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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對“四月危機”為起點，經過幾年探索，新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戰略逐步形成了：在所有制上，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而沒有實行“各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更沒有實行私有制；在發展戰略上，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沒有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在經濟體制上，實行以計劃經濟為主，而沒有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在農村，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之后，又迅速進行了農業合作化，并沒有像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那樣維持土地個人所有制；在國際戰略上，建國直至20世紀50年代末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而沒有實施全面開放；在分配上，強調公共消費為主，基本生活資料采取配給制，而沒有實行自由交易。當然，在具體的步驟和路徑上，這些制度并不是同時確立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

和當前一些流行的看法不同，我們認為這套戰略的形成，既不是出于意識形態，也不是迷信蘇聯，也不是出于所謂“對公有制的迷信”，而是啟動中國工業化的客觀需要，有著自己內在的、科學的邏輯（見圖1-1）。

優先發展重工業

優先發展重工業，是新中國發展道路最直觀的特征。如果僅僅從經濟效率出發，按照“比較優勢”，中國資本稀缺、勞動力充裕，應該優先發展輕工業。因此有觀點認為，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是一個錯誤的選擇，造成了資源配置的“扭曲”。還有人認為這是迷信了斯大林關于“重工業優先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征”的論斷。這些看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歷史條件來看，確立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也是發展輕工業和改造傳統農業的前提。無論算政治賬還是經濟賬，都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

從政治上，發展重工業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發展重工業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半年多，1950年6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就入侵朝鮮，并威脅中國安全，中國被迫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的立國之戰，一仗打出幾十年和平紅利，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犧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沒有基本的工業體系。戰爭讓新中國迫切感受到重工業的必要性，無論是應對常規戰爭還是核威脅，都需要重工業基礎。國防工業涉及大量尖端技術，不可能一步登天，只能在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基礎上，日積月累、厚積薄發。陳云在《抗美援朝開始后財經工作的方針》提綱中明確地寫道：“收支部署：戰爭第一，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第一沒有價錢還一一沒有這個，可以沒有一切[1]”。對新生的新中國，重工業就是這樣一種地位，不是效率高低的問題，而是“沒有這個就沒有一切”，這個邏輯要超過用“比較優勢”衡量經濟效率的邏輯。

退一步說，即使不考慮國防的需要，僅僅從經濟邏輯來看，優先發展重工業也是必然的選擇。這是因為，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并不是相互獨立、互不相干、可以任意選擇的。在選擇發展戰略的時候，還要考慮到各種產業之間的技術關系。在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當中，重工業是基礎，因為重工業為輕工業部門提供原料和設備，為農業提供化肥和機械設備。1949年，中國國民收入中，工業只占12.6%，重工業又只占工業的26.4%，而當時發達國家工業增加值占GDP一般在50%上下。中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而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為8785萬噸，前蘇聯為2733萬噸。1952年人均發電量僅為12.6千瓦時，只有同期蘇聯的1/44，美國的1/234。這種工業基礎，不可能為農業和輕工業提供機械、化肥等現代生產要素，也無力開展交通、水利、電力、能源等基礎建設[2]。

由于重工業基礎薄弱，農業無法擺脫自然經濟的瓶頸。建國初期，農業基本上還是依靠人力、畜力和使用農家肥，如果沒有現代化的化肥、農藥、良種和農業機械，農業產量就不可能突破土地和傳統技術的約束，也就不可能擺脫“以糧為綱”，騰出土地來發展經濟作物，也不可能把大量農村勞動力解放出來。實際上，是到了1970年中國已經形成相對獨立的裝備工業體系，裝備自給率達到80%之后，農業機械化才開始加速普及，為最終解決吃飯問題創造了條件。

同樣，由于重工業基礎薄弱，新中國本來就脆弱的輕工業，也不可能獲得進一步發展。輕工業需要從農業和重工業部門獲得原料，一五期間，由于化學工業基礎薄弱，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產值的50%左右。由于農產品產量有限，再加上土改之后糧食在農村分配更加公平，農民對糧食的需求增加，提供給輕工業的原料就更有限。從1950年起，輕工業多次出現開工不足，“四月危機”期間就出現過棉紗供不應求，棉紡織業部門爭相囤積原料，甚至茶商、薄荷商也爭相囤積棉紗。1952年經濟恢復之后，輕工業產能仍然利用不足，棉紗、食用油、卷煙、糖的生產能力分別只能發揮78%、57%、21%和54%，其背后的原因就是農業部門無法提供足夠原料。

這表明，在農、輕、重三者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給農業和輕工業更多的支持，才能給輕工業供給更多的原料。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結論，那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是理性的選擇、必然的選擇。

上述道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當時已在各種場合作了闡述。1953年12月，毛澤東強調：

“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如果我們不建立重工業，我們現有的輕工業就會一天一天破舊，而得不到新的裝備的補充和改造，要擴大輕工業和建立新的輕工業也會困難。因為沒有重工業，過去在我國農業中就幾乎完全不使用機器，也很少使用化學肥料；如果現在我們還不發展機器工業和化學工業，我國的農民就會長期得不到新式農具和農業機器，長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學肥料，我國農業的合作化和農產量的增加就會遇到困難。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必須是發展重工業。[3]”

陳云在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題為《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也說道：

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擴大輕工業，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統地改善人民生活。我們現在的情況是這樣：一方面許多輕工業品不能滿足人民需要；另一方面許多輕工業設備還有空閑，原定增加的紗錠還得減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來自農產品的原料，比如棉、絲、毛、煙葉、甘蔗等等以外，還缺少來自重工業的原料，比如化學品、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等等。因此，為了發展輕工業，為了有系統地改善人民生活，也必須發展重工業[4]。”

標注：

[1] 陳云：抗美援朝開始后的財經工作方針[EB/OL].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55/4492577.html

[2]梅新育. 對建國初30年的重新估值[J]. 環球財經, 2009(10):54-58.

[3]南開大學歷史系黨史組、馬列主義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第四冊，南開大學歷史系黨史組、馬列主義教研室1974年版，第193－194頁

[4] 董志凱. 中國老一代革命家工業化戰略研究[A]. .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1）[C].:,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