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從來沒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種奇跡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的，是中國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探索和奮斗取得的，所以中國的政治故事理應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簡單，首先是來自外部的挑戰，特別是西方話語對中國的圍攻從未停止，西方對中國軟實力崛起某種意義上更為恐懼，因為這可能終結西方幾個世紀以來所建構的西方制度神話和話語霸權。此外，中國還面臨來自內部的挑戰：不少官員和學者缺乏“四個自信”；我們講政治家辦報、政治家辦校、政治家辦媒體，但這樣的政治家還是太少；不少官員還存有“黨八股”的問題，話語沒有親和力和說服力；不少學者還存有“洋八股”的問題，言必稱希臘，結果既讀不懂中國，也讀不懂世界；新社交媒體則存有“媚俗”的問題。這些都妨礙我們講好中國政治故事。另外，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思辯和話語不足，也是講好中國政治故事的難處所在。除了官方話語以外，我們的其它話語，如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等，也滿足不了講好中國政治故事的需求。總之，我們話語建設的進程還明顯落后于我們國家崛起的規模和速度。然而，我們不用悲觀，因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已經震撼了世界，它是一個世界人民都能感受到的實實在在的存在，外部世界對于中國崛起及其政治敘述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們需要做的是增加高質量的供給。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我們把中國話語建設的工作做實做透，最終我們講好中國政治故事的能力一定能夠跟上中國崛起的步伐，從而為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做好完整的話語準備。我這些年一直在進行原創性中國政治話語的研究。我想結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傳播實踐，就如何更好地講好中國政治故事提出一些個人看法。講好中國政治故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真正地解構西方話語，特別是西方話語對中國的主流敘述，并確立我們自己對中國的政治敘述。這種敘述應該是一種能夠融官方話語、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和國際話語為一體的新話語，一種真正能夠廣為傳播、入腦入心的話語。我們應該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在解構西方政治話語和話語霸權的同時，推進中國新政治話語的建構。在這一進程中，下面五點尤為重要。
范式轉換：舍棄“民主還是專制”的分析范式，使用“良政還是劣政”的新范式
對于西方話語下的中國政治主流敘述，我們要有一個總體把握，并力求從根子上對其進行釜底抽薪式的解構。從我自己研究和實踐的情況來看，這樣做的效果很好，往往具有顛覆性和震撼力，當然背后是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的主流政治敘述基于一個極其淺薄而又充滿偏見的分析范式，即所謂的“民主還是專制”的話語范式，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專制，只能由西方一家界定。他們把西方實行的那種多黨制和普選制界定為民主制度，認為唯有采用這種模式，中國才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才能被西方為首的所謂“國際社會”所接受。在這種話語主導下，中國政治制度被描繪成“專制的”，是民主制度的對立物。正因為如此，西方可以不停地質疑：中國什么時候進行政治改革？只要你不接受西方的這種政治邏輯，你就是支持專制。只要你不向西方政治模式靠攏，你就是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種“民主還是專制”的分析范式其實早已成為西方策動顏色革命、顛覆非西方政權的意識形態工具。這種話語雖然可以忽悠一部分人，甚至在不少國家導致了政權更迭，但今天隨著顏色革命的褪色，隨著“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隨著西方人民自己也意識到西方政治模式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世界范圍內很多人已經開始反思甚至質疑西方政治模式及其話語范式。我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推出關于這個問題的主要見解是2008年底，當時我在印度考察和演講。那年11月在孟買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但印度的反恐精銳部隊花了9個小時才抵達襲擊現場。我在德里大學做中國發展模式的講座，互動時一位印度學者問我：如果中國碰到這樣的恐怖主義襲擊會怎樣應對？我說，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碰到這么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所以不好說，但我可以談一件事：2008年5月中國汶川發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國的山區，遠離國家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但我們的軍隊在20分鐘內就啟動了救災機制，我們的領導人在2小時之內，就坐在飛往災區的飛機上了，我們的醫療隊3天內就覆蓋了所有1000多個受災的鄉鎮，直接救助2千多萬災民。這位印度學者追問：“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您錯了，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證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勵精圖治’‘良政善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大多數國家做得好；‘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等；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我回答完，會議廳內一陣沉默，會議主席說：看來我們印度人也在反思。現在，“良政還是劣政”這個分析范式已經為不少西方有影響的人士所接受，例如，21世紀理事會主席尼古拉斯·博古瑞和《全球郵報》主編內森·加德爾斯在他們合著的《智慧治理》一書中就明確贊賞這個范式。暢銷書《超級版圖》的作者、全球戰略家帕拉格·康納也肯定這個范式。我們非常愿意與西方討論民主問題，但這種討論可以這樣進行：我們不妨先問西方如何界定民主，如果他們認為這個概念只能是多黨制＋普選制，我們就應該實事求是地指出：你們講的這種民主最多只是形式民主的一種，不具有普世性。我們更愿意首先討論實質民主，即形式民主所要達到的目標。形式民主不等于實質民主，就像形式正義并不等于實質正義；就像參加了考試并不等于取得了好成績。西方“民主還是專制”這個范式早就過時了，我們需要使用“良政還是劣政”的新范式，“良政”本質上就是“實質民主”，即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這樣我們就把“良政還是劣政”的新范式與民主話語結合起來了。我們可以從追求良政，即追求實質民主出發，來介紹中國治國理政的大量經驗和做法，來探討各個國家如何根據自己的民情國情所進行的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實踐，并在這個過程中互相交流經驗，取長補短，共創更為優良的國家治理模式。這種范式轉換對講好中國政治故事、政黨故事和治國理政很有幫助。它既可以是正面的較為詳盡的理論論述，也可以是互動或辯論中“短平快”的利器，讓人一下子化被動為主動，產生“一步好棋，全盤皆活”的良好效果。
