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金靴：香港，告別1997
點擊：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強渡大渡河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7-01 17:22:53
當一艘船沉入海底
當一個人成了謎
你不知道
他們為何離去
那聲再見竟是他最后一句
當一輛車消失天際
當一個人成了謎
你不知道
他們為何離去
就像你不知道這竟是結局。
一條船的沉沒，像極了一個時代的揮別。
就在6月21日珍寶海鮮坊沉沒的同時，香港警隊宣布自7月1日起將全面采用中式步操、步操口令及對答，且會使用普通話和廣東話，“yes sir”的英式口號會成為歷史，全部改成“知道，長官”、“明白，長官”。
盡管“明白，長官”依舊不是契合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話術，但“中國化”的前提必須是先“去殖民化”。
在這中間，“香港本土化”是一個必經的過渡。
畢竟現實已經告訴了人們：1997年香港的回歸在很多層面都只是表面的，埋坑一直埋到了近十年。
1 曾經滄海難為水
2012年是一個紀元式的時代坐標，之于中國共產黨自身、之于中華民族的政治性扭變，都堪稱改革開放以來之驚辟。
然而正是在哪一年，香港的國民教育(即愛國教育)方案，竟然才姍姍來遲、磨磨蹭蹭地走上臺面。
其時，香港已經所謂“回歸”足足十五年。
即便如此，愛國主義運動在香港又面見了如何境遇？
2012年5月13日，香港反國民教育的“學民思潮”組織發動“513撤回國民教育課程大游行”；
7月，由香港部分家長組成的“民聲團體”，成立了所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要求港府撤回國民教育課程，此后又聯合“教協”等團體發動“全民行動，反對洗腦729大游行”；
結果是，2012年9月8日，時任特首梁振英被迫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規定，改變為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國民教育科及其教學方式”……
這等于是將「愛國」這一現代國家之政治必須、又是國民樸素情感之凝聚的基礎性國家工程，交給了暗流涌動的“泛民”們，以及他們背后始終虎視眈眈的英美。
可以將目光投向史海深處的1948年。
那年底，當人民解放軍在淮海地區將國民黨杜聿明、黃維兵團死死圍住、同時實施對平津守敵的戰略包圍時，英國內閣曾對中國局勢進行了一番謹慎論證，最終采納了外交大臣的建議：必須守住香港這個“英國在中國的最后立足點”。
1949年4月，解放軍集結長江北岸，整裝待命渡江，惶惶不可終日的英國殖民當局下令軍艦“紫石英號”強行逆江而上，闖入我解放軍防區，引發了激烈的武裝沖突。
一天之內，“紫石英號”事件使英國緊急增兵香港至 4.5萬人，同時密令港英當局修訂并公布新的《緊急條例》和《入境條例》，強化了“違者處以死刑”等條款。
但是其實英國人心里很清楚：解放軍不是國民黨軍，毛澤東更不是蔣介石，如果解放軍真的要解放香港，英軍可能比蔣軍在此前三年里的遭遇輸得更慘。
8月，英國外交大臣和殖民地部大臣聯名向內閣提議：我們爭取留在香港，因此必須避免激化英共（中）關系。
這一建議也成為了英國處理香港問題的指導方針。
1949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軍抵達深圳河北岸，讓英國人松一口氣的是，我軍沿廣九鐵路到達布吉車站后，沒有再逼近香港。
第四野戰軍的吳富善將軍手持望遠鏡，朝香港凝望了一個時辰后，翩然離去。
那時，在毛主席心中“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已經瓜熟蒂落，這使得新中國此后通過香港保持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隨后，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國共產黨通過秘密途徑傳來的香港維持現狀的“三項條件”：
① 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
② 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這是香港在回歸前的安身準則。
隨即，英國政府決定承認新中國，這成為了西方國家集團中的一個“口子”，《華僑日報》上亦刊登“毛澤東已保證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共”的消息。
六十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緊張，存水量嚴重告急，正是毛主席力排眾議作出決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應由我們舉辦，列入國家計劃”。
于是，東江之水跨山而來，解決了香港幾十年一遇的大水荒。
再回想1894年時的香港大鼠疫，至今無法統計有多少香港人死在港英鬼子“潔凈局”的刺刀下。
有良心的香港人，都會記得，記得他們都曾屬于那個紅色的中國。
