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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上山下鄉造成文化斷層經濟落后？事實恰好相反！——對知青上山下鄉的再認識

點擊：  作者：葛元仁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7-05-05 09:52:13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依據當時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抵制“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而提出，由人民政府組織實施的。不管是“文化大革命”前還是之中的上山下鄉，其本質是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產物。廣大知青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智慧，開墾荒地，科學種田，大大地提高了當地農業生產水平，促進了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改變了農村文化和醫療衛生落后狀況。其中雖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融入國家發展、民族富強之中，走上了一條為祖國的發展、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正道，是中國青年運動長河中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段。

中國的志士仁人經過反復的摸索，付出了沉重代價后，終于發現：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只有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然后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二者相輔相成。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內，團結奮斗，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span lang="EN-US">

要完成這個使命只有像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號召的一樣，到工農群眾中去，發揮自己的先鋒作用，把占全國人口90%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和他們變為一體，形成一支強有力的隊伍。

一、上山下鄉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頁?！?span lang="EN-US">

盡管很多社會現象是以政治形態出現的，但都取決于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經濟發展狀況，并且隨之發生變化，知識青年(以下簡稱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如此。

第一，新中國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要靠農業積累發展工業。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們明白了，只有發展工業，國家才能強大，不受列強的欺負。然而，1949年我國的鋼產量只有15.8萬噸，連自行車都生產不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就是在這種基礎上開始經濟建設的。發展工業需要大量資金，而連年戰爭的破壞，再加上國民黨敗退臺灣時帶走了國庫里幾乎全部黃金和外匯，造成建設資金嚴重缺乏，社會主義制度又決定了我們不能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通過侵略去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來發展工業，只能靠當時占我國國民經濟總產值70%的農業來積累資金。這是當時面臨的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須服從這個主要矛盾，所以在生產要素中勞動力的配置中必然要首先考慮農業。因此，國家制定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建設方針。

第二，發展農業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勞動力。當時農村人口文盲達到90%以上，幾乎無法推廣農業機械化和先進的農業技術，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種落后的情況不改變，就無法發展現代化農業，也無法完成為工業積累資金的任務，更無法解決發展工業必需的新增工業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而要盡快提高農業糧食生產水平，只有增加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兩個辦法。這就需要大量的有知識、有文化的勞動者去發展農業。所以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黨和政府一方面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一方面大力號召，安排城鎮青年到邊疆去，到農村去，上山下鄉開墾荒地，提高農業生產水平。

第三，城市經濟不能充分滿足城市知青的就業。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大力發展教育，教育基本上是免費的，存在著受教育的人數激增與薄弱的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1949年，中學數量為4045所，在校學生103.9萬人，到1966年中學數量增長至55010所，在校學生1249.8萬人，分別增長了13.6倍和12倍。因為經濟基礎薄弱，高中教育不能普及，平均只有37.1%的初中畢業生能夠升入高中，其他人需要安排工作。高中畢業生也大都不能上大學。新中國成立時，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劉英杰：《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5頁。）

幾經調整，到1966年全國有高校434所，到1989年有1075所。（劉英杰：《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8頁。）

1965年大學的毛入學率只有2%（《大學教育科學》2009年第5期。）

1970~1985年大學毛入學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達到5%楊明：《中國教育離現代化目標有多遠》，《教育發展研究》2000年第8期?！?span lang="EN-US">

所以，高中畢業生也大多不能上大學，也需要安排工作，直到改革開放后的1990年還是這樣。

這些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能否都安排到工礦企業呢?

【根據我國1953~1983年平均每億元投資可增加勞動力的統計，輕工業平均每增加一個勞動力需要6250元;重工業每增加一人需要20000元。（金大陸、金光耀：《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

以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為例，基本建設計劃投資為850億元，重工業所占比例為51.1%，輕工業占4.4%，其中還有續建工程。（周道炯：《當代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頁）】

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還剩下340億。按照輕、重工業比例，重工業剩有173.74億，輕工業剩有14.96億。即便全部用來安排知青，輕、重工業總共能安排110.81萬人。“老三屆”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到了工礦企業，而“老三屆”總共1001.6萬人，不具備安排所有城鎮中學畢業生到工廠去的能力。

