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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來應對和度過危機呢？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分析了“財政經濟好轉的三個條件”，概括了基本的思路。他說：

“整個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有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和國家軍政費用的大量節減”……“今后幾個月內政府財經領導機關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調整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以及公私企業各個部門的相互關系方面，極力克服無政府狀態[1]。”

這三個條件中，除了第三條主要是財政問題之外，前兩條恰恰準確地回答了如何解決經濟困境的問題。

用今天的話說，“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要解決需求側的問題，即通過擴大農民的購買力，啟動農村這個沉睡的大市場，以農村的真實需求來彌補虛假需求的消失。“工商業的合理調整”是要解決供給側的問題，就是要通過國有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合作，消除無序競爭的狀態，加強基礎部門和基礎產業，從而解決其他產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原料來源。1950年應對四月危機的辦法，正是按照這些思路進行的。

在需求側，最重要的是“促進城鄉物資交流”，實質是用農村的真實需求代替虛假的投機需求和外部需求。當時估計，由于土地改革減輕了農民地租負擔，促進了農業增產，全國農民增加的需求潛力合計620億斤小米，比原來（400億斤）提高155%[2]。為此，利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農民購買力旺盛的條件，通過重建城鄉貿易流程，打通城鄉流通，啟動農村大市場。鼓勵國營貿易機關、合作社和私商收購農產品[3]。通過這些辦法，我國經濟開始扭轉殖民地條件下城鄉之間相對孤立的兩個內部循環，向城鄉統一市場的“大循環”轉變。對此，陳云總結說：

“農民經過土地改革，加上城鄉交流，購買力必然會大大提高，問題不是工業品過剩，而是工業品不足”，“ 收購蠶、茶、豬鬃，這樣也不用借錢給他們，也不要加工訂貨，他們就可以搞好了，這樣就救了城市。這是中國經濟的鑰匙。這一收購的結果，商人也有事干了，東西也賣出去了，工廠開工，失業減少，稅收增加[4]”

這一經驗在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調整、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中都起過重要作用。其實質是，通過改善社會公平、啟動農村這個巨大市場的購買力，為城市工業化的發展提供巨大市場。此后，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都有一個重要目的是實現城鄉之間更好地進行物資交流。這個歷史經驗對于今天解決產能過剩和城鄉差距，仍然有著不可低估的啟示意義。

供給側改革：調整工商業

在供給側，最重要的是發揮國家和國營企業的作用，對私營企業進行“加工訂貨”。既然外部需求削弱、國內需求不足，那么就動用政府和國有部門的力量，對私營企業進行加工訂貨。這和西方國家擴大公共支出刺激經濟（凱恩斯主義）有類似之處。

實際上，加工訂貨早在1949年就已開始。1950年元旦，陳云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我們于十二月八日先撥華東五百億元，大部用作收購滬廠商品，小部用作貸款……已解救了滬工商界的危機[5]”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從此，“加工訂貨”范圍迅速擴大，占全國私營工業產值的比例從1949年11.5%提高到1950年27.3%，棉紡業為國家加工的部分已占其生產能力的70%以上[6]。加工訂貨就是后來“公私合營”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起源。

從加工訂貨走向公私合營的歷程表明，社會主義改造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是私營經濟本來發展得好好的，然后被國有化了，而是恰恰相反。殖民地國家民族經濟自身的脆弱性，決定了私營經濟的脆弱性，只有依靠國家在原材料、市場等方面給予幫助，才能渡過危機、正常發展。這本身就蘊含了走向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

應對“四月危機”的歷程表明，舊中國遺留的經濟基礎和經濟制度，無法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具體地說是兩點啟示：在需求方面，只有解決從農民獲取剩余、同時啟動農村這個大市場，才有可能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在供給方面，只有優先發展基礎產業，才能夠使得其他產業獲得更大發展。這些思路，都體現在了未來幾年對新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中。當然，解決“四月危機”只是一個開始，在今后幾年，和應對“四月危機”一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破解阻礙新中國啟動工業化、現代化的一系列瓶頸的過程中，逐步找到了一條新道路，確立了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和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