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六七暴動至今寫在歷史的光輝冊上，那是港英當局被迫撥政向善的轉折點，這既是香港底層市民、香港工人階級的小小勝利，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南延”的一次正名……
2 挖坑
在回歸前，英國政府不向中方作任何通報，突然拋出了一個跨越1997年、耗資達1247億港元之巨的“機場及港口發展策略”，動用幾乎所有的財政儲備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府舉債，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錢流向英國。
1991年，英國先是把聯合國發布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改成了所謂《香港人權法》，提出許多人權方面的倡議，比如限制死刑、放寬國籍戶籍等；緊接著一年后，港英政府又宣布“解除社團限制”，完全放開港內港外的社團注冊，也宣布不再取締任何組織。
這就給大批NGO進入香港“備戰”提供了法理支持。
比如那個著名的“香港外國記者會”，拿著英國人在被驅逐前臨時更改的條例為依據，屢次邀請五獨分子來港演講、煽動獨派勢力對抗北京中央。
彭定康，這個末代港督正是在這個關鍵歷史時刻，由其政治摯友梅杰首相力薦走馬上任的。
這位在英國因誠信不佳而知名的政客，自稱“深知最大的試煉將來自政治競技場”，1992年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內部做了一個“嚴肅的形勢報告”，斷言北京政權不到1997年就會像歐洲的蘇聯、東德和波蘭那樣垮臺，以此動員政務官、公務員們跟著他一起“打亂仗”，放棄中英已經達成的所有協議、諒解的束縛，撈回十年前“英國在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能得到的東西”。
1992年10月7日，上任僅三個月的彭定康發表了早在英國就打好腹稿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對香港面臨的1994年區域組織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提出完全另一套設計，掀起了后過渡期又一大折騰。
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同志隨即指出，這個方案表面上仍然說要維持英國在香港多年來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但實際上是要急劇改變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機構的地位和權力。
這套方案在當時一度讓中英之間已達成的政權機構平穩過渡安排化為泡影。
彭定康先斬后奏公布政改方案后，不斷軟硬兼施要挾中方接受；中方自然堅決予以拒絕，直斥他背信棄義，是“千古罪人”。
但在彭定康借助首相支援和全力操控下，這套“政改方案”還是在港英立法局以一票微弱多數通過，事實上宣告英國最后管治時期的香港政治體制已無法與未來中國香港特區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
1994年，中英雙方開始就渡期預算案編制問題交換意見，決定成立專家小組進行正式磋商。
財政預算案是現代政府理財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計劃和經濟政策的集中體現，對經濟民生影響重大。
按香港的慣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
很顯然，1997/98 財政年度會跨越香港歷史性的回歸，其中前三個月為港英政府管治，后九個月將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管治。
這個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編制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完成，又由于財政政策、收支計劃的連續性，之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必然對后一個年度的預算案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尚未產生前，由中國中央政府代表未來特區利益，與英方就 97/98、96/97 兩個過渡期財政年度的預算案編制進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權交接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香港財政政策平穩過渡的客觀需要，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精神。
英方對于這些重要原則看似表面上不持異議，實際上卻想獨自把握，以便配合其“光榮撤退”方案的實施。
因此，不僅想方設法阻撓中方參與預算案編制，還急功近利、不負責任地做大開支以粉飾殖民政績……
為了主導談判的方向，英方當時搶先公開向社會宣布將向中方“介紹”96/97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編制過程，并就跨越回歸的 97/98 年度預算案“咨詢”中方意見。