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是人+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工業勞動的生產工具價格昂貴，農業勞動的生產工具價格相對低廉，又有土地作為勞動對象，知識青年到缺少先進文化知識的農村去，很快能形成生產力，創造物質財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所以毛主席1955年提出：

“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該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頁。）

劉少奇1957年說：

【“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間內，總的趨勢將是有更多的小學和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學，必須參加生產……就全國說來，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人民日報》1957年4月8日。）1963年，周總理在中央安置領導小組會上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的建議，我贊成。這種安置法給農業生產帶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鄉參加農業生產造成一種社會風氣，并著重指出，今后15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編制15年安置計劃。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1964年9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安置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以插隊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頁。）】

具體負責此項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在1963年12月4日接見參加城市青年下鄉插隊經驗交流會上的代表時說:

【知青下鄉有三個必要性，一是建設新農村，建設現代化農業，沒有有知識的農民是困難的，需要知識青年去當農民;二是城市青年下鄉，可以團結農村青年，穩定農村青年，改變他們不重視農業勞動的精神面貌;三是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問題，消滅流氓、阿飛產生的根源，消滅修正主義產生的根源。他還指出，改造農村生產落后面貌主要靠青年，靠我們加強領導，培養又紅又專的新一代。（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頁。）】

1975年，鄧小平全面主持黨和國家工作時，城鎮動員了23686萬人知青下鄉，是第四個五年計劃中下鄉人數最多的一年。(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頁。)】

1975年10月20日，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12名知青代表聯名寫了《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農村，建設農村”的決心。鄧小平在信上批示：

【“建議全文或摘要在報紙上發表，以鼓勵下鄉知識青年”。（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頁。）】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是黨和國家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具備可行性的情況下，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前就已經制定，“文革”中繼續執行的一項政策，并非“文革”的產物。

【只是因為1966、1967年應該安排的沒有施行，集中在1968、1969年。從每年安排1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來考察，第三個五年計劃應該安排近600萬知青，實際情況是安排了573.46萬(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頁。)完全在計劃之內?！?span lang="EN-US">

到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固定資產投入1400多億時(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頁。)為了滿足工業戰線對有文化勞動者的需要，知青從農村一批批有計劃地被抽調出來，筆者所在的大隊到1975年底知青就全部回城了。到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1980年)時，固定資產投入2200多億(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頁。)1979年回城的知青達到1490.46萬人(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頁。)，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鄉的1776.48萬人的83.9%(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頁。)

1980年，中央書記處原則批準了國務院知青辦《關于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幾點意見》。

【《意見》明確提出：“能夠做到不下鄉，可以不下。”（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頁。）】

由此宣告了上山下鄉即將停止。隨著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發展加速，城市有了更多就業崗位。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年)固定資產投入3300多億元(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頁。)各地基本立足于城市消化中學畢業生。需要解決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插隊知青只剩96萬人，占1962~1979年上山下鄉的1776.48萬人的5.4%(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頁。)

根據世界人均需要熱量和糧食轉換成肉、蛋類的指標，當人均糧食達到360公斤時才能覺得吃飽——達到溫飽楊松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于“餓死三千萬人”》，海南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88頁。。只有超過溫飽線后工業才能大發展。我國人多地少，新中國成立后，全黨抓農業，知青到農村去推動了糧食生產，產量不斷提高。

【1949年人均糧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溫飽線360公斤(數字來源于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1996/2009/人口、主要農產品產量。)】

從第三個五年計劃投入850億元與第六個五年計劃投入3300億元和人均占有糧食(1979年340公斤/人，接近360公斤/人)的比較中可以看出，知青大規模的返城，完全是我國人均占有糧食能夠基本滿足工業快速發展、生產要素中勞動力配置的主要方向改變的必然結果，也完全符合人類社會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的規律;而不是社會上所說的，是知青“鬧”出來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都是去做建設強大工業國的基礎工作——發展農業，解決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為工業發展積累資金，解決新增加的工業人口吃飯問題。正是廣大知青和農民群眾一起艱苦奮斗，使我國每年的人均糧食數量，在1979年達到340公斤，1983年突破了世界公認的360公斤的溫飽線，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同時，知青架起了城鄉之間交流的橋梁，把科學和文化、城市文明帶到廣大農村和邊疆去。大批知青擔任了農業技術員、教師和赤腳醫生，不少知青還擔任了大、小隊干部，推動了農業科技的發展，普及了農村的中小學教育，提高了農村的衛生健康水平，縮小了“三大差別”，為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可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盡管是以號召、動員等政治形態出現，而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需要，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而變化。

