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定中國知青歷史歲月

點擊：  作者：旗幟時評    來源：“旗幟時評”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2-10-08 22:34:05

 

 

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通過了解這段涉及三位偉人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對自己家庭子女的真實史料，就比較容易理解上山下鄉重大歷史事件的動因與實質，一條紅色線索就會清晰凸現出來。

一、毛主席子女毛岸英、毛岸青、李訥下鄉

早在延安時期，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留守兵團和黨政機關都布署開荒生產的任務，毛澤東自己在楊家嶺窯洞的對面山溝開墾一塊長方形的地，一有空就去干活。有時為了鋤草、澆水，他冒著酷暑干。地里西紅柿、黃瓜、辣椒、豆角吃了一茬又一茬。客人來了，他就摘地里的鮮菜招待。1942年，斯大林派來醫務人員，送給他許多重要物資，他回送一袋自己親自種植的剛剛收獲的辣椒給斯大林……

1941年，德國希特勒背信棄義，突然從西線發起閃電般的襲擊，數百萬鐵騎涌進蘇聯踐踏，形勢頓時十分危險。在莫斯科讀書的中國學生隊隊長毛岸英毫不猶豫地寫信給蘇軍最高統帥斯大林，這位毛澤東的長子表示：“堅決要求上戰場。”事隔幾天仍無回音，他在后來十天內又接連發出同樣內容的兩封信。當時在蘇聯讀書的有40多個中國的革命領導者的子女和烈士遺孤，經過周恩來同斯大林交涉同意僅僅批準他一人參加。

在刀光劍影前仆后繼硝煙滾滾的戰場上，毛岸英任某部坦克連的黨代表，軍銜中尉，率領戰士與坦克群，長驅千里，穿越波蘭等幾個東歐國家，直接參加大反攻戰役。衛國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后，毛岸英準備回國時，斯大林親自接見這位年僅24歲的曾頭戴坦克帽、身子探出戰車外的不畏犧牲的年輕人，并饋贈一支槍作為紀念。

1946年，同父親離別整整18年的毛岸英，回到國內的延安紅色根據地。母親楊開慧犧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歷盡酸辣甜咸輾轉到蘇聯讀書。現在是千里回來，闊別已久的重逢，這可是十分珍貴、難分難舍的日子啊。可是見面不久，父親提出建議：你住過蘇聯的大學，還沒有住過邊區勞動大學。勞動大學的校長就是×××，勞動大學就在吳家棗園，那里的學生，都是愛勞動的人民。你去學習，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在外國讀洋學堂，知識層次不是高了嗎？為什么毛澤東還要讓他讀自己國家的大學堂——勞動大學呢？再說勞動也能算大學嗎？年輕的毛岸英已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嚴峻的鍛煉和考驗，還有必要下農村參加勞動、吃苦去嗎？這種要求是不是有點不合乎常理？

但是毛岸英聽了，知道父親的心意，立即答應，開始做準備工作。在送兒子走的時候，毛澤東叮囑：“去很好，還要帶些學費。”給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到吳家棗園他已累得滿頭大汗。

毛岸英到了陜北的吳家棗園，跟辛勤勞作風來雨去的莊稼人打成一片，虛心地向他們學習犁地、撒肥、播種，不怕臟不怕累。在業余時間組織青年學習文化，收工路上拾柴禾給軍烈屬和孤寡老人。到這年的下半年，前方戰事漸緊，吳家棗園村干部決定讓毛岸英回家。他一聽，有點詫異：我“農業大學”還沒有畢業呢？

GCD最高領導者的兒子來到鄉下，與普通莊稼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村里的干部群眾早從心眼里高興，現在又學會了許多農活，滿意都來不及呢。村長忙回答：“你已經畢業了！”

