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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西考察。這是5月11日下午，習近平在大同市云岡石窟考察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情況。 新華社記者 劉彬/攝

習主席在2020年9月28日“建設中國特色考古學”的講話中，把填補三皇五帝夏史空白，當作我國考古和歷史研究的首要任務，擺到了炎黃子孫的面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實現這個任務，不僅對堅定全民文化自信致力于中華民族復興大業，而且對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意義。如此重要的講話本應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但迄今學術界、輿論界、出版界、特別是其主管單位社科院考古所的反應卻出奇的冷淡！這反映這些領域的一些把持其陣地的崇美精英對這個講話的恐懼和不滿。他們越是冷談，我們廣大愛國同胞就越是要加深對其重大意義的理解。

實現這個任務的重大而深遠意義，是由中華文明在世界發展史中的歷史地位和中華民族肩負對人類作更大貢獻的歷史命運所決定了的。因為，作為世界上唯一由超百萬年文化根系、萬年文明起步延續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無論是在物質文化上還是的在精神文化上，都一直占據世界文明的制高點直至17世紀后被西方霸權所打斷。

一  西方有識之士最先發現中華文明的獨特優勢

世界文明發展史的這一真相，最早覺察到的還不是中國人，而是幾位認真研究過世界史的西方有識之士。如其中的德國大哲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萊布尼茨，這位被西方學界公認為的歐洲思想史核心（1716）就說過：“伏羲64卦圖是科學最古老的里程碑之一”、“是一種能夠表達文字，算術， 抽象和推理的獨特方式”；“中華民族是最早受過教養的民族” ；“中國和埃及都是科學之母”、“中國文字比埃及文字更富哲理、更基于理智思考” ，“中國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歐洲啟蒙運動的泰斗，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伏爾泰(1756) 論述：”如果說有些歷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歷史。正如我們在另一個地方曾經說過的:中國人把天上的歷史同地上的歷史結合起來了。”“在歐洲，我們沒有一個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證明是能和中華帝國相媲美的……當我們還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躑躅流浪之時，中國人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已經治理得像一個家庭……當你以哲學家身份去了解這個世界時，你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西方史上第一位對人類歷史作哲學考察的學者——德國哲學大家黑格爾（1822）就斷言：“如果我們依據其各方面的事實將所有這些王國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中華兩河流域的帝國是世界上最經久耐變的國家。” 英國歷史學大家湯因比(1947, 1972)，對人類社會從古到今存在過的21種文明作過比較研究的結論是：“在世界上一類經久不衰、充滿適應和應變能力、在面臨挑戰之際反而會不斷重新激發活力，使自身得到更新的少數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是最為長久、適應能力與眾不同的獨一無二的文明”，““西方在經濟和技術上影響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卻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國家林立世界的超級難題，這個政治真空將由中華文明來補足。而只有中華文明，才能真正給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英國科技史大家李約瑟以其50多年心血致力于 從各國近3000年來古代科技文獻比較研究的核心結論(1959是：“中國……的技術發現和發明往往遠遠領先于近代歐洲之先，特別是在15世紀之前是如此；在17世紀之前，古代中國人完全占居科學的支配地位。”

二  認識進化比較考古學研究證實中華文明的獨特優勢

依據430多個先秦遺址及其同期國外遺址的考古材料，以百萬年的時間跨度和全球視野，筆者（2015）對中西原始文化進化到成熟文明的過程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憑四十多年精心梳理出的考古出土文字證據鏈主導其同出實物證據鏈，與相關古籍記載相對證而整合成如山鐵證，將三皇五帝三王的神話傳說返樸歸真成以他們部族為首之族團的興衰演替信史，從而在考古材料與古籍記載的對證中系統地證實了: 在東亞大陸性季風氣候而災害頻發之條件下, 在二百萬年連續進化文化根系基礎上, 中華先民靠易學與集體協作共同締造了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由此，先民習慣以易學陰陽五行觀循環利用資源的實踐，造就了中華文明獨有經久耐變的可持續性；先民用易學整體觀來處理自然與社會事務的習俗，決定了中華文明固有追求求天人合一和多元一統的開放性。

與中華先民在自然災害的千難萬險中按陰陽五行觀摸索出循環利用自然資源的生產方式不同，中東和歐洲各地古代民族，正如恩格斯和其他求實西方史家所證實，是靠掠奪、征服自然和異族來維持其族群生存和繁衍的，在日趨猛烈的自然報復下頂多能維持上千年；自然報復也使他們天生對神信仰，于是，西方學者歸結論“宗教與治水共同締造了西方古代文明”。對自然的征服與受報復的惡行循環之下，西方各地的古文明都在叢林法則的支配之下，處在絕滅與重組的反復演替之中，每代重組民族都依賴對自然和異族的掠奪和征服而興起。由此，西方文明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財富的掠奪性和征服異族的霸道，是其與生俱來的本性。

