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金靴｜也談教材之亂：向歷史深處叩問
點擊：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炮打冬宮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5-29 10:11:53
簡單總結這件事情的原委：一個日偽漢奸后代的“畫手”，職業生涯飽受國際機構和境外NGO組織的贊譽褒獎，并憑借無工商注冊的空殼虛體、在近乎于“零競標”的情況下順利拿到人教社的課本插畫訂單，繼而大肆創作以媚美親日、反華、種族歧視、戀童癖、性騷擾等筆觸語言為核心主題的作品，最后嵌入教材送入了中國孩子們的課堂，直至近日被網友曝光。
事件的過程就是這么簡單，但是事件背后的根因溯源則沒有那么明快。
正如此前我在批判《中文已死》的文章中所言，還是那個我一直都在強調的觀點：任何一種文化群像，一定脫胎于孕育它的社會氛圍與政治土壤，不論是創作靈感還是發表勇氣，其背后凸顯的都是時代世風。
因此，剖析這類種族沙文主義、文化殖民主義和逆向民族主義，既不能拘泥于如烏合麒麟那般的“從經濟角度分析”，更不能作為單純的學術話題探究，甚至不僅是某一個衙門內部的腐敗孤例——而必須樹立為嚴肅的政治問題，向歷史深處進行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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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北京爆發“庚子之亂”，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棄都而逃。
一年后，李鴻章與各國簽訂《辛丑條約》，同意向十四國賠償白銀四億伍千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
這就是庚子賠款。
但是在《辛丑條約》和庚子索賠之后，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表現與其他列強不太一樣。
這個國家相當的克制，甚至愿意將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給了中國，用作“留學生派遣經費”和“對華安置費”。
這個國家，就是美帝國主義。
1905年，美國頒布《限制來美華工條約》，引發了國人的強烈不滿，全國各地爆發了抵制美貨、焚燒美貨、殺死美國傳教士的行動。
這次的事件給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給羅斯福寫信，主張在對華關系上要有“新的手段”，要以柔克剛，有長遠打算。
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也給老羅斯福寫信，稱“每年赴日留學的中國人約有六千人，而赴美的才幾百人。哪國能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就能在商業和精神上獲取最大回報。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可靠。”
1906年，美國國會像往年對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進行核對，此時的美國正在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中美關系也正處于“相對緩和”的階段。
從長遠利益考慮，美國政府在眾多民間人士的建議下決定將這筆錢用作專項的教育資金，培養日后親美的中國留學生和政府官員，并創辦以美國大學為模板的中國大學。
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決議，“庚子興學”一事由此拉開了帷幕。
在當時并非沒有明人看穿，如章太炎就指出“美國此舉實際上是鼓鑄漢奸之長策”，但這樣的聲音已經不再廟堂之上。
按照規定，清政府需每年派出一百名學生前往美國學習，其中的80％學習農業、機械工程、工業、商業等實用科目，剩余的學生則學習法政史哲等學科。
為了讓留學生能夠更加有準備的赴美留學，中美雙方決定成立游美學務處以對留學生進行必備的培養，而這所機構也成為日后清華大學的前身。
這也是今天人們戲稱清華北大為“留美預備學校”的由來。
無獨有偶的清華美院“藝術作品”
軍工科技不見清華北大
1910年的第二次招考中，在四百余人中選拔出七十人進入游美學務處，這一批留學生中更是涌現出眾多日后的著名學者，比如那個鼎鼎有名的“祖師爺”、民國親美學閥代表，胡適先生。
對于美國和中美關系，這位買辦文化精英的胡適先生曾用孟子的“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來比喻，即美國和中國之間應當是父子關系，兒子不可以得罪老子、不可以不聽老子指揮……
還是本文開篇所語，單純的批判一個胡適是沒有意義的，真正的問題是赴美留學，是那個誕生了胡適的晚清/民國時代。
隨著游美學務處逐漸改造為留美預備學校“國立清華大學”，截止1924年，中國已派赴美留學生一千余人。
1924年，那正是中國時局混亂之際，為使庚子退款能夠不被執政者用作戰爭軍費，美國又在中國設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用作對其剩余千萬美元退款的專項管理，而這些資金也被用作清華大學的建設資金與培養留美學生，使得中國的留美運動沒有因為時局的動蕩而停止下來。
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成立后，庚子留美運動繼續展開，1933年新一輪的學生赴美留學繼續………
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曾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有被殖民記憶的國家，直接點明過：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圣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歷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毛主席提到的協和，就是鼎鼎有名的洛克菲勒財團在中國的手筆。
1909年，洛克菲勒第一次派出所謂“東方教育考察隊”對包括醫學教育在內的中國教育機構作精細調查。
四年之后，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其在《遠東的教育及其他需求》中表態：對于遠東的中國教育，將采取行動，包括醫學教育和建好醫學院。
1914年，洛克菲勒團隊第二次派遣隊伍前往中國考察，考察范圍鎖定中國的醫學教育。前后花費四個月時間，訪問中國十幾個城市的醫學院和八十八家醫院，最終總結成一份名為《中國的醫學》的報告，其中包括中國衛生現狀、中國本土醫院和手術等十個章節。
再一年后，洛克菲勒團隊第三次前往中國，6月達成協議：用二十萬美元購買早前由英國倫敦會與其他五個教會合作開辦的“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全部資產。
就此，新醫學院定名為“北京協和醫學院”，英文名PUMC（Peking UnionMedical College），成為了猶太財團在中國的第一個醫學陣地。
2
留美預備高潮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兩波，其一興于20世紀初，止于1949年；其二興于20世紀末，止于2012年。
2002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曾啟動過新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官員合作培訓嘗試項目”。
當時的計劃中，該項目分五年，每年由中美雙方共同培訓六十名中國高級官員。
