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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知馬克思主義不易，行馬克思主義更難。馬克思主義還可能被非馬克思主義者、反馬克思主義者利用。馬克思本人甚至被一些人劃分兩個馬克思——某個時刻前的馬克思和某個時期后的馬克思——并挑起兩個馬克思的對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來是一體的，也被一些人人為對立起來，認為馬克思不同意恩格斯或者恩格斯不同意馬克思。這決不是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斗爭、階級斗爭，是資產階級的乏走狗文人混淆大眾視聽的無中生有詭計。

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中就科學揭示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由這個規律，我們必然得出階級斗爭必將貫穿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整個過程的結論，盡管階級斗爭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經濟上的斗爭（如經濟發展是由外資主導、私人資本主導還是由公有制企業主導，這不僅決定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而且決定經濟發展的利益的分配，是共享發展成果，還是少數人吃肉多數人喝湯），有的是意識形態（如指導理論、重大決策）上的斗爭，有的是國際間的斗爭（如貿易戰、技術戰、金融戰、市場戰、資源戰等等）。這對于當前的中國也是一個必須遵循的基本歷史規律。否則，豈不意味著資產階級自動束手投降嗎？在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實踐時，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這個歷史規律及其衍生規律都是中間環節，都是我們實踐的行動指南。

經過百年來的共產黨的艱苦卓絕的斗爭，與馬克思所生活的世界相比，今天的世界可以說是換了人間。共產黨在許多國家里都掌握著政權，或者曾經掌握過政權。然而，革命正未有窮期。不要說，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還遠未達到，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也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的復辟。歷史已經充分表明，共產黨得到了政權，還有可能失去。共產黨是否能夠保持政權，帶領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取決于是否能夠尊重歷史如同自然界所具有的那樣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后，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和掌握這些規律，系統地按照這些規律辦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向前發展。

一、人心向背決定國家治亂

人類社會雖然有五種形態，但無論是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內部還是在社會形態轉變的歷史進程中，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始終不變的因素是人心。這既是一個基本歷史事實，又是一條基本歷史規律。夏朝延續約471年，《尚書·夏書·五子之歌》記錄的“太康失國”或“后羿代夏”是《尚書》從而或許也是中國典籍所記載的第一個因立場不穩失去人心而失國的案例。“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尚書·夏書·五子之歌》通過“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從反面，從而更加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民本思想的重要性。昆弟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膲嬝示w，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郁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這就清晰地把人心向背與國家治亂聯系起來了。

從根本和長遠說，人心向背取決于統治者的立場。統治者固然有其特殊的利益和偏好，但如果統治者對其利益的追逐系統地損害了人民的利益，不與人民上下同好，也就難以保持其統治者地位了。因此，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杰出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站在人民立場上看待問題的。中國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有非常豐富、深刻的人民立場思想。《尚書·虞書》中已經形成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夏書》中就成為謨訓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曾總結道：“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形成了系統的民本思想體系。在理想上，中華民族崇尚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民貴君輕、政在養民；在政治上，中國形成了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在經濟上，中國有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治世良方；在法治上，中國追求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德主刑輔、以德化人；在道德上，中國人信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組織原則上，任人唯賢、選賢與能；在國際關系上，中國人遵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

雖然中國古代民本思想還沒有把人民作為歷史的創造者，從而還是一種載舟覆舟的防御性意識（但這比西方從柏拉圖直到盧梭的群眾觀更具有科學性。從柏拉圖開始，西方政治學家們便普遍對群眾不信任，認為“民主即人們的自我管理必然會演變成暴民。”而且，直到21世紀，對群眾的不信任依然是其意識形態的主流。參見劉海龍：《我們是否已進入“群眾的時代”？——讀麥克萊蘭的〈群眾與暴民：從柏拉圖到卡內蒂〉》，《中國圖書評論》2015年第9期），但無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總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連民本思想都沒有能夠持之以恒地貫徹。正是由于無法持之以恒地堅持民本思想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周期律的形成。社會是由人構成的，又是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既有的統治階級如果立場不穩，觸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達到一個臨界點，就會有新的勢力興起，以民本為旗號動員民眾，凝聚民心，來推翻舊的朝代，建立新的朝代。歸根到底，一個建立在根本對立的階級結構上的社會最終是難以持續的。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所表現出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啟發了毛澤東一代共產黨人要找到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方法。在黨和國家還不可能消亡時，這個方法只能是打造一個能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黨和政府。這是一種底線思維。當前，中國存在的那種否定人民經濟概念、分裂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觀點實際上是突破底線、違背憲法的顛覆行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僅僅讓人民達到基本的滿意是不夠的，黨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讓人民達到最大可能的滿意。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在充分估計我們的成就的同時，必須檢視和正視我們的錯誤，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避免成本。為此，必須有不怕得罪少數人的革命精神！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艘大船才能行穩致遠！