一個“介紹”、一個“咨詢”，先入為主地界定了中英雙方在未來專家小組中的角色。
彭定康于1994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以及英方在當年底向中方提交的書面意見均表達了上述觀點。
令人遺憾的是，中方代表內部竟一度對此缺乏警惕，在 1994 年底召開的兩次聯絡小組全體會議上居然都沒有對英方立場提出異議……
3 埋雷
1997年的夏天，彭定康在離開香港前拋出了他最后一張重牌：草擬了一份五萬人的所謂“港英白名單”，單子上全是一幫“忠于英國統治”的香港上層精英，包括各類富商、政客、議員、教師、教授、媒體人……
他們所有人都收到了一個密碼，只要有了這個密碼，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的英國使領館都能帶著全家人火速入英國國籍。
當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并沒有走，而是選擇留在香港，繼續配合英國人、保持香港各領域的殖民體系“不動搖”。
像陳方安生就是其中典型，她曾公然鼓吹：“香港回歸只是換個旗子，其他都沒變。”
陳方安生確實沒有說錯，彭定康在滾蛋之前非常陰謀得把港府行政權分給了香港政務司，又將此前自己手下的“立法局”變更為獨立于港府存在的“立法會”，繼續保證英國對香港立法系統的殖民控制。
臨走前大肆分發“民主自由”的傳單，然而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個半世紀，什么時候講過“民主”？
在政治排序的圖譜上，香港人甚至還不如印度人，在自己的家園地盤上淪為“三等公民”。
一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香港回歸日程后，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制的《基本法》，英國突然“如夢方醒”、在香港開始大搞所謂“代議政治，還政于民”……
一百五十年來，英國人從來有給過香港人一張選票嗎？
港督和港府主要官員，由倫敦任命，港府則既是三軍司令，又是立法局的主席，且有權否決法院所有的判案，是絕對的獨裁者；
立法局，不過是港督的咨詢機構而非立法機構，局里的官守議員是港督委任的政府高官，非官守議員也是他委任的來自社會各界的代表……
一個半世紀的長史，被港獨分子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香港法院，其終審權一直掌握在倫敦的王室的咨詢機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手中。
這個有上千年歷史的機構是專門受理海外領地、王家屬地和英聯邦成員國家終審案件的。說白了，“殖民地案務專局”。
港英政府統治時期，香港每年有一二十宗案子要上報倫敦樞密院，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法律原則問題更是上訴焦點。
英國和香港地區雖同屬一個法系，但相距兩大洲，歷史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很不相同，加上樞密院的成員大多年事已高，對香港世態民情一知半解，做出的判決往往與香港上訴庭的判決很不相同。
饒是如此，終審權始終是在倫敦，而不是在香港。
在英國人看來，司法權力是他們統治香港最重要的一道楔子，它深深地插入香港社會的心臟，指揮著香港的國民教育、文化娛樂、媒體輿論……
直到數年前，香港名義上回歸已有二十余年，依舊會出現頭戴白發套的外籍法官杜大衛“赦免”港獨分子、“懲辦”港警的亂象——根據保釋制度，暴徒中的大部分人可以直接交錢回家，打砸搶燒的惡行可以連一天牢都不用坐。
甚至，直到2020年夏天更新的終審法院法官名單，都依舊“滿目狼藉”：首席法官一人，常任法官三人，非常任法官十八人——其中在三名常任法官中兩人為中國籍、一人為英國籍，十八名非常任法官中三人明確為中國籍、但其中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和英國雙重國籍，剩余十五人全部是純粹的外籍，分別來自英、澳和加拿大。
即，二十二人中只有兩個人是完完全全的中國人，其余全部為外國人（包括雙國籍）。
還記得那個著名的港庭終身法官包致金（Kemal Bokhary）嗎，任職期間在香港橫行霸道，侄女更是仰仗英方權勢在港無牌駕駛、暴力襲警、劣跡斑斑……
這也就不難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為何遲遲不能落地。
與之對應的是《基本法》第92條和82條，只對香港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存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的規定，但對其他法官的國籍沒有任何限制。
這就是歷史上用以描述1997年之今時的「香港回歸」。
4 低潮
嚴格而言，除了解放軍雄赳赳氣昂昂地進駐了香港（關于軍事用地的談判也用了足足七年），其他維度上都很難看到中央對香港的管理，尤其在經濟和文化層面。
不說香港人彼時是怎么俯視我們的，二十余年前就連我們自己都拿香港當天堂仰望，《讀者》《意林》等小布爾喬亞刊物上關于香港人高素質、香港城市環境優美、香港制度先進的小作文數量，一點不亞于對日本、德國、北歐、北美……
