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執政導向問題，事關依靠誰，為了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黨的初心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時的，一個國家和民族任何時候都不應當放松經濟建設，但經濟建設畢竟只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手段之一，是一個層面而非全部目的。當全局一旦帶動起來，如果不及時調整執政航向，就難免以偏概全。在我國發展歷程中，有三十多年時間主要是用經濟導向和經濟手段來管理社會，已經帶來嚴重的社會弊端，必須從根本理念上把執政導向扭轉到“以人民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是社會和諧的粘合劑，“利”是社會分裂的催化劑。新時代必須緊緊圍繞民生、民權、民怨展開工作，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真正落到實處。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就是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精神需要和現實不斷創新發展、滿足這種需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當現實極大地阻礙著社會的普遍需求欲望，而執政團體又不能有效平衡和解決這一社會矛盾時，就會發生社會變革甚至社會革命。因此，從需要、創新（生產）到社會變革，人民群眾都是認識和實踐的主體，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作為一個執政團體，能不能順應社會歷史發展潮流，與時俱進地調整執政導向，不僅關系到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更關系到政權穩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果斷決策，把我國發展的航向扭轉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正確軌道上來，極大地調動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舉國上下到處呈現出團結一心，奮力拼搏，邪遏紅揚，風清氣正的新局面，充分證明了黨的執政能力越來越強。
一、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決定了黨必須以人民利益為中心
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起來的政黨，人民和人民群眾的理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的人民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也是《共產黨宣言》所確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就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而奮斗作為自己的根本目標。1921年黨成立時通過的第一部《黨章》——《中國共產黨綱領》就提出：本黨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1]”。這一黨綱雖然沒有“黨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服務”的明確表述，但在黨的目標上，已經提出“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消滅階級差別”；“廢除資本私有制”等，表明了黨的初心就是為了天下勞苦大眾的利益而奮斗。井岡山時期，黨又確定把鐮刀斧頭作為黨的旗幟標志，更進一步表明黨就是工農群眾利益的忠實捍衛者。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看一個人是不是共產黨人，就是看他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話做事”[2]。1938年 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又指出：“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3]。1941年 1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時又進一步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4]。1945年 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再次指出：“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5]。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更是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確定下來。黨的宗旨是黨員干部的行動指南，是衡量黨員干部是否合格的 “標尺”，也是一切工作必須圍繞的中心。因此，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們黨最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初心。“標尺”一旦確定，就有了檢驗標準。正是由于我們黨堅持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在政策和體制機制制度以致法律上，賦予人民監督黨員干部的權力，因此，才有了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黨的大多數干部都能時刻想著群眾，密切聯系群眾，形成了黨群之間的“魚水關系”；才出現了許許多多焦裕祿式的干部和雷鋒式的共產黨員；才涌現出一大批王進喜式的各條戰線的帶頭人。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明確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黨領導國家發展的指導思想和重要方針。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堅持一切為了人民，就是要“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6]”。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他更明確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這些重要論述，充分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和執政為民的責任擔當，為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提供了價值取向。列寧曾經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7]。