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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持革命性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奮斗目標的革命黨，毫無私利的偉大胸襟與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共同賦予了它徹底的革命性。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性是其內在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斗志與外化的革命實踐、革命綱領的集中體現。徹底的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真正的、現實的革命黨的內在規(guī)定性，它伴隨馬克思主義政黨存續(xù)和發(fā)展的始終，不論是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還是處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都不能弱化、缺失或喪失革命性。蘇共曾是一個長期執(zhí)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但是由于蘇共弱化乃至喪失革命性，致使蘇共組織紀律渙散，“蘇聯(lián)模式”逐步僵化固化，加上后期意識形態(tài)逐步崩潰，最終釀成“亡黨亡國”的悲劇，教訓何其深刻！習近平曾說：“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開始，就自覺肩負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使命。回顧中國共產黨97年來的奮斗歷程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從“推翻舊世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到“建立新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從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到“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國人民在不屈不撓的“偉大社會革命”中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從縱向、橫向比較來看，我們可以發(fā)現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已經成為繼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根本政治前提，而保持革命性則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維護長期執(zhí)政地位的內在要求。

　　第一，保持革命性詮釋了“革命者”的政治邏輯。任何一個政黨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都會遵循一定的政治邏輯，長期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更不例外。中國共產黨是靠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貫穿于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全過程。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就是帶領廣大無產階級通過武裝斗爭，從反動統(tǒng)治階級手里奪取政權，組織自己的政權，不斷優(yōu)化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大力發(fā)展，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這一歷史使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保持革命性，這也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深刻內涵所在。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從長遠目標來看，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從近期目標來看，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是黨的“初心”所在。從根本上講，這個“初心”源自對人民無限忠誠與負責的堅定信念。正如習近平所言：“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精神上“缺鈣”就會得“軟骨病”，會使共產黨人喪失擔當精神，喪失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共產黨人的頭腦只能由馬克思主義來武裝，而不能被自由主義思潮左右。因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當今世界總體格局呈和平與發(fā)展的態(tài)勢，但是帝國主義并沒有放棄“和平演變”中國的陰謀，相反，它們利用各種“去階級化”“去意識形態(tài)化”或“去政治化”的偽裝向中國兜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神鴉片。堅定理想信念首先要明確“我是誰”的政治定位，如果在這一前提性問題上出現認識模糊或認知錯位，就像第一顆扣子扣錯了，其余的扣子就會跟著扣錯。在“我是誰”這一問題上，習近平代表中國共產黨給出了旗幟鮮明的回答：“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不要忘記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是革命者，不要喪失了革命精神。”旗幟鮮明講政治，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者，是在中國長期執(zhí)政的革命者，也是領導中國人民持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革命者。對革命黨或革命者而言，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歷史經驗表明，一個長期執(zhí)政的革命黨如果喪失革命精神或革命性，它往往會在時代變革中逐步喪失先進性而淪為保守派或守成派，甚至變?yōu)榉磩优桑蜁谏鐣久苓\動中喪失應有的政治定力而背離執(zhí)政的初心與使命。可見，保持革命性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歷史方位上“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它隱含著“是革命黨在長期執(zhí)政，不是一般的政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政治邏輯。

　　第二，保持革命性蘊藏著“革命辯證法”的方法論邏輯。社會主義制度為馬克思主義政黨長期執(zhí)政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礎。一旦離開這個基礎，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的共產黨能夠做到長期執(zhí)政。其實，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的物質基礎也是變動的，它受到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支配。順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矛盾運動，不斷推進“偉大社會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鞏固執(zhí)政基礎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必須遵循的基本規(guī)律。習近平強調，“要實現黨和國家興旺發(fā)達、長治久安，全黨同志必須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了97年的偉大社會革命繼續(xù)推進下去”，“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xù)，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我們需要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97年的“偉大社會革命”的主題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歷史感，這個主題的變遷以中國社會發(fā)展不斷變化的“歷史邏輯”作為判斷的客觀依據。97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在探索中大致經歷了“進行什么樣的革命，怎樣進行革命”“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怎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四個具有連續(xù)性且不斷深化的主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持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探索中，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的革命本真精神，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總結歷史經驗，考察現實問題，展望未來愿景。恩格斯曾說：“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列寧也曾說：“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fā)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fā)展。”運用“最徹底的發(fā)展論”去考察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fā)展”，實際上就是承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從誕生到成熟還需要經歷若干階段，還需要進行不斷深入的長期探索。當然，我們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最徹底的發(fā)展論”曲解成伯恩施坦“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修正主義。中國共產黨正是由于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有立場、有方向的革命辯證法，在領導人民推進“偉大社會革命”過程中樹立領導地位并長期執(zhí)政，才能有效規(guī)避“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責任缺位問題。可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中蘊含著深刻的革命辯證法，保持革命性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長期執(zhí)政必須遵循的基本規(guī)律。

