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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必須高度重視對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接班人的培養的問題
點擊:  作者:葛元仁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07 0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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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100周年,也是蘇聯解體亡黨亡國26周年。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一切權力歸(工農兵)蘇維埃!”破天荒地由被壓迫、被剝削、被鄙視的工人、農民、士兵掌握了政權,全世界各國被壓迫,被剝削的無產階級和民族看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希望,也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志士仁人指明了方向。李大釗同志歡呼其是“庶民的勝利”,毛澤東同志更是指出,“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走俄國的道路!”成了當時熱血青年的向往。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按照《共產黨宣言》的原則成立了,開辟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1991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歡呼,使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

 

  引起蘇聯解體的因素很多,但“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關鍵的是蘇共修正主義集團自廢武功,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否認列寧指出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還會有新的資產階級產生,思想領域存在長期的階級斗爭。不與“傳統的觀念做徹底的決裂”,任由剝削階級思想泛濫,聽憑干部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中被“拉出去,打進來”,最終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階層,背離了共產主義運動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宗旨。

 

  對于每一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來說,總結、研究這一變化是不容回避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保證紅色政權不變色,能夠始終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使他們能夠有尊嚴的生活。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本質是為最廣大的勞動人民謀利益,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初心。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明確指出: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2]

 

  也就是說,一個政黨,當你領導的運動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才稱得上是“無產階級政黨”,能夠吸引絕大多數人參加,才稱得上是“共產主義運動”。

 

  毫無疑問,這個世界上最大多數的是工人、農民。

 

  毛主席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強調: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3]

 

  習近平同志也指出,改革要以人民為中心。

 

  而恰恰在這最根本的問題上,自列寧、斯大林之后的蘇共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當時在蘇聯全民公投是否保留蘇聯的投票中,76%的人要求保存蘇聯[4],而在干部中卻是大多數要求不保存蘇聯,而蘇聯最終解體的事實中可以看到,蘇共領導層已經完全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完全脫離了人民群眾。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

 

  無產階級獲取政權之后,要不要對在私有制社會下成長起來的干部進行思想改造,如何培養新干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使他們和傳統觀念做徹底的決裂,是保證社會主義事業能夠持續下去的關鍵。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立即指出:

 

  “是的,我們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但我們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大廈。舊的一代被清除了,而這塊土壤上還會不斷產生新的一代,因為這塊土壤過去產生過、現在還會產生許許多多資產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可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產生新一代資產者的根源”[5],

  還指出:“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舊社會之間并沒有一道萬里長城。革命爆發的時候,情形并不像一個人死的時候那樣,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6]

 

  列寧的這一提法完全是符合馬克思所說的:

 

  “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但是這些弊病,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二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7]

 

  非常明確指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思想領域與剝削階級的斗爭沒有結束,要防止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并且多次提出要在工作實踐中考察和提拔干部。

 

  斯大林繼承了列寧關于在實踐中考察和提拔干部。他在1935年對紅軍學院的畢業生們說:

 

  “干部的真正鍛煉,是要在活的工作中,在學校以外,在和困難做斗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取得的。……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難,不躲避困難,反而前去迎接困難,以求克服和消滅困難的干部,才是優良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能在和困難作斗爭中鍛煉出來。”[8]         

 

 

  赫魯曉夫采取陰謀手段從乏政治斗爭經驗的馬林科夫手中奪取最高領導權,又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打成“反黨集團”,把布爾加寧元帥排斥在領導核心之外,把伏羅希洛夫元帥打成“反黨分子”,緊接著就在蘇共20大用謊言編織了“秘密報告”[9]對被他曾經稱之為偉大領袖、導師和父親的斯大林同志進行誣陷,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段,全面否定在帝國主義包圍、封鎖下,斯大林同志領導蘇聯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和反法西斯斗爭中取得的偉大成就,造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思想混亂,而獲得資本主義世界一片歡呼。

 

  他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否認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階級斗爭,尤其是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他的后繼者也一直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使得官僚特權階層迅速壯大——他們享有比普通勞動人民高得多的各種權利。蘇共也逐漸淪落成為這個少數人特權階層服務的政治集團。最后被人民拋棄。

 

  蘇聯的解體和蘇聯的成立一樣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有很強的啟發:干部隊伍的思想教育和接班人的培養,是保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順利發展的重中之重。

 

  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到了由于幾千年的私有制社會的影響,造成干部隊伍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從紅軍時期《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到延安整風寫的一系列文章,都是要求干部與傳統的觀念做徹底的決裂。特別是在取得政權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預見性地指出: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提出了“兩個務必”,[10]進城時又講“絕不做李自成”進城后又要求干部參加勞動,將軍下連當兵。針對一些干部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1957年3月專門講了“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的問題[11],4月又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整風和黨政主要干部參加勞動的指示》[12],在他73歲時指出: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共產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13]“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14]“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15]“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為了引起全黨的重視,在他83歲高齡時又強調:

 

  “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8。


  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時也指出: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腐敗,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16]

 

 

  美帝國主義在“二戰”后就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在強大的軍事力量壓力下,采取和平手段,實行和平演變戰略。1953年(抗美援朝勝利)杜勒斯上臺后具體提出,美國中央情報局不斷修改,完善了“和平演變”的“行事手冊”(內部代號稱為《十條誡令》):