二、上山下鄉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西方國家看到用武力已經無法顛覆社會主義中國，提出了對中國的第三、第四代進行“和平演變”，使中國蛻變為資本主義國家，淪為他們附庸的設想。

1959年，毛主席針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指出：

【“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這里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4頁。)

“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會是什么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澤東年譜》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

能否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陰謀破產，使無數先烈流血犧牲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得到鞏固，并始終保持下去，對中國共產黨是一種挑戰。出于鞏固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央領導，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氣、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觀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點鐘太陽一樣的青年一代身上。

【另一方面，生長在新中國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頁。)】

由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知青上山下鄉,就是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制定的“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重要措施。

【1967年5月，毛澤東在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毛澤東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1968年7月，他在接見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時指出：“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毛澤東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頁)。

他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

從毛主席關于“再教育”的指示將大學畢業生也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上山下鄉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養社會主義合格接班人，因為當時的大學生不存在就業問題。

“存在決定意識”，社會主義覺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三大革命”的實踐中來。由于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造成了農村遠遠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爭”最突出。青年人到農村去，經受大風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們國家的貧窮，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責任，了解工農大眾的利益訴求，轉變思想感情，和工農大眾成為一體，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接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班。

一代人的思想和行為也不能脫離那一代人的整體環境和認知。

【甚至蔣介石也在他的日記中表示：用三年的時間培養10萬干部，每個干部必須下鄉三年。（金大陸、金光耀：《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663頁。）

他還說：“凡是能夠到鄉下去服務的人，一定是有志氣的青年，凡是能夠犧牲個人安樂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師永剛：《蔣介石自述》，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閻錫山的父親曾經對閻錫山說：“早知道你如今要負一省的責任，我一定讓你背幾回炭(到煤窯背煤)，掏幾回廁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難和工作的艱苦，處理民事才有標準。你們生長在衙門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難，沒碰過釘子，沒挨過罵，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環境脫離了，這可以說是你們進步的一大障礙，也是你們前途上的一大損失。”（《作家文摘》2011年10月21日。）】

從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角度出發，新中國成立后，黨的老一輩領導人一貫提倡青年人到實踐中去，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工農業生產的第一線去。

【周恩來總理1963年6月在青年學生安置工作會議上說：“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侯雋：《知青心中的周恩來》，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1956年，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與傳統的所有制決裂后，必然要與傳統的觀念進行決裂。而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是“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鄙視體力勞動，這種傳統觀念不摒棄，帝國主義針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就存在思想基礎，就可能變為現實;而使千百萬知識青年，永遠牢記和自己同甘共苦的農民群眾，是關乎縮小三大差別、建設社會主義中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能不說是“大事”。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中國革命的基礎在農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只有了解了農村、農民，才能接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新中國抵制“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舉措。

三、正確客觀地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正是由于上山下鄉對于發展和鞏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項必然和必要的措施，因此客觀地評價上山下鄉尤顯其必要性。

歷史事實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依據當時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提出，由人民政府組織實施的。不管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的上山下鄉，其本質仍然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中國青年運動長河中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段。它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82年結束，是隨著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物質生產不斷提高而變化的。只是在整個過程中經歷了“文革”，受到了干擾。即便不搞“文革”，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上山下鄉也是要進行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結束也不是“失敗”，也沒有“終結”，而是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工業開始反哺農業，不再需要大批知青上山下鄉，城鎮則需要更多的受過教育的勞動者，甚至需要農民進城來填補勞動就業崗位時結束的。由于中國現在還存在“三農”問題，所以有了新形式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學生村官。

新中國成立后近30年，有幾千萬知青到農村和邊疆，不論是去兵團還是去插隊的知青，他們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智慧，開墾荒地，科學種田，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業生產水平，促進了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改變了農村文化落后和醫療衛生的狀況。

