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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主義文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當代中國的文化。它有著自己的鮮明的歷史和現(xiàn)實對立面，也有了自己的深刻的豐富的具體內容。它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和實踐論，包括基于它們而形成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路線、方針、制度、政策。它蘊含于人們的情感、倫理之中，外化于人們的行動之上。中國已經在吸收古代優(yōu)秀文化、借鑒西方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在本質上區(qū)別和先進于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會主義文化。鞏固和發(fā)展這種文化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任務。

一、引  言

建設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文化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面臨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無疑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先導，而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建立，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就提上議事日程。社會主義文化總是作為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的對立面，作為對它們的（部分）否定，同時也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包括列寧、布哈林在內的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們長期以來就把文化問題看成是蘇維埃政權和蘇聯(lián)共產黨面臨的中心問題之一，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因為“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列寧晚年尤其擔心，“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產黨員缺少文化”，導致有充分的政治、經濟權力卻時常不能夠正確使用，過度依賴行政命令，而且官僚主義嚴重，最終共產黨人可能成為封建專制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的俘虜，可能丟掉無產階級政權。列寧在1923年1月6日就總結道，“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xiàn)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面去了。”這里，列寧其實是在說某些具體的文化方面。因為他在之前撰寫的所有文章都構成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在自身發(fā)展的百年歷史中，長期處于物質匱乏的狀況，因此其發(fā)展、成功不得不更多地依賴文化。這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所表現(xiàn)出的文化特質。新中國成立初，毛澤東曾經認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xiàn)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xiàn)于世界”。毛澤東完全應該有這種自信，而且確實，1949-1976時期的中國人以嶄新的精神面貌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然而，毛澤東很快感到，文化界的進步力量太小，文化隊伍中的“人民解放軍”太少，思想、文藝、教育、科學等文化意識形態(tài)領域依然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天下。在這種文化格局之下，根本制度問題，也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并沒有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得到徹底解決！如果無產階級或其政黨或其領袖被資產階級的文化俘獲了，資本主義就可能戰(zhàn)勝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越發(fā)展，毛澤東越感到這種危險。他在晚年，特別提出，“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于是，如何不被被征服者的文化征服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后長期面臨的一個基礎課題。不解決這個問題，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就是一句空話。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嚴重的來自“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威脅。習近平指出：“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然而，自信的文化究竟是怎樣的文化呢？中國社會改革發(fā)展受怎樣的文化指導呢？歸根結底，究竟什么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換句話說，哪種文化定義才是科學的符合今天中國需要的定義？文化本體論就是關于文化是什么的理論，就是要給文化下定義。基于中國視角的文化本體論就是回答社會主義的文化究竟是什么的問題。這關系到一系列問題的回答，比如，哪種文化是必要的？哪種文化是不可取的？誰更有文化？哪個階級、階層更有文化？是工人、農民還是知識分子？它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西方文化有著怎樣的關系？怎樣來提升中國的文化？如果不厘清社會主義文化的內核本體，就不可能建設起社會主義文化，就可能把無產階級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徹底輸光。蘇聯(lián)東歐在其共產黨長期實施的改革中解體了，這就足以說明社會主義文化本體論是一個多么重要的問題了。

二、關于文化本體的文獻的回顧

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關于“文化”的定義就有170多種，但所謂文，其最基本的含義就是指各色交錯的紋理，可以引申為事物的性狀和世界的規(guī)律。《周易·系辭下傳》說：“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兇生焉”，《周易·賁卦·彖傳》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化代表使事物的性質發(fā)生根本的改變。《黃帝內經》中說：“物生謂之化。”所謂物生，就是新事物的生成。因此，作為動詞的文化，就是根據(jù)事物的性狀和世界的規(guī)律來改造事物和世界。而從結果看，文化必然是“人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建設性的活動”。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都是人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建設性的活動。中國這種文化觀比西方至少早兩千多年。在西方，文化最早表達的主要是照料牲口和莊稼的過程，只是到了18世紀末，才有康德和黑格爾在基本上與中國古代同樣的意義上看待文化。1790年，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認為“文化”是指主體改造客體的活動和能力，“在一個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產生一種達到任何自行抉擇的目的的能力，從而也就是產生一個存在著自由的抉擇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黑格爾認為，“文化以其絕對的定義……是人類解放和高度解放的工作”。也就是說，康德和黑格爾把文化看作是一種斗爭活動，只是他們沒有把斗爭與階級聯(lián)系起來。這樣看來，社會主義文化所包含的就是對舊制度、新制度的認識，所指向的就是用舊社會的對立物、代表人類前進方向的社會主義來改造舊的社會。