今天朗朗上口的“四個自信”，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
就連那位在90年代叛逃到美國的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職級相當于今天的中聯辦主任——的許家屯，竟然在黨內和大陸民間，彼時都有不少聲音對這位親近李嘉誠等香港寡頭與上層權貴的黨的叛徒，抱以“理解”。
一個在回歸前葬送了黨在香港的布局路線的政治叛徒，卻引起不了多大波瀾，這已然反映了當時大陸對香港的“燈塔式仰望”。
2001年2月14日，在朱镕基總理的親自推動下，國務院任命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史美倫，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消息一出，全國震動：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從海外聘請的首位副部級官員。
十年后，作為英國殖民香港標志之一的香港大學，舉行建校百年慶典，從北京前往祝賀的領導在慶典上竟出人意料地用英語宣講……
今天回看，不失為一闕符號性的回聲。
市場經濟，開發開放，國際都市，地產先行，培育巨企，鼓勵造富……
近三十年來，香港的一切都宛若大陸的某種臨摹“模板”，用許多人的話說，“中國的第一縷國際春風，正是由港風帶來的。”
靡靡之音、燈紅酒綠之間，直至今日，以英國皇室成員、港督、殖民地官員、英軍軍官命名的街道，香港仍有八百多條。
連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占香港后，“日督”磯谷廉介都知道發布“公示”將香港的所有英式地名改為日式名稱，而我們1997年正大光明地收復作為故土的香港，去殖民化工作卻似乎從未做到位。
埋雷，一直埋到暴動的2014和2019（事實上還有很多，如2010年“反高鐵”運動、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2015焚燒《基本法》事件……）。
逆向種族主義的恐怖分子其瘋狂，讓信仰一直以來搖擺不定、始終處在“我是誰，我的媽媽是誰，我從哪里來”的困惑之中的香港，一步步墮入歧途。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與中國政治母體之間始終存在嚴重的互信不足。
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作為外來權力管治的土地，香港孤懸于中國的政治體系之外仿佛成了一種默許的共識，造成日積月累之下同大陸主體政治秩序之間存有天然隔閡。
在長期的分離、分治狀態下，受到殖民操控的香港其政治文化、政治話語與政治精英都早已不屬于中國本土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無論是二十世紀的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政權，對于香港而言似乎皆屬政治上的“他者”，而香港在中國本土政權眼中亦是陷于南方一隅的化外孤城。
這種相互剝離，形成了香港社會同中國本土政治秩序之間彼此相安無事則易、而建立和維持互信則難的狀況。
從2014到2019，同一波年輕人，從幼稚走向野蠻，從跟風轉為仇恨。
在那些看不見的黑手教育與操控下，兩次震動全國的暴力鬧劇徹底撕下了歷史的面具，灼就了香港回歸以來最慘烈的傷口。
但是，也為如今的“重新收復”埋下了伏筆。
5 逆轉
2020年6月30日，幾乎是港獨分子亂港行動一周年之際，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和閉幕會，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由領袖簽署第49號主席令予以公布。
那一天我真的興奮異常，發了條微博：
《國安法》的出爐，讓此前不久還在享受著港英法系“保釋來保釋去”的黎智英、何俊仁、黃之鋒、周庭們，聽見了喪鐘的聲音。
早在出爐一周前，被稱為“獨派教父”的李柱銘、陳方安生已接連繳械投降，稱自己不再搞事情，勸香港年輕人也別再搞事情……一時間還沖上了微博熱搜。
隨后，一大票受西方圈養的港獨團體也宣告解散。
《國安法》的意義是歷史性的，如我那條微博所言，它讓「香港回歸」這件民族重跡不再只是一個表象化的史冊空殼，而是從法統和倫理兩個層面宣告了中國共產黨及背后的十四億人民對香港無可爭議、不可撼動的主權。
五天之后，中央正式任命現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事務顧問。
同日，國務院還宣布任命鄭雁雄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署長，任命李江舟、孫青野為副署長。
注意這個孫青野同志，他沒有任何公開的歷史任職信息，僅知其來自「國家安全機關」，卻甫一露面便就任香港安全公署副署長，輔佐香港回歸以來首位擁有省委書記履歷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這在當時令英美等國和亂港分子惶惶不安。
一個月后，林鄭月娥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推遲第七屆立法選舉”——頂住滂沱壓力，阻止了泛民派繼續涌入港會；
半年后，黃之鋒等亂港分子悉數入獄；