毛澤東看見在農村勞動5個多月的兒子時，面前站著儼然一位陜北的英俊后生。頭上扎羊肚白的毛巾，衣服是灰土布褂子，兩個胳膊赤條條露出，圓臉上的皮膚曬得又黑又紅。村長說：“毛主席，你這娃娃好哇，讓他吃苦了”。“好！好！吃苦就好哇！”毛澤東沒有像一般父親那樣心疼寶貝的神情，反而笑了起來說：“我送出去一個白胖子，換回來一個黑鐵塔”。邊說拉著他帶繭的手，放在自己的掌心里撫摸著，由衷贊許地說：“這手上的老繭就是你的畢業證書！”看得出，這位偉人很滿意長子的表現。

第二年，毛澤東又讓岸英到中央土改工作團，參加山西、山東解放區的鄉村土地改革，時間是一年多。當時仍處于殘酷的戰爭環境，土改斗爭又觸及農村各種階級以及對立的利益，這也是很有風險、辛苦磨煉和考驗人的實踐。

天下當父親的，不少人愿意自己的兒女成為溫室里的呵護有加的一盆鮮花，但是只有迎風雨鼓翼而飛的雄鷹，才是勇敢而頑強的，才是飛得最高者。

新中國剛剛誕生，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中國人民的對手是最強大最兇惡的美國侵略軍及其糾集的多國部隊。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紛紛要求上戰場保家衛國。毛岸英斯時在北京的一家工廠，同工人們生產機器，任黨組織負責人，這個崗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他毅然直接寫信給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要求參軍上前線。這位新婚不到一年的長子不放心，還找到父親表示自己的決心。毛澤東當即答應：“好哇！你去朝鮮，可以在戰火中接受考驗嘛！”父親難道不知道槍林彈雨戰爭的殘酷嗎？當然不是！毛澤東的心也是肉長的，不可能沒有一點擔心顧慮，不可能沒有一點舐犢之情，可在這個關鍵時刻，每個中國人責無旁貸都應該站出來，自己的兒子也不能例外。兒子已經經受了世界大戰的實踐和考驗，并沒有成為這一次他不再上戰場的理由。此時此刻，這位父親居然列舉了許多應該去的理由，其中更有一條：“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

話語雖簡單質樸，但令人感動，肅然起敬。父子的這次分手竟成永遠的訣別，長子在美帝一次蓄謀的飛機轟炸中壯烈犧牲，噩耗傳來，真如一道晴天霹靂，給毛澤東這位父親內心的震撼和沖擊是可想而知的。當時長子才28歲啊！

這位父親聽到長子不幸消息后，先是一怔，在沉默中眼圈濕潤，點了支煙緩緩吸著。他忍受著尖刀扎進一般的巨痛，一會兒才用略帶沙啞的聲音說：“唉，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又說：“岸英剛滿二十八歲，他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后來同彭德懷說：“革命戰士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嘛！岸英就是屬于犧牲的成千上萬革命烈士中的一員，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能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是大事。不要因為是我，黨的主席的兒子，就不應該為中朝兩國人民共同的事業而犧牲，哪有這樣的道理呀？哪個戰士的血肉之軀不是父母所生？”這種感情是真實可信的。

對人的生死，其實毛澤東早有評論。十年前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這位從一場場戰火硝煙中走出的老紅軍、老八路，既是戰士又是領袖的他說：“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對別的人也好，對自己的至愛之子也好，都是里外一致，言行一致，躬行實踐，始終不渝，這就是毛澤東的人品。

毛澤東后來在與老友周世釗的一次談話中，回答了周世釗提出的“毛岸英為什么要上朝鮮”的問題。他說：“當然你如果說我不派他去朝鮮戰場，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積極主張派兵出國的，因為這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我的這個動議，最后得到了黨中央的贊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要抗美援朝，我們不只是物資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電報是明寫的‘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要作戰，就要有人，派誰去呢？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長的，不管是誰，疼愛兒子的心都是一樣。如果我不派我的兒子去，而別人又人人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也不派他去戰場，先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是什么領導人呢？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個年輕人，他從小的成長環境就是艱苦！在戰斗中成長要比任何其他環境來得更嚴更快。基于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鮮了。”