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很少使用“文化”這一概念，也沒有定義無產階級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但馬克思在青年時代就確立了要為人類工作的理想，并把為人類的幸福而工作視為“最高尊嚴的職業(yè)”，他和恩格斯發(fā)展的一種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無產階級必得解放的理論無疑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一種頂峰，標志著無產階級文化的產生。馬克思的《資本論》以自然史觀的方法論證了資本主義的自否定本質，從而超越了空想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置于了客觀的社會存在的基礎上，從而指明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代表人類先進文化的方向。無產階級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少數(shù)人的孤立的創(chuàng)造。列寧給無產階級文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guī)律的發(fā)展。”“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fā)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按照這個方向，在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后的斗爭）的實際經驗的鼓舞下繼續(xù)進行工作，才能認為是發(fā)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定義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lián)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fā)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lián)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如果拋開這個定義提出的時代背景，加以適當?shù)慕忉專敲矗梢园l(fā)現(xiàn)，它其實也可以作為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文化的定義。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無疑要繼續(xù)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無疑要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無疑是為工農大眾服務的，只是它需要把強大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改革開放后，中國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任務，認為它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fā)展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流應該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文化，應該是服務于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畢竟，主要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在內的勞動人民構成中國人口的主體。然而，處于革命時期的當代中國，小農生產方式還是主要的生產方式，在小農之外還存在著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外國資產階級和本國官僚資產階級。由于物質生產方式對文化的決定性以及文化自身的傳承性，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革命成功后的當代中國的文化中，都存在著各種反映他們立場、觀點和要求的文化。

第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不足與糟粕。毫無疑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經典博大精深，其民本主義、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精華必須在當代中國得到傳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經典汗牛充棟，以《詩經》、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曾是中國古代文化發(fā)蒙的工具，古代、近代諸多文學作品表達了中國人民反抗統(tǒng)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斗爭精神，蘊含著對人類美好未來的終極追尋。其中特別是《易經》、中醫(yī)學、中藥學所蘊含的文化至今恐怕仍然是世界的頂級文化！由于這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經典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化是優(yōu)越于西方的。然而，一方面，除《易經》、中醫(yī)學、中藥學等之外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經典，特別是儒家經典是中國古人依據(jù)自己所處的社會條件根據(jù)自己的思考針對自己所設定的問題而寫出的。這些問題在當代中國依然可能存在，但當代中國所提出的問題有許多是古人所未遇的，所未思考的。因此，不能用儒家經典來取代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著作等構成的無產階級文化經典。另一方面，中國悠久的封建歷史所產生的傳統(tǒng)文化中也存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宇宙觀和（個人、家庭、家族、區(qū)域的）本位主義、小農意識，甚至是“無文化”，也存在兩面性、表里性、政治性、階級性等問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宇宙觀根本不適應時代的發(fā)展。本位主義奉行“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文化，可以具體表現(xiàn)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命令主義、事務主義、分散主義、拜金主義、精英主義。從哲學上看，它們都屬于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勢必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這些主義在行為上表現(xiàn)為革命黨、執(zhí)政黨內部的唯我獨尊、享樂腐化、驕奢淫逸、貪污腐敗。無論是在蘇聯(lián)還是在中國，黨政干部的階級出身曾經大多是農民。他們中一些人在某個歷史時期為黨和國家做出過貢獻，但他們有著根深蒂固的以個體性、落后性、渙散性、封閉性為特征的小農意識。小農意識力量如此之強，以至于列寧甚至擔憂俄國變成一種農民局限性彌漫的天下！列寧感嘆道：“農民群眾醉心于自己的偉大斗爭，他們必然認為，奪得全部土地，就等于解決了土地問題。他們幻想平分土地，幻想把土地交給全體勞動者，但是忘記了資本的權力，忘記了貨幣的力量，忘記了即使分配得十分‘公平’，商品經濟也必然會重新產生不平等和剝削。他們醉心于反對農奴制的斗爭，看不到進一步的更偉大更艱苦的反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和爭取徹底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斗爭。”列寧對俄國對蘇聯(lián)說的這些話也適用于中國。毛澤東進北京前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第二，（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文化。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然而，工人階級還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列寧曾說：“工人和舊社會之間從來沒有一道萬里長城。工人同樣保留著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tǒng)心理。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新人，沒有清除掉舊世界的污泥，他還站在這種沒膝的污泥里面。”“小私有者那種各人顧各人的舊習慣、舊習氣，‘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舊口號仍然在作怪。這種情形在每個工會、每個工廠里真是太多了”。如果說，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在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初期可能導致低效率低效益，那么，它在社會主義發(fā)展的中期可能導致社會主義事業(yè)折戟沉沙。斯大林身后的蘇聯(lián)經驗表明，不僅共產黨高層可能會出現(xiàn)一個掌握國家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特權集團、官僚集團，而且工人中也可能產生工人貴族。可以說，正是這個崇尚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特權集團、官僚集團直接導致了蘇聯(lián)解體。