再三個月后，2021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
這時候，林鄭月娥八個月前的“推遲”之為，其內涵終于浮出水面，讓人嘖嘖稱嘆。
而特區政府背后為其傾囊施策、撐腰輸血的，當然是黨和千千萬萬的我們。
《國安法》維系暴力專政，《基本法》附件保障立法執政，兩只拳頭一前一后出擊，拳拳到肉，讓人依稀看到七十年前共產黨剛剛建政時的英氣：一手暴力剿匪、解放邊藏、穩固海防，一手籌備人大、撰寫憲法、確立思想。
這兩只拳頭的威力，從香港大學這個一度淪為暴徒大本營的學府之巨變，即可一窺：
《基本法》附件生效后三個月，香港大學便宣布“不再承認港大的學生會作為獨立注冊社團以及它現有在校內的角色。港大會按大學程序嚴肅調查學生會評議會事件，并根據調查結果對涉事學生進行進一步處理。”
而就在那整整一年前，即《國安法》生效時，香港大學也早已宣布罷免2014“占中”發起人、港大法學院終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并禁止學生在校園內散發反華政治傳單、發動反華行動。
這就是黨和人民的專政威嚴。
6 覆舟水是蒼生淚
我曾在評述今天中國高考時，引申香港的例子：
不要說學習鴉片戰爭的歷史了，從2019年亂港鬧劇中諸多暴徒的言行來看，這一部分青年群體的文化修養極其貧乏、學識修為更是明顯處于底層。
但就是這樣一群讓人看著就覺得可憐的無知青年，卻極度可悲地走上了反華的不歸路，給香港無辜平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我們為什么那樣關注香港，只因為它走過的路太過典型，典型到讓人深思且警惕。
今年春天香港疫情大破發，水深火熱之中恍然發現：全港疫情感染最嚴重的油尖旺區、觀塘區、黃大仙區，全部是中低收入地區；而外資云集、寡頭遍布的深水灣、淺水灣、赤柱灣等富人區，感染寥寥。
同時，感染密度恐怖的整個九龍半島，也是老年人密集區。
在發生醫療資源擠兌的狀況下，普通的香港老百姓、特別是身體免疫力差的中老年群體，竟然連一張病床都弄不到，只能等死。
可以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兩年前的五月底（《國安法》出臺前夕），李嘉誠會表態宣布“擁護一國兩制”？
對于李嘉誠這幫老家伙們而言，一國兩制是他們絕對擁護的，因為一國兩制也許不能給他們帶來什么東西，但至少可以替他們維持住一些東西。
回歸二十年，這就已然是他們可控范圍內的利益最大化了。
李嘉誠旗下公司市值在香港回歸前的1995年“只有”420億港元，盈利30億港元；到2009年已猛增到了萬億港元，相當于同期香港經濟總量的50%，盈利超過2000億港元，增加近70倍。
但是香港回歸的二十年，地區總體GDP只增加了不到一倍。
李嘉誠們心知心懼。
香港青年的恐怖主義暴動，最希望盡快平息下來、希望香港永遠安寧的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只能排第二，排在第一的正是以李嘉誠為代表的、早已卡特爾化的香港幾大家族們（廣義是四大家族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但不同語境下亦有不同劃分）。
早在2014年3月，李嘉誠接收財新專訪時就說過：“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義之路，就會像野馬易放難收。”
因為暴動意味著階級業態的失序，失序則意味著重組的可能，重組就意味著對現有頂端的顛覆。
香港的平均房價早已超過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十二倍，位居世界首位。
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無力購買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價房）內，而其人均住房面積僅有12.8 平方米。
連續五年蟬聯全球住宅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樓價入息比率為十七倍，遠超第二位溫哥華的十倍，這都是「香港特色」。
根據2016年樂施會報告，香港七百萬人口中，貧困人口已超過百萬人，為世界發達經濟體（區域）之最。
在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同年中期發布的人口統計報告《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戶數目雙雙增加，中等收入住戶的比例卻逐年萎縮，家庭收入差距顯著走向兩極分化。全港最低收入家庭的入息中位數是2560元，與全港最富有家庭相差四十四倍。
兩年后，港府公布了《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2018年香港本地貧窮人口高達140.6萬人，以香港749萬總人口計算，大概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貧困。
這一數字創造了香港過去十年來的新高記錄（根據香港政府的定義，貧窮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戶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戶指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
