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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喜 李志強：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實現公共利益的經濟基礎
點擊：  作者：李慶喜 李志強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2-07-13 09:45:32

 


【摘要】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壓艙石，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同時更加凸顯了國有企業在實現公共利益中的作用。國有企業要更好地發揮維護公共利益的功能，必須加大薪酬分配改革，保障分配公平；樹立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優化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突破發展瓶頸。當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決反對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真正實現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


在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1](p.552）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虛幻的公共利益不同，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斷提升公共利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我國國家政權的題中應有之義。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對于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實現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發揮國有企業在實現公共利益中的基礎性作用


國有企業又稱全民所有制企業，是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的本質屬性及其服務對象的普遍性，決定了其多年以來一直在實現公共利益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一）國有企業的內在要求是實現公共利益

我國國有企業誕生和發展的過程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來自人民、為了人民、服務人民，堅定不移實現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是我國國有企業與一切非公有制企業的根本區別。

1932年，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了中華鎢礦公司，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有營利性企業。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國有企業主要來源于沒收官僚資本和外國在華資本、改造民族資本企業、國家大規模投資興建等。從歷史上看，我國國有企業的成長主要來自國有資產的積累。因此，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不同，我國國有企業屬于全體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我國國有企業的根本價值導向。

2020年以來，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加劇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讓人們對資本邏輯的本質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同時對國有企業在實現公共利益中的作用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對人類社會制度的一場世界級“大考”，也是一面“照妖鏡”。2020年3月到2021年1月，“得益”于美國政府的“慷慨”救市，美國資產階級大發疫情財，600多名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從大約2.947萬億美元增加到4.085萬億美元，增幅高達38.6%。[2]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雖然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為維護社會穩定采取了向全民發放救濟的辦法，但是總體上兩極分化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呈現出更加嚴重的發展態勢。“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3](p.714）資本邏輯決定了資本主義企業的逐利本性。而我國國有企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的表現，更加凸顯出國有企業在實現公共利益中的重要作用。2020年以來，我國國有企業無可辯駁地展示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新冠疫情發生后，全國各地國有企業和國有醫院勇于擔當，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主動當好疫情防控和人財物保障的頂梁柱。”[4]如兵器裝備集團利用自身3D打印技術儲備，緊急研制生產醫用護目鏡。許多企業臨時轉產口罩或口罩機，以緩解“一罩難求”的局面，其中就包括殲20戰斗機生產線改成口罩生產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鐵的事實再一次教育我們，只有大力發展國有企業，才能更好地實現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克服資本邏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

（二）國有企業的服務對象具有顯著的普遍性特征

非公有制企業雖然也為經濟社會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但就其成立的初衷來說，主要是為投資者賺取利潤服務的。國有企業為全民所有，也服務全體人民。服務對象的普遍性，是我國國有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的不同之處。

國有企業特別是公益類國有企業一直是社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保障供水、能源、交通、通信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的運行，為政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公共資源共享承擔托底任務。基礎設施往往資金投入大、回收期長，價格一般受國家管制，有的企業還必須依靠財政補貼才能維持正常運轉，所以非公有資本一般不愿進入。這些產業都要依靠國有企業來投資運行，但是它們都涉及國計民生，決定著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決定著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公平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樣，軍工企業為保障國家安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說，沒有國有企業多年來提供的優質公共服務產品，我國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不會這樣順利。進入新發展階段，沒有國有企業的默默付出，實現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話。國有企業的發展，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即使對于一些非公益類國有企業，由于業務的特殊性，其直接服務對象主要是一些特定群體，比如煙草、汽車等行業，但是其規模大，盈利能力強，運行平穩，可以通過上繳稅費、國有資本金收益等為實現全民共同富裕提供充分的財富積累。從根本上來說，這類國有企業服務對象依然是全體人民。2012年至2019年，國資系統企業上繳稅費25.9萬億元，約占同期全國稅費的四分之一以上，[5]其中2019年上繳利稅總額就達到4.871萬億元。[6](p.180)2007年開始，國有企業分類上繳國有資本金收益。“十三五”時期，中央企業累計上繳國有資本收益4135億元，極大充實了我國財政收入。另外，在“十三五”時期，中央企業還向社保基金劃轉國有資本1.2萬億元，[7]成為我國社保基金財政性收入的重要支柱。

（三）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穩中求進的重要依靠

國民經濟的穩定與發展，是實現公共利益的前提和基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主導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質量等，這是我國國有企業在社會功能上與其他所有制企業的重大區別。