　　第三，保持革命性蘊含著超越“歷史周期率”的戰(zhàn)略邏輯。中國歷代王朝都曾希望千秋萬載，然而，它們都沒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魔咒。有人認為，“中國歷代王朝皆亡于腐敗”。那么，腐敗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必須搞清楚。“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如果統(tǒng)治階級缺乏自我革命的精神，缺乏自我革新的勇氣，那么這個國家就會成為一潭死水。關鍵問題不在于有沒有腐敗，而在于如何對待腐敗。如果對腐敗不采取零容忍態(tài)度，任由腐敗滋生蔓延，那么國家或是由于外敵入侵而亡國，或是由于內部矛盾集中爆發(fā)而崩潰。“超越歷史周期率”是一個艱巨復雜的戰(zhàn)略任務，需要做好頂層設計，需要久久為功。習近平曾說：“戰(zhàn)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zhàn)略上判斷得準確，戰(zhàn)略上謀劃得科學，戰(zhàn)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yè)就大有希望。”

　　那么，中國共產黨的戰(zhàn)略邏輯是什么呢？這就是民心。民心始終都是最大的政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持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贏得人民支持和擁護始終都是最大的戰(zhàn)略邏輯。馬克思曾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同樣，通過“偉大社會革命”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機器不是封閉的，它應該比資本主義及以往的國家機器具有更強的開放性、包容性、適應性，更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要求。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決不能人為廢除，它需要經過充分發(fā)展才會自行消亡。毛澤東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顯然，毛澤東所說的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民主”并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建設與改革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來的歷史經驗，并隨著國情世情的變化而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fā)人民創(chuàng)造活力，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圍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任務”，提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和“五大發(fā)展理念”，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進新時代。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黨的十九大又提出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軍的“兩個十五年”戰(zhàn)略安排，使得“第二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日益成為“明確的積極的綱領”。“這個綱領，不管它最初具有什么形式，都必須朝著預先可以確定的方向發(fā)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任務”，內涵不斷擴展的“總體布局”，結構升級換代的“戰(zhàn)略布局”，引領時代潮流的“發(fā)展理念”，不斷接近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歷史方位”，新時代“兩步走”的戰(zhàn)略安排，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過程中不斷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總結和理論創(chuàng)新。長期戰(zhàn)略目標的分階段實施，蘊含著歷史過程論的革命辯證法，從治國理政的戰(zhàn)略高度謀復興、謀發(fā)展，正是中國共產黨引領中國人民不斷創(chuàng)新，敢于打破“歷史周期率”魔咒的重要探索。“歷史周期率”不是閉合的圓環(huán)狀，它呈現出螺旋狀上升的運動軌跡，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不斷向執(zhí)政者提出周期率的考驗，對長期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而言，“跳出歷史周期率”是一個恒久的政治課題。一個政黨能在超越“歷史周期率”的路上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政黨執(zhí)政的戰(zhàn)略邏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的戰(zhàn)略邏輯就是持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不斷超越“歷史周期率”。具體而言，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深化改革，完善政治制度與各項社會制度，大力提升人民主體地位，充分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凝聚人心匯集力量，激發(fā)人民的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而徹底打破所謂“歷史周期率”的魔咒。在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只有始終保持革命性，才能保持先進性，才能推進“偉大社會革命”，不斷提高執(zhí)政能力和執(zhí)政水平，這是中國共產黨確保實現長期執(zhí)政戰(zhàn)略目標的根本保證。

　　二、關于執(zhí)政革命性的若干問題及回應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中依然具有堅定的革命性，任憑世情國情黨情如何變化，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砥礪奮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歷經艱難險阻，歷經各種風險與考驗，終于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而開辟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每向前推進一步，都曾遭受各種干擾、曲解、誤解、誤讀，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艱辛可想而知。事實上，關于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的革命性問題，國內外還存在著不少爭論，既有語詞概念之辯，也有方法論之爭。

