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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出兵朝鮮，毛澤東雖有充分考慮，然而由誰掛帥出征，卻是頗費了一番思量。

他首先想到的是粟裕，可當時粟裕有病纏身正在調養，一時無法到任。時間和局勢變化不等人，毛澤東最終想到在大西北主政的彭德懷。雖然當時西北形勢仍然緊張，調離彭德懷也是萬不得已，但毛澤東深知彭德懷敢于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經過簡單溝通，彭德懷很快領會了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欣然接受了這一新的任命。

入朝前彭德懷曾打趣自己是命中注定要和苦地方打交道，并說：“我們共產黨人注定要和‘苦’字、‘窮’字打交道。沒有窮、苦，還要我們共產黨人做什么？”

正是具備了這種為人民出生入死、不懼艱難困苦的品質，這場“開國第一戰”的歷史重擔才由他來承擔。

毛澤東認為，現代戰爭的指揮員要具備高于常人的戰略眼光，才能更好地將指揮軍事行動放在全局盤子里進行謀劃。毛澤東選定的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身上，就鮮明體現了這種寶貴的戰略素質。

在最初接受任務時，彭德懷就認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于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

入朝前，第13兵團將領曾聯名致電彭德懷：在缺少高射炮又無空軍掩護的情況下，出兵朝鮮的行為弊多利少，建議推遲出動到空軍能夠出動、裝備確有保證的時候。彭德懷怎不知沒有空軍掩護的仗有多難打，但他下定決心要和敵人搶時間。為此，困難再多、再大也要出動，否則將會更被動。

正是因為彭德懷能在復雜戰場形勢下保持清晰判斷，堅定執行中央戰略決定，及時排除雜音，才使抗美援朝戰爭初期的幾次戰役迅速改變了戰場局勢，打亂了敵作戰部署，使主動權牢牢掌握在我方手中。

毛澤東認為，將無勇則不為將。他選擇的掛帥抗美援朝的將領都是戰功赫赫、威望極高。比如粟裕，他素以驍勇善戰著稱，軍事素養極高，又足智多謀，在解放戰爭中因“七戰七捷”被稱為“戰神”，無疑是作為勝戰核心之不二人選。最終掛帥的彭德懷，他帶領西北野戰軍以少勝多，“三戰三捷”保衛黨中央的佳話一直傳頌，毛澤東用“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詩句，高度評價了彭德懷的卓越軍事才能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由他掛帥，無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志愿軍當時的一些弱點。

我軍的高級統帥機關，自革命戰爭時期以來就是以非常精干高效的班子進行運轉的。新中國成立初期，我軍最高統帥機關仍然是從革命戰爭年代延續下來的，總參謀部實際上還是由陜北帶來的那個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數很少，總共只有20多人。

抗美援朝戰爭中，第13兵團司令部、政治部改組為志愿軍司令部、政治部，組成了志愿軍總部。總部機構很精干、靈活。司令部只有作戰、情報、通信、軍務、機要、直工、行政七個處和一個辦公室，政治部只有五個部（處）。這樣安排，既保證了作戰指揮的集中統一，又能夠充分發揮一線將領的核心作用和集體智慧。

作為志愿軍總部前身的東北邊防軍指揮機構的建立雖然可謂一波三折、幾經調整，但這卻是毛澤東深思熟慮后進行配備的。

一方面，毛澤東確定的指揮機構從作戰上說較為有利，配備了作戰經驗豐富、指揮才能出眾的鄧華擔任司令員，選配洪學智、韓先楚、解方等作為其得力干將；另一方面，充分考慮了部隊的實際，保留了第13兵團主任杜平及組織部門。這樣的搭配不僅使戰前準備得到了保證，而且給指揮機構以時間磨合，為后來以13兵團部為基礎組建志愿軍總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毛澤東歷來重視指揮部的安全問題，志愿軍總部辦公地點是由彭德懷親自選定的大榆洞，位于平安北道朔州郡南北兩座大山之間夾著的一條東西走向的山溝里。

1950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發給彭德懷等的電報中專門提醒指揮部的安全問題，指出：請你們充分注意領導機關的安全，千萬不可大意。此次戰役中敵人可能使用汽油彈，請你們研究對策。

朝鮮戰爭爆發后，東北由戰略后方變成了國防前哨，而當時東北邊防力量薄弱，在敵人進攻面前，如果不成立東北邊防軍進行制止，不僅朝鮮有淪亡的危險，我國大陸的和平建設也將無法進行。成立東北邊防軍我們就有主動權，進可攻，退可守，立于不敗之地。

毛澤東基于對美國干涉和朝鮮戰爭持久化的預期判斷，果斷決策以第13兵團為主成立東北邊防軍。毛澤東這般堪稱用兵典范的戰略預置，為取得戰爭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對新中國的穩定發展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今天看來仍極具戰略眼光。

人民解放軍在革命戰爭時期只有陸軍一個軍種，依靠著“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深知，我軍即將面臨的現代戰爭形態與之前是完全不同的。

抗美援朝戰爭初期，剛成立的人民空軍力量非常弱小。毛澤東慎重考慮了使用空軍的需要與可能、眼前使用與長遠建設的關系，權衡利弊后毅然作出了空軍參戰的決策。在戰法打法上，毛澤東肯定了劉亞樓提出的不能零零碎碎地去同敵人進行拼消耗的空戰，應積蓄起來選擇適當時機集中分批地使用的原則。

志愿軍空軍在2年零8個月的作戰中，取得了擊落美機330架、擊傷95架的重大戰果，創造了讓敵心驚膽寒的“米格走廊”，在掩護后方重要目標安全、保障后方交通運輸的暢通和開創我軍多軍種協同作戰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為什么在第一次戰役后，調駐扎在上海的第9兵團進入東線戰場呢？我們可以從毛澤東與第9兵團司令員宋時輪的談話中得到解答：軍委要用人所長，要用部隊所長，解放戰爭你兵團練就了一身的硬骨頭，是善打阻擊、勇戰惡敵的部隊之一，現在用你兵團的目的就在于此。

毛澤東這里的“用人所長”是指，宋時輪曾是華野十縱的司令員，而他帶領的十縱，有號稱“排炮不動，必是十縱”的美譽；“用部隊所長”是指，第9兵團下轄的3個軍都是我軍的王牌部隊。

毛澤東認為，既然陸戰1師號稱美軍的頭號王牌，那么我們也要派出解放軍能打硬仗的王牌，來一個“王牌對王牌”。事實也證明，在接下來的長津湖戰役中，9兵團給美軍以巨大打擊，展現了頑強能戰的戰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