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文化開始大舉進入中國。1949-1976時期的中國成功抵御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從1978年到2012年，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卻又逐步大舉進入中國，快餐、影視、教材、企業(yè)管理、經濟管理等等不一而足，滲透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課本成為中國許多高校的通用教材。雖然中國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但也面臨顛覆性風險。很少有人明白，西方文化有自己的發(fā)展動力、發(fā)展軌跡，也有自己的適用范圍和局限性，更沒有意識到某些西方文化的白人至上主義基因。正是在西方文化大舉侵入的背景下，中國學者逐步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問題。

第三，無產階級陣營內、無產階級政黨內甚至高層內的腐朽文化。在歐洲和俄國，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感受到了腐朽文化的強大，他們都花費了大量精力與層出不窮的腐朽文化進行長期與艱苦的斗爭。早在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黨還處于他的幼年階段，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力量極其強大。在取得國家政權后，又不得不面對強大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改革開放后，享樂主義、消費主義不時沉渣泛起，而且出現(xiàn)了新的教條主義——以西方理論為教條的教條主義，并且這種教條主義催生了折衷主義的盛行。不打破新舊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折衷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保守主義（錮囿于中國封建的文化觀、價值觀）等等腐朽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就難以建立。它們都可能會導致無產階級拱手讓出自己的權力、武裝，讓出自己的勝利果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非常重視文化的領導權問題和文化的發(fā)展問題，經常把文化問題作為整個革命的中心問題之一，首先是因為這個原因。

盡管有著上述三個強大的對立面，但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化必勝。第一，只要階級對立沒有解決，只要無產階級和全人類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放，只要社會主義事業(yè)尚未成功且還會遭受各種挫折，就有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化產生和發(fā)展的土壤，就會有對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強大社會需求，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化是打不倒的。第二，中國有著強大的發(fā)展經濟的動因，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必將戰(zhàn)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就決定了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化必將最終勝出。第三，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西方文化還是中國當代人的慣性思維，都有著許多積極的因素，可以為無產階級所使用。即使從新舊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折衷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保守主義這些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文化中，也可以得到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文化。比如，對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進行科學改造，就可以轉變?yōu)闊o產階級可用的理論。列寧曾經指出，“不論革命有什么樣的困難，可能遭到什么樣的暫時失利，不論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指出：“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干這樣的大事。”只要真正地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只要有高度的文化準備的人，進行這種改造并不難。馬克思主義不就是從空想社會主義、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德國哲學中發(fā)展而來的嗎？！作為文化古國，中國本來就有條件在生產方式還并不發(fā)達的情況下就形成最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文化，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后，中國就更有條件為人類社會主義文化的發(fā)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了。

