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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為什么會批蘇聯修正主義“全民國家”“全民黨”是政治掩飾的幌子？
點擊：6488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文化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7-12 11:01:04
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說過一句話：
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一定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一切也就完了。
作為執政組織，當你掌握的權力僅意味著要承擔起保障公眾的利益和滿足，當人民所要求你承擔的重大責任使你總在擔心自己能力不足——這樣的權力，對掌權者就是一種“負擔”。
相反，如果權力意味著能夠給個人及個人背后逐漸生成的「政治門閥」帶來好處且社會責任處于次要地位時，那么權力的真正意義也就喪失了。
斯大林生前曾批評過：
挑選工作人員常常不是根據客觀的標志，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市儈的標志。有人常常挑選所謂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
可能讓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長逝后不久，這樣的現象就被變本加厲的放大，蘇共高層的組織體系逐漸成了赫魯曉夫等人的“權利游戲”。
赫魯曉夫上臺后，大力推行干部更換制度，利用其排斥異己、借以撤換反對自己的人，擴大自己的勢力。
斯大林逝世后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一級黨政主要領導，到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時，僅八年時間就已更換了80%。
這種對干部過于頻繁地更換和調動，不僅造成人心不定、缺乏安全感、干部隊伍喪失應有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也使領導干部沒有足夠的時間積累經驗。
同時，從主觀角度出發，這樣的人員調動的根本目的，還是出于赫魯曉夫集團的政治野心。
列寧曾這樣批判美帝國主義：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齷齪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萬永遠在饑餓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
只是，從1954年開始，蘇聯自己卻一步步地走上了這條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
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
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毛主席的論斷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魯曉夫開始的蘇聯修正主義政權的階級實質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面目：
以所謂“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幌子為政治掩飾，對蘇聯人民實行反動專政；在“建設共產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的說辭下復辟資本主義，對蘇聯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
自50年代中期開始，赫魯曉夫集團為培植資產階級勢力，在各級領導人員和一般工農群眾之間實行了差別極大的工資等級制度，且千方百計利用職權撈取經濟收入。
下圖是經過1956-1960年所謂的“工資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業領導人員的工資表。
1960年，蘇聯“體制內”法定的職工最低工資是為27-35盧布，對比之下，經理、專家之類人員工資可高達十倍以上。
根據1970年蘇聯《經濟報》的數據，企業經理(廠長)、專家等領導人的工資在250盧布以上，他們的人數占所謂“大生產集體領導人(車間主任以上)”人數的10.6%；而“非熟練的體力勞動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資在80盧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資60盧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從事體力勞動或手工勞動的普通蘇聯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資在最低工資60盧布以下。
……………
新生的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通過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和貪污盜竊等種種手段獲取高額收入，過著極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薩克建筑材料和構件聯合公司的經理，竟然能夠在短時間內造了兩層樓的“哥德式”私宅。
當時在蘇聯國內蓋小洋房成風，亞美尼亞甚至有個農莊主席占用農莊的建筑材料，剝削莊員們的勞動，給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級別墅，房屋建筑面積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噴泉、四周有堅固的圍墻，老遠就看得見這位農莊主席的三層樓房。
韃靼自治共和國明澤林區圖凱集體農莊主席兼黨委書記，也有三輛小汽車和一輛帶座斗的摩托車，且只準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車隊……
蘇共黨內、蘇聯國內的階級景觀，自二十大之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也使社會主義陣營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為日后的蘇東劇變與國際共運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歷史伏筆。
1971年3月，蘇共二十四大召開，勃列日涅夫在大會上反復強調所謂“加強法制”，波德戈爾內隨即發表電視講話，說嚴格遵守法律是每個人的“首要義務”…
緊接著，蘇聯官方的報刊公開叫嚷：要把注意力特別放在加強勞動生產紀律上”、“法院、檢察院、仲裁部門、公證組織、警察機關和其他行政機關應當更堅決地進行加強法制的工作”（據《蘇維埃俄羅斯報》記載）。
大造輿論的目的，是蘇修集團加強對蘇聯人民控制的訴求。
1966年，蘇修當局正式設立所謂“社會治安部”，在國內各大城市增設摩托化民警部隊。
兩年后，當局又把“社會治安部”改名“內務部”，規定它的任務是對人民的反抗“組織堅決而及時的反擊”。
當時，這個服務于蘇修維穩組織的秘密警察達七十萬人之多。
1970年秋天，蘇修在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恢復了司法部，并配合著發展了數以萬計的所謂“人民糾察隊”，在工廠、農莊、機關、團體設立了九十多萬個監察組、監察哨，還建立了全國范圍的“同志審判會”網，其成員約二十萬人。
但是，這種背叛階級屬性、激化社會矛盾的統治方式，并不能阻擋蘇聯人民的覺醒，反而以一種狼狽且污化的形象于蘇聯存在的七十年時間里成為了一條主線，只不過在50年代末之后被人為地忽視。
單說罷工，僅60年代就有1962年的諾沃切爾卡斯克城反對提高肉類和黃油價格的斗爭、1963年敖德薩碼頭工人抗議食品漲價的罷工、1965年埃里溫人民的斗爭、1968年克里米亞韃靼人在奇爾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動、1968年至196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橡膠制品廠舉行的罷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附近的一個小鎮霍羅爾發生礦工爭取面包的斗爭。