　　第一，“偉大社會革命”決不局限于“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性與革命實踐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革命就是階級革命或政治革命，是階級斗爭的集中爆發(fā)，是“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實踐活動。在傳統(tǒng)語境下，革命這一范疇充滿階級斗爭的暴力色彩，以至于很多人不談革命，畏懼革命，甚至抹黑革命。其實，在社會形態(tài)更替“量變”與“質變”的交互運動中，“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改革也是歷史的火車頭。當階級矛盾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躍升為社會主要矛盾時，暴力革命往往扮演著新社會形態(tài)的“助產婆”角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推翻舊世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階級斗爭必然是革命的主題，而在“建立新世界”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階級斗爭雖然長期存在，但改革成為時代的主題。如果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限定在“階級斗爭”的范圍內，就必然會將黨的革命性與階級斗爭捆綁起來，甚至將二者等同起來。如此一來，判斷中國共產黨是否具有革命性，首先看它是否將階級斗爭確立為革命的主題，而階級斗爭的激烈程度則成為判斷黨的革命性是否頑強的主要依據。按此邏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上，它的革命性無疑已經“弱化”。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似乎可以找到此邏輯的“佐證”。“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在一些人看來，階級斗爭已不再是革命的主題，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放棄革命，已經喪失革命性。其實，暴力革命與階級斗爭都不是人為制造出來的，而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一些人依然秉持“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越‘左’越革命”的簡單化、片面化、刻板化的革命思維邏輯，仿佛階級斗爭是人為制造的，革命可以隨時發(fā)動，也可以隨時廢除，不受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支配。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哪天不滿意就“宣布”革命，就具備革命性；哪天欲望得到滿足就立刻“廢除”革命，喪失革命性。阿Q所謂的革命是毫無實質內容的，最多只是口頭上的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舊世界”，進行激烈的階級斗爭，表現出頑強的革命性，由此推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新世界”，不再把“階級斗爭”當作革命的主題，就喪失“革命性”，這顯然是形而上學的革命思維。早在1980年，鄧小平同志就曾說：“革命是要搞階級斗爭，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fā)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與“推翻舊世界”的階級革命相比，“建立新世界”的“偉大社會革命”內涵更為深刻，情況更為復雜，任務更為艱巨，必須經歷一個更加長期的過程才能實現，領導“偉大社會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需要保持恒久的革命性，才能帶領人民取得最終勝利。

　　第二，“政黨轉型”決不能轉變黨的性質。黨的十三大報告對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做出了“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重要判斷，同時指出黨面臨的執(zhí)政考驗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革命戰(zhàn)爭年代，共產黨員要經受犧牲個人生命的考驗；今天，必須經受執(zhí)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此后，關于“執(zhí)政黨”的理論研究成果穩(wěn)步增加，進入21世紀，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政黨轉型”就是其中一個時常引起爭論的話題。有學者認為，“革命黨在完成建立新國家政權的任務后，必然面臨著不斷轉型的重任”。筆者認為，問題不在于要不要轉型，而在于轉什么，是轉變黨的性質還是轉變黨領導國家政權的方式？長期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告別過去“群眾運動”的執(zhí)政方式，提倡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那么，人們是否可以依據執(zhí)政方式的轉變得出當代中國共產黨必須從“革命黨”轉向“執(zhí)政黨”的結論呢？我們知道，“革命黨”反映的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政治屬性，既與資產階級的“改革黨”“改良黨”相對應，也與社會民主黨相區(qū)別，它是區(qū)分政黨政治屬性和歷史使命的重要標志。“執(zhí)政黨”與“在野黨”相對應，反映的是一個政黨在國家政治權力架構中的實際地位。“革命黨”與“執(zhí)政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體兩面”，它們是黨在不同邏輯層面的規(guī)定，前者反映黨的政治本性，反映黨深層次的歷史使命；后者反映黨現實的政治地位，反映黨與國家政權、其他政黨之間的政治關系，反映黨在完成歷史使命過程中所處的具體方位。如果模糊二者的本質差別，將二者放到同一層級來比較，就自然會得出“政黨轉型論”。仔細推敲，“政黨轉型論”背后存在兩套邏輯。其一，“革命黨”不能長期執(zhí)政或者不善于長期執(zhí)政；其二，“執(zhí)政黨”必須放棄革命精神、革命斗志、革命綱領、革命理想、偉大斗爭，歸結起來，就是執(zhí)政黨必須放棄“革命性”。可見，“政黨轉型論”最多只能涉及黨領導國家政權的方式轉型，如果涉及黨的性質“轉型”，即從一個立場鮮明的革命黨變成立場模糊的普通執(zhí)政黨，則必須謹慎對待。“政黨轉型論”看到革命黨搞“群眾運動”的治國邏輯不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就此模糊“革命黨”與“執(zhí)政黨”的邏輯關系，進而制造“革命黨”與“執(zhí)政黨”、“革命者”與“執(zhí)政者”的截然對立，這顯然是不科學、不嚴謹的。中國共產黨是長期執(zhí)政的革命黨，也是不斷革命的執(zhí)政黨。保持革命性依然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上必須堅守的政治底線。