二、尊重事實要求對改革開放的認識要堅持兩點論

社會事物的兩面性規律也是一個基本歷史規律?；谶@一歷史規律，我們必須堅持兩點論。兩點論要求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全面地、本質地分析、研究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事物的本質、主流方面，又要看到事物的非本質、非主流方面；既要看到一個階段的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又要看到另一個階段的事物的本質和主流。當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要實踐馬克思主義無法回避對改革開放的態度問題。所以堅持兩點論的最為主要的一個場合，應該就是關于1978-2012年時期的改革開放的認識了。這個改革開放毫無疑問地取得了系統性的歷史性的偉大成績，但也毫無疑問地存在一些重大問題（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卻在幾十年中沒有在大飛機、芯片等領域取得生產力發展的實效；在一些關鍵領域實際上長期執迷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十八大前的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嚴重風險等等）。改革開放作為一個事物，完全可以納入到兩點論的框架中。

（一）改革開放的初心

改革開放的初心是恢復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書寫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促進中國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列寧曾經說：“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我們認為，對于俄國社會黨人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列寧對于堅持馬克思主義有一個精辟的總結：“現在必須弄清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復雜情況”。毛澤東認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可以說，從事實上看，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國走上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是他沒有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說法。他在革命戰爭年代里形成的獨立自主的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得到了延續，有著鮮明的貫徹和體現。比如，和平贖買民族資本，平衡發展軍事和經濟（避免了走蘇聯的軍備競賽的毀滅之路），拒絕綁到赫魯曉夫的蘇聯戰車上，等等。當然，由于中國積貧日久，發展經濟的各種資源捉襟見肘，毛澤東不可能僅用不到30年的時間就徹底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不可能讓中國僅用30年就達到西方的生活水平。有不少有識之士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預測到，中國經濟將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達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他們做出這種預測，無疑是建立在毛澤東所創造的新中國及其發展成就的基礎上。

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身也在不斷發展之中。中國改革開放史表明，這種自身發展必須有其保持自我、保持穩定的一面。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另一方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書寫新的理論。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新的理論到底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機會主義（包括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空想共產主義、冒險主義等）、冒牌社會主義的？冒牌社會主義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試圖維護資產階級統治，或者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與形形色色的假馬克思主義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有時甚至是艱苦的斗爭。恩格斯說：“誰要是像馬克思和我那樣，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斗爭比對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爭都多（因為我們把資產階級只當作一個階級來看待，幾乎從來沒有去和資產者個人交鋒），那他對爆發不可避免的斗爭也就不會感到十分煩惱了……”。對于改革開放來說，只有進行了包括與冒牌社會主義斗爭在內的偉大的斗爭，我們才能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確實是科學社會主義。

（二）改革開放的兩重結果

人類的實踐經常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一方面，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了，按照市場價格計算的GDP已經世界第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早已經世界第一。改革開放成就巨大。這不可否認，也沒有人能夠否認。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成就，習近平同志評價道：我們僅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我們現在比歷史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有信心、都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在承認偉大成就的同時，挑戰和危險也不容小視。改革開放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發展，同時也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兩點論。兩點論就是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問題，不能只講成績，不講問題。只講成績，不講問題，就會變成一俊遮百丑，就會導致問題繼續存在下去，發展下去，最后不可收拾。面對問題，只有勇于承認，勇于改正，才能走到勝利的彼岸。

第一，中國古人講“過猶不及”，馬克思講量變引起質變，列寧說真理往前邁進一步就是謬誤。度過則質變。經濟基礎也是如此。然而，如果僅僅據此就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只有利，沒有弊，或者后者可以忽略不計，那就是違背最基本的事實，犯最巨大的錯誤。資本主義也曾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GDP。經濟發展本身是多維的，絕不是只有GDP一個維度。就連西方發展經濟學也早已經確認，經濟發展絕不等同于GDP增長。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更是早就指出，事物的發展變化決不是只有量的變化，用于經濟發展的場合，就是決不是只有GDP的量的增大。