國有企業規模巨大、經營相對穩定的特點，對應對社會經濟波動可以發揮重大作用。近幾年來，在許多經濟領域，特別是對外貿易領域，似乎出現了“民進國退”的現象。然而，事實上，國有企業在我國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穩定器作用更加凸顯。2008年全球經濟發生后，我國國有企業通過大規模改革和結構調整，不僅自身得到發展，而且成為國家抵御金融危機的“穩定器”。[8](p.7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全國各地國有企業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等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疫情防控的決策部署，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經濟“穩定器”作用，成為黨和政府應對突發社會事件的法寶，為防止社會經濟的劇烈波動作出了巨大貢獻。[9]2021年，在應對疫情的后續效應過程中，例如國家能源集團、國家電網公司等國有企業，堅決服從黨的領導，聽從黨的指揮，不講條件、不計代價，解決了短期電力短缺問題，為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打下了基礎。

“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是今后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穩”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進”是中國經濟邁向新階段的必然要求。妥善處理“穩”與“進”的辯證關系，是不斷實現公共利益，進一步提升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相較于其他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總體發展更加平穩。截至2020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達268.5萬億元，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323.2萬億元。2019年國有企業營業收入達87.55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達6.603萬億元。[6](pp.169、174)

國民經濟“穩中求進”，需要科技創新的支持。國有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軍。“國有企業作為國之重器，天然具有服務國家戰略、彌補市場失靈、爭當科技創新排頭兵和領頭雁的性質、特點及優勢。”[10]幾十年來，國有企業為國家承擔了許多投資大、回報慢、風險高而又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創新任務。對我國高質量發展有極其關鍵作用、我國科技發展重中之重的16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主要由國有企事業單位牽頭主持。特別是中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我國國有企業創新能力持續提升，在參與核心技術標準制定、擁有有效專利、新技術應用等方面成績顯著，在部分技術領域實現了從“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并逐漸“領跑”行業發展。“十三五”期間，僅中央國有企業累計投入的研發經費就超過3.4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從2016年的2.26%提高到2020年的2.79%，其中中央工業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更是高達3%。[11]2021年，中央國有企業研發經費投入9045.9億元，同比增長16.1%。[12]“十三五”時期，在載人航天、北斗導航、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移動通信等領域，國有企業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2012—2018年，中央國有企業共有605個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和技術發明獎，約占全國獲獎項目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的有16項，占全國總數的84%。[13]近幾年來，國家電網公司發明專利數高居我國所有企業榜首。相反，一些非公有制企業，由于企業規模不夠，投資回報不高等，往往缺乏技術創新的意愿和能力。國有企業的科技創新工作具有基礎性、公益性，國有企業的科技成果打破了國外對我國的科技封鎖，為我國其他所有制企業的發展不斷開辟出更加廣闊的空間。

二、國有企業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舉措


要發揮好國有企業實現人民群眾公共利益的功能，必須加大國有企業薪酬分配改革，保障分配公平，為全社會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體制做出表率。從國有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來說，還要樹立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優化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突破發展瓶頸。這些工作，對于進一步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著重要意義。

（一）加大薪酬分配改革保障分配公平

“所有制格局決定了分配格局，決定了經濟發展是走向共同富裕還是兩極分化。”[14]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明確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對于進一步發揮國有企業維護公共利益的功能有重大指導意義。部分國有企業薪酬過高，企業內部薪酬分配兩極分化，不同行業國有企業薪酬差距過大，這些現象一直是廣大工人階級乃至整個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雖然近年來這些問題有了一定好轉，但問題產生的深層次矛盾并未得到很好解決。從所有制歸屬來說，我國國有企業屬于全體人民。從財富創造角度來說，工人階級是國有企業生產活動的主角，是國有企業發展的依靠力量。因此，著眼于企業內部來說，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工人階級的銳意進取和忠誠奉獻，搞好國有企業的關鍵是必須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在薪酬分配改革中，必須堅持公共利益至上、兼顧私人利益的原則，多措并舉提高分配的公開、公正與公平。薪酬分配應向一線工人和新技術工人傾斜，切實防止兩極分化。著眼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來說，不同行業的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有著天然差異，因此要充分考慮不同行業國有企業盈利能力的差異，做好不同行業國有企業間薪酬統籌和平衡工作。著眼于國有企業與全體人民的關系來說，要更好發揮國有企業實現公共利益的功能，就必須在國家層面上構建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進一步優化國有企業薪酬決定、增長機制和總額預算管理制度，更加公平科學地參與財富分配。“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使收入分配調節既能夠分好蛋糕，又有利于進一步做大蛋糕。”[15]還有學者建議：“在新發展階段，為了促進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國有企業運行質量提高的基礎上，可以合理提高國有資本收益的上繳財政比例，讓國有資本經營收益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16]

