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富裕關乎社會主義長遠大計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就把共同富裕作為一個美好前景來看待。例如他說：“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多次強調共同富裕。例如，他從社會主義本質的角度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再如，改革開放后他一直重視這個問題，并且認為共同富裕在將來某個時候會成為中心課題。他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習近平十分重視共同富裕問題。他也從社會主義本質角度看待共同富裕問題。他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他指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文件第一次給出這樣的表述，即針對2035年遠景目標，要做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針對改善人民生活品質，要做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2021年4月30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提出要“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
由此可見，從毛澤東之憧憬共同富裕，到鄧小平之鼓勵先富共富，再到習近平之倡導共享共富，均體現了共同富裕觀念的傳承和發展（譚勁松和李思思，2017）。從鄧小平的論述來看，鼓勵部分先富是共同富裕前提下的先富，共同富裕這個前提是被牢牢抓住的；從習近平的論述來看，共享發展需要共同富裕來體現。因此，在當前直至2050年，促進共同富裕不僅是我國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針，而且是我們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這里想談的主要是，我們在政策上應該如何落實共同富裕精神，特別是通過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踐行“不忘改革的初心”，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二、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的政策原則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增長已取得了矚目成就；但是，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社會已經出現階層分化，實現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任重道遠。其中最主要的是，最富與最貧人群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差距過大；中等收入人群規模較小。我國盡管已經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但不少人的財富或收入依然很低，離貧困線的距離依然較近，而極少數富豪的財富和收入急速增長。很顯然，社會各階層尚未達到共同富裕狀態，而財富和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與共同富裕又是相抵觸的，這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會產生不利影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在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時候，需要注意一些原則。這里僅談三點。首先，我們要樹立共富共享共福的理念（程恩富，2021）。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是實現共同富裕、共享發展、共同幸福的美好前景的必由之路；相應地，經濟政策必須體現以人民為中心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精神。這里，人民是包括社會各階層在內的人民；各階層人民之間盡管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但在推動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發展的過程中，都是可協同的力量；而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又是協同這些力量的基本保證和必要條件。從社會角度來看，社會各階層如果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各階層的財富和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高財富者和高收入者在財富和收入中的占比過大，那么長此以往社會撕裂將在所難免，最終演變為難以治理的社會頑疾；從經濟角度來看，社會各階層如果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內循環將從需求側開始受到抑制，消費結構畸形和分層板結將同時并存，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將喪失部分內在動力。僅從上述兩個方面來看，我們也要把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作為工作重心來抓，通過政策組合予以落實。
其次，我們要從實物和價值兩個方面考慮政策安排。我國國內市場交易采用人民幣進行計價和結算。但是，物價具有很大的區域差異。特別是房價，在一線城市，每平方米（建筑面積）高達10萬元人民幣早已并不鮮見；但是在四線城市，房價（均值）甚至不及一線城市的十分之一。從實物角度來考慮，一線城市人均住房面積更小些；從價格方面來考慮，一線城市人均擁有住房的市場價值高得多。可問題是，除其他方面之外，物理空間對于居住體驗來說是很重要的。20平方米的房子，再怎樣裝潢也住不出200平方米房子的感覺。一般地，這種由區域差異帶來的實物與價值之間的矛盾，在制定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政策的時候，是有必要予以認真考慮的；否則，會引出很多難解的社會問題，不利于共同富裕和共同幸福。我國香港一般勞動者住房過于狹小引發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便是教訓。