從所有制結構看，“從1998年到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中，國有企業數量所占的比例從39.2%降至4.5%；在全部工業資產中，國企所占份額從68.8%降至42.4%；國企提供的就業占總就業的比例從60.5%降至19.4%。1997年，國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57%，而到2010年已經降至15%?，F在，非公部門不僅是中國創造最多經濟產出（約占GDP的70%）和就業的部門，是強有力的增長引擎，而且也是創新最為活躍的經濟部門。根據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報告（2009），中國65%的專利和75%的技術創新都來自非公經濟”（見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114頁）。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我們黨長期面臨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長期、復雜、嚴峻考驗。同時，我們黨又面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2018年，一種名為“五六七八九”的數據（即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出現在工商聯和政府一些部門宣傳的資料中。這些數據雖然并不一定準確，但也反映出改革開放對中國所有制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了。

由于所有制的這種變化，僅僅過了三十多年，中國億萬富豪的數量已經居于世界前列（這不否認這些富豪對于中國發展做出的貢獻，但也不能否認其存在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發展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實現共同富裕。然而，發展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未能解決，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世情、國情、黨情深刻變化，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面臨著極大的威脅。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如果不加以克服，未來更是可能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富有者占有全社會百分之十、二十甚至三十的社會財富，與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勞動大眾所占社會財富大致相當。西方經驗表明，對于兩極分化的格局，瘟疫也只具有短期改善效應（沃爾特·沙伊德爾：《不平等社會》，顏鵬飛、李酣、王今朝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民營經濟就是私人經濟，就是帶有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性質的經濟。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階級定義，當民營經濟具有主導性的經濟體制形成后，中國必然出現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就是憑借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得到私人利潤的群體。由于私人利潤遠遠高于工資，因此，拋開環境污染等不談，中國必然出現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這個時候，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主人翁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種格局不可能穩定，必然導致周期性發生經濟危機。特別是，這種格局有可能造成國家的嚴重分裂。14億人口如果出現嚴重的對立，國家70多年的發展就可能毀于一旦。這樣的結構是否符合憲法所規定的“以公有制為主體”，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是否會改變，也是值得思考的。所有這些，都給中國提出了巨大挑戰。

十八大后形成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認識到，在經濟總量躍升的同時，兩極分化、環境污染、貪污腐敗、外部條件惡化、供應鏈穩定性、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創新能力不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金融脫離實體、房地產畸形發展、城鄉差距較大、一些領域的商品價格與人們的平均收入脫節、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黨的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等問題，同時，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我國不得不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甚至可能面臨一個極端混亂的世界而不得不暫時中斷發展。特別是，帝國主義對當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依然構成一個嚴重威脅！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第二，我國的意識形態面臨極大安全問題。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封建余孽不甘滅亡，資本勢力卷土重來。毛澤東同志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改革開放后到十八大前，中國的意識形態一度處于相當危險的境地。

改開不久的1980年，西方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頭面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就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1986年，匈牙利學者科爾奈詆毀社會主義制度的《短缺經濟學》就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在華出版，很快就銷售一空；1986年，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8年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由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出版。據百度百科，20世紀整個80年代，張五常完全獻身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議，其在香港用中文寫的《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的前途”、“中國的經濟革命”等著作一時洛陽紙貴，“風流萬千”，據說影響了中國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學子。從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間，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項目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共10期各為期1年的培訓班，全國共有417人參加了培訓。中國學界人物意識水平之低可見一斑（卻沒有妨礙他們攫取較高的學術地位）?？梢哉f，20世紀80年代，西方貶損社會主義制度的學者紛紛訪華，大量在華翻譯出版論著，在我國制造出了國內人一般不好制造的公有制不行和私有制好得很的輿論。在這樣的輿論鋪墊下，中國要補資本主義課就不再是一種空談，而是一種現實的威脅了。私有化論者在中國被奉為上賓，不僅登上中國許多重點大學講堂，成為許多知名大學的特聘教授和客座教授，而且進入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做報告”。

不僅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八十年代還是私有化理論在中國的濫觴，那么，九十年代就是私有化理論在中國的普及和成長。在八十年代西方私有化理論涌入的鋪墊下，九十年代中國徹底向西方私有化經濟理論打開了大門。一些年輕的海歸學者“學成”歸來，成批帶著西方經濟理論原版教科書，一些出版社看到商機，大量進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漢譯或原版引進工作。這就使得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充斥著了中國學者的書架，西方經濟學話語充斥著中國大學的課堂。大量政府官員也開始被派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培訓”或訪問，大量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教師和科研人員開始被派到哈佛等西方大學做訪問學者或“深造”。中國學術雜志也逐漸被方法和理論上的西化式研究占據了。私有化儼然成為中國的政治正確了。這就使得改革開放中私有化的理論愈演愈烈。于是，私有化的實踐也就順理成章了。90年代中后期的國退民進也就被普遍視為改革標桿，些微出現的國進民退的動向也就被公然攻擊了。

