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0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共做出的第一個歷史問題決議。《決議》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延安精神，是延安精神結出的碩果。回顧這堪稱《決議》的形成過程，當有十大詠嘆。

詠嘆一：公心第一，公心最大

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緊迫的就是實事求是評價黨史，分清大是大非，總結經驗教訓。而能否實事求是地公道評價黨史，這無疑有方法論的問題，但最為根本的是能否出以公心，這是能否公道評價歷史的根本前提。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的胸襟，最重要的衡量尺度，就是看他如何對待反對自己，甚至惡意“整”過自己的人。遵義會議之前，甚至六屆六中全會之前，毛主席一直處于掌握真理的少數派地位，一直處于屢遭排斥的“反潮流”角色，一直處于被挨整的對象。但對于做《歷史決議》，毛主席秉持對黨史、對未來、對組織、對同志高度負責的態度，沒有私心、不泄私憤、不夾帶“私貨”，更絕無借機清理異己，完全出以公心，去審視中共的歷史，這是最為難能可貴之處。

毛主席說：《決議》是全黨性質的，要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負責任。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因政見相同而結合起來。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分清是非界限，但今后要少戴帽子為好。毛主席心胸大度，沒有一個私敵，這在全世界，包括他的對手都一致公認。為此，能否做出一個能久經歷史大潮沖洗的決議，公心第一，公心最大，公心唯上，公心千古！

詠嘆二：路線斗爭非“敵我斗爭”

王明為推行“左”傾路線，在組織上大搞宗派主義，順者昌、逆者亡。凡是對“左”傾冒險主義政策有懷疑、不積極擁護的人，或不堅決執行的人，更或斗膽敢于質疑的人，都被列為“敵我斗爭”，都要進行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甚至被殺頭，極大地扭曲了黨內的政治生活。

做出第一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黨以來的黨史全面做了審視，但主要對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錯誤路線作出決議。這個決議在評價黨內斗爭的群體劃分時，一個極大的進步，甚至是帶“革命性”的變化，就是將黨內的斗爭，一律定為路線斗爭，將發生黨內斗爭的不同群體，一律視為同志，并摒棄和不許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將黨內斗爭確定為路線斗爭，且無論當事人給黨造成多大的損失，都定性為非敵我斗爭，這是中共黨建歷史上一個跨越式飛躍，這是中共黨建走向成熟的突出標志，這也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個重大貢獻！

詠嘆三：不搞“歷史虛無”

對于黨的歷次會議，尤其對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這4年間歷次做出錯誤決議的黨的會議，承不承認其會議的合法性，承不承認其會議文件的合法性，這一點非常重要。相比“左”傾機會主義隨意捏造“莫須有”的罪名，肆意否認黨的某次會議和會議文件的合法性，以掃清推行錯誤路線的障礙的慣用手段不同，毛澤東摒棄了“左”右傾機會主義動輒搞歷史虛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黨史。

為此，1941年5月，《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刊登中央秘書處的一則征求文獻啟事：本處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月間中共三中全會決議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蘇區黨代表大會決議案各一件……。當以解放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創立的出版機構）出版之任何書籍五本奉酬，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獎勵，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為要編一部重要的書——《六大以來》。而編這本被稱為“黨書”的人，正是毛澤東。1942年和1943年，《六大以前》《兩條路線》也相繼出版。

承認黨的歷次會議的合法性，承認黨的歷次會議文件的合法性，同認定會議作出決定的文件是否錯誤，這是兩回事。正是這種勇于直面黨的歷次會議和歷史文件，《決議》才堅持了實事求是，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了科學地總結經驗教訓。

詠嘆四：破天荒讓犯錯者起草決議

史書，包括歷來的歷史決議，都是由勝利者書寫，都是按勝利者的意志來書寫！歷來的失敗者和被戰勝者，都是絕對沒有資格參與書寫歷史和決議，而只能被勝利者任意評說，為此，歷來的史書和決議，也都難免被書寫者“注水”問題。

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毛澤東則破天荒地讓犯了“左”傾錯誤的主要人物來起草。起草小組的召集人是任弼時，他于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就因缺乏經驗犯過“左”傾錯誤。起草成員有劉少奇、康生、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秦邦憲）。就這8位主要起草成員，一多半是犯了“左”傾錯誤的當事人，也是《決議》重點要審視評價的對象。這些主要當事人，大多來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既有“三人團”的“團長”，又有蘇區中央局的書記，還有臨時中央書記。