西方各地古文明進化不連續的特性，決定了其每個新重組族群的興起，都需要外界文化因素的投入才能發展。中華古代文明對西方古文明的每次興起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對現代西方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這三次興起發揮了決定性作用：（1）公元前3100年前后西亞兩河流域的薩馬拉文化和東北非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前王朝文化滅絕后，蘇美爾文明和埃及王朝文明的興起；（2）公元前1600-前322年間蘇美爾后期文明及其后續文明的興起和埃及王朝文明絕滅后，古希臘文明的興起；（3）古希臘文明滅絕后，歐洲文藝復興至工業文明的興起。這三次西方文明的興起都是在中華文明的援助下實現的。其第一次興起中，中國史前流行的的數字卦（數字組合文字）和圖畫文字為古埃及圣書字、蘇美爾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文字、古彝文和甲骨文等世界各地古文字提供了共同來源；中國的羌部族移民幫助歐洲先民創建其文明的基礎——發展的巨石文化。其第二次興起中，中國的鳥夷部族移民與地中海邊的腓尼基人融合創造了腓尼基文字和文明——古希臘文明的基礎；中國的蚩尤部族移民與西亞猶太祖族融合發展出猶太文明；中華先民創作的十字紋、萬字紋、五角星、六角星、八角形、十角形、太極圖等一系列符號和幾何作圖，流行世界各地成為各地宗教和各國國旗的標志；中國的羌部族發明青銅冶鑄術為世界青銅文明奠定了技術基礎；中國的周部族發明生鐵和鋼鐵冶鑄術為世界進入鐵器時代奠定了技術基礎等等。其第三次興起中，中國近古的四大發明為西方的工業化文明奠定了基礎，這早已為西方學者培根和馬克思所證明。最近，英國史家約翰·霍布森（2004）著書《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據實確證“西方文明在1492-1850年間的崛起，首先是來自歐洲吸取了中國的許多發明，再是來自其對東方資源的帝國主義掠奪。”

三 世界數學發展史最精確地驗證中華文明的獨特優勢

從被稱為“近代科學之父”的伽利略以來，所有科學家都公認：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共同語言和文字，是一切科學發展的杠桿，是思維創新的工具，是人類智能的核心，從而每個時代數學發展的高度便是人類認識能力在這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因此，數學發展史是人類認識進化史、從而也是人類實踐所創造的社會發展史的最精確反映。

以其在數學機械化的貢獻而使中國在該領域進入國際領先地位的現代數學大家吳文俊（1977-78），在“真正理解中國古代數學”后， 研究世界數學發展史的結論是：“我國的傳統數學有它自己的體系和形式，有它自身發展的途徑和獨到的思想體系，不能以西方數學的模式生搬硬套”, “直到16 世紀以前我國數學在許多最主要的領域一直居于最先進地位”,“近代數學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國的數學，而非希臘數學。”數學思維發展高度是整個文明發展態勢的寒暑表，世界數學發展史所精準標志的世界文明發展史的總態勢必然是： 中國傳統文明有它自己的體系和形式，有它自身發展的途徑和獨到的思想體系，不能以西方文明的模式生搬硬套。世界文明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主要是靠最早原生而最能持續的中國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文明是維系全球文明向前發展的主流文明。

令人驚奇的是，吳先生的這個結論，正好一致考古學大師蘇秉琦（1997）對世界的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結論：“中國歷來是世界的中國。……中國（向大陸、向海洋）兩半塊和世界兩半塊的銜接，大頭在中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像中國如此之大的國家有始自百萬年前至今不斷的文化發展大系。”

四 當今世界的現實日趨驗證中華文明的獨特優勢

中華文明無比經久耐變的優勢不僅為全世界歷史所反復證明，而且經受了現代文明現實生活所考驗。如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重創美國和歐洲的嚴重局面，不僅中國整個國家就連生活在西方的華人家庭，都大受益于中華傳統文化生活方式，而避免了這場危機對全世界帶來的普遍禍害。2020年11月以來一直在全球蔓延肆虐的冠狀瘟疫，更是對世界各國現存文明的空前大考。中華文明繼歷經磨難戰勝無數次瘟疫之后，這次又以其獨特優勢開始贏得了考驗。各國應戰冠狀瘟疫的現狀正在越來越明顯地表明，有中華傳統文化心理、思維和行為方式的華人，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海外，其中大多數都較能適應打贏一場防控疫情的阻擊戰、整體戰，使得其發病率、確診率和死亡率較低，而治愈率較高。這是因為他們天然就有“人命關天”的理念，就有視國家、社會、社區、家庭乃至人體為整體的觀念，從而能主動響應和配合需要社會組織化、有序化的防疫舉措，而不至于像那些崇尚個人自由的人們對要求戴口罩都難以形成共識、對限制社交活動都難以接受。

迄今兩年多來世界各國抗疫結果表明：中國靠“隔離防疫”和“中醫為主的中西醫結合治療”這兩條，不僅三個月就在大陸本土全殲了新冠病毒，還把疫情初期的高死亡率降到幾乎為零，確保社會經濟穩定發展；而西方依靠“疫苗群體免疫與病毒共存”和“西方特效藥”，不僅美國死亡超過百萬，英德法意等西方發達國家都死了幾十萬，導致社會經濟陷于停滯脹蕭條。如此尖銳對比顯現出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下的天下大勢：在當代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之下，正陷入死循環的西方思維方式，主導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或部門，都難免衰亡之兆，健康之殤（大道天下智庫 2022）。

隨著西方霸權無以復加的無恥將西方文明的遮羞布剝離得蕩然無存，越來越多民族開始從自己傳統文化找出路。連法國總統馬克龍（2022）也看到：“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并且開始堅信它時，……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 與西方霸權的終結之不可避免相對立的是，中華民族復興大勢之所趨勢不可擋。這是世界發展歷史辯證法決定了的未來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以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瘟疫為跡象，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加速爆發，預示著五百年來橫行世界的西方工業文明及其支撐的西方霸權的發展正趨近極限，以現代科技激活、發揮和發展中華文明傳統優勢的“天人合一”（生態和諧）而“天下大同”(命運共同)的文明，注定是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自覺認識和吸取中華文明起源和持續發展的經驗，是人類共同利益之所在。對中華民族曾經歷的這一最悠久的持續發展過程，用現代科學方法在考古材料與古籍記載的對證中，做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研究，從中能獲得的“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習主席語），將超過現有的一切史書。

作者：鄧宏海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