以人民為中心，就必然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也就必然會把滿腔熱忱回饋到黨和國家的事業中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不僅先后領導了高壓反腐、打黑除惡以及其他一系列社會治理整頓措施，而且緊緊盯住老百姓最直接、最關心的利益，著力推進以脫貧攻堅為中心的小康社會建設步伐，使人民群眾得到極大的實惠。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由此得到空前煥發，不僅以極大的熱情參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秩序也成為近幾十年來最好的時期。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后，全國人民表現出極大的自制力、自覺性和高度的責任心以及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風格。正是由于上下一心，才使新冠疫情短期內在我國得以有效遏制。在世界經濟普遍衰落的情況下，唯有我國出現持續增長。這些情況充分說明，什么時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什么時候就民心順，干勁足，社會安，政權穩。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永遠堅守的執政導向。二、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毋需回避，在改革開放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們黨在發展思想上，一直強調“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與“以人民為中心”在價值取向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面。如果不從理性上全面剖析二者的根本區別，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做深入剖析，就難以正本清源，從根本理念上把執政導向扭轉到“以人民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及時提出要把全黨的主要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并進而提出“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種以局部帶動全局的發展思想，在當時來講是完全必要的。黨在重大戰略方針上的這種及時轉移，對集中全黨智慧和精力，從而集中全國人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享受到了經濟發展成果帶來的紅利。但經濟建設畢竟只是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初級本能，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手段之一。社會治理是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治理手段的系統工程，三大要素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一個國家和民族，任何時候都不應當放松經濟建設，但過分強調經濟建設而忽視政治、文化建設，必然導致系統失衡，從而極大地破壞社會發展的基礎。當經濟建設成為全社會的一種自覺行動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應該已經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如果不及時調整執政航向，難免以偏概全，顯得力小而任重，難以擔負。十八大前之所以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就是這種指導思想下的必然反映。其主要在于：其一，從社會價值取向的角度分析：當我們把經濟建設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時，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政績衡量標準，自然就會傾向于經濟發展結果，其他社會需求和社會治理就會在實踐中讓位于這一中心。特別在普遍唯上不唯實的政治生態環境中，更會如此。一些人為了完成這一中心就會變得不擇手段。許多帶血的GDP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形成的。黨的十八大后，各地掃黑除惡中揭露出大量以企養黑的重大黑惡案件，也追究了當地不少黨政領導干部的責任。但從歷史環境的客觀角度分析，一些黨政領導干部其實是有難言之隱的。因為從經濟建設的角度看，這些涉黑企業，往往是當地利稅大戶和就業安置大戶，出于當地經濟政績的考量，一些黨政領導干部有時明知這些企業有不規范甚至違法行為，為了完成地方利稅指標和保證就業等，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去深究。如此，導致這些涉黑企業越來越猖獗，而企業也就會越做越大。當這些企業的利稅、就業以及對當地公益事業等方面的“貢獻”越來越大時，上上下下的各種人脈關系就會越積越廣，黨政領導干部也就越來越下不了手或不敢下手。如此就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許多黑惡勢力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滋生和壯大的。這種滋生和壯大，必然會傷及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最終把不少老百姓排斥到社會的對立面。其二，從社會資源形成的角度分析：追求效率是發展經濟的天然屬性。當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這種天然屬性一方面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了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與使用，為社會高效率地創造了財富，極大地滿足了社會成員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有一種排斥收益平等的自發行為。當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社會管理者從思想意識到現實需要，都很難對此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這就必然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而兩極分化又會反過來制約和破壞效率效應，并會引發其他一系列的社會反應。我國改革開放后至十八大前，存在的嚴重分配不公、官員腐敗、群體性事件頻發以及社會道德淪喪等等，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與我們過分地突出經濟建設的地位而忽視社會公平正義、忽視人民利益有著很大的關系。這一系列問題，深刻反映出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雙刃劍”特性。黨的十八大后特別是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及時調整黨治國的戰略方針，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僅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而且保住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全部成果！