每一位中國的父親都可以想一想，當年的毛澤東把至愛長子，送到自然環境嚴酷的農村吃苦；讓他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一場同德國法西斯拼殺的蘇聯衛國戰爭，之后又去參加抗美援朝，請問有什么想法？這是一種什么思想境界呢？毛澤東愛國勝過愛家，愛人民勝過愛兒子，難道不是嗎？他是一位世界歷史上當之無愧的人民領袖！

毛岸英的弟弟毛岸青在1947年9月，從蘇聯回到祖國。毛澤東去信說：“岸英：告訴你，永壽回來了，到了哈爾濱”，“這個孩子很久不見，很想看見他。”毛澤東多想見到顛沛流離的兒子啊！但是，就像毛岸英剛剛回國那樣，也把他送到農村參加勞動，也同上“中國的勞動大學”，安排到農村參加土改試點和農業勞動。去的地方是黑龍江省克山縣，那里生活艱苦，土匪猖獗，疾病流行，當時氣溫低達零下30多攝氏度。毛岸青堅持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整整8個月，參加了當地土改試點的全過程。

其時的中國也好，外國也好，已經政黨群興，山頭紛爭。不少黨派的領導人一面標榜為社會大眾服務，一面暗中肆意為自己和兒女撈取私利，有幾個能像毛澤東、朱德等領導者那樣去對待子女呢（朱德在延安紅色根據地抗戰時，對獨子朱琦也說：“前線還在打仗，總指揮的兒子不上前線，誰上前線？”朱琦上前線后受傷）

李訥是最小的女兒，毛澤東當然像任何父親一樣對她疼愛有加，然而對她的管教嚴格有加。

早在陜北根據地時，毛澤東要保教員帶7歲女兒去大食堂吃飯，韓桂馨對毛澤東說：“我們大食堂每天吃粗糧，大人吃了還不容易消化，孩子怎么行呢？李訥還是和爸爸媽媽一起用飯吧。”毛澤東認真地說：“應該到大食堂去，現在這里已經比岸英、岸青他們小時候好多了。”這時李銀橋幫著韓桂馨說話：“孩子還小，還是和爸爸媽媽一起吃吧。”毛澤東語調堅定，不容分辯：“陜北老鄉的娃娃吃粗糧一樣長的壯。”“就這樣吧，不要再說了，阿姨費心教孩子認字去吧。”大家不敢再言語了，李訥繼續過著與工農子弟兵同樣的生活。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李訥在北京大學讀書，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下鄉一樣參加勞動，隔一、二個星期才回家。學校離家遠，有時學校有事，天黑才能離校，衛士長李銀橋怕不安全，瞞著毛澤東派小車去接。毛澤東察覺后，嚴肅地批評了李銀橋：“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別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為什么就不行？不許用車接，說過就要照辦，讓她自己騎車回來。”李銀橋無奈，從天津給李敏和李訥各買了一輛自行車。從此，姐妹倆都騎車往返。

困難時期，李訥仍吃住在校，飯票不夠吃，李銀橋背著毛澤東給李訥送去一包餅干。毛澤東知道后發脾氣了：“三令五申，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李銀橋小聲嘀咕：“別的家長也給孩子送東西的。”“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不許送！”李銀橋不敢再說什么，也不敢再送餅干什么的。

事后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里，講起在學校挨餓的情況，毛澤東對女兒說道：“困難是暫時的，要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要帶頭……”這一頓飯，李訥狼吞虎咽，如風卷殘云一般。衛士見小女兒餓成這樣，不禁心酸，壯著膽子跟毛澤東說：“主席，李訥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毛澤東皺起眉頭說：“不可以，和全國老百姓比較起來，她還算好的。”“不要說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媽媽心里也不好受，國家按規定給我一定待遇。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該享受就不能享受。還是各守本分的好，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在這位最小的女兒大學畢業時，毛澤東特地贈送孟子的一段話：“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總之，毛澤東對自己的兒女，對親屬，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始終如一開導他們：“干革命要過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經不起考驗，離開了革命隊伍。”“要記住，你過去吃的是舊社會的苦，地主壓迫農民的苦，那是階級苦。從今天起，你就是為革命吃苦了，為解放勞動大眾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艱苦的苦差事，要經過艱苦奮斗，才能取得勝利。”