這里面比較有典型性的就是諾沃切爾卡斯克流血事件。
發生在位于圖茲洛夫河與阿克塞河畔之間，該地有電力機車、礦山設備、化學和食品等工業。
1962年6月初，一場持續數日、震驚蘇聯最高層的工人罷工流血事件就爆發在這里。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伊萬舒京于事發后數日呈交蘇共中央的書面報告，事件經過大致如下：
1962年6月1日上午7點半左右，新切爾卡斯克電力機車制造廠鑄鋼車間的八九名工人聚在一起議論物價上漲，逐漸地，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了談論。
車間主任見狀，就勸說他們去干活，但激憤的工人們走出車間，來到工廠的小公園里繼續聚眾談論物價上漲、生活難以為繼的情況。
恰在此時，官僚作風嚴重的廠長庫羅奇金走過來，直接命令工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去。
可工人們卻把他圍住，指責“車間勞動條件差”、“廠內缺乏安全技術保障”、“日常生活處境窘迫”、“工資太低”，特別是1962年初該廠又重新調整了職工們的計件工資定額，結果使工人們的工資下降了 30%。
一方面是工資下降，一方面是物價上漲，再加上工廠的勞動條件差、安全沒有保障——該廠的繞線絕緣車間曾發生過200名工人中毒事件。
所有這些使得工人們的情緒越來越激憤，而廠長蠻橫而冷漠的回應使得工人的情緒進一步升級，人群中開始叫罵起來……
一看情勢不妙，廠長趕緊逃到廠部去了，工人們緊追其后擁向廠部。
隨后，工人們開始打出要求增加肉類、牛奶供應和提高工資的標語牌。
上午11時30分，廠部大樓前的廣場上已經聚集近五百人，要求廠長出來對話。
此前，州委書記馬雅科夫、州執行委員會主席扎麥京、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伊萬諾夫、州國家安全局副局長拉扎列夫以及一批安全局工作人員陸續趕到了工廠，下午三四點鐘州委第一書記巴索夫也趕到了工廠，可領導們都躲進了廠部大樓。
這時，廠部大樓前的廣場上已經聚集了四五千人，不少市民也參加了進來。
但州委、市委領導一直呆在廠部的廠長辦公室里，而沒有選擇走到工人中間去。
隨即，工人們沖進了廠部大樓，要求領導出來對話。
下午16時30分，州委第一書記巴索夫通過擴音器發表講話，人群暫時安靜了下來。但他剛講了幾句就被叫嚷聲打斷：“我們早就看到了告人民書，我們又不是不識字。你說說看，我們往后該怎么生活，工資定額降低，物價卻上漲了！”
州執行委員會主席扎麥京試圖講話也被立即打斷，騷動的人群沖向麥克風，但電線被立即切斷了。
在向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報告了這一緊急事態后，晚上18時，蘇共開始動用警察維持工廠秩序，但抵達工廠的一支兩百名警察隊伍被工人擊潰逃離。
晚上20時，五輛滿載士兵的汽車和三輛裝甲運輸車駛向廠部大樓前的廣場。但軍隊的行動并不順暢，人群向汽車和裝田車迎面跑去，擋住了去路，車輛被迫停下，以致“載有士兵的車輛在口哨聲、叫嚷聲和玩笑聲中調轉車頭返回”。
此后，人群一直聚集到深夜……
6月3日，騷亂被平息。
科茲洛夫在地方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將整個事件的責任推給一些“流氓和煽動者”，他說：
同志們，我們有信心查明導致如此嚴重局勢的原因。但是現在就可以斷言，一些流氓分子是騷亂的教唆者…… 這些行為旨在反對人民國家的利益。你們城市一些沒有覺悟的工人受流氓分子的挑動……一小撮流氓、酒鬼和挑撥離間者帶領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后至70年代，蘇聯的群眾斗爭態勢進一步得到發展。
如1972年6月25日，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發生了成萬人參加的斗爭，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也常有罷工發生。
盡管蘇修的武裝維穩力量百般鎮壓，但蘇聯人民的反抗仍在不斷增長。
還是回到篇首雷日科夫的那句話：
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一定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一切也就完了。
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從來就不僅是同君主專制的斗爭，也不僅是在沙皇監獄及流放地的戰斗表現。
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執火人而言，更加困難得多的考驗是當自己的黨在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的表現。
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面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
但是后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和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列寧對于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黨內可能出現權謀私、脫離群眾、皇室貴族化的腐敗現象，是早有警覺的。
1922 年召開的俄共第十一大上，列寧特別作出規定，要對黨的干部“個人發財企圖，必須無情地加以制止，絕不允許把人黨看做向人民謀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寧發現莫斯科市委常委會以根據不足、需要“復查”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嚴重侵犯群眾利益的領導干部時，他憤怒地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建議給莫斯科市委以嚴重警告處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絲一毫試圖對法庭“施加影響”以“減輕”共產黨員罪責的人，中央都要將他開除出黨。
信的末尾，列寧還憤慨地寫了個附言：
可恥和荒唐到了極點，執政黨竟然庇護自己的壞蛋！
列寧認為，一個干部如果把權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會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云外。物質欲望越膨脹，思想信仰就越少。
蘇聯覆亡前，社會上就有不少人猛烈抨擊：
一些領導干部開始濫用人民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質享受與獎賞。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不解決任何問題，卻年復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穩穩當當。
蘇聯著名學者阿爾巴托夫在他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有這樣的論述：
這些人從來沒有相信過一天黨的信仰和傳統。
而且，這些人與有些真誠信仰資本主義制度的年輕人還不一樣。
因為在他們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隨時改變，或者說是無所謂信仰的。
他們多數人對權力和特權的渴望要勝于其他活動動機，這些是看風使舵的反復無常的人，法國人管這叫做'翻新的上衣’。
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來是戈爾巴喬夫分子，現在又成了葉利欽分子。
文 / 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文化微信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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