1.在農業生產方面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耕地總面積增長42.5%;糧豆總產量增長51.3%;大牲畜存欄增長31.3%;中小型工業企業發展到737個，實現工業總產值6.3億元，增長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倉”。（北安管理局龍門農場黨建網。）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第一年就生產糧食200萬公斤，6年中，農業團生產糧食16787萬公斤，上繳國家肉類706萬公斤（《北方新報》2010年9月9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把那里建設成了糧棉生產基地。更有云南兵團的知青和當地農工通過科研，打破了橡膠只能種植在北緯17度線以南的世界共識，將橡膠種到了北緯22.9度，擴大了我國橡膠種植面積。（茂名新聞網。）開墾種植橡膠25萬畝，使云南省橡膠總面積達68萬畝，生產膠片1.7萬噸，比組建前增加58%。（《云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頁。）改變了橡膠這種戰略物資依靠進口的狀況。

【在知青柴春澤的推動下，從來沒有種過水稻的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隊，從1975年試種50畝水稻開始，擴種水稻1700畝，1977年發展到7000畝，現在達到了20000畝，年產水稻1000萬公斤。后來又帶動全旗開發了20萬畝水稻，畝產也由過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山東省墾利縣黃河農場的知青，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興修水利，改造鹽堿地，硬是把海邊幾千畝鹽堿地改造成出產大米的稻田，使這片黃河三角洲成為整齊的條田，成為林網密布、溝渠縱橫、糧棉豐收、六畜興旺的糧棉基地。(山東檔案局：《懷望遙遠的青春》，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頁。)

遼寧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一個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會戰，實現了盤錦地區的旱田改水田，極大地促進了糧食的穩產、高產，才有了今天聞名全國的“盤錦大米”。直至現在，遼寧盤錦縣、市領導還對知青們講，現在盤錦的水利工程還得益于盤錦十萬知青的艱苦奮戰，沒有你們的巨大貢獻就沒有今天欣欣向榮的新盤錦。(《知青風采報》2011年11月25日。)

1968~1971年，延安地區27000多名知青中有1/3參加了農村科學實驗和農業技術革新工作，那時一些偏遠山區的農民種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燒死莊稼，知青們耐心給農民講道理，帶頭種試驗田，逐步教會了農民使用化肥，使糧食增產。(《人民日報》1972年1月24日。)

廣東省扶綏縣有37%的知青成了農業技術人員。在內蒙古黃河灣的某軍隊農場，知青在貧瘠的土地上進行馬鈴薯有性雜交試驗，解決了馬鈴薯退化問題。江蘇寶應縣11個生產隊，隊隊都建立了科學實驗小組，由下鄉知青組成的小組負責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農藥、糖化飲料;引進、培育良種;推廣雙季稻;進行病蟲測報、天氣預報等，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進了農業發展。廣東四會縣大旺農場的知青小組種了4畝甘蔗科學實驗田，創造了平均畝產13450斤的記錄(《人民日報》1972年10月16日。)】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2.在教育和衛生事業方面

正是由于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大量知青擔任了民辦教師，推動了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

從下面的表中可以看到，大規模上山下鄉后小學入學率和初中招生數的增長，以及1978年大規模知青返城后這些數量減少的情況。

由于一些知青擔任了農村的掃盲教員，很多農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農村教育，為后來農村以及中國的發展培養了一批人才。教育沒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里，即便有少數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無法建成社會主義的。再好的科學技術最終也要靠廣大有知識的勞動人民去實現，才能形成生產力。上山下鄉不是使中國的教育、文化出現了斷層，而是促進了全社會教育、文化的發展。

也正是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較當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后，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促使中國的“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起來，農村醫療狀況得到改觀。

1974年5月，在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關注，引起了許多國家的極大興趣。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

【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知青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貢獻，為改革開放打下的基礎，是無法用幾百億金錢來衡量的。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切是無法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實現的。

3.知青在上山下鄉中與工農相結合做出的成績，群眾和基層政府有目共睹

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陜西、黑龍江、云南、內蒙、新疆、各生產建設兵團等地區的政府和當地人民都對知青上山下鄉給予了高度評價。

東風農場的老職工、工會主席刁光明2009年在上海“情系勐龍相聚世博”座談會上深情地說：

【“沒有知青就沒有東風農場，沒有東風農場就沒有橡膠產業。你們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負有作為的青年一代，你們把青春留給了農場，你們為東風農場做出了貢獻，為我們老工人做出了榜樣，我們老工人經常以你們知青的榜樣來教育我們的后代。”】