一九六八年，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后，李訥也到江西中辦五七干校勞動鍛煉。1970年6月，她給毛主席寫信說，她在那里勞動受教育不大。為什么呢？因為好多人都認識她，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兒，對她總是照顧得多，鍛煉不大。她說她愿意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毛主席看信后很高興，就派謝靜宜去幫她，對謝說：“我非常同意她的這個想法，現在我叫你到江西去幫助李訥上山下鄉，跟知識青年一樣。”臨走時主席寫了一封信，并交待工作人員不要封口，讓謝帶著。謝深知毛主席這樣做既是對她的信任，也是讓他的女兒知道這種信任。所以，李訥接信之后，開玩笑地說：“爸爸派來了欽差大臣了。”

后來李訥病了，主席第二次派謝去看望。謝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個輪流做飯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訴她，李訥跟著老鄉去砍甘蔗去了，發燒還勞動。待會兒李訥回來了，還是一臉挺高興的樣子。但是，李訥的病老是不好，老是發燒，老是不退。謝回到北京，向主席作了匯報，問是不是讓李訥回北京治療一下再回去。主席說：“不，她在哪里就在哪里治，她在鄉下就在鄉下治，鄉下治不好，到縣城去治，縣里治不好到省里治，就是不能回北京，難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來北京治病嗎？”

一次，謝問起李訥的婚事，李訥說：“我根本不急，我母親倒是挺急的，我倒是想聽聽爸爸的意見。”謝轉告給毛主席，毛主席說：“你轉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作主，爸爸媽媽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農民也行，這是第一。第二，是黨員也行，不是黨員也行，不是黨員就不革命了？不是黨員也是要革命的。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們兩個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

二、周總理侄輩周秉建、周秉和下鄉

在老一輩革命家中，周恩來總理，也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偉人。

周恩來、鄧穎超有倆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周秉和在延安插隊，周秉建在內蒙古插隊。他雖然是一位地位至尊的大國總理，但對廣大農村經濟形勢和莊稼人生存狀態十分了然，遇到已經在城里參加工作的周秉建、周秉和的姐姐哥哥說：“弟弟妹妹現在遇到了困難，你們盡到做哥哥姐姐的義務，幫助弟弟妹妹！”

周秉建，1968年中學畢業，學習了毛澤東的《五四運動》和《青年運動的方向》后，幾次申請到內蒙古插隊。在離開北京之前她到西花廳辭行，周恩來以伯父的輩份親切地說：“我堅決支持你到內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戶，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時，他戴上老花眼鏡，從地圖上找到插隊的位置，向周秉建介紹了那個地區的氣候和環境特點，并說：“要多想些困難，想得太簡單了，遇到困難就會容易發生動搖，要做好戰勝各種困難的思想準備。”

鄧穎超伯母也說：“你要到社會中去經風雨、見世面，到階級斗爭中去鍛煉自己，到工農兵中去改造自己。”并送一件她非常需要的禮物：《毛澤東選集》和半導體收音機。

后來，周恩來對秉建的來信，總是抽時間閱讀。

1970年12月，周秉建鍛煉了兩年后被應征入伍。她穿上嶄新的草綠色軍裝，紅五星的帽徽和紅領章映襯著臉上的燦爛笑容，高興地上北京看望伯父們。她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憧憬做一名光榮的解放軍，只因為響應黨的上山下鄉的號召，才放棄參軍的夢想。

周恩來見到的第一句話卻是：“秉建，你能不能脫下軍裝，重新回到內蒙古草原去？”

秉建在心里想：“自己參軍完全是按正常手續辦的。”

誰知周恩來搖搖頭，嚴肅地對她說：“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那么多人專挑上了你，這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特殊，一點也不能搞。”

在秉建臨走時，周恩來親切地問：“想通了嗎？同志？”

鄧穎超幽默地說：“叫你同志呢！”

當時，部隊首長想挽留秉建，就拖幾個月沒動，以為周恩來事多會忘記。周恩來知道后同部隊直接通電話：“你們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