如果進一步按照年齡組別劃分，香港每三個60歲以上的長者中就有一位處于貧困線之下；18歲以下青少年兒童中，則每五人就有一人處于貧困線之下。
全港最貧窮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從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間下降了16%）——而那十年間，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長率卻高達驚人的60%。
1997年回歸時，李嘉誠本人資產七十億美元左右，到2014年已超過三百億美元。
根據2016年瑞士信貸統計，香港人口中前10%的富有人群控制著全港77.5%的財富，這一比例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
從2004年到2018年，香港所有職業薪資增長63%，但同一時段房價卻大幅上漲420%，住宅租金也在十四年中上漲177%。
可以看到，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實力雄厚的地產商早已壟斷了香港市場，地產業也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形成“地產霸權”。
但由于西式奴化教育和商業消費洗腦的問題，香港青年長期在自身的壓迫中卻意識不到壓迫、在被剝削中卻意識不到被剝削，反而在權貴的繁華圖景里虛醉著遙遠的繁華——而一旦社會問題被英美等國陰謀地綁架上反華的戰車，這些原本應該去攻陷李嘉誠大別墅的無產者們，便紛紛將拳頭揮舞向北京……
7 李嘉誠們的“擁護”
對于李嘉誠們而言，他們唯一恐懼的就是隨著暴動持續深入，香港青年們難保思想會產生“正向的異化”——將矛頭對準自己。
注意，兩年前不少香港市民在就《國安法》簽字、聲援支持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時，已經表達了對香港幾十年來少數壟斷資本家的不滿，尤其是四大家族為首的地產財閥。
這是認知的覺醒。
對于李嘉誠等地產霸權的憎惡其實一直有之，但是在大陸商品經濟崛起之前，香港人的優越感普遍蓋過了階級分化的痛苦，同時也總是在獨派媒體的蠱惑下動輒將香港經濟的停滯甩鍋給“回歸”。
很多年來，香港的大富豪們被市井百姓親切地稱為“誠哥”“彤叔”“四叔”，如稱呼自家親戚，不但將他們視為明星、股神一樣追捧，還聽不得他人的任何詆毀。
待陸港此消彼長之后，香港人對李嘉誠們的心態也開始崩了。
2005年，李嘉誠捐贈十億給香港大學醫學院，港大校務委員會決議將醫學院命名為“李嘉誠醫學院”，引發軒然大波，新老師生和市民一致不忿、同聲譴責校方和李嘉誠；2013年4月，李嘉誠控制的核心企業和記黃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發生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罷工，顯示出香港民眾對他的厭惡。
每每聽聞香港社會對自己的“排斥”，李嘉誠的反應都是毫不在乎：“不喜歡我，那我就去別處投資。”
他也確實是這么做的。
90年代開始，外資企業大舉撤資中國大陸，彼時李嘉誠卻反而大舉進軍中國大陸市場，成為香港在大陸地區的最大投資者，二十年來生意一直紅火。
但是所謂紅火也是伴隨著狡詐，李嘉誠旗下的“長和系”在中國內地變相囤地已經是常態。
過往多年來，“長和系”在中國近十個城市十余個項目，均通過“蝸牛式”開發方式，延長土地開發周期從六到十多年不等。
比如在北京明十三陵附近“皇家別墅”的北新嘉園項目，合同約定2004年11月開工，但到2014年都依然未見開盤動靜……
李嘉誠在內地的舞動一直持續到2012年的十八大，戛然而止。
當年大會結束剛過半年之際，李嘉誠就開始拋售內地項目。
同樣是在那一年，香港特區大選，李嘉誠押錯了寶，沒有投給梁振英，轉折便是接二連三。
這幾年大陸地區風清氣正，也是港商頻頻從內地撤退的時期，包括前文提到的1987年把大陸帶進別墅時代的劉鑾雄，以及許家印的“貴人”鄭裕彤和張松橋，在2015年紛紛離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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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栽了跟頭，待到2017年在林鄭月娥表明參選前，李嘉誠表示“不會提名任何人參選”。
遙想2000年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李嘉誠、李兆基、黃志祥、郭炳江等地產富豪齊齊在地產及建造界成功出線——李嘉誠在地產界別以323票的最高票當選，長子李澤鉅在政協界別自動當選，次子李澤楷則在高等教育界以298票入圍，成績屬于中上。
二十二年前的那屆選委會成員中不少都有親姻關系，當中又以父子兵居多，兄弟班亦為數不少，形成了一個結構嚴密的門閥關系網絡體系。
但到了去年9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舉行界別分組選舉，選舉委員會已明確“將限制香港富豪家族們在該機構的政治影響力”，大家族們未來各自最多只能有兩名成員出任選委會委員。