跨國比較：把中國的制度績效與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西方國家這三類國家的制度績效進行比較
中國的政治故事要在國際比較中才能講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制度績效的國際比較上。我在國內外演講或撰文時都比較注重這一點。我常用的比較方法是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發展中國家，第二類是轉型經濟國家，第三類是西方國家，然后把過去數十年中國的制度績效與這三類國家的制度績效進行比較，從而得出一些經得起檢驗的結論。先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績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總和，因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挑戰都是消除貧困。過去40年，按照聯合國的統計，世界上貧困的80%左右是在中國消除的。與轉型經濟國家比，特別是蘇聯、東歐、中亞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進行比較，基本結論也是一樣的，我們整體取得的成績超過這些國家成績的總和。我們光是外匯儲備就超過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之和。改革開放前，蘇聯經濟規模比我們大，現在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只相當于一個廣東省，而且俄羅斯的產業結構和蘇聯時期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還是能源和軍工，而中國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形成了大量的新興產業。俄羅斯的人均壽命比中國低，恩格爾系數比中國高。與西方國家比較，實際上有很多地方我們已經走在西方的前面了。以上海和紐約為例，這兩個城市都屬于各自國家的發達板塊，上海的硬件已經全面超越紐約了，無論是機場、港口、碼頭、高鐵、地鐵，完全是不同時代的作品了。軟件方面也可以比：上海百姓的家庭中位凈資產比紐約高；上海的人均壽命比紐約高4歲；上海的城市治安，比紐約好很多；嬰兒死亡率比紐約低。實際上，我們整個發達板塊，人口超過美國人口，完全可以和西方國家比一比。我不是說我們各個方面都很好。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但是今天的中國確實沒有必要仰視西方了，我們完全可以平視西方，當然也沒必要俯視人家。這足以使我們確立道路自信。另外，我們也可以直接進行政治制度內容的比較。例如，把中國的“選賢任能”制度和西方所謂的大眾選舉制度進行比較。在許多西方國家，西方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游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競選，把競選等同于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于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于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游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干者極少。中國政府決策過程的合法性和決策的總體質量遠在美國政府的決策之上。橫向的國際比較對于中國人，對于外國人，都更有說服力。坦率地說，中國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國際比較中明顯勝出。
文化敘事：把中國政治選擇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揭示和呈現出來
中國政治故事通過文化傳統的敘述來講出來，往往會更具說服力。把中國政治選擇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揭示和呈現出來，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確立“四個自信”，這也是講好中國政治故事迫切需要的態度。這也正好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提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也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我嘗試從中國古老文明與超大型現代國家結合的視角來介紹中國崛起和中國道路，這既是客觀事實的陳述，也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文化敘述提供了新的視角。從傳播效果來說，這比單純從政治或者意識形態的角度講中國政治故事更容易為多數人所接受。例如，對于西方不易理解的所謂“一黨制”，其實是一黨執政、多黨合作，我們可以從中國的政治文化傳承來介紹：中國是個超大型的文明型國家，是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也就是成百上千的國家在歷史上慢慢整合起來的國家。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中國的政治文化就形成了統一執政集團的傳統，否則國家就可能四分五裂，而反對國家分裂又幾乎一直是中國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傳統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國曾經嘗試西方的多黨制，但國家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的局面。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歷史上統一執政集團這種政治文化傳統的延續和發展，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產黨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方向和進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應該是世界上組織規模最大、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中國學習了西方政黨的一些有益經驗，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黨體系，但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兩者的結合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政黨模式帶來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嚴重問題。