也是在那段時間，在延安插隊的周秉和參軍到新疆。他高興地寄回自己颯爽英姿的戎裝照，讓遠在北京的伯父也分享喜悅。鄧穎超寫了回信要他返回延安繼續插隊當農民。她說：“你要堅強，想開些，還有那么多知青不是都在農村當農民嗎？……”秉和也很聽話，盡管已當三個半月的解放軍戰士，仍辦了離開部隊的手續，重返延安。

周恩來為什么如此嚴格要求？難道沒有一點對晚輩之念嗎？

1971年4月的一天，弟妹的哥哥去看望伯父母，鄧穎超講了這件事，講了為什么近乎苛求的原因：“參軍本是件好事，但是目前全國有上千萬青年學生正在農村插隊落戶。由于農村的條件十分艱苦，最近又有一些干部子女通過參軍這條途徑離開了農村，這樣做很不利于貫徹毛主席關于青年人上山下鄉去經風雨見世面的教導，在群眾中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現在我們要求秉和、秉建帶這個頭，越是困難越是不能通過后門、通過關系離開農村。”

這件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的人不多，傳聞而知的人深受感動。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者的人品像瑪瑙玉石一般透明無瑕，道德情操像金子一般高貴，無可挑剔。他們真正公道正派、言行一致、里外一致。

在周秉建回到內蒙古草原后，繼續鍛煉，一次又一次將到廠礦、機關和大學的機會，讓給別的知識青年。那時候，周秉建加入黨組織，當選大隊黨支部副書記。

1975年4月，領導上要抽調周秉建到自治區團委工作，秉建想起伯父多次囑告后便謝絕。周恩來知道她沒有同意調動一事，就囑告：“一定要向領導講清楚，不然人家會說你不服從組織，只聽家里的。這件事情，我們只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請領導和組織作參考，作考慮。”最后領導上采納了秉建和貧下中農的要求，同意她繼續在草原上經受鍛煉。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這就是開國領袖們的人品。

三、朱委員長孫子下鄉

朱德同毛澤東、周恩來一樣，都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偉人，在對待自己和子女從來都是堅守個人利益、家庭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社會主義利益，從來都是有著一顆冰清高尚的心靈。他對他的子孫后代要求十分嚴格，絕不允許他們有一點比別人特殊的想法和表現。在他老人家看來，搞特殊化是“萬萬要不得”的。

1953年，女兒朱敏從蘇聯回國參加工作，父親就讓女兒住到學校去，并一再囑咐：“要住到學校宿舍，不要老回家，要好好工作，和群眾打成一片。”當時，學校家屬宿舍還沒蓋起來，她便遵照父親的要求，在學校單身宿舍住了4年，才搬進學校分配給的房子。

到星期天，朱敏帶孩子回家，父親總是讓他們接替服務人員的工作，讓服務員休息，還經常讓他們一塊到地里勞動，學習刨地、下種、施肥、管理，說：“你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不熱愛勞動，不艱苦奮斗，怎么能夠為人民服務呢？現在不熱愛勞動，將來就要厭惡勞動，就要脫離人民……”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家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十分困難。一個晴朗的早晨，朱德和康克清帶回來許多野菜，衣袖和褲腳都被露水沾濕了，滿手泥土。但是，高興地說要請孩子們會餐。孩子們剛吃到嘴就吐著舌頭說：“這叫什么菜，多難吃啊！”康克清指著桌子的野菜告訴他們：這是野莧菜，這是苦苦菜……然后說：“現在國家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人民生活很艱苦……”這時，朱德接過話，沉重地說：“長征的時候，我們連這樣的野菜也沒得吃，多少同志因為沒有東西吃而犧牲了。現在毛主席領導人民克服困難，帶頭不吃肉，我們都要聽毛主席的話，同人民共甘苦。”最后他要求孩子們：“以后住到學校去，同學們吃什么你們就吃什么，回家來就到大食堂吃飯，一點也不要特殊。”