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林管局局長宋希斌對知青說：

【“你們為大興安嶺開發建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將永載共和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光榮史冊，永遠銘記在大興安嶺人民的心中。”】

內蒙古阿榮旗政協在文史資料《知青記憶》的前言中說：

【“從1962年到70年代末，全國范圍內曾有1700萬以上的城鎮知識青年被送到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演繹了一場空前的、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運動……對這場運動的評價，褒貶不一，但這場運動對阿榮旗的影響是積極的深刻的，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城鎮知識青年的到來，對阿榮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文化層次的提高、生活習慣的改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不會忘記他們，黑土地不會忘記他們，阿榮旗人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中共扎蘭屯市委和政府2008年7月在《致曾在原布特哈旗插隊落戶知識青年的慰問信》中說：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扎蘭屯開發建設時期，是你們在這塊熱土上奉獻青春、拋灑汗水，為扎蘭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你們為當年閉塞落后的北疆帶來了城市文明，將荒蠻的土地注入了活力和生機;是你們以青春的激情和不屈的毅力，為扎蘭屯各項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在“云南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綜述”中寫道：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貧窮落后的廣大農村，跨省青年來到邊遠落后的云南邊疆，無論是自愿走入這個行列，還是被卷進這場洪流之中，他們中絕大多數都能響應國家的號召，把自己的青春年華獻給農村建設事業和邊疆建設事業。云南的山山水水到處留有知識青年的青春足跡，他們灑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整個知青群體都曾在特定的年代，做出過貢獻。

1.傳播先進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那段時間，云南邊疆充滿了知識的活力和科學的生氣。

2.知青下鄉成為傳播文化知識的紐帶，加強了動員城市與下鄉農村的聯系，搭建起文化知識在邊疆農村傳播的橋梁。

3.舉辦“廣闊天地的新大學”，把函授教育辦到云南邊疆。

4.為云南民族地區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資和技術支持。

5.披荊斬棘，變荒野為膠林,為祖國橡膠事業做出貢獻。（《云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6頁。）】

云南傣族村寨的婦女主任對前去采訪的人說：

【“我們傣家就感謝兩個人，一個是毛主席，領導我們翻了身;一個是知識青年，把城市文明、新觀念帶給了我們。如果知青再晚走幾年，我們傣家會發展得更好。”】

為了讓歷史銘記知青的貢獻，全國有23個省市自治區在市、縣、鄉乃至村都建起了以知青為主題的廣場、雕塑、紀念碑(墻、石)、紀念林、博物館、橋梁。目前不完全統計有142個。這就是人民的態度!人民的評價!人民的結論!

知青修的電站現在還在發電，知青修的水庫現在還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現在還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現在還在通車，知青開墾的荒地現在成了糧倉，知青種植的橡膠樹現在還在出膠，知青搶救的病人現在還在健康地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知青教過的學生現在已經走上生產、科研的一線，有的還走上了領導崗位，知青英烈現在還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跡現在還在當地人民中傳頌……

知青上山下鄉給農村帶來文明、促進社會進步的精華，在經歷過幾番風雨洗禮、烈火錘煉之后，已經作為對社會文明和國家發展的貢獻，深深鐫刻在人民的心里，并且深刻影響著新時期的歷史創造活動，因此我們應該有自信，有信心，敢于并且善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客觀地評價上山下鄉，還歷史的本來面貌。

不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等一批中央領導都一直關心、支持、鼓勵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時任副總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國務院會議上說：

【“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估計，把成績肯定下來。是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下鄉的嘛!不把成績肯定下來就亂了套。下去1700多萬，還有800多萬在農村，事實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團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中說：

【“知青上山下鄉對祖國做了很大的貢獻，我們國家現在還很困難，還要堅持干下去，這方面的話說得太少……我覺得，至少鼓勵絕大多數青年繼續干下去，好好干，這個話講得不夠。”（顧洪章：《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頁。）】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上山下鄉知青(包括回鄉知青)有3000多萬，涉及上千萬的家庭和上億人口，不可能一點都不出現問題。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由于人數過多，時間上過于集中，加上實踐中缺乏經驗，干部水平參差不齊，各地自然環境不同，確實存在問題。我們不否認上山下鄉運動中存在問題，而且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當時就高度重視，并一直在解決這些問題。但我們不應以偏概全，更不應該用工作中方法的某些失當來否定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方向的正確。

