駐臺“大使”轉告艾森豪威爾：不能指望英國和法國支持美國主導的遠東任何區域防御體系，“當然，他們可以被包括其中，但是，要求它們對此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努力，就像是與虎謀皮”。如果說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美國針對中國崛起進行的自北向南的軍事圍堵，美國拼湊的從東、南、西三面封鎖中國的各式條約組織則是對中國崛起的經濟政治雙重遏制。在這鐵桶似的“包圍”中，美國還針對中國采取干涉、分離、制造動亂等政策，試圖從內部瓦解新中國。如果說前兩種是用于遏制中國的兩條主要戰線，那么后者屬于配合前者的第三條戰線，其中干涉西藏是美國配合東亞戰場從西面側翼牽制中國的重要舉動。二戰結束后，美國將西藏地區與所謂“共產主義擴張”聯系起來，開始注意西藏問題。一部分美國駐印大使館官員就提醒美國政府注意西藏對于“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戰略地位。1949年1月，中國國共戰場上的三大戰役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國民黨政權面臨土崩瓦解。美國駐新德里大使就提出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根據亞洲正在變動的情況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認為：1．如果共產黨控制了中國本部，西藏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為數不多的非共產主義堡壘之一。外蒙古已經獨立。共產主義在緬甸的影響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內蒙古滲透。西藏因此將具有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雙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擁有抵御共產黨滲透的能力——而駐新德里的使館認為西藏似乎確有些能力，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繼續當作已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對穩定。人民天性保守，篤信宗教，他們具有反對與佛教信條相沖突的共產主義的傾向。達賴喇嘛的權威遠遠超出了西藏之外，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尼泊爾、錫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號召力。
4．中國政府現在無法斷言享有對西藏事實上的有效管轄權——并且目前看來，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張這種權威。
5．西藏日益顯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貿及其他聯系的興趣。務必使他們同外部世界建立關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東方，這符合我們的利益。
4月12日，美國駐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電國務卿艾奇遜提醒：“共產黨對西藏控制的擴展反過來會影響美國對抗全球共產主義的全面立場。首先，共產黨控制的西藏會對南亞尤其印度等非共產主義地區構成嚴重威脅。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條約安排，西藏人獲準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進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產黨政府，這個地區將為共產黨代理人滲透印度提供一個意義重大的基地。”亨德森“實質上提議，假使共產黨成功控制了整個中國，或者出現了具有同等重大影響的發展，我們實際上應當準備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對待。”7月2日，美駐印大使亨德森再致電提醒艾奇遜：“由于當前中國和南亞的新發展，我們再次冒昧建議重新考慮我們對西藏的政策”并建議“（1）我們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團不遲于9月1日到達拉薩；（2）這樣的代表團應由重要而且外交經驗豐富的美國人率領，隨員應當外事經驗豐富；如果代表團與西藏政府的關系發展順利，代表團中少數人可以無限期留在拉薩。”亨德森還向國務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議的如下理由：（1）共產主義在中國本部勝利以后，西藏的發展對于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部分地區意義重大；因此，在拉薩派駐我們的觀察員似乎是有利的；（2）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繼續無視在亞洲將來事務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和人民；（3）適當的觀察員能夠成功在西藏人中創造友好氣氛，這種氣氛在一定的時候也許非常有用；（4）現在正是我們努力維持與西藏的非正式關系的時候，因為通過已經不起作用的中國國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顯然是無意義的嘗試，而且我們與其他政府沒有關系。如果我們與有效控制中國本土的政府建立了關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將非常困難。
在這里亨德森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在國民黨政府對西藏失控而共產黨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際，迅速插手西藏并為將西藏從中國主權中分離出去做好準備。他提醒國務院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的區別，認為“一般來說，與‘主權’相比，‘宗主權’暗指中國的管轄權較少，西藏自治權較大”。1949年7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7月28日，艾奇遜回復亨德森的第503號電文肯定了駐印度使館的建議“做出的貢獻”，稱國務院目前正在考慮“暗地派出代表團的可能性，國務院會重視你們的討論”。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實質上壟斷了西藏的對外關系”，美國如派代表團赴藏，“情況將變得復雜”而作罷。盡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在第889號電文中敦促美駐印度使館“借機利用共產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對中國事態的發展持半超然的態度是不現實的。”鑒于美國、英國等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及西藏的政治形勢，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國際社會宣誓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地位。