美國方面要求，受訓官員必須以中青年干部為主，要求參加者的基本情況是地市級或局級以上干部，本崗位至少兩年工作經驗，45歲以下（副省級可適當放寬），本科學歷，具有相當于大學四級的英語水平。每期近三個月培訓時間，入選官員先在清華大學培訓一個半月，再到哈佛。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項目部主任助理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必要盡我們所能，幫助他們豐富經濟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識，擴展他們的戰略遠見以及及時掌握管理方法，幫助他們有效地應對變動中的公共政策環境。我們的課程將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應用、公關技巧、評估能力、領導藝術等方面，采取案例教學為主的方式。”
事實上，早在80年代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里就出現了中國學員，有組織有規模是在1996年之后，其中有多位省部級領導干部。
甚至，還有來自中國解放軍系統的學員：2001年8月，二十五位中國大校及上校軍官曾前往肯尼迪政府學院開始為期兩周的進修課程。
另外，還有個別省市也與哈佛大學建立了直屬培訓聯系，如北京市，在2002年3月時就至少有七位由北京市委組織部選拔考核的官員在哈佛大學學習。
自1998年至2001年入世起，短短三年間，北京市類似的國際交流項目就已有超過三百位官員參與。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其前身是哈佛大學的公共行政研究生院，成立于20世紀30年代，60年代更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
政府學院從2000年初起設立了專門的亞洲部，管理以中國官員為主體的亞洲學生。
自90年代末以來，中國政界涌動起人員培訓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紛紛將自己轄區內的官員派到海外接受有關機構的中短期培訓，甚至在各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攀比風潮，“誰赴美人數多，誰的執政姿態就更現代化”。
2001年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根據當時的培訓熱，提出了一項被外界稱為是針對中國官員的最大規模的海外培訓計劃：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
恰巧，當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院長約瑟夫·Ｓ·奈，正受聘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顧問委員。
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位負責人向媒體透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學機構，要進行培訓，必須尋找合作伙伴。清華大學公管學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華的名氣、哈佛與清華的良好合作關系，加上公共管理學院沒有傳統的思維定勢，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變。”
當時，賽奇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2002年大規模、成建制的赴美留學項目啟動后，他主講的“中國政治經濟改革”課程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中國官員學生們最愛聽的課之一。
“資本主義世界最尖端的學府正在為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培養治國之才”，這是海外媒體對該項目的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賽奇教授是福特基金會——美國中情局的核心觸手——的駐華首席代表。
關于福特基金會，我后文會說。
從2002年到2012年，這個項目共為中國培訓了超過六百 名廳局級以上官員，其中有不少日后晉升省部級干部——這里面，也出過省部級的老虎，我就不提名了。
3
從1874年到1914年，注冊的國際NGO的數量從三十二個增至千余個，其中包括國際紅十字會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二戰以后，國際NGO在美國政府的領導下數量猛增，并且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顯著的作用。
今天，國際NGO的數量已經超過13000個，其中有1/4是在1990年以后涌現出來的。
在1949~1978年間，中國與國際組織和NGO的合作非常少，意識形態高地也難以為帝國主義侵犯。
而改革開放以后，局面開始轉變，中國逐漸廣泛歡迎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支持。
1978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銀行之類的貸款機構和緊隨其后的國際NGO開始在中國運作。
1988年，福特基金會成為了第一個獲得在中國特殊運營許可的國際NGO，基金會的中國項目主任彼得·蓋特納與國務院談判，當時表示希望將其置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管轄之下。
仿效福特基金會的模式，首都北京逐漸形成了與外國機構進行項目合作的做法。
根據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的估計，在中國的國際NGO（包括注冊的和未注冊的）大概在1000~2000個。
1999年，福特基金會批準的項目中，涉及資產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共有2.466億美元，其中用于社會和資源發展的有0.748億美元，經濟增長的有0.983億萬美元，人類發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億萬美元。
而涉及和平和社會共同公正的則有1.892億美元，其中用于人權和國際合作的有1.074億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會的有0.0818億美元;涉及教育、媒體、藝術和文化的有1.139億美元，用于教育、知識和宗教的有0.696億美元，用于媒體、藝術和文化的有0.443億美元。
從那一時期開始，從鼓吹“放棄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的茅于軾，到鼓吹“去工業化”的霧霾紀錄片《XX之下》導演柴靜，再到去年的某部武漢封城紀錄片，都能看到福特基金會的影子。
早在1955年，福特基金會就開始了對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中國學研究的資助，后來將資助的范圍擴大到哈佛大學、加州伯克利等另外十二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中國學研究。
其目的就是吸納中國社會中遍布在媒體（輿論系統）、高校（教育系統）的反共精英、自由派知識分子，策動顏色革命和政治顛覆。
2002年，福特基金會正式將觸手伸進中國教育體制內部：PHE（Pathways to Higher Education）項目啟動，中國中西部地區的三十九所高校參與其中。
近十年后，2011年，來自六個國家的教育界代表在中國的西部重鎮成都，召開“探討提高貧困生發展能力”的會議，會議由福特基金會直接策劃和組織。