離開大陸，2016年遇上旺角騷亂，2018年退休，2019年又遇上大暴動……這些吸了香港人一輩子血、把香港打造成不足十平米的房子售價19萬/平米的“超繁華鴿子籠”的大富豪們、大家族們，現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晚節得保。
所以從表面上看，他們比誰都“紅”，因為他們比誰都渴望“維持現狀”。
經過百余年的開發建設，香港已開發土地僅存275平方公里，占土地總面積比例僅為24.9%，遠低于內地大中城市。
其中用于私人住宅土地更是只有26平方公里，用于公屋用地的則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鄉郊居所竟占去35平方公里——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不改變現行土地政策，根本沒有足夠的土地來蓋房，香港市民的住房夢想是很難實現的。
在歷史上，李嘉誠們普遍會于土地價格較低的時候購買大量土地，其中不少并未開發，而是放在那兒坐等升值。
僅所謂“地產四大家族”在香港囤積的農田就達到13950畝，加之現行香港法律對囤積土地并未作出嚴格監管，長期持有土地不開發并沒有太大的風險。
因此，對李嘉誠們來說，囤著足夠多的土地即意味著帶來源源不斷的利益，而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
回到那個問題：我們為什么這么關注香港？
因為香港的種種驚心困局，沒有一樣不值得內地警覺和思考。
2020年國慶期間，駱惠寧同志走進基層社區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戶。解決住房等基層民生問題，是中央治港的重中之重。
8未來
原本為統一臺灣而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構想，被首先運用到香港和澳門，其實是歷史機緣巧合促成的。
香港是現代中國的創傷性記憶，1842年清廷于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鴨脷洲和附近島嶼)永久割讓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及其合法繼承人。
1860年，清廷再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敗于英法聯軍，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永久割讓給英國。
1898年，清廷再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據此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龍及逾二百個離島)，為期九十九年。
這三份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的不平等條約，實際上形成了今天香港特別行政區所轄領域的大致范圍。
自70年代末開始，隨著新界地區租借期限的不斷逼近，在英國政府的動議和催促下，中英兩國政府才開始進行關于香港前途命運的外交接觸、商討和正式談判。
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地位的談判，恰好與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思考臺灣統一問題的時間重疊，這使得領導集體開始考慮將剛提出不久的“一國兩制”構想，率先運用于香港回歸。
以“一國兩制”的方略來解決香港問題確實是一個政治層面的創舉，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一問題是在非常倉促的情形下被提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議程的。
實際上，當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并與小平同志首次談及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剛剛結束對越南的大規模自衛反擊作戰不到十天，中央政府尚未對香港在1997后的地位和管治問題做出深入研究，遑論做出重要決定。
隨著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命運問題的接觸和商談的深入，中國政府才逐步把香港回歸這個問題在內地百廢待舉的情況下“插隊”提上議事日程，并最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就香港在1997年回歸形成了初步決策。
起初，我們對于“一國兩制”框架下未來香港政治運行的設想，是十分“急凍式”的回歸。
即：快速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時分將香港既存的社會經濟、法律和政治制度基本不動地接收，保持大體不變，然后再因應時代的變化擇機予以解凍和變革。
80年代香港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最常聽到的六個字——“馬照跑、舞照跳”，就形象地表達了北京對于在回歸完成后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不同于中國內地的生活方式的設想與愿景。