當然，我們執政黨自身建設還存有不少問題，我們需要通過全面從嚴治黨來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確保黨繼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我們還可以從政治文化角度比較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模式下的政黨，西方的政黨大都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西方多數政黨自己對此也不否認），而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整體利益黨”。西方模式下的政黨大都是競選黨，不對自己民族的整體利益承擔終極責任。相比之下，中國的執政黨須對中華文明的興衰承擔終極責任。中國政治敘述也可以從中國“民本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來闡發。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執政理念，在發展問題上始終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制定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到提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國民本主義的歷史文化傳承，特別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理念和實踐。中國民本主義文化傳承拒絕政治機器空轉（這是西方政治模式的最大弊病之一），政治必須落實到改善民生上去，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民生的改善不僅包括物質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和人權的改善。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與人民在一起，中國的現代化是為人民服務的現代化，它激發了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帶來了人民幸福感的提升，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對外部世界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中國今天的制度安排，既有繼承中國自己文化傳承的一面，也有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一面。在這種認知和研究的基礎上，出現了類似復興路上工作室創作的《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視頻短片等優秀作品，在網上發布后風靡一時。在討論中國模式中政府和市場作用關系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從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角度出發，指出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鹽鐵論》。在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三者的關系中，我們也可以追述中國社會主義的本土文化基因，如中國歷史上節制資本的傳統等。從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視角出發，解釋中國政治制度的許多安排，不僅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更為深入地認識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而且也能使我們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得到更多的張揚。這種生命力既可以激勵國人更加熱愛自己的祖國及其豐富的文化傳統，也更容易打動其他國家的眾多受眾。
現代視角：從中國今天許多領先西方的現代化成就出發，揭示這些成功與中國政治制度的聯系，能使中國故事更具說服力、傳播力和感染力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引人注目的大事。盡管西方主流媒體出于意識形態等原因還在竭力詆毀中國，但紙畢竟包不住火，無論走到世界哪個地方，今天都可以感受到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商品、中國的游客、中國的投資幾乎無處不在。同樣，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許多外國人被中國現代化的飛速發展所觸動，被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鐵、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所震撼。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方面已經明顯領先西方，“一部手機，全部搞定”，只有中國才真正實現了。從中國今天許多領先西方的現代化成就出發，揭示這些成功與中國政治制度的聯系，能使中國故事更具說服力、傳播力和感染力，這一點對于年輕人效果特別好，年輕人幾乎天然地追求新事物，而最新的事物在中國井噴式地涌現，揭示和闡述這一切背后的政治原因，往往能夠產生非常好的效果。西方國家把互聯網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以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名義，實現對別國的“政權更迭”，結果造成了“阿拉伯之春”和隨之而來的“阿拉伯之冬”以及歐洲難民危機，難民危機又加深了歐洲內部的各種矛盾和民粹主義，最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某種意義上，新社交媒體已開始顛覆西方自己的政治生態，英國公投脫歐和美國特朗普當選都是很好的例子。與此相反，中國互聯網治理的總方針是民本主義導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適應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務普及，降低應用成本，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務，讓億萬人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有更多獲得感”“新技術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只要有利于提高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們都不拒絕”。讓人民享受到互聯網等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各種便利，是中國新時代互聯網治理的一條重要理念和經驗，正是在這種民本主義模式指導下，中國的電子商務獲得了飛速發展：十年前中國電商交易額還不到全球總額的1%，如今占比已超40%，已超英、美、日、法、德五國總和。早在2018年中國的移動支付已是美國的90倍。隨著全球化和網絡化的深入，隨著每年上億人次走出國門，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外國民眾開始了解中國現代化跨越式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些成就往往最能打動外國的普通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和中國年輕人一樣，是擁抱互聯網的一代，他們比老一代更開放，更愿意了解一個真正的中國。以高鐵、5G、移動通信、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化成就，對外部世界已經產生了巨大的震撼。我們通過研究，把這些現代化跨越式發展背后的政治道理講清楚講透徹，無疑是更好地講好中國政治故事的一個有效途徑。