最后，要將共同富裕理解為制度優勢和競爭競賽優勢。在資本主義社會，越是任由私人資本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全面決定性作用，社會各階層財富和收入差距就越大。在這樣的社會，政府即使付出很高的治理代價，大部分人依然處于相對苦難之中，他們很難有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希望。那里，是富人的天堂，窮奢極欲；是窮人的地獄，逃離無門。那樣的社會盡管將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等作為冠冕堂皇的理念，但殘酷的現實時時敲打著不愿裝睡的人。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是共同富裕；就共同富裕而言，最重要的是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其次才是城鄉、地區、產業、民族等共同富裕。生活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既能從共同富裕中得到滿足，又可通過適當的差距體現人們對社會的不同貢獻，進而激勵人們改善素質和奮發有為，實現階層向上流動。因此，社會主義完全可以是生機勃勃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主義社會既應該是和諧與美麗的社會，也應該是人人奮進追求美好生活的社會，因而是充滿自信與具有制度優勢和競爭競賽優勢的社會。私有制主體的市場經濟是單純的優勝劣汰，甚至爾虞我詐，你死我活，而公有制主體的市場經濟應是公平競爭與互助競賽（以比學趕幫超為特征）并舉（徐文斌和董金明，2020）。就此而言，采用適當的政策組合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在任何時候都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不應把它當作遙遠的未來再去解決的問題（程恩富，2021）。
三、以國資收益全民分紅的方式促進共享共富
為了更好地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的“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的要求以及習近平“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的指示，并且貫徹和完善《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我們（與宋方敏教授和梁軍研究員）主張實行“壯國企、多分紅”的改革政策（程恩富，2018）。
也就是說，創新制度頂層設計，以實施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向全民分紅的全民共享實現方式為牽引，落實國有資產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屬性，調動全民對國有資產經營的關注，進而通過搭建全民有效監督國有資產經營的平臺和渠道，打造符合市場化和法制化要求的全民所有、全民監督、全民共享的責權利閉環，同時實現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全體人民共享共富的偉大目標。
政策設計要點如下：
建立國有資產收益向全民分紅的制度。
出資企業董事會根據企業經營狀況和發展需要，按年度做出既符合股東利益、又滿足企業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利潤分紅計劃，經企業股東（大）會批準，向包括國有資產出資人在內的各方股東實施分紅。
其中，屬于國有資產出資人的利潤分紅部分，全部匯入由本級人大常委會設立并監管的財政專戶。
人大常委會討論并表決，確定利潤分紅部分的年度全民分紅方案，并通過個人社會保障卡分層級向全民實施分紅。
實施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向全民分紅，是一項理論和實踐創新工程，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其基本邏輯就是：按照各類生產要素由產權和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以國有資產要素使用權、收益權為依據，將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作為要素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向國有資產的實際所有人即全民分紅，充分體現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近年來，我國開始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一百萬億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臺階。我們已經具備條件辦成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之際，兌現我們黨對全民共同富裕的莊嚴承諾，實施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全民分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可以助力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再邁上新的大臺階，促進社會公平，增進民生福祉，使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表明國有企業是名副其實的全民所有企業，與其他市場主體具有相同的市場屬性和治理規則，破解西方對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等方面的認定和規制，占據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的法理制高點。因此，建議相關部門盡快組織力量開展理論論證和實證推演，完善制度頂層設計和實施細則。選取若干省份或中心城市開展試點，及時總結經驗，適時全面推廣。我們可以考慮借鑒澳門全民分紅的經驗。