　　第三，改革創(chuàng)新決不能盲目“去革命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終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開始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篇章。這仿佛給人一種錯覺，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意味著中國已經告別革命，進入“去革命化”的時代。尤其在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之后，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名噪一時，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tài)終結論”“革命終結論”等自由化思潮不絕于耳，“去革命化”日益成為輿論界的一種時髦范式。盡管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曾提出“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的重要命題，并將“革命化”擺在干部隊伍“四化”建設的首位，但在隨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歷史環(huán)境的限制，對于如何實現干部隊伍“革命化”的問題，黨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理論和實踐的準備。“去革命化”的思維范式作為一種經濟要素被開發(fā)出來，充斥著“去革命化”色彩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理論著作在市場洪流中大量涌現。“去革命化”思潮往往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通過所謂的“新解”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史、革命傳統(tǒng)、革命文化進行消解或曲解，通過褻瀆革命精神、戲謔革命歷史的形式取悅大眾、娛樂大眾，占領文化市場。社會上流行的“去革命化”思潮逐步滲透到干部隊伍中來，導致很多領導干部在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考驗中自亂陣腳、丟失信念、迷失信仰、滋生腐敗。在黨的一些重要文獻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改革”“創(chuàng)新”的字樣，卻少見或不見“革命”的字眼，“革命”這一范疇仿佛失去曾經“進步”或“先進”的意蘊，演變成“落后”或“過時”的代名詞。漸進的“改革”仿佛取代激進的“革命”，成為黨的先進性的重要來源，也成為黨長期執(zhí)政的合法性來源。關于革命、建設、改革的階段劃分固然脈絡清晰、線索明確，但也往往會使人產生一種“線段式”或“斷裂式”的歷史觀，即用后一個階段取代前一個階段，甚至用后一個階段否定前一個階段的問題。習近平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偉大社會革命”這一概念，成功將革命、建設、改革三個歷史階段有機地“串聯(lián)”起來，從邏輯架構上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97年的“偉大社會革命”呈現出“一以貫之”的特性，這就為我們在新時代回擊“去革命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提供了最強有力的理論支撐。習近平曾說：“黨的先進性和執(zhí)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可見，持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既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的動力源泉，也是中國共產黨鞏固執(zhí)政地位的重要法理支撐。任何片面鼓吹“去革命化”的改革創(chuàng)新，與追求“去革命化”的先進性一樣，都是非常危險的。

　　三、以黨的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并沒有終結，通過幾代人持續(xù)努力的接力奮斗，終于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已經成為繼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根本政治保證，保持革命性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和鞏固長期執(zhí)政地位必須遵循的基本規(guī)律。對于當代中國共產黨而言，問題不在于要不要保持革命性，而在于要保持什么樣的革命性。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強調：“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毛澤東從哲學視角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豐富內涵進行了高度概括，既包括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也包括改造主觀世界的革命，還包括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的革命。這“三個層面”的革命具有統(tǒng)一性，但在不同的社會發(fā)展階段，這“三個層面”的革命所發(fā)揮的作用是有差別的。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上，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遷，其革命性的內涵及側重點必然會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必然會從“外因倒逼”向“內因驅動”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習近平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論述與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革命“三個層面”的概括是內在相通的，并且黨的“自我革命”始終貫穿于“三個層面”的革命實踐。毋庸諱言，“自我革命”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上保持革命性的主要內容和根本手段，也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贏得人民衷心擁護、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的內在原因。正如習近平所言：“要把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我們黨必須勇于進行自我革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在2018年1月5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還提出了“我們黨必須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論斷。這些重要論斷無疑為我們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中繼續(xù)保持革命性指明了方向。