（二）優化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早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就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基礎，要把國有經濟放到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來認識。由于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自發作用，非公有制經濟在全國所有制結構中占大多數，不同城鄉、地域及其自然資源稟賦和交通等條件以及工農、行業和產業等歷史發展差異、地理環境不同等，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越來越顯著。[17]經濟總量不足已不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瓶頸，取而代之的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由地域和分工差異而造成的群眾收入差距。當前，改革開放早期的東西、城鄉、腦體“三大差距”，已經演化為現在的東西、城鄉、行業、南北“四大差距”，并且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完善的大背景下，各種資源要素向我國東部、南部聚集的特征越來越明顯。1992年，東部地區GDP總值為12639.30億元，分別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2.38倍、2.47倍、4.38倍；2019年，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達511161.20億元，分別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2.34倍、2.49倍、10.17倍。[18]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對于實現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推動共同富裕十分不利。非公有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非公有制企業只能遵守“洼地效應”，很難主動對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有所作為。相較而言，國有企業的人民性，決定了國有企業愿意且能夠集中各種資源用于落后地區建設。因此，作為黨的事業的依靠力量，國有企業要堅決落實國家戰略，不僅要做好經濟建設的本職工作，還要積極踐行自己的政治責任、社會責任，通過優化企業的空間布局，積極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國有企業要積極調整投資方向，帶動老少邊窮地區、西部地區、東北等地區經濟發展。目前我國幾個主要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如“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等，說到底還是要依靠國有企業的發展來實現。2019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指導意見》出臺，明確支持在京國有企業總部及分支機構向雄安新區轉移，從而開啟了部分央企搬遷的進程。央企總部搬遷，是服從、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規劃和總體布局，兼顧了市場的需要。央企搬離北京，有利于推進北京未來的高質量發展，也有利于優化產業布局。央企總部的遷移，不僅關系到央企自身發展需求，也有助于“提振區域經濟”，為推動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貢獻一份力。

（三）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突破發展瓶頸

習近平指出，要實現我國2035年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9](p.27)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一直是科技研發的主力軍，為我國牽住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走好科技創新這步先手棋，占領先機、贏得優勢，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資本的投機性與順周期性較強，因而未必積極主動推進技術創新……這也是雖然我國高新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供給不足，但又有大量投機性資本以高新技術等名義‘圈錢’的原因。”[14]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世界形勢更加復雜，這就要求我們應把創新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習近平指出：“世界經濟長遠發展的動力源自創新。總結歷史經驗，我們會發現，體制機制變革釋放出的活力和創造力，科技進步造就的新產業和新產品，是歷次重大危機后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實現復蘇的根本。”[20](p.9）目前，我國科技領域仍被西方國家“卡脖子”，只有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技術，才能為國民經濟發展掃清障礙。當前，上海微電子、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等國有企業正在奮力解決相關問題。此外，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興起，能否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對我國未來的國際競爭力強弱將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工作，都必須緊緊依靠廣大國有企業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奮斗。2022年2月2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此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進國有企業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的指導意見》。習近平指出，要把準戰略方向，圍繞事關國家安全、產業核心競爭力、民生改善的重大戰略任務，推動國有企業完善創新體系，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

三、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才能更好地實現公共利益


習近平指出：“要通過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21](p.175）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進一步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才能更好地實現公共利益。

（一）強化國有企業主體地位以保障我國根本利益

黨的十八大之后，改革開放逐漸進入深水區，然而，關于國有企業，很長時間以來有一個簡單的共識，就是國有企業所有權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某些人宣揚國有企業盈利能力低，甚至鼓吹“市場經濟不可能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上的；唯有在私人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才能有效率地運作”“國有企業的比重降到10%左右”等荒謬言論。[22]不可否認，部分國有企業的確盈利能力不強，但是將國有企業的效率定義為“盈利能力的高低”，再將“盈利能力的高低”歸結于國有企業的管理模式，繼而追溯到國有企業在產權上的“原罪”，這種邏輯十分荒謬。國有企業改革，切忌盲從和迷信，切忌那種認為國有資本只能退不能進的荒謬邏輯。一些人鼓吹，既然搞市場經濟，就要按照效益優先的原則，放寬市場準入，廢除國有企業壟斷經營，讓非公有制企業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他們認為，西方國家經濟的現在，就是我國經濟的未來。因此，“國退民進”就是政治正確，“國進民退”就是開歷史倒車。在這種邏輯支持下，一些人出于認識上的原因不斷壓縮國有企業的服務領域，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調動政治權利支持資本無序擴張。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但是絕不能理解為僅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的“單向混合”，片面的“國退民進”或“國進民退”絕不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策略，有進有退、進退有據才是正確的方法。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要集中精力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計民生、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領域以及科技、國防、安全等領域。2016年10月10日，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怎么堅持和發展？對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想清楚，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想清楚，國有企業廣大黨員、干部、職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23](p.29)

