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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坤：探解全民抗疫的思想意義

點擊：12031 作者：張志坤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6-25 07:07:24

同人類歷史上每一場浩大疫情都改寫世界面目一樣，現如今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也正推動世界發生深刻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由此增加了新的內涵和新的維度。

對中國而言，這場疫情同樣也產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影響，中國“全民抗疫”的偉大實踐不僅以其輝煌的業績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寫下精彩一筆，更在意識形態層面為中華民族貢獻了新的思想精神財富。因而，認真研究探索這場抗疫斗爭在思想觀念領域所產生的影響，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一、全民抗疫的偉大勝利產生強烈沖擊與震撼，給中國帶來新的思想與精神解放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殃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眾多國家深陷其中。如何抗擊這場突出起來的大災大難，各國的對應方略與對策辦法五花八門、大相徑庭。中國的“全民抗疫”以其獨特英姿出乎七類、撥乎其萃，贏得世人矚目。這種抗疫方式的基本特點，是以行政為主導，全社會在集體主義精神為統領下步調一致、共同行動，打一場“全民抗疫”的阻擊戰，從而塑造出一個抗擊疫情的“中國模式”。而西方各國則是另外一個樣子，他們以個體為中心，強調個人權利，在滿足個人自由的前提下，搞分散和多元化的抗疫行動，雖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聚集活動，有限關閉一些公共場所，學校暫時停課等，但并沒有實施舉國一致的重大阻斷行動，如全民戴口罩，封鎖重災區等，有的國家還提出什么要“集體免疫”，有的甚至干脆采取一種“掩耳盜鈴”的態度，聲稱新冠病毒就是什么大號流感，不厭其煩地對著公眾說假話、放空炮。他們非但不認可中國的抗疫模式，而且還對中國模式極盡抹黑攻訐之能事，而把自己的所作所為和自己的模式說得天花亂墜，儼然神通廣大一般。

上述兩抗種疫路徑或模式構成鮮明的對比，結果更有天淵之別。時至今日，中國已經贏得了抗擊新冠病毒的偉大勝利，社會秩序基本已恢復正常，而整個西方依然深陷疫情的泥潭，依然找不到辦法與出路，更不知道終點何在，也不知何年何月能掙扎出來。

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對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中國因此實現新的經濟增長，各項建設事業捷報頻傳，這其中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的一點是，這一勝利給中國帶來一場嶄新的思想啟蒙與解放。

自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有關思想解放的話題一直長盛不衰，相關熱潮也一波接著一波，但此前所有一切“思想解放”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西方沖擊東方”——來自西方的價值觀念與思想邏輯強烈沖擊、覆蓋直至淘汰著中國所既定的思想意識，簡單地說，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外國給中國上課，一次又一次地西方教訓東方。

但是，這次卻不同了。本來，西方想借助新冠病毒疫情狠狠地懲罰和教訓中國，但現在，他們除了詛咒中國外，所策劃所期盼的懲罰與教訓全都破產破滅了，在許多人看來，倒是抗疫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中國給西方上了一課，深刻地教育和教訓西方世界。中西方之間的關系由此發生了一次歷史性的顛倒，出現了一次驚人的角色轉換。

第一，西方的政治與經濟迷信被進一步破除。

西方等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什么都比中國好，這是彌漫在中國經久不衰的政治神話。因為這個神話，所以在西方與中國的關系上，中國總是如同一個小學生或受教育者那樣，被指定在被訓教、被指摘、被批判、被規范的位置上，而西方則如同一個教師爺般，居高臨下地對中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還要時不時地羞辱中國一番，刻意往中國的政治與民族的傷口上撒一把鹽，比如授予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將白宮前面的一條路命名為劉小波路，等等。中國與西方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的道德不對稱——西方成了道德與道義的化身，而中國則成了需要學好、學乖的壞小子。于是，西方就擁有了批判中國天然的權力，就可心安理得地審視與監督中國，而中國則理所當然地要模仿西方，好與壞，進步還是退步，全看學習模仿的結果與成效。直到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還大言不慚地說，中國要“以我們要求所有其他國家都遵守的方式參與世界活動”（見北京周報客戶端 2020年12月18日報道），意思就是中國要像其他那些老實遵守美國要求的國家一樣，奉行美國的要求不得違抗。所謂中國與西方不能平視而只能仰視，所指的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但是，通過這場百年未遇疫情危機的滌蕩，上述這樣的迷信在相當程度上得以掃除，如同凌冽的北風吹散天空中的霧霾一般，一場災難性的疫情在中國演變成思想意識領域凌冽的疾風。西方發達國家在疫情危機下的種種混亂與撕裂，其執政當局各種無能與無賴一般的表現與表演，讓大多數中國人完全明白，所謂西方發達國家，所謂民主、人權，所謂自由、人道，就是那么回事，說得最好也只是優劣兼具、好壞各半的東西，過去那些有關完美無缺、白璧無瑕等理想描述，與此可謂風馬牛不相及。透過災難中的表現，絕大多數人都已經明白，無論是其制度體系，還是其管理模式，直至其社會生活日常，對中國而言，借鑒一二當然可以，模仿照搬就大錯特錯了。至于什么“歷史終結”、“人類歸宿”之類，更是欺世盜名的欺人之談。