　　第一，堅持守正出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馬克思曾說：“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群眾不斷行動起來的歷史活動中，“明確的積極的綱領”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它為“行動著的群眾”指明方向。因而，對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而言，“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而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方向問題。“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方向錯誤是顛覆性的錯誤，是不可挽回的錯誤。蘇共從“封閉僵化的老路”轉向“改旗易幟的邪路”，在一場無原則的、顛覆性的“自我革命”中高舉了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黨的領導的旗幟，導致亡黨亡國，其歷史教訓引人深思。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zhí)政的歷史方位中進行自我革命，決不能出現方向性錯誤，既決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只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哪里來？習近平從“五個時間跨度”予以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xù)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7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fā)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關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事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事關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習近平指出：“我們要永遠記住，我們所進行的一切完善和改進，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繼續(xù)前進，而不是改變方向，更不是要丟掉我們黨、國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這個“既定的方向”就是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在這個“既定的方向”上進行自我革命、自我革新、自我凈化、自我提高，才能防止顛覆性錯誤，才能順利實現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五大發(fā)展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都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理論與實踐一次次深刻的自我革命，引領黨和國家的事業(yè)不斷取得新成就，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正如習近平強調：“黨要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中國共產黨在不斷自我革命的長期執(zhí)政過程中必須立場鮮明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須臾不可偏離這個歷史和實踐都已經深刻證明的正確航向。

　　第二，堅持固本培元，在深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錘煉過硬本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能否舉得穩(wěn)、舉得高、舉得正，關鍵在于“舉旗人”。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yōu)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舉旗人”，自身必須始終過硬，才能始終成為時代先鋒和民族脊梁。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施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工程，反腐敗斗爭形成高壓態(tài)勢，極大地改善了黨內政治生態(tài)，同時，黨面臨的“四風問題”“四大考驗”“四大危險”依然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反復性，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各種因素具有很強的破壞性和危險性，全面從嚴治黨決不能“行百步而半九十”，必須不斷向縱深推進。因此，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即“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以加強黨的長期執(zhí)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主線，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tǒng)領，以堅定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以調動全黨積極性、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為著力點，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建設偉大工程必須結合偉大斗爭、偉大事業(yè)、偉大夢想的實踐而展開，其實際成效還需要在推進偉大斗爭、偉大事業(yè)、偉大夢想的實踐中不斷接受檢驗。中國共產黨是在不斷推進偉大斗爭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zhí)政地位也是在偉大斗爭中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建設、改革充滿著各種形式的斗爭，回避斗爭，回避矛盾，面對問題繞著彎走，是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的。黨的十九大報告還強調：“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zhàn)、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因而，“全黨要充分認識這場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發(fā)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斗爭新勝利”。黨只有在偉大斗爭中不斷鍛造革命性，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才能始終保持激濁揚清的清醒，才能始終做到信念過硬、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才能始終成為繼續(xù)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

　　第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始終堅持人民立場。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科學性、革命性、人民性，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開始就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革命精神和科學態(tài)度武裝頭腦，并在“偉大社會革命”中不斷深化對黨的初心和使命的認識。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97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進“偉大社會革命”決不是僅憑滿腔革命熱情就能成功的，還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揭示的科學真理。可以說，中國的“偉大社會革命”之所以能夠不斷取得偉大成就，這與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革命精神和科學態(tài)度是分不開的。在新時代，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同樣需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規(guī)律，這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動力機制，往往通過特定的時代問題表現出來。黨的自我革命，就是確保黨能夠不斷關切社會重大問題，不斷改革體制與機制的弊端，不斷保持黨的先進性，從而成為引領整個“偉大社會革命”的引擎。

　　馬克思曾說：“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tài)的最實際的呼聲。”習近平也強調：“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實踐的主體，時代的問題就是埋藏在人民群眾內心深處的呼喚。能否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順應人民呼喚，是檢驗一個政黨是否具有真正人民性的試金石。社會基本矛盾的實際內涵和表現形態(tài)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往往以社會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社會主要矛盾就是時代問題的“癥結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在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必須遵循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guī)律，必須順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著力解決好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才能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變”的歷史方位與“不變”的歷史區(qū)間始終站穩(wěn)人民立場，贏得人民衷心擁護，從而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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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5]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6]《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人民日報》2016年11月3日。

　　[7]宣言：《艱苦奮斗再創(chuàng)業(yè)》，《人民日報》2018年2月23日。

　　（作者：李包庚，寧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張婉，寧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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