在21世紀初期，私有化理論在中國繼續發展。改革協會的頭面人物公開攻擊我國的國有企業是德國的俾斯麥式的企業，公開主張中國的改革是要建立沒有國有企業的所謂人民社會主義制度；中央政府一智庫的知名專家說什么“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沒有關系”，甚至造謠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不要公有制；北京大學一位經濟學知名教授在上世紀末辯護自己提出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的新形式，到他所在學院成立三十周年的時候也不打自招承認自己就是要搞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企業改革協會的一位負責人還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是要把國有企業送到歷史博物館里”。對這樣一些言論，當時的主流媒體基本上沒有反駁的聲音。這就使得中國的經濟越來越受私人利益的驅動，不僅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學科中‘失語’、在教材中‘失蹤’、在論壇上‘失聲’，而且共產主義越來越被人視為一種笑談了。這種情況，無疑已構成對中國意識形態的重大威脅。

針對中國面臨的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威脅，在2012年12月31日，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就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2013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上很多意見和建議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見和建議偏于極端。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里，特別是宣傳領域復雜尖銳的斗爭。他明確指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敵對勢力在那里極力宣揚所謂的‘普世價值’”，“目的就是要同我們爭奪陣地、爭奪人心、爭奪群眾，最終推翻c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經濟基礎和思想上層建筑的上述狀況相伴隨的是，在十八大前，我們黨內存在的腐敗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黨的執政地位也受到一些質疑。在2015年，習近平進一步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這些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并提出“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的防風險、抗風險理念。實踐證明，習近平的判斷是非常準確的。

面對各種風險挑戰，習近平指出，“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十九大后，習近平多次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絕不是敲鑼打鼓、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在實現“兩個階段性目標”的新長征路上，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攻克，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習近平面對國內外發展任務、發展問題所提出的根本解決思路。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身體力行，夙興夜寐，通過一系列政治舉措，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著力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的重大問題和主要矛盾，扭轉了一些領域、一些環節中國家權力的異化趨勢，從政治上矯正了國家政權運行中存在的權力觀念偏差，從經濟上糾正了以GDP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偏差，開啟了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這為有效應對貿易戰、金融戰、企業戰、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外來沖擊以及國內重要矛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是堅守歷史規律的使命擔當！

三、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世界充滿矛盾，中國未來的發展不會歲月靜好?？茖W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是未來中國發展必須遵循的歷史規律。

早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因此這條道路走不得。“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1959年底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對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毛澤東看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毫無疑問，如果不解決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二元對立（二元對立指兩個事物、兩個對象的對立，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有時，二元對立來自于對一個事物的一分為二，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理性與感性的對立。在二元對立中，經常產生一個哪個事物、哪個對象優于、主導另一個事物、另一個對象的問題。而實際上，孰優孰劣既有相對性，也有絕對性。從某些指標看，一個事物、一個對象可能優于另一個事物，另一個對象，從其它指標看，則可能相反。這時，指標選取的科學性會決定比較的科學性），中國就不可能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走向發達的社會主義。然而，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模糊化了，甚至連社會主義是什么也不清楚了。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這里，鄧小平是堅持了馬克思所揭示的歷史規律的。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了許多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典型現象。盡管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共存，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現象，但如果它們之間的共同現象太多，同到一些不該同的領域，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就可能逐步滑向資本主義社會。而一旦資產階級在原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確立了它的統治，再逆轉這個過程就難了，甚至可能不得不付出千百萬人流血乃至生命的代價。2013年，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總結了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是復雜的，因為在不同的時期，中國發展有不同的約束條件，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可能需要有不同的表達。習近平指出：“社會主義并沒有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

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指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和實踐創新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標準等質的規定性。在新中國建立前后，毛澤東就明確，社會主義是中國從一窮二白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他說：“一切事實都證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其無窮無盡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任何敵人所不能戰勝的。”由于現代生產方式的發展，新中國必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從根本上說，只有實現工業化，國家才有希望，只有工人，才代表中國未來的方向。因此，從理論上完全可以這樣說，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離開人數越來越占人口最大多數且素質越來越高的工人階級，一切都是誤國空談。

由于毛澤東一代人的努力，科學社會主義所指向的對象有了進一步的豐富?？偨Y蘇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也基于《共產黨宣言》，根據1956年12月我們黨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可以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含如下幾個方面：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在取得政權以后，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