第二，對西方的丑惡面目認識得更加清楚了。

一貫打著上帝旗號扮演救危扶困正人君子面孔的西方，曾著實蒙騙了很多中國人。曾幾何時，在中國某些人別有用心的渲染下，好像西方歷來都哪里有人道主義災難就向哪里伸出援手、哪里有危機就哪里赴湯蹈火。改革開放以來，借助于各種精心策劃的宣傳，在相當一些中國人心中成功地塑造了這樣的印象，直到此次疫情之初，中國武漢疫情嚴峻之際，還有中國“公知”信誓旦旦的說，每當中國遭遇災難的時候，美國就伸出援手拯救中國，這就是美國。儼然乎美國即將援手拯救中國一般。

但事實恰恰相反。當疫情之初，西方政治輿論所關注的不是中國如何抗災救助，而是力圖把這場疫情災害引向政治領域，他們希望疫情危機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成為攻擊和顛覆中國制度體制的導火索，進而引發全面的社會危機，為此而進行內外輿論煽動、香港暴亂策動等，猛烈攻擊中國武漢的封城舉措，指望內外合流激起中國某種程度的民變；當他們自己也遭受疫情危機的時候，他們一方面惡毒污蔑這是所謂“中國病毒”，一方面掀起聲勢浩大向中國索賠的惡浪，一時間儼然乎出現了“新八國聯軍”、逼迫中國即將進行新庚子賠款一般，對中國擺出一副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蠻橫模樣；當中國戰勝疫情而他們自己深陷泥潭各種掙扎的時候，盡管中國向他們提供了大量醫療物質支援，但他們卻加緊了圍剿中國的步伐，驅趕中國的學生，制裁中國的企業，但凡一切同中國沾邊的人和事無不被殃及。此種行徑，固然以霸權美國為甚，但其戰略走狗如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等也不遑多讓，只不過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在仇視中國的本質屬性上高度一致。

凡此種種，都深刻地教育了一切愛國的中國人，使得他們懂得，西方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對中國從來都不懷好意，即所謂“亡我之心不死”。我們不能否定那里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善良的勞動人民，但對于整個資產階級及其上層統治者，從政治、經濟、文化還是軍事無論哪一個角度上看，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對手與敵人，而不是任何別的什么。西方國家的政治與戰略形象在中國人民心中完全崩塌了，他們的面目更加丑陋與丑惡了，中國人看西方，現如今已經發生了從仰視到鄙視的變化，已經走過了這個歷史的轉折點。

第三，對自己的戰略定位更加清楚。

作為東方世界的中國和作為西方世界的英美等國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幾百年來始終縈繞在中國人心頭帶有終極性質的戰略性命題。

應該說，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東西方關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先生與學生的關系，只不過就如毛澤東主席所講的那樣，經常發生先生打學生的事情，以至于很多時候中國被打得奄奄一息，瀕臨亡國滅種的危機關頭，至于挨罵、挨訓更都家常便飯、不足掛齒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之后，中國同西方世界的關系總體上變成兩個拳擊手之間的關系，彼此直接與間接的對打較量一直在進行當中，那時中國雖然挺窮，但筋骨與拳頭卻相當強硬，總體而言中國并未吃虧，西方并未在中國身上撈到任何便宜。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同西方的關系說得好聽一點是優等生與后進生的關系，說得難聽一點類似與地主與佃戶的關系，中國租種西方的種種（包括資金、技術、管理以及合資獨資企業等），西方給中國佃戶設置設計各種規矩規格，并總想打掉這個佃戶僅有的一點自尊與傲慢，使之徹底臣服。