三、過分突出經濟導向和手段必然帶來嚴重的社會弊端
在我國發展歷程中，畢竟有三十多年時間主要是用經濟導向和經濟手段來管理社會的，如果不從理性上全面剖析這種導向和手段帶來的社會弊端，就難以正本清源，從根本理念上把執政導向扭轉到“以人民為中心”的軌道上來。誠然，從嚴格的理論意義上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不等同于完全用經濟手段來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和進行社會管理。但不可否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核心內涵，就包括著以經濟激勵的手段來刺激人們的積極性。在十八大前，能在理論上廓清或者說愿意廓清、并在實踐中正確把握“經濟建設”與“經濟手段”之間關系的地方官員不能說沒有，但絕對不是多數。在不少官員的頭腦中，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經濟效益（利益）為目標”是沒有多少區別的。而工作中，也就自然地以“經濟手段”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動力。黨在長期革命斗爭和實踐中形成的政治思想工作、群眾工作等優勢已經沒有多少干部記得、更不會去運用了。工作上的這種一切“以經濟效益為目標”，輻射到不少官員和公職人員個人生活中，就是一切以個人得失為基準。不僅在工作上為了經濟利益或效益，可以不顧群眾利益和呼聲；更在生活中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滿足，不計一切后果，甚至喪失道德良心。出現這種情況絕不是偶然的，中國傳統思維習慣及“經濟”的本質特征，都決定了過分運用經濟導向，必然帶來這種惡性循環結果。中國有句古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8]。這句古話從根本上揭示了君子與小人不同的價值追求。在人性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自然本能，就是追求物質欲望的最大滿足。這是人性給人帶來的天然的也是最本質的“惡”的因子，也是一切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更是社會治理中的重點。馬克思曾指出：“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他們財產和利己主義個人的保護”[9]，“人類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10]，一語道破了人性的本質。正因為如此，善治國者，常常是把治國的主要著力點放在遏制人的這種天然“惡”性上，倡導社會去驅惡揚善。在這種情況下，人性雖然也有對物質欲望即“利”追求的一面，但受社會大環境的制約，大多數人都會用社會可以接納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在這種社會風尚下，社會就因此而顯得文明和諧，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好人揚眉吐氣，壞人如過街老鼠，社會的整體道德水準與和諧水準也就逐步提升。在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毛澤東時代治黨治國的精要。雖然毛澤東在治黨治國過程中也曾有所失誤，但有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即除少數禍國殃民的野心家、陰謀家外，絕大多數人的是非觀、榮辱觀是非常分明的；絕大多數黨員干部對黨的事業和人民是異常忠誠的。“是”和“非”，“善”和“惡”，在一般的社會生活和以至在基層政治生活中是涇渭分明的。遵紀守法，老老實實的人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而投機取巧，強取豪奪的人卻為社會價值觀所不齒，也會受到大多數人的自覺抵制。這是 “毛澤東熱” 時至今日越來越火的一個重要社會基礎。出現這種局面，固然與毛澤東時代各方面的環境條件有關，但有一個重要原因卻不能忽視，即毛澤東在治黨治國過程中，注重引導黨員干部重“義”而輕“利”，突出用“義”來激揚全黨和全社會。雖然在這種引導過程中，也曾一度出現過“純精神”的偏差，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毛澤東治黨治國的成功一面。
毛澤東的最偉大之處在于，沒有簡單地就“義”而論“義”，而是把中國傳統的“義”，上升成為一種民族和人民的大義，即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指導下，與中國革命實踐有機結合而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其最本質的核心就是“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曾經指出：“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正因為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革命戰爭年代，有那么多的共產黨人和革命戰士為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不畏強暴，不怕犧牲，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共產黨人面對敵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誘，堅貞不屈；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那么多出生于優越家庭中的城市青年，放棄城市的舒適生活，自愿跑到延安的小山溝里去吃苦受累，奉獻青春和生命；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時代怎么會產生許許多多雷鋒焦裕祿式的無私奉獻的英雄模范；同時也才能理解人民面對黨的失誤所表現出的寬容與諒解。