中國標準、國際表述：中國崛起背后是自己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有必要對這些思路和方法進行提煉，使之逐步成為可以進行跨國比較的國際標準
制度競爭也好，話語競爭也好，說到底，標準競爭是關鍵。標準競爭有三種方法：一是追隨者方法，即采用別人的標準，跟在別人后面走；二是參與者方法，即參與別人標準的制定；三是領導者方法，就是自己制定標準來影響別人，最終讓人家按照你的標準來做。在國際話語舞臺上，西方一貫奉行領導者戰略，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西方的政治標準，幾乎打遍天下無對手，直至碰到了中國。中國崛起背后是自己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我們有必要對這些思路和方法進行提煉，使之逐步成為可以進行跨國比較的國際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也應該是“中國標準”崛起的新時代。我們要善于通過原創性研究，把中國成功的經驗提煉成國際社會能夠理解的話語，其中核心概念的提煉和表述最為重要。我這些年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嘗試。例如，我把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大特征概括為“選舉”，然后與此相對照，把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概括為“選拔＋選舉”，并根據兩種模式績效的對比提出，以“選舉”為主的社會將競爭不過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社會。我把西方民主模式下的治國理政概括為日益民粹化的模式（即所謂跟著“民意”走的模式），把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概括為“民意”與“民心”（即代表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結合，并提出，以“民意”治國的國家將競爭不過把“民意”和“民心”結合起來的國家。我把西方民主概括為“政體”（即形式民主）主導的制度模式，把中國模式概括為“政道”（即實質民主）與（不斷探索）“政體”相結合的模式，并提出，只關注“政體”的模式將競爭不過把“政道”和“政體”有機結合起來的模式。英國政治家溫斯頓·丘吉爾有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嘗試的制度更壞。”我認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也許如此，但這只是中國古代軍事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無非是可以保證領導人該出局的時候可以出局。然而，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國家要追求“上上策”的目標，即力求選拔出盡可能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不容易，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保底的“下下策”（保證應該離開領導崗位的人離開）的結合，這是超越西方那種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美國人談政治制度喜歡討論“三權分立”，我提出分析現代政治關鍵要看的不是“三權分立”（因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都屬于政治領域），而是更大范圍內三種力量（政治、社會、資本）的關系是否有利于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的長遠和根本利益乃至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美國政治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三種力量的關系中，資本力量獨大，幾乎可以完全控制政治領域內的三權，這是美國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等諸多問題的根本原因。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中國資本力量總體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某種限制的。中國最富的100個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而美國最富的50個人應該足以左右白宮的決策了。資本無祖國，這些年又出現了新現象：今天資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愿望已明顯減少，因為通過全球化和網絡化，其最大利潤的來源地往往已不是本國，這也是西方面臨的一個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的貧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國政治力量總體上還是保證了困難群體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國社會力量延續中國平民主義的傳統，社會主流幾乎也一直傾向于節制資本。三種力量的這種平衡格局應該是中國得以避免美國式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國夢”前景已經比“美國夢”前景更為精彩的主要原因。我還在不同場合從中國經驗中提煉出三條標準，來評述世界各國的治國理政的能力：（一）一個國家是否具有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國有，美國等很多西方國家早就沒有了。（二）政府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是強還是弱。（三）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是否能夠較好地結合起來。這三條標準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綜合競爭能力及其未來前景。總之，只要我們從范式轉換，跨國比較，文化敘事，現代視角及中國標準、國際表述等五個層面著力，我們完全有可能把中國政治故事講得更透徹、更精彩，從而為豐富人類政治文明提供更多中國智慧。（作者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研究院院長，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理論周刊”）【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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