但是，這個后進生很爭氣，發展速度很快，勁頭很猛，表現出強烈趕上來的姿態，并且在有些地方還已經超過了他們，于是，他們就“哎呦，我不干了”，要翻車攤牌，要再次將中國打怕壓服。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西方發展成為對抗與對峙的關系不可避免，有其突出的歷史必然性。

此次疫情危機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中西方驚人的政治、經濟與歷史文化差別。在此次百年未遇疫情危機的沖擊下，中國人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與西方就是兩個平行的世界，但卻做不到相安無事，因為西方統治者秉性難移，總要臣服他人、征服異己，所以中西方之間將難以避免成為對立的世界，很大可能要發展到對峙與對抗。對于地球的東方再屹立起來一個巨大的文明中心，這樣的前景將為西方所根本不能容忍。

但不管西方是否容忍，也不管西方是否認可，中國今后都只能走自己的路，未來的歸宿只能自己設計與塑造，而西方永遠都不會成為中國的彼岸與樂土。為此，中國將發生如下這樣三個轉變：

——從學習模仿者到獨行者的轉變

——從合作互信者到博弈對手的轉變

——從經濟巨人到戰略強者的轉變

迄今為止，西方所遭遇的疫情危機還看不到邊界、底線與終點，即便有朝一日他們掙脫苦海爬上岸來，如果能夠謙虛一點的話，也該認真思考一下今后該向何處去的大問題了，不要說還想給中國當教師爺，恐怕許多時候許多問題上要向中國虛心求教才行。中國人并非幸災樂禍，但希望西方統治階級能有起碼的政治與戰略理性。

總之，全球性疫情危機所改變的不僅是世界結構與格局，更顯著地改變了人們的心理與心情，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念所受的沖擊尤其重大，它打破了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與價值體系，使絕大多數中國人從過去那種“西方等于先進、中國等于落后”思維定式中解脫出來，從而在相當程度上粉碎了曾經的西方中心主義迷思。

這樣的巨變堪稱一次新的精神啟蒙與思想解放。通過如此這般的啟蒙與解放，中國人將更加堅定地認識到，中國不但能夠走自己的路，而且還能走得更好！

二、全民抗疫成為一場深刻的社會運動，把“四個自信”錘煉得更加堅實

中國的全民抗疫不僅僅是一場公共衛生領域的應急行動，從更廣與更高的視角來看，它已經成為一場廣泛而深入的社會運動，其民眾參與的廣泛性，精神與情感投入的深刻性，為幾十年來所未有。經此全民運動的洗禮，“四個自信”被錘煉得更加堅定堅實。

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這種自信有豐厚的歷史底蘊。

中國內外都有許多人都拒絕對中國政治、理論、道路與制度認可、認同，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僵死的制度，也是人為強加給中國的制度，在這些人看來，所謂“自信”，不過是中國誤入歧途的政治標志，是歷史的謬誤。建立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他們認為，“四個自信”就是一個笑話，只不過是一記政治口號被統治當局喊了起來而已，完全流于表面而沒有底蘊、沒有根基。

但是，全民抗疫這場宏大的社會實踐運動證明，中國的政治、理論、道路與制度都有豐厚的歷史底蘊。在百年未遇可怕的瘟疫面前，全中國上下秩序井然，沒有發生任何形式的混亂、騷亂，個人服從集體，局部服從全局，全國一盤棋，上下如一體，整個社會有秩序、守紀律，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國家的體制框架此時此刻顯得更加靈活有力，更加富有成效。這些事實都強有力說明，中國道路與中國制度的根基很深很實，同中國的社會歷史以及人文特點高度契合，它是從中國歷史的深處生長出來的，而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具有十分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充分的歷史合理性。一切來自西方有關中國政治與中國制度壓制與驅使老百姓的說法，都是無稽的政治謊言。