四、仍在征程的知青

蘇聯解體后，資產階級的學者立即認為“社會主義終結了”，有的所謂“知青學者”在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后也迫不及待地宣布“知青夢”終結了，“上山下鄉”失敗了。然而大批知青至今仍然在關心、幫助第二故鄉的事實，證明他們錯了。

大連知青孫奎連，是村里第一個入黨的知青，現在是擁有數千萬資產的企業家，3所大學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棄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曾插隊的赤峰市寧城縣大城子鎮雞冠山村擔任村主任、黨支部書記，先后成立了野狍馴養繁殖、經濟林、種植和食用菌四個專業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萬元，一分工資也不拿，用五年時間實現了人均1萬元的收入。

曾下鄉北大荒農場的上海知青宋新華，退休后帶著先進的農業生物技術，幫助農場進行土壤修復，降解土壤中的農藥化肥殘留，生產安全生態的優質大米。60多歲的宋新華親自在水田里為農民示范，從2007年的小范圍實驗，到2008年擴大到1500畝水稻、4000畝大豆，在大幅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的情況下，糧食產量保持穩定甚至略有增加。經過四年多試驗和推廣，2012年黑龍江農墾總局856農場有幾萬畝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農業技術。

原插隊山西山區的北京女知青程煒，清華大學畢業，三次到農村插隊。1997年自帶資金20萬元，放棄北京的舒適工作，離職舍家，到國家級貧困縣之一的山西省大寧縣榆村鄉金圪塔村進行開發式扶貧，經過17年不懈堅持，先后投入了100多萬元，建學校，修路，取得了不小成績。

當年，作為帶隊教師帶領知青插隊山西平陸縣毛家山農村的天津農學院副院長郝廣杰，70歲時，把自己的戶口從天津轉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橋，開發毛家山，現在毛家山農村成為國家級旅游扶貧重點典型。

原插隊黑龍江遜克縣山河村的北京女知青賈愛春，退休后2011年帶著自己賣掉繼承的遺產獲得的幾十萬元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辭掉了月薪一萬多元的工作)結伴回到第二故鄉，重新組織農民成立合作社，分別擔任了村支部書記、合作社董事長(社長)。在2012年遭受旱災情況下，仍取得了糧食豐收。入社農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顯增加。2015年每坰地的收入由過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1.4萬多元，翻了兩番。

上海知青楊曉滬患有嚴重膽囊、腎臟病，被醫生嚴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不過五年。他回插隊的農村養病時，應農民們強烈要求重新組織合作社，抱病挑頭，帶領大家克服重重困難，終于辦起了合作社。經過兩年奮斗，2014年每坰地的收入由過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1.3萬多元，楊曉滬自己卻倒在了農業合作社的工作崗位上，頑強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津知青張承永，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小山溝——天津市薊縣下營鎮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總策劃，13年來，他對村民和農村發展的資助達到10萬元。在他的推動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貧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態示范村”、“農村旅游專業村”、“民俗文化特色村”。現在這個僅有90戶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兩季僅旅游一項收入就達500多萬元。

這樣的事例太多了。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因為曾經的農村生活使他們與農民群眾結下了血肉關系，他們深深地懂得“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要實現遠大理想，只有腳踏實地從現在開始去做。

五、結束語

農村與城市的巨大反差，艱苦的勞動和生活，猶如大風大浪沖擊著上山下鄉的知青，使他們真正了解了中國社會的現狀，轉變了世界觀，認識到自己肩負的改造社會的歷史責任。對個人來說，確實犧牲了不少。但縱觀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每前進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隨著犧牲，這是不爭的事實。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融入國家發展、民族富強之中，走上了一條為祖國的發展、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正道。因此，知青中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被艱苦生活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人民做出的犧牲。他們沒有用青春時光來刻意謀取個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現在他們所感到的不是一點點自私而有限的歡樂，他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他們為社會所做的事情雖然平凡而且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對他們的骨灰，都將肅然起敬。人類如果只有功利而沒有理想，世界就會毀滅。

知識青年的人生價值只有在與工農相結合中才能體現，革命事業接班人只有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中才能培養!這已經被歷史所證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