四、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的財稅政策
除調整所有制結構的政策之外，財稅政策是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通過一系列財稅政策，既可對不同要素所有者（所謂要素貢獻，只有從要素所有權意義上來使用才是準確的）在收益上從事前角度產生穩定預期和積極引導，也可從事后角度對財富和收入分配格局作出必要調節。最主要的是所得稅政策。各國稅制存在很大差別。在美國，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是主體稅種。在我國，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是主體稅種，但個人所得稅正變得越來越重要。有人認為，所得稅僅在第二次分配中起作用；這樣的觀點是需要修正的。所得稅在第二次分配中確實起重要作用。但是，所得稅作為制度體系的一部分，在一定條件下對要素投入和產品生產從而初次分配也起作用，在追求“分勻蛋糕”目標的時候，要將這一點考慮進去（伍山林，2014）。此其一。其二，資本是生產要素，勞動也是生產要素。從根本上說，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但是，勞動和資本這兩種生產要素的人際分布從而社會階層分布很不一致。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人的一生中，真正能提供勞動的時間是有限的，勞動要素的提供受勞動者心智和健康的影響，難以做到代際轉移；但是，資本即使在原所有者毀滅之后仍可發揮作用，并且可以代際轉移。因而導致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不能很好實現的主因，必然是以私人利潤為唯一目標的私人資本。馬克思分析私人資本邏輯之后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導致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所以，在確定資本和勞動所得稅時，為了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應盡快完成個人所得稅征稅單位的改變，即征稅單位從個人轉變為家庭（程恩富，2021）。在此基礎上，逐步作如下調整：（1）對家庭人均收入實行新的累進所得稅。參照各國個人所得稅法，我們建議（詳見表1）：
首先，在現階段，按家庭人均月收入，免征額可以提高到1萬元，并且以實際人均月收入減掉1萬元的余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
其次，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8萬元（或應納稅所得額超過7萬元）的部分，可以實行60%的最高邊際稅率。在不少國家，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都相當高。例如，個別國家的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曾超過60%；超過50%的國家更是非常之多（如丹麥、荷蘭、芬蘭、法國、日本等，就曾達到過這樣高的水平）。
最后，我們假設，就提供勞動這一種要素而言，家庭人均月收入5萬元（或應納稅所得額為4萬元）在市場上大致屬于一個天花板；超過此一層級，其收入決定中很可能存在明顯的非勞動因素。這些因素是非常復雜的，并且難以具體甄別的。比如說，個人的形象、名氣、廣告效應等在收入決定中起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這個天花板之上，可以再設立四個特別的級距。其中，對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8萬元（或者說應納稅所得額超過7萬元）者，適用最高邊際稅率60%。
這樣一來，就兼顧了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勞動要素收入的最高邊際稅率（15%），不再高于資本要素的最高邊際稅率（25%或20%）。為什么勞動收入的最高邊際稅率定在15%呢？主要是參考（比如說）深圳市和大灣區等制定的針對高端人才所使用的優惠稅率（15%），與我國香港個稅最高邊際稅率也較接近。二是對于超高收入（在收入決定中非勞動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勞動因素只起部分作用）的那一類人，有一個更大力度的調整。這樣一來，與現有個人所得稅制度相比較，就對應的最高邊際稅率來說，則是針對勞動收入的下降了一些，針對非勞動收入的提高了一些。因此，可以預期，這樣征稅既有助于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的實現，又可以更好地體現超高收入者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并且，即使在這樣的個稅制度下，超高收入者的稅后收入依然是很高的。
表1 基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個人所得稅修改建議
這里，還要說明兩點。
其一，在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中，個人所得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對于純粹因提供勞動要素而取得收入的人來說，這樣的邊際稅率很顯然是過高了；而對于主要憑借非勞動因素取得收入的那些收入超高的人來說，這樣的邊際稅率很顯然又是過低了。上述設計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那些憑借非勞動因素取得超高收入的人群，絕大部分只能在國內才能取得那樣的超高收入，稅收（國際）流失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而對于優質勞動者，又可因稅收的優惠而穩固在國內，同時產生一定的對國際人才的吸引作用。
其二，要對勞動和資本收入的征稅有一個全面認識。這樣，在比較針對勞動和針對資本所得進行征稅的時候，就可以建立起比較清晰的概念。有人可能要說，資本的國際流動性高，針對資本所得把最高邊際稅率定高了，將導致資本外流。但是，我們要知道的是，稅收只是這種流動性的決定因素之一；美國之所以把資本所得的最高邊際稅率定得相對較低（它在過去是趨勢性降低的），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制度使然，即執政者必須為資本家的利益做最多的考慮。二是美國可以通過向外國發行政府債（其中一部分用于以債還債）來做財政性融資。這相當于說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地位，可以對美國資本所得少征一些稅。我國與此是很不相同的。