其二，這種自信有澎湃的精神靈魂。

也有人往往把今天的中國政治同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的君主專制相聯系；人們也習慣于認定封建王朝君主專制沒有靈魂，只能靠鐵血手段來維系，并同樣將這一特征聯系到今天的中國政治上。但事實上，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制有強大的民意與思想基礎，上述理解不過是驚人歷史誤讀。同樣，那種以為今天中國政治沒有民意支撐、沒有精神靈魂的看法，說到底不過是反對派的攻訐。中國聲勢浩大的全民抗疫運動證明，集體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犧牲精神構成澎湃的精神之魂，給中國政治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支撐。整體而言，中國人民對當今中國政治的認可與認同度，已經達到全球較高水平，比之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只高不低。這就意味著，當代中國政治有強大的思想價值基礎，也具有足夠的政治合法性。

其三，這種自信有成功的實踐支撐。

疫情危機之下，中國的成功勝出同西方的掙扎淪陷構成鮮明的對比。對比之下，人們看到，中國更關心民生與人民的生命財產，更充滿人情味，沒有沾染任何一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傲慢、嚴酷。抗疫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在中國的政治、理論之下，人權更有保障，人的自由與發展從根本上說更有可靠的依托，這種依托建立在個人與集體與國家高度協調性的基礎上，而不是將某個方面絕對化。這就是為人們所概括的中國力量、中國情懷與中國擔當。

與此相對應，“民主國家”的抗疫實踐證明，抽象與絕對化的人權自由在一定條件下急劇地轉化為沖突與對峙，從而導致社會集體性失序，組織性失靈，最終結果難以避免地嚴重侵蝕真正意義上的人權與自由，并使之遭到根本性的破壞。西方社會這種體制性悖論在此次疫情危機中展示得十分充分到位，充分暴露了他們的理論困境。人們看到，在疫情危機的壓力下，他們居然將65歲以上的老年人排除在就醫治療的范圍內，這就是所謂保障人權。但事實上，這是對人權最粗暴、最悲慘的踐踏。對比西方各國在此次疫情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冷血，更加彰顯中國政治倫理的特殊優越性，給理論自信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實踐支撐。

其實，上述這些都不是偶然發生的，并不僅僅是一場瘟疫的結果。為什么中國能干凈利落地取得抗疫成功，而西方國家則苦苦掙扎其中，這其中有深刻的政治與歷史意蘊，而并非任何偶然與僥幸。

三、在新的思想與現實基礎上，中國人民將作出新的政治判斷

經過接近半個世紀巨大的發展與進步，今天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不變化，全民抗疫成為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歷史轉折點，建立在上述歷史合理性、政治合法性和制度優越三個方面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其中深層原因，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完全可以做出如下幾個關鍵性的判斷：

判斷之一：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同中國所固有的社會結構實現了有機結合。

中國抗擊疫情危機的全民社會實踐運動證明，當代中國制度同傳統中國社會高度契合。

幾千年一脈相承連綿不斷的中國歷史塑造了中國所有固有的傳統社會結構，這一中國所固有的社會結構在行政治理上表現為郡縣鄉村層級治理架構，在單元上表現為城鄉二元制結構，在形而上精神層面則表現為權力與倫理的共治。譬如此次全面抗疫，某地農村曾出現這樣一幕，老村長手持青龍偃月刀坐于村口，威風凜凜地嚴禁一切往來，于是內外井然。但事實上，這位老村長之所以如此權威，其核心要素并不是他的村長職位，更不是其手中大刀，而是其德高望重的倫理身份。

歷來都有人不假思索地武斷認定，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是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說的產物，是前蘇聯制度模式的翻版。實際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今日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秩序源自于中國歷史及其軌跡，源自于中國特定的國情實際。譬如，許多縣市其行政源流與治理軌跡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乃至更早，具有強烈的歷史延續性與繼承性。

這種情況說明，中國需要有一個與傳統社會結構相適應并高度契合的政治制度，而這個制度既非所謂蘇聯模式，也更非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而是當今中國正在實踐運行中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在接受、容納與揚棄中國傳統制度體系的基礎上，同傳統社會的架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高度契合、緊密耦合。上述老村長守村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經過建國以來幾十年的磨合，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同中國社會的結構已經高水平地整合在一起，這是一種結構性結合，這一結合為中國未來的歷史軌跡提供了十分可靠的穩定性與確定性，越到關鍵時刻，越能彰顯其威力與效能。現在，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只要這種結構性結合不被人為地加以破壞，中國就將如同歷史上漢、唐等王朝一樣，實現驚人的“長世之御”。