80年代，北京甚至有官員表示香港回歸不過是“換面國旗、換個總督”般簡單，中央對港工作系統的負責官員也經常強調回歸后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華人公務員隊伍、精英階層地位、司法體系、營商環境等，均會同港英殖民地時期保持“高度連貫性”……
甚至，某位主政對港工作官員曾說出：“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 是香港自治權范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一涉”之類極為寬厚的政治表態……
香港回歸后，中央政府還將港英時期派駐香港的隱蔽戰線力量幾乎全數撤回北京，原因就是：回歸之后香港都是自家人了，特區由港人掌握“完全放心”。
“急凍式”回歸，因而實際已超出了其作為一個較為原則性的、粗糙的、“摸著石頭過河”式的初步政治設計的本來面目。
這被不少香港居民有意無意當作是北京中央權力對自己做出的某種具體承諾和香港回歸的某種既定模式。
也使得部分香港市民后來對于“一國兩制”的理解，始終存在政治性偏差。
那么，對于未來，面對今天人均GDP25000美元的臺灣省，其經過七十年甘當帝國主義仆從的冗長崛起期、憑借地緣優勢而壯大的殖民地經濟規模事實上非常穩固的割據狀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沿用“歷史經驗”？
自2012至2020年，再到如今，香港問題趨近于「根本性解決」的態勢，讓人欣慰也敞懷。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決不會屈服于任何外來壓力！
在中央層面大的政策方向已經調整的背景下，“一國兩制”的最優先目標正式由強調“維護特區的繁榮穩定”，轉而強調維護國家在港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2015年3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也專門指出：“在'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是一道醒目的原則紅線，不容挑戰和觸碰。”
這是一個關于「主權能見度」極為重大的改變。
跋
1960年12月24日，聯合國通過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帶領四十余個亞洲國家提出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草案。
這個草案，將香港和澳門納入了名單之中。
正是這份《宣言》，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自決權”，使其可以“自由決定其前途，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
從歷史縱向維度而言，這份《宣言》成了此后蘇修進一步炮制所謂“有限主權論”、干預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預演。
其時，正是毛主席敏銳覺察到蘇聯和西方帝國主義集團有可能通過該法案干香港、澳門等地區形成事實“獨立”。
為了將中國的主權領土——香港與澳門從法案名單中永久刪除，在聯合國席位彼時仍被蔣介石政權非法把持的情況下，毛主席與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勢力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斗爭。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盡早行動：港澳問題完全是為中國主權范圍內議題，不可以“殖民地”性質而論，應將港澳兩地剔除出名單。
1972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對港澳問題進行表決：支持刪除99票，反對5票，其余棄權。
香港和澳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動的政治決心成功維護，也奠定了此后回歸祖國的水到渠成。
兩年后，1974年5月25日，年邁的毛主席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對香港問題做出了最后的交代。
中共中央檔案館保留的談話稿上準確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都成歷史了！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到時候怎么辦，我們再商量吧。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
苦盡孤心縱身付，山河悲風一曲吟。
于歷史，感恩1997。
于未來，告別1997。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強渡大渡河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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