11月23日，毛澤東在出訪莫斯科前夕迅速致電并責成彭德懷等“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澤東在電文中斷定“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西藏當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別向美國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同時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1950年3月1日，美國經過短暫的猶豫后，開始試探向印度提出“美國和/或英國與印度合作滿足西藏的要求”，并致電美駐印使館要求向印度表達“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圍內，繼續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3月8日，亨德森致電艾奇遜披露，英國不斷鼓勵印度政府對西藏叛亂分子擴大軍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滿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實質上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項目”。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旋即出兵朝鮮，7月22日，艾奇遜明確電告美駐印度使館：“國務院現在便于向西藏保證美國將提供援助。”要求使館通知西藏叛亂分子：“美國準備幫助西藏獲得援助和資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國愿意幫助西藏”。9月9日，西藏叛亂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見”美國駐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經采取了堅定的立場，使用武力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入侵”，并對“美國主動提出提供軍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達了“西藏想要的是獨立”的迫切愿望。在得知印度和英國政府對西藏“獨立”持消極態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問題上洗手不干了’”的報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遜致電美駐印使館“希望印度政府盡快知道，美國希望能對西藏局勢有所幫助”，指示亨德森“拜會尼赫魯，根據自己的判斷告訴他，美國和印度一樣關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的報道”；“美國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國相信中國征服西藏與絕大多數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10月31日，亨德森會見印度外長巴杰帕依得知印度不準備撤回在拉薩的印度代表團，尼赫魯指示“給在印藏邊界西藏一邊向西藏軍官提供軍事訓練的印度官員”，“繼續他們的工作”；同時也告訴亨德森：“目前美國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動，美國的行動會給共產黨中國提供機會重新指責大國對西藏不懷好意，讓印度領導人感到美國正不遺余力地利用北京對西藏的進攻在共產黨中國和印度之間制造分裂。”巴杰帕依告訴亨德森：“即使中國和印度之間有分裂，也顯然來自于事件的推動，不是來自于外部大國的幫助。”11月3日，亨德森拜見尼赫魯“希望能做一些我們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魯再次明確告訴他：“美國現在什么都不做，少說一些話是最有幫助的事情。”10月24日，就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昌都的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爭取起義人員5700余人，約占藏軍總數2/3，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并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西藏和談代表，并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先后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實現了中國大陸最后一個省區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國配合東亞朝鮮戰場從中國西部地區牽制中國國家力量的企圖。但美國并未至此放棄顛覆新中國的目標。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前幾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美國在亞洲的政策和行動方針》（NSC48/5）認為：在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同時，對于共產黨中國，美國現在應該：
a. 繼續努力通過聯合國部隊在朝鮮的作戰，使中國軍隊遭受重創，以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力量與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擴大和加強培養非共產黨領導人物，并盡量影響在華的反對目前北平政權的領導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權能改變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幫助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反共力量，以便發展和擴大中國對北平政權統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國南部。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此后美國對華遏制進一步升級。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申“美國的國家安全將因共產主義對東南亞大陸地區的統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落入共產黨人之手都會助長其余國家妥協退讓的傾向”。1954年，肯尼迪訪問越南，在離開越南時，他已決心不讓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之手，“肯尼迪決心要阻止對美國在該地區地位的侵害”。1959年4月，艾森豪威爾在演說中首次公開承擔了支持南越作為一個單一國家的義務。“這一行動，成為60年代美國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的先導”。與1950年6月美國軍事干涉朝鮮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獨”勢力的原因一樣，在美國即將大規模軍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國再次啟動那張并未停止的“藏獨”牌。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報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游擊戰。此決定得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批準。 1956年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出現動亂，蔣介石集團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蔣介石在與美國駐韓國大使會談中承認：去年秋天以來，他“繼續在新疆、西藏和內蒙古進行反共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活動的發展保持密切的關注，但其他國家對此則很少注意。從5月份以來，這些反共活動幾乎已成了既成事實，這促使共產黨采取嚴厲手段”。