但是，如果執政導向提倡社會去追逐利益時，所產生的卻是另外一種截然相反的社會效果。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曾經有句名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就大多數人而言，當條件環境需用自己去掩飾時，更多地表現出天使的形象；而當環境條件不需用去掩飾時，野獸的特征就會暴露出來。如果社會把追逐利益作為一種主要導向，無異于去激發人性中追求欲望滿足的動物本能。人的欲望具有越刺激越強烈的特點，永無止境也永難滿足。當社會環境允許人的這種動物本能毫無顧忌地釋放時，人性中“惡”的因子就會被空前地激揚起來；當做“天使”意味著物質和精神的“雙損失”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去向往“野獸”。一般情況下，追求利益的帶頭響應者首先是社會上的唯利是圖之徒。這從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先富起來的人群主體結構就可以看出一斑。我們不否認這部分人在經濟發展中的某些作用，但我們也不可無視這部分人對社會發展造成的難以挽回的嚴重危害。吃喝嫖賭抽、包二奶、養小蜜、偷稅漏稅、請客送禮、賄賂風行就是從這部分人中帶頭開始的。這是人性中“惡”的因子被激揚的必然結果。而這種“惡”的因子一旦被激揚，必然會像脫韁的野馬，肆無忌憚地去踐踏社會；最后直至泯滅一切道德良心，踐踏人間一切公平正義。在人類社會中，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被普遍地遵循。在市場經濟社會中，這種規則更是表現的淋漓盡致。由于經濟發展導向刺激起人性中“惡”的因子，而這部分人又大多是趨利“小人”，因此，這部分人自然就成為社會的強勢群體。但在這一群體中，也有層次的高低不同之分。受弱肉強食規則所左右，這些人都懂得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獲得地位和榮譽，就必須在關鍵時刻下得了手，狠得下心，必須學會冷酷和無情。即使是有人想發善心，想堅守道德和良心，由于擔心競爭的殘酷性，也絲毫不敢有過分的慈善和憐憫，否則就可能被社會潮流所淹沒。因此，為了生存和發展，就必然不擇手段。在這種不擇手段的競爭中，自然有人通過不擇手段取得成功。這必然又會導向更多的人去通過不擇手段來應對殘酷的現實。社會因此而進入一種“為了目的，不顧手段”的惡性循環狀態。所以，這種弱肉強食的競爭，最后只能變成少數強勢者之間的互相傾軋，而大多數處于弱勢地位的人民群眾只能成為這種傾軋的受害者。這種規則自然會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和左右人的思想，主宰著社會的一切。政治領域更是首當其沖。《厚黑學》之所以在我國官場和商界流行，正是這種社會心理需求的表現。漸漸地，社會的價值判斷就會由道德良心為底線轉化為以利益為軸心，社會風氣在逐步走向惡化，社會道德在逐步坍塌，社會惡性循環的態勢變得越來越嚴峻。正氣和邪惡總是此消彼長的。當追逐利益成為社會主旋律時，講究道德良心的謙謙君子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競爭過唯利是圖的“小人”的，社會只能導致強勢者更強勢，弱勢者更弱勢的結果。而處于弱勢地位的普通民眾，更被置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以人民為中心”無異于癡人說夢話。在我國，許多中小型國有企業由承包轉向破產，許多鄉辦村辦煤礦被“合法”地轉為個人所有，許多礦產資源被廉價“圈占”，老百姓賴以生存的水源被污染或枯竭，事關子孫萬代健康的環境越來越惡化，土地被廉價收購，房屋被強行拆遷…...，其受害最重的自然都是弱勢的民眾。而當現實告訴人們弱勢就要受欺時，全社會的大多數人就會為了改變弱勢境況而變得更加不擇手段和毫無寡廉鮮恥。從賣淫吸毒在共和國國土上基本銷聲匿跡，到性病、艾滋病以及許多已經絕跡的傳染病到處蔓延；從假藥品、假食品、地溝油充斥市場，到無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豆腐渣工程；從買官賣官由私密走向基本公開，到欲壑難填的官員敲詐勒索；從人人對貪污腐敗由心底里痛恨，到不少人羨腐、盼腐為能腐敗而絞盡腦汁；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尚，到坑蒙拐騙偷的隨處可見；從老太太小孩子見到損害集體資財的人也會主動出面阻擋指責，到警察見到大街上殺人都要躲開走；從見義勇為成為不少人的向往和追求，到沒有人敢去救助路旁跌倒的老人；從女大學生為了改變命運不得不去賣身，到兒女不贍養老人，父母遺棄自己的親生子女......這一切無不是錯誤的社會導向下，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惡”的因子膨脹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同時，由于全社會都去追逐利益，因此，沒有多大利益的事也就再沒有多少人會去盡心竭力，認真負責地干了。不敢負責，不會負責，不想負責成為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的共同心理，社會普遍變得浮躁起來。一段時期內，各種礦難不斷發生，火車飛機頻繁失事，群體性事件時有爆發，都與這種普遍的不負責任有極大關系。上述分析無可置疑地證明：“義”是社會和諧的粘合劑，而“利”是社會分裂的催化劑。“義”具有明顯的社會性特征，當社會提倡人們唯“義”是舉時，人就會共同凝聚在高尚的社會價值觀和社會道德周圍，對違背社會道德的人同仇敵愾，促進社會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從而促進著社會和諧。而“利”卻有著明顯的自私性特征。當爭取利益不僅關系著自己的生活質量，更關系著自己的尊嚴和地位時，人們就會不顧一切地去為利益而斗爭。毛澤東曾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11]。人類從事政治活動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獲取利益，而通過政治活動、運用政治權力獲取利益的方式是強制性的。這種強制性必然觸及到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上述論證足以證明，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執政導向下，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發展脫離人民，傷害人民！上述事實也無可辯駁地證明：過分地依賴于經濟手段去刺激社會發展，既刺激不來方志敏式的對清貧的淡定，也刺激不來董存瑞、黃繼光式的對死亡的大義凜然，既吸引不回錢學森式的海外孜孜學子，也造就不了王進喜式的一代英雄。而只能使強者更惡，弱者更弱，最后導致大量社會問題的發生，甚至導致亡黨亡國！
四、賦予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新的歷史內涵
2018年6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同時指出：“縱觀人類歷史，世界發展從來都是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大變局必然有大矛盾。特別是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這種大變局基礎上產生的大矛盾更加凸顯。要應對好這種大變局，首要的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全面抓好政治、經濟、文化系統治理的同時，當前要注重圍繞民生、民權、民怨三方面展開工作。民生是國家穩定的基石。在此方面黨和國家已經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下一步，根據國情變化和國家實力的增長，除下功夫落實好中央提出的振興鄉村計劃外，還應該著力推進人民群眾關注度極高，呼聲特別強烈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四項改革，切實將這些社會基本保障納入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民權是人生的基本需求。