判斷之二：民族精神同執政為民精神實現了有機結合。

愛國主義、天下為公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精神代表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忘初心、執政為民代表共產黨的政治宗旨，這兩種精神具有人類精神本體上的同一性質，但它們又分屬于不同的政治層級。后一種精神是前一種精神的升華，前一種精神是后一種精神的普及。沒有前者做基礎，后者就是斷線的風箏；不能升華和升級為后者，或者沒有后者的引領牽引，前者也會發生偏頗偏離。兩種精神的互認程度有多大，整合度多高，相應地，中國社會的政治融合度就有多大，中國社會的融洽性就有多大。簡單地說，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不認可、不認同社會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對立面，則必然放大或催化中國制度下的各種災難，瘟疫危機也不例外。

但是，在此次全民抗疫運動中，上述兩種精神實現近乎完美的整合。責任使命、擔當奉獻、犧牲精神映現在具體每一個抗疫工作者身上，他們或者是普通工作者，或者是共產黨員，都分別以上述兩種不同的精神為底色，演繹著中國制度之下的精神生態，從而賦予中國制度以豐滿的血肉魂靈。

判斷之三：制度、政府與領導者三者的有機結合。

全球抗疫中，一些號稱民主國家的當權政客經常口爆驚人之語，什么集體免疫；什么死亡預期控制在2萬人以內，但沒有必要驕傲；什么美國如果死掉10萬人，政府就算干的很好，等等。對此有評論稱，在中國如果有人這樣說話，政治上將有不堪承受之重。但是，類似這樣的雷人雷語卻經常見諸于西方民主國家當局，這等情形，真是令中國人大開眼界，著實長了見識。

其實，這真是一些中國人少見多怪了，反映了他們的認識誤區，他們一直習慣性以為西方的民選制度是最好和先進的制度，先進的制度下自然而然就會涌現優秀的政府，就會擁有杰出的領導者掌舵領航。

但實際卻完全不是這么一回事。事實上，且不論西方制度是否先進，即便在先進的制度下，也并非天然地就一定會有優秀的政府，特定屆別的政府可能著實不爭氣、不怎么樣；有了先進的制度，有了好的政府，也并不是天然地就有好的領導人執政領航，如果一個混蛋當權，照樣可以把一個好政府搞砸，也把一個好制度搞砸。對于這種現象，簡單地說，就是好制度下不一定好政府，好政府不一定好人當政。

但是，重大危機關頭，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卻是三者缺一不可，而且還要實現三者的有機結合。

此次中國的全民抗疫運動，可以看做是上述三者皆備并實現有機結合的典范：在堅強的制度體制保障下，國家居中指揮調度，掌舵領航堅強有力；政府職能最大限度發揮，靈活高效；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對各級負責人的淘汰激勵機制立刻生效，優勝劣汰的應激反應馬上到位，等等，以最快的速度實現好國家、好政府、好人當權這三者的有機結合。所以，全民抗疫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勝利，是中國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勝利，充分彰顯了中國獨特制度模式的巨大優勢，而西方各國抗疫的失敗，則無情地折射出深刻制度體制問題，像中國那樣的組織動員，上下一盤棋，在號稱民主國家那里，完全沒有迅速實現的可能，盡管有些國家的最高當局堪稱荒誕無稽，但也只能無可奈何地等待選舉的政治周期，其民眾也只能在疫情危機中苦熬硬挺。這是他們制度模式的失靈，是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也是個人主義價值體系的的滑鐵盧。

這就是中國制度優越性的學理根據之所在。

放眼世界，輿論普遍認為，此次全球性的疫情危機很可能掀開人類歷史性的一頁，而在這樣一場帶有歷史轉折性質的突變過程中，中國成了最大的贏家（當然也因此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嫉恨）。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充分展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自覺擔當，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披荊斬棘、奮勇前進”。中國固然因為疫情而出現相當的生命財產損失，但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綜合收獲遠遠大于損失。中國既獲得了公共衛生、社會治理等方面“形而下”的收獲，也有經驗與精神等方面“形而上”的收獲，既獲得了國內管理方面的收獲，更獲得全球治理領域的收獲。總的來說，其中政治收獲最大，這是一筆寶貴財富，而且代價不菲、來之不易，相信在今后一定能夠大放光明、更加輝煌。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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