與美國決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遙相呼應，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公然撕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即《十七條協議》），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全區性武裝叛亂，炮轟其駐地羅布林卡并誣是解放軍所為，并于3月17日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達賴離開后，叛亂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在擊潰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進，年底平息了拉薩、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線的叛亂，1960年底，全區叛亂基本平息。 與1950年“藏獨”分子阻礙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動是配合美國朝鮮半島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的道理一樣，1959年西藏叛亂也是美國即將大規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動，遏制中國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叛亂期間，“藏獨”分子一直得到美國或明或暗的支持。1959年4月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韋什爾•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爾總統：“鑒于西藏抵抗運動最近出現高潮，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導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徹底決裂，我們正在現行政策許可的范圍內制訂計劃。”4月2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通報“看來康巴地區的起義力量已被完全擊垮。拉薩的起義力量可能處于同樣的境地。”同日，達賴托轉“請求美國承認自由西藏政府，并影響其他國家也這樣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國務卿狄龍向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答復建議，告訴達賴美國“一接到他有關承認的要求，就立即開始了研究，并正在考慮我們和其他國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時還在內部保留了“承認似乎可作為一種實踐措施，但只能是在舉措會得到其他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熱切回應之后，才能加以實施”的考慮。5月5日，就承認達賴“政府”問題遠東事務助理饒伯森致國務卿赫脫的研究報告建議“我們不應該鼓勵達賴喇嘛提出承認要求，除非我們肯定這一要求將得到很好的回應”；美國“將給予他們的呼吁以同情的考慮，支持尋求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同時也提出：“如果我們能爭取到眾多的自由世界國家包括亞洲國家的合作，就應該給予承認。如果得不到這種合作，我們應重新評估局勢以決定采取何種方針。”此后，美國對達賴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線。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也制定了長期計劃，計劃目標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獨立，并建立一個反共產黨中國的抵抗力量”；“在政治行動和宣傳領域，西藏計劃的目標是通過在西藏人和其他國家當中支持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獨立，削弱中國政權的影響和活動能力；形成能夠阻止西藏內部可能出現的政治發展的抵抗力量；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5913/1號文件中最初確立的美國政策目標，遏制中國共產黨的擴張”。為此“中央情報局派出小組支持西藏抵抗運動”，同時也認為“西藏人繼續有效的抵抗，不僅會給中共造成很大麻煩，還有助于在整個地區保持抵抗的火種”；“這不僅是出于對西藏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是為自由世界的長遠著想”。1960年2月4日，白宮舉行有總統艾森豪威爾參加的會議，在聽取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關于“支持西藏抵抗運動”的計劃執行匯報后，“總統批準按照預定方針繼續執行該計劃。”1964年起，約翰遜政府逐步將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從“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與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加大實施“西藏計劃”力度，每年所需經費173.5萬美元，并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除非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發生突然變化，這一有關西藏的長期政治計劃的開支預計不會超過這個數字”。1966年，中國出現“文化大革命”風暴，“中國及西藏的事態”確實“發生突然變化”并對美國的“西藏計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1968年年初，美國在越南戰場遭到越南南方軍民發動春節攻勢，敗局已定，與此同時，由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等機構代表組成的、負責海外秘密行動的部際小組“303委員會”于1月16日提交的“關于西藏各項行動的情況報告”也對“西藏計劃”作出極其悲觀的評估，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亂蔓延到西藏，這包括內部交通、通訊、旅行的破壞，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這一內部混亂尋求進一步的自治。中國的安全狀況并沒有顯示出惡化的跡象；而且他們對西藏的控制，不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軍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樣廣泛深入。西藏領導層已經被清除。由于中國人直接控制當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財產被發現并被消除。
越南戰場的失敗導致美國在東亞實行收縮政策，中央情報局逐漸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的訓練計劃，美國對“藏獨”支持的年度預算被壓縮到不足120萬美元。尼克松上臺之后，美國針對西藏的計劃被逐漸拋棄。
張文木丨美國東亞地緣戰略：底線和極限（修訂版之一）
張文木丨美國東亞地緣戰略：底線和極限（修訂版之二）
（未完待續；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原文載于《張文木戰略文集》第5卷，參閱山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3-309頁；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最新修訂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