（二）發展國有企業以強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資本邏輯的消極作用已經深深滲透到事關人民群眾福祉的住房、教育、金融、意識形態等領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人民群眾關注的住房價格高昂、教育不公、意識形態多元等許多領域的問題，背后都有資本邏輯的影子。恩格斯指出：“住房短缺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它是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必然產物。”[24](p.275）因此，住房問題、教育不公等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關乎始終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一些地方熱衷于民辦教育，所謂民辦教育發達，實際上與資本運作有密切關系。民辦教育雖然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優質的教育資源，但總體上卻加劇了教育不公平、“內卷”，更加重了學生負擔，本質上與人的全面發展思想背道而馳。在金融領域，由民營資本構建的支付寶、花唄等金融產品給社會生活帶來了便利，但同時給金融市場造成了不小的安全隱患。在文化領域里，藝人失德現象屢見不鮮。一些編劇、演員等公眾人物敗壞社會風氣，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此外，資本邏輯也深刻侵入意識形態領域。例如，宣揚過度消費、非理性消費、奢侈消費觀念，誘導年輕人甚至未成年人借貸消費，將大量年輕人套入資本陷阱，又如“996是一種幸福”“銀行還是當鋪”“手術室里全是錢”橫幅事件等，讓社會各方質疑非公資本的“使命”何在。有觀點認為：“非公有制經濟不服從黨的領導、不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就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異己力量，這一點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并不罕見。”[25]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最可信賴的力量，是新階段我們黨開展許多偉大斗爭在經濟上最重要的依靠。我們必須把資本裝進社會主義制度的籠子，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駕馭資本，而不是相反，被資本任意左右。只有大力發展國有企業，才能更好地堅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從根本上消除資本邏輯在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消極作用。

（三）嚴格監管國有企業資產以確保其功能充分發揮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向深水區挺進，國有資產流失已呈現出多形式、多渠道發生的現象。國有資產流失原因有多種，總結起來大致有兩種：一是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決策失誤造成，二是主觀惡意造成。例如，股份制改造和拍賣過程中，某些國有企業或公職人員與評估機構勾結，惡意低估國有資產價值，或采取假破產以達到逃避債務的目的。更有甚者，某些公職人員在國有企業經營困難或轉型發展之時，趁機利用職權進行貪污犯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習近平也強調這“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19](p.54)某些人將其歪曲為“去國有化”，借改革之名與資本勾連，巧取豪奪，鯨吞國有資產，搞家族式腐敗，令人憤慨、痛心，這是改革中最應警惕的地方。

國有企業的資產屬于全民所有，是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用鮮血和汗水積攢起來的家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加強監管，扎緊籬笆堵住漏洞。盤活企業資產，搞好企業效益，要靠發揮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著力深化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不能動不動就搞私有化甚至一賣了之。早在2014年習近平就明確指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26] 2015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對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從體制機制上進一步筑牢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防線。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國資監管開始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成為必須牢牢守住的紅線。2020年1月13日，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要“加大國有企業反腐力度，加強國家資源、國有資產管理”。[27](p.548)由此可見，黨中央早就有所警惕，并且已經開始采取嚴厲措施完善對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違規行為的責任追究體系及問責機制，堅決遏制國有資產腐敗現象滋生蔓延。

（四）加強黨的領導以保證國有企業始終服務人民

一些國有企業具有相對封閉性的特點，如果監管不到位，這些企業內部很容易產生各種為個人或小集體牟利的利益集團，甚至在企業外部，也會與特定的權勢集體勾連，形成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就會在國有資產管理以及國有企業薪酬、就業、人事等方面造成危害極大的負面影響。近年來查辦的國有企業腐敗窩案、串案背后，屢現利益集團“圈子文化”的影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國有企業的根本價值導向。“如果任由其中各類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擴張的話，造成的最嚴重后果就是在經濟上損毀國計民生，在政治上侵染國家權力，在思想文化上腐蝕黨的機體，與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利益截然對立，從而破壞共建共享共富的社會主義原則和改革開放初衷。”[28]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強”“優”“大”不僅有量的指標，而且有質的意義；不僅有經濟的屬性，而且有政治的要求。來自人民，為了人民，服務人民，這是國有企業根本基因，也是人民群眾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最根本要求。自2016年11月起實施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強調：“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不準在黨內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嚴禁在黨內拉私人關系、培植個人勢力、結成利益集團。”[29](p.17)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有可能集中、高頻發生，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真正實現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就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決反對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對那些投機取巧、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的行為和個人要嚴格防范，依紀依規處理。

實現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既是國有企業的現實責任，也是國有企業的歷史使命。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時時以此為鏡，找差距，明得失，提質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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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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