任弼時對《決議》起草修改了3次，強調了毛澤東在斗爭中對中國革命的軍事建設、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問題的實踐和理論探索，概括了王明“左”傾路線及其形成的歷史原因，以及他在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上的嚴重錯誤。中央又指定張聞天繼續修改，張聞天把“歷史決議”對歷史問題做結論的起點，從六屆四中全會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使這個《決議》不只是對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的歷史做決議，而是對大革命失敗以后的十年內戰時期的歷史作決議。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后的“抄清件”上參與修改了7次。

可以說，正是這些主要當事人，在制定和執行錯誤路線上，在否定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時，甚至采取了很多非組織的極不光彩的活動，他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毛主席襟懷磊落，恰用這些“左”傾錯誤路線的主要制定者和執行者來起草《決議》，用當事人的覺悟和切身認識來起草《決議》，來保證《決議》內容的公道。這不是天下奇聞，這怎不讓人詠嘆！

詠嘆五：堅決不搞“缺席審判”

“左”傾機會主義剝奪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對毛主席隨意進行黨內處分，全都是在對毛主席進行“缺席審判”的情況下進行，還不允許上訴。如，1932年5月，蘇區中央局批判在漳州前線指揮作戰的毛主席“犯了極嚴重的一貫右傾主義錯誤”，并對毛主席的申述不予理睬，形成了“被缺席審判，一審終結，不許上訴”。這不僅讓毛主席吃盡了苦頭，幾次都雙淚長流，也讓很多受“左”傾迫害的同志吃盡了苦頭。

為避免這樣的教訓，確實達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毛主席對起草《決議》特別提出一條原則：不搞“缺席審判”。對于起草的決議，都送給涉及犯“左”傾錯誤的“當事人”征求意見，自然不乏爭論，不乏“申辯”，不乏“辯護”。幾次送給王明看，王明都“經過三番四復的研究”和爭辯，充分表達了個人的意見，其意見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博古說：“這個決議是在原則上很嚴格，而在態度上對我們犯錯誤的人是很溫和的。我了解這是給我們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須我們病人自己有覺悟，有決心和信心。”。如此，做到了當事人自省，群體人查“漏洞”，全黨同志警醒！

詠嘆六：指出錯誤堅持“兩個不說”

如何公道地指出錯誤、批判錯誤、反省錯誤，這是所做《決議》的最大難點。不深刻指出錯誤，就沒有必要作出決議；肆意抹黑地夸大錯誤，不體現實事求是，也難以服眾，更不利于全黨團結，如何破解這個難題，毛主席提出了“兩個不說”。

《決議》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表述，一沒說“左”傾路線造成白區損失百分之百；二沒說“左”傾路線造成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毛主席說：這些不說，我看至多是缺點；說的過分，說的不對，卻會造成錯誤。我們不說，可當時的人誰又不清楚呢？這個“左”傾路線，使得共產黨和紅軍，連“家”都丟了，全體的“潰逃”轉移，共產黨人、紅軍、革命人民群眾，甚至無辜的百姓，以百萬計的喪生啊！

就這樣，毛主席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作出了“兩個不說”。對比那種不將其說得一無是處不解氣，不將其徹底抹黑就不善罷甘休，不將其一棒子打死就不解恨，毛主席的公道就是天道，毛主席的公道才成了天理人心。

詠嘆七：有沒有歷史局限？

無論確定路線斗爭不是“敵我斗爭”，無論對“左”傾錯誤的“兩個不說”等，這都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就是認不認可時代和歷史的局限性。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堅持“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是堅持任何時代和歷史的靈魂性人物，都不可能跳出歷史條件的限制來做決策。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對于“左”傾路線的代表性人物，是僅僅追究個人的責任，還是將追究個人責任同探究時代和歷史的局限性相結合，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同歷史唯心主義的重要區別。

作為“左”傾路線最核心的兩個“大佬”，王明和博古排斥正確路線，對造成“兩個”近乎百分之百的損失，造成很多黨員和指戰員的冤屈，甚至還讓很多人丟了性命，毫無疑問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廣大黨員和指戰員對這兩個“大佬”懷有不可饒恕的怒氣，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毛主席指出：“歷史上的錯誤是一個社會現象，因為，那時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這就使起草《決議》，跳出了完全是追究個人責任的大清算，也沒對犯“左”傾錯誤的任何主要負責人做出處分決定，而是重在總結經驗教訓。