1969年，朱敏的大孩子初中畢業后也被分配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時只有16歲，第一次離開家。到兵團以后，組織上分配他去養豬。一次在他喂豬的時候，冷不防豬食撒了一身。他一氣之下，把桶一扔，跑回宿舍，給家里寫了一封信，要求回家。朱德看到信后，很快親筆給他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嚴肅地指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關系到青年人能否接好班的大問題，應該很好地在農村鍛煉，虛心向群眾學習，才能有豐富的知識、寬闊的胸懷、堅強的革命意志，才能真正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經過耐心教育和鼓勵，他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臟和想家的思想，工作積極了，熱愛本職工作了，思想、工作、學習都有了不小的進步。

朱德雖然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十大元帥之首、全國人大委員長，但在去世前不只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

他曾對孫輩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里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

“革命者的遺產不是金錢，而是革命精神。”這是朱德教育子孫的一句名言。

四、城市學生青年上山下鄉同工農結合是被民主革命證明成功的經驗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成功人生，可以上溯到偉大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他們又親歷早期的紅色起義、紅軍長征、延安紅色根據地斗爭和三大戰役，后來終于取得成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通過長達五十年的革命斗爭經歷，使他們深深知道一條真理，即中國知識分子和城市學生，雖然是革命的先鋒，是革命的生力軍，但單靠他們不能戰勝強大的國內外反動力量。只有國內最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動員起來，他們同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結合起來，才能打敗和戰勝強大的國內外反動派，建立勞動人民的政權。

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和城市學生必須到工農群眾中去，同他們結合，同他們并肩戰斗，才可能扭轉中國的乾坤，這是一。

同時，中國知識分子和城市學生本身具有弱點——動搖性、不徹底性，以及樹立什么樣人生觀世界觀的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弱點，也必須同工農群眾接觸、磨合；不同工農群眾接觸，不同他們打成一片，樹立實現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及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無從談起。脫離這個磨練和實踐，所謂的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是靠不住的，一有風吹草動、利益變化就會拋棄這個人生觀，脫離革命道路。古今中外的例子太多了！

在整個民主革命階段，大批知識分子和城市學生到農村去，走跟工農勞動群眾相結合的革命人生道路，對推動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也從中涌現出不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是一條被正反歷史證明成功的歷史經驗。

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說：“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于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寶貴。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毛主席還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這不僅是革命隊伍中知識分子和城市學生的變化和興衰得到的啟示，也更是三位偉人他們從自己一次次人生體驗中歸納出來的真知灼見。總而言之，在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又號召城市學生上山下鄉，是這一歷史成功經驗的延伸與拓展，這決不是偶然的。

當中國歷史進入新中國階段，實為“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審視全局，高瞻遠矚，提出中國知識分子和城市學生還是同工農群眾結合，也可以說是仍然堅持革命戰爭所執行的這個政策。同工農群眾結合、為工農群眾這個全國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道路，在革命戰爭年代要走，在新中國和平建設年代也要走。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提出知識分子、學生青年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鄉這個戰略性決策和號召的來龍去脈和依據。

“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的年輕毛澤東，“邃密群科濟世窮”的年輕周恩來，“國事日非，何日難卻”的年輕朱德，當年就是上山下鄉，走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堅持農村武裝斗爭，經過二十年奮斗終于推翻舊中國的反動統治，創建社會主義江山。三位從自己親身經歷中感到上山下鄉同工農兵相結合是新一代青年必由之路，是由普通城鄉青年學生成為革命骨干和中堅的必由之路。他們希望廣大新中國青年學生包括自己的子女也走這一條道路，盡快成為可靠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和創業者，這一點他們是看得非常清楚，不想也從來不躲躲藏藏遮遮掩掩。三位偉人的眼光看得更遠，也更寄于希望和重托。

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1976年三位偉人的逝世，共27年，有1829.48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段轟轟烈烈歷史充分說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重大戰略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他們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著眼于教育、培育廣大知識青年。數以千萬計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偉大行動是老一輩革命家的理想與精神的一種傳承，一種延伸。

（來源：“旗幟時評”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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