毛澤東是深通歷史的。越到晚年，他反而越加憂慮。他看到了危險。他依然擔心中國缺少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在20世紀初的俄國和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都沒有充分發展，就在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率先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由此在一些馬克思主義者那里產生了一個至今為止依然揮之未去的話題：經濟落后的國家是否能夠跨越資本主義這個卡夫丁峽谷？第二國際的考茨基用他自己理解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來反對列寧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指責他“過早地發動革命”，因為俄國生產力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遠沒有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發揮其全部潛能。這樣，在第二國際的理論家那里，就合成了一種生產力優先性的命題。對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阿爾都塞設想：“如果考茨基當時還活著的話，他可能會更嚴厲地叱斥毛澤東為‘唯意志論的政變者’”。這種命題的核心是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早產兒，其實質是認為，經濟落后的國家無法避免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的必然性，也就是必然至少在一段時期內讓資產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雖然毛澤東在晚年為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做了大量工作，但一度理解的人不多。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紅色江山如此鞏固，怎么會有蛻變的可能性呢？怎么還把階級斗爭作為主要矛盾呢？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甚至罕提階級斗爭，而逐步打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認為全黨的中心工作是經濟建設。然而，這沒有終結中國對社會主義的探索。鄧小平至晚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意識到，即使實現發展，發展之后的問題不會比發展之前少。從實踐看，無論改革還是開放都無法脫離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格局，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上充滿了階級斗爭。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蘇聯解體東歐巨變表明，蘇聯東歐的改革與開放讓它們徹底放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也警醒中國人，中國共產黨能否遵循歷史規律，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遠保持在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上，是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事。

第一，經濟發展帶有階級偏向性是一個普遍問題。在毛澤東時代，雖然毛澤東本人非常重視均衡發展，但客觀上，中國經濟發展比較偏向城市。這是中國的資源有限和一窮二白的經濟發展起點使然。在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使得一些人先富起來，甚至暴富起來，農村一度較為繁榮，但隨后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而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形成更是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的偏向性成為一個嚴重的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它關系到中國是否能夠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問題。中國如果不能堅持社會主義，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就必然走向混亂。鄧小平早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如果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這個判斷無疑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判斷，無疑是對判斷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標準的必要的補充。

第二，經濟發展道路本身也具有階級偏向性問題。改革和開放的主體和根本所在是所有制的調整。擺脫貧窮是能夠凝聚中國人民共同理想的概念，但主要使用哪種所有制決定著中國是否能夠讓最廣大人民平等地擺脫貧窮，決定著中國進入小康社會之時，是否會形成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格局。如果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政策下只能靠出賣勞動力拿較為微薄的工資，哪怕有一個中產階級靠出賣較高的勞動力拿較高的所謂效率工資，只要中國有少數人能夠憑借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獲取遠超過工資的利潤，中國收入分配一定是兩極分化的。而且，當少數人擁有私人生產資料進行生產時，為了自己的生存，必然產生資源耗竭和環境污染，加重最廣大人民的生活成本，甚至使得一些人民因病致貧。在這樣的格局下，甚至一些原來獲得財富的人有可能破產。中國決不能形成由少數經濟金融寡頭決定重大政治經濟決策的社會結構。

對于1980-2012年中國30多年的發展經驗，習近平同志總結道：“過去，我們常常以為，一些矛盾和問題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來了，社會矛盾和問題就會減少?，F在看來，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發展起來有發展起來的問題，而發展起來后出現的問題并不比發展起來前少，甚至更多更復雜了。新形勢下，如果利益關系協調不好、各種矛盾處理不好，就會導致問題激化，嚴重的就會影響發展進程”。習近平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堅持包括公有制、按勞分配、共同富裕等等在內的基本原則。比如所有制關系，存在形式可以因時因地而變，但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原則不能變；比如分配方式，需要根據發展的實際和不同階段靈活安排，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不能變；比如，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但發展不是貧者食糟糠，富者累巨萬，而必須是共享的發展?？梢哉f，這些概括是在新時代對于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新的概括。它既是原來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繼承，又是針對新的客觀情況所做出的新的表達。由這些原則，必然推出一些結論。比如，在與國外的關系上，中國離不開外國，但只有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摸清自己的發展邏輯，找到自己的發展模式，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國體量如此龐大，想要套用別人的模式發展好自己幾乎不太可能，邯鄲學步反而會失其故行。這種概括與之前的概括實際上是完全一致的。它的方法論核心是，中國發展還是離不開矛盾分析和階級分析方法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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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