詠嘆八：兩屆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

從1944年5月10開始起草《決議》，到1945年4月20日提交通過，差20天整整一年。這樣長的一個時間，先是由任弼時起草，后經張聞天系統修改，毛主席親自修改不下七次，送給中央書記們看，送給中委們看，送給高級干部們看，送給全國黨代會代表們看，尤其，送給《決議》批判的當事人看，這是廣泛發揚了民主。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決議》，而“原則通過”，這是毛主席的定調。毛主席之所以提出六屆七中全會只作為原則通過，就是還要繼續查找《決議》的“漏洞”，根據提出的意見再反復推敲，再反復修改，讓《決議》真正能經受歷史的檢驗。這充分地表明了毛主席對歷史決議的科學態度和公道之心，也充分地表明了毛主席無與倫比的治學嚴謹。《決議》到中共七屆一中全會才正式通過，《決議》也成為七大的重要成果。“一個決議文件，經兩屆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中間還吸收全國黨代會全體代表的意見，這在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

詠嘆九：能不能心悅誠服？

做這樣一個《決議》，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加強黨的團結。為了做出的《決議》能團結全黨向前看，將“左”傾犯下的錯誤很多責任都推給了李德，毛主席曾說：“李德是替罪羊”。而對于造成“兩個百分百”的嚴重錯誤，造成無數紅軍將士血染華夏的“左”傾路線代表人物，特別是曾經在肅反擴大化中，無端下令錯殺我黨和紅軍大批杰出人物的，身居高位的“左”傾路線執行者，真正落實了“一個不抓，一個不殺”。在全黨全軍范圍，沒見誰被抓捕，沒見誰受過審訊，沒見誰受了處分，沒見誰被開除黨籍，沒見誰被判刑，沒見誰坐過大牢。

對于這個《決議》，“博古等在發言中真誠地表示擁護，并向那些曾經受過錯誤路線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時坦率地說，看到毛主席對政策的掌握，和對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王明則在請任弼時閱轉毛主席和七中全會的聲明書中，對歷史決議和他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表示“完全贊同和擁護”。

殺人易，誅心難，而讓被糾錯的人心悅誠服，更是難中之難，但這個《決議》完全做到了讓人心悅誠服！毛主席在七大閉幕式上指出：“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范，是自我批評的模范，又是黨內民主的模范。”而七大能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七大通過的”這一個《歷史決議》居功至偉。

詠嘆十：允不允許改正錯誤？

在黨的歷史上，王明路線搞宗派，對反對“左”傾路線和反對自己的人，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打倒一切”，“一棒子打死”。而毛主席領導制定這個“歷史決議”的過程，在全黨樹立起“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這樣一個團結的公式和一種團結的好傳統。對于犯錯誤同志的態度，毛主席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和態度，就是“要允許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毛主席還曾指出：沒有犯過錯誤的，往往更加危險！

允許改正錯誤，認識到犯了“左”傾路線錯誤的周恩來，仍是中共七屆中委排名第三的核心人物；同樣犯過“左”傾路線錯誤的任弼時則進入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左”傾路線錯誤的頭面人物博古被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委員；“左”傾路線錯誤的核心人物王明，則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注下進了中委；毛主席還親自說服七大代表，將同樣犯過“左”傾路線錯誤的王稼祥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顯列第二。

結束語：擦不亮歷史的鏡子，分不清歷史的是非，就無法用思想之光照亮未來，更很難有“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而“用決議樣的形式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是我們黨的建設的一個創舉，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決議》形成過程中形成的方法，已成為黨的優良傳統，并為未來寫《決議》提供對照的一面鏡子。

《決議》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和包容，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精神財富，更開闊了共產黨人的胸襟。

《決議》公心公道、評價科學、治學嚴謹、認錯改錯，是實事求是的光輝典范。

《決議》是一篇綱領性文獻，為中共的涅槃，為建立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重生，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決議》通過至今快八十年，她經受了時間的檢驗，她被證明是真理的女兒。中共做出的這第一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圭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