習近平同志指出：“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 ”[12]，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13]。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除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外，更有對人生尊嚴的追求。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政治活動與經濟活動一樣，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人們的物質利益。沒有政治參與就無法保障經濟利益公平性和合理性。從另一方面看，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講氣節的傳統，“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來之食”等典故說明不少人對尊嚴的追求比對物質追求更甚。在現代社會下，追求民主權利，既是人類自我尊嚴的價值向往，更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現。但在目前，由于受歷史余悸的影響，我們在這方面還顯得畏手畏腳，在基層更甚。不僅建國初期行之有效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基層群眾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自治組織蕩然無存，即使是黨內民主監督、民主生活等基層黨組織民主政治建設制度，也都流于形式。普通黨員和普通老百姓在基層政治生活中基本沒有參與權，更沒有話語權。包括黨代表選舉、人大代表選舉、政協委員推薦這樣嚴肅的政治生活大事，都是由上級定好人選后，選舉時走走過場。而被選舉上的這些黨代表、人大代表照樣沒有多少民主權利。在今年換屆選舉中，有的地市采取先以代表團選掉內定的差額人選，然后在代表大會上采取只要同意選票人選，就不用動筆的辦法，實行正式選舉。這種方式，簡直讓人無語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忽略民意的官員必然眼睛向上。只要有暗箱操作，少數人決定，腐敗就難以避免。絕對的民主是可怕的，沒有民主或讓民主流于形式，則更可怕。因此，必須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積極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依法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要著力推廣基層黨組織重大決策票決制；要真正恢復并發揮機關、企事業單位（包括民營企業）職代會的作用。同時，更要在地市以下著力推進黨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員（包括組成部門）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差額選舉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才能激揚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關心愛護國家意識，才能保證官員將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結合起來，才能從根本上預防用人腐敗，從而從根本上切斷腐敗之源。民怨是顛覆政權的突破口。當前國內外敵對勢力加緊了對黨和國家政權的顛覆，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應對新冠疫情期間表現出的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和號召能力，更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國內“恨國黨”的極度嫉妒與恐慌。而這些敵對勢力顛覆政權的最佳突破口，就是利用一些民眾對國內某些事務和某些突發事件的不滿情緒，來蠱惑社會，瓦解民心，破壞穩定。黨的十八大后，雖然政治生態有了極大改觀，但普通民眾生活的底層社會生態，仍然潛伏著對社會不滿的極大戾氣，諸如政策決策中的不接地氣，面對民眾訴求的官僚主義，部門辦事中的處處求人，奇葩百出的司法腐敗，隨處可見的假冒偽劣，充斥城鄉的賣淫吸毒，不堪承受的學生負擔，令人氣炸的醫療腐敗，防不勝防的網絡詐騙等等。這些大面積存在的戾氣，成為潛伏在民間的“炸藥包”，偶遇突發事件，極可能成為點燃“炸藥包”的“導火索”。特別在現代通訊異常發達的今天，更是如此。因此，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覺，對一些容易引發社會激動情緒的事件，諸如曾經吵得沸沸揚揚的明星偷稅漏稅事件、轉基因問題、暴力強拆、大款奸淫幼女司法裁判不公以及攻擊革命偉人、革命人物等，必須制定部門及時回應制度，以防止輿論發酵，引發社會動蕩。而更重要的是要及時采取措施，對破壞基層社會生態的行為加大整頓力度，使民眾中存在的普遍性戾氣逐級消除。總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必須注重充分發揮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要在執政理念上改變 “救世主”的舊有思維習慣，在法制規范的基礎上，通過還權于民，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變自己。從而真正激發人民群眾對國家、對民族的主人翁意識，激發人民群眾中蘊藏的極大創造性和積極性。[1] 參百度360百科：《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2] 轉引至《黨的根基在人民 黨的力量在人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群眾路線的重要論述》 作者：康鳳云（江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3]《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22頁[4]《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09頁[5]《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096頁[6]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9]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39 頁[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頁[11]《<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1955年9月—12月《毛澤東文集》第6卷）[12]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 [13]中共十六大報告第五部分，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 （作者系山西省呂梁市黨建研究會常務理事、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