 

  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五、要不斷制造消息,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所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 
  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臺。 
  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愛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針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毛主席在1959年就指出:

 

  “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這里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17],

   “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會是什么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18]。

 

  能否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破產,使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后繼有人,保證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我們的子孫后代能夠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也就是我們能不能防止蘇聯解體亡黨亡國在中國重演。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央領導,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氣、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觀正在形成的青年一代身上。但是生長在新中國的: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19]。

 

  由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知青上山下鄉,就是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制定的“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重要措施。

 

  1964年6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上提出:

 

  “要準備后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套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和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

 

  最后明確地說:我想的不全面,你們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20]。

 

  并且說“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21]。

 

  毛澤東主席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但發現很不理想[22]。原因就在于:

 

  “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23]。

 

  他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24]。

 

  從毛主席關于“再教育”的指示將大學畢業生也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上山下鄉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社會主義合格接班人,因為當時的大學生不存在就業問題。

 

  “存在決定意識”,社會主義覺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三大革命”的實踐中來。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而工農無疑是人民群眾中的絕大多數,只有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深切了解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利益訴求,也才可能為他們謀利益。由于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造成了農村遠遠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爭”最突出。青年人到農村去,經受大風大浪沖擊,才能真正感受到我們國家的貧窮和青年一代的責任,了解工農大眾,轉變思想感情,和工農大眾成為一體,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接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班。

 

 

  由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系研究所聯合推出的紀錄片《較量無聲》,所揭露的美國顛覆中國的五個方面:政治滲透、文化滲透、思想滲透、組織滲透、政治干涉和社會滲透。通過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顏色革命、北非之亂原因的解讀,揭露了美國使用和平演變手段顛覆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政體的事實,充分說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科學論斷沒有過時。

 

  現在的干部大都出生在50年代,是《十條誡令》開始實施的年代,對照大量貪腐問題的揭露,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難道能夠掉以輕心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培養的大學生,大都是從中學直接考入大學的,在他們世界觀形成的過程中,缺乏與工農相結合的歷練,但人數又比前30年數量多得多的。在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甚至被趕出課堂,其中很多優秀者跑到歐美發達國家去效力,去推動他國的科技發展,甚至幫助美國破解中國北斗衛星的密碼,他們心中有對祖國、人民的社會責任感嗎?而且據報道,現在大學生成了人工流產的主力,艾滋病在大學傳播最快,大學校園里暴力事件也不少。

 

  2014年8月7日《新京報》報道,哈爾濱一大學航天領域,已經考取博士的碩士研究生常某,為境外人員收集情報及內部資料50余次,接受“經費”20余萬元。8月5日被黑龍江人民檢察院農墾分院批準逮捕。


  2012年11月23日《北京晨報》報道,《高學歷假藥團伙博士當法人代表》。趙某和張某是生化專業的同學,一人讀到博士,一人讀到碩士,但兩人沒把才華用在正路上,卻生產銷售沒有審批手續的藥品,而銷售人員蔡某竟把這些藥品賣到了海外。趙某等人因涉嫌犯生產、銷售假藥罪在海淀法院受審,和他們一同受審的還有全部公司員工,至少是大專學歷。

 

  北大錢理群教授表示:“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25]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青年人如果沒有信仰,沒有進取精神,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如同沒有靈魂,就會會迷失方向,國家就將會成為一盤散沙,成為被侵略、被肢解的對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人愿意奉獻,只追求金錢,就會走向滅亡。

 

  為了培養青年學生的工農感情,全面了解社會,毛主席在1965年就指出:

 

  “高中畢業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26]

 

  現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層,曾經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經過插隊的磨練,能夠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思考、決策,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那么下一代,或者下一代的下一代還能夠這樣嗎?他們能夠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繼承下去,避免出現蘇聯那樣亡黨亡國嗎?

 

  現在采取大學生到偏遠農村支教,大學生到農村當村官,有利于他們接觸工農。但并沒有像插隊的知識青年那樣,利益是與當地農民的利益綁在一起,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而是有固定的收入(補貼),并事先承諾,一定年限后優先錄取為公務員,這使他們很難從工農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其中一些人產生“熬年頭”“鍍金”思想,不利于接班人的培養。

 

  為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注 釋:


  [1]《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6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62頁

  [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95-1096頁

  [4]《大國悲劇》(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新華出版社第295頁

  [5]《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7卷第275頁

  [6]《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7卷第407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9卷第20-23頁。

  [8]《斯大林論青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第68頁

  [9]見[美]格雷弗·弗著《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與赫魯曉夫的謊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0]《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37-1438頁

  [11]《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卷第284-287頁

  [12]《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卷第139頁

  [13]、7《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24頁

  [14]《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572頁

  [15]《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621頁

  [16]人民網 2013年7月13日

  [17]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4頁

  [18]《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卷第250頁

  [19]《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卷第226頁

  [20]《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卷第363頁

  [21]《我與毛澤東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頁

  [22]《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89頁

  [23]《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卷第176頁

  [24]《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

  [25]2012年05月03日《中國青年報》

  [26]《毛澤東年譜》只有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卷第548頁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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