有人可能會說，資本所得不穩定，企業可能出現虧損，企業虧損時，政府不會對虧損作出補貼；而勞動所得是穩定的。其實，后面這一點是錯誤認識，因為勞動者也可能失業。一旦失業，收入來源中斷了，生活卻還要繼續。另外，間接稅以隱蔽的方式增高了個人的稅收負擔。在中國，增值稅是主體稅種之一，個人繳納所得稅后，購買商品和服務時還要繳納增值稅。在這種稅收制度下，個人的稅收負擔水平（各種稅收與收入之比）并不僅僅體現在所得稅的負擔上，甚至可能出現稅收負擔水平與收入水平倒掛的現象。因此，在確定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和累進征稅的級距時要進行綜合考慮，應讓絕大多數城鄉勞動人民都不交或少交勞動綜合所得稅，以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新路，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邪路。（2）應盡快開征稅率較高的退籍稅（借鑒美國、法國、加拿大等，指對退出中國國籍的納稅人）、遺產稅（借鑒日本等）、資本利得稅（借鑒美國等，指對非專門從事不動產和有價證券買賣的納稅人），設法預防和制止通過離岸信托途徑大量轉移在中國的資產。
五、實行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高中義務教育、免費醫療和住房政策
為了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有必要在教育均衡化和免費醫療等方面作出政策努力。主要是三點：
其一，將義務教育全面提升至高中階段，即采用12年制義務教育。其中，我國尤其需要加強職業教育。這樣做的目的是創造起點上更加公平的人力資源基礎，從源泉上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
其二，在考慮勞動力流動的基礎上，促進基礎教育的區域均衡化。尤其是加強農村地區基礎教育，為農村孩子將來實現階層向上流動奠定必要基礎。
其三，盡快實行免費醫療制度和政策。我國在改革開放前以及不少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免費醫療，為了顯示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成就和制度優越性，有必要盡快恢復免費醫療體制機制。目前，家庭成員健康出了問題特別是大病住院，可能因為勞動能力中止甚至喪失以及需要承擔高額醫療費用而對未來收入、財富乃至生活產生長期難以恢復的巨大影響。因此，有必要建立個人出資極少的政策性保險機制，分攤和平滑這種沖擊以促進共同富裕。
我國對城鎮土地實行國家所有制，對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制。在市場經濟情形下，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土地，都會因區位差異而影響它的市場價值；但是，地上附著物的所有權往往不是國家或農村集體的。這樣一來，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如何做到“漲價歸公”存在諸多難題。以地上附著物是私人住宅為例。由于業主勞動就業、基本生活和社會交往等在住房周邊長期展開，進行征收時需要作出一定補償。問題是應該按照怎樣的標準進行補償。是在市值基礎上附加一定的溢價進行補償嗎？果如此，漲價幾乎被業主拿走了；業主住宅面積很大時，他將因物業被征而暴富。由此引起的問題是房多者或被征者因區位因素而暴富，產生特殊階層。這有悖于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在非一手物業交易中，還會引出兩類難題：一是高中介費導致房地產中介公司壟斷市場并且以抬價牟利，使無房或少房者的財富階層下移；二是政府征地成本日益提高，對舊城改造以及老城區其他建設產生不利的影響。通常認為，土地國有具有一種優勢，即可給建設事業帶來方便，免去征地過程中的諸多麻煩。但是，在具有私有地上附著物的情形下，這種優勢可能不復存在。因此，為了消除區位因素產生的共同富裕難題，為了消除其給后續經濟發展產生的阻礙，需要在政策上作出妥善安排以控制房價。如大幅降低房地產中介費，對相關壟斷和操控價格的行為進行懲罰等。總的來說，應該征收房地產稅。最佳方案是根據不同地區的收入與房價，確定每位18歲以上公民一定的免稅金額或免稅面積（家庭可以從中任選其一），讓大多數居民不用交稅，以免影響大多數居民的生活質量。當然，超出金額或面積者，應實行密級距和大幅度的累進稅率。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征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抑制炒房和住房貧富分化。究竟哪種方案可以達到征收房產稅的宗旨，應該由全民先討論，待方案完善之后再推出（程恩富，2021）。為此，應盡快開展全國性住房普查，摸清我國住房家底，參照其他國家有關經驗，立即對空置房和閑置房采取包括征稅和收費在內的必要措施，促其出租或出售，以抑制房價上漲和調節住房資源與恢復公平。[1]程恩富，2018，新時代為什么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第3期，第35-37頁。[2]程恩富，2021，改革開放以來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的十大政策創新，《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網絡首發。[3]譚勁松，李思思，2017，準確把握習近平共享發展思想——從鼓勵部分先富到共享發展，《海派經濟學》，第4期，第88-98頁。[4]伍山林，2014，收入分配格局演變的微觀基礎——兼論中國稅收持續超速增長，《經濟研究》，第4期，第143-156頁。[5]徐文斌，董金明，2020，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市場競爭——重提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海派經濟學》，第1期，第121-130頁。（作者：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伍山林，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2期，6月出版的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