成都，這個城市的特殊性我科普過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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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福特基金會又宣布設立一項面向非洲、中東、亞洲、拉美和俄羅斯籍研究生的“國際獎學金計劃”：十年出資三億美元，執行該基金會有史以來數額最大的全球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其中兩億八千萬美元用于資助3500名學生完成三年的碩士或博士階段學習。
這3500名資助對象不論在哪國留學，都必須是來自上述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學生被認為在美國高校學生中人數比率偏低。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長安街東方君悅大酒店，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在中國工作九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AndrewWatson)。
一位參加了這次活動的國內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在采訪中曾向《瞭望》新聞周刊回憶：“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于中國各重要部門，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同時他們過去也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讓這位經常參加高規格會議的人士震撼的是：“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二十年花費了大概 四億美元，也就是說，僅用四億美元就獲得了對中國學術界如此規模的影響力。”
也是在2008年，在福特基金會的參與下，美國組織了一起動靜磅礴的反華反共活動，此處不多贅述。
十年后的2018年，還是在福特基金會的策劃下，又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樊姓人、賀姓人、張姓人、蕭姓人等齊聚一堂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研討會”……
也是在2018年，或者說，“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公室與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公室在京聯合召開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座談會”上，我們的教育部才對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審批機制，并與全國的教育部直屬高校進行了第一次針對性的座談，此后我們才陸續出臺了《高校與境外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具體規定》……
除了福特基金會，還有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在冷戰時期壯大、擔負起白宮和中情局對外作戰任務的NGO組織，不處不在中國的領土興風作浪。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成立了“俄羅斯研究中心”，該中心隸屬于哥倫比亞大學新創立的國際事務學院，專門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政府策反活動。
1947年，卡內基資助了美國的六所大學發展國際事務和地區研究項目。
到1952年，這兩個基金會已經為國際事務和地區研究項目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資助。
1953年，福特基金會向一百零四名年輕的美國人提供獎學金，資助這些人在國內或者國外從事有關亞洲和近東研究。其中，二十五人從事近東研究，五十一人從事南亞和東南亞研究，二十八人從事近東和中東問題研究。
此外，福特基金會還資助了一系列海外培訓和研究，目的是要強化美國對外國地區高等院校的控制、深度滲透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系統、策動發展中國家的下一代塑成“美式思維”。
不要忘了，不僅有與美國政府關系密切的NGO，還有一大幫與美國財閥深度勾連的NGO，如默沙東艾滋病基金會、孟山都基金會、可口可樂基金會、花旗集團基金會、陶氏化學公司基金會、柯達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會、摩托羅拉基金會、加州聯合石油公司基金會、德意志銀行美國基金會等等……
在許多反華事件中，均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尤其是某些醫藥財閥控制的NGO，這兩年的疫情中我們已格外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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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劉佑平的研究，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間（到2012年之前），美國NGO組織對華捐贈輸入資金規模約為兩百億元，其中17%注入中國民間組織，82%都流入了高等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及政府機構，分別為31%、30%和21%。
還記得那個著名的鼓吹“給中國學生減負”（實質是吃肉又砸鍋、轉移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矛盾）的教務系統大官吧，就是福特基金會的馬前卒。
所以，回頭望去，諸位還會為今天充斥在娛樂圈、演藝界、文化口、教育部、輿論場、新聞業的那些殖壬現象感到驚奇嗎？
一切亂象的背后，都是歷史深處意識形態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滅。
跋
1959年，建國僅十年，毛主席就曾憂心忡忡：“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啊？”
就在那兩年前，1957年3月，毛主席致信周恩來、陳云、彭真、陸定一，要求：“大學、中學都要求加強思想、政治領導和改進思想、政治教育，要削減課程，要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取消憲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要下決心從黨政兩系統抽調幾批得力而又適宜于做學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學校工作，要賦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
1964年，毛主席又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炮打冬宮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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