四、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構成

社會主義文化是取得政權后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文化，它早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就開始形成。20世紀初的中國，儒家文化依然是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文化。然而，經過鴉片戰(zhàn)爭后半個多世紀的列強入侵和殖民，儒家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中國產生的洋務文化、維新文化、資產階級革命文化，都是對儒家“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宇宙觀以及和而不同的恕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專制文化的反動，雖然都沒有產生多少結果，但也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洪流滾滾向前，中國無產階級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發(fā)展起來。自五四運動開始，特別是由于共產黨的成立，中國開始在無產階級運動中形成了一種足以超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具有嶄新時代內容和科學精神的貫通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先進文化。

（一）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哲學文化

哲學就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對世界有什么看法，以及使用什么方法來改造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tǒng)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fā)展進程中要同傳統(tǒng)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確實，無產階級只有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列寧指出：“現(xiàn)代歷史的全部經驗，特別是《共產黨宣言》發(fā)表后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都無可爭辯地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才正確地反映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和文化。”列寧說：“馬克思學說具有無限力量，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完備而嚴密，它給人們提供了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產階級壓迫所做的辯護相妥協(xié)的完整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之所以這樣，因為馬克思“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yè)，參加現(xiàn)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yè)，正是他第一次使現(xiàn)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與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無論是戰(zhàn)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是無產階級的一個基本文化任務。

在中國革命進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其中，最核心的哲學文化創(chuàng)造性成果，就是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辯證法和認識論的高度統(tǒng)一，也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代的涅槃新生。在軍事斗爭中，實事求是是生存所需，更是勝利所需。實事求是的文化在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就已經蘊含了。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具有獨特性、復雜性、殘酷性和長期性，它的勝利必然要靠了解中國情況的中國同志。這不是否認向外國學習的必要性，而是要排除對中國利益的不必要犧牲，爭取最大的利益。共產國際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并在之后的相當長時間里對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了重大影響。由于這一特殊背景，實事求是的文化必然表現(xiàn)為獨立自主的文化。獨立自主文化是實事求是文化的重要構成。這是一個具有永恒價值的文化。當中國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時，都非常注意傾聽朝鮮同志和越南同志的意見。中國這樣就實踐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從1963年9月6日開始，到1964年7月14日結束，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撰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道姓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正如毛澤東所說，從此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空，我們拋棄了天條，必須走我們自己的道路。

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文化要求辯證看待民主、辯證看待權力。找到真理不易，真理有時是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里的，因為可能只有少數(shù)人對所要解決的問題做了科學的調查。因此，在有時候，在許多重要的歷史時刻，真正科學的決策不能形式主義地通過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投票民主規(guī)則來做出，而是需要通過一個少數(shù)人組成的委員會來做出。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有不少這樣的時刻，如通道轉兵、抗美援朝等等。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成功地指揮了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實踐并沒有讓掌握了中共領導權的共產國際的代表信服。只有等待血戰(zhàn)湘江付出慘重代價之后，毛澤東的正確性才有了得到當時中央領導集體承認的可能性。

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文化還代表了一種人們發(fā)現(xiàn)和得到真理性認識的方法。最廣大人民的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也是發(fā)展真理的根本源泉。真理是一套系統(tǒng)，需要有邏輯一致的演繹！在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血的教訓”的一系列著作中，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精髓具體化到了中國革命理論的構建之中，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立于不敗之地。

1937年，毛澤東撰寫并發(fā)表的《矛盾論》《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和中國傳統(tǒng)哲學優(yōu)秀成果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史上的璀璨明珠。這是將中國革命的理論總結，從軍事上升到了哲學（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從具體上升到了抽象。它們是當代中國哲學文化的經典，比中國古代經典《道德經》有過之而無不及。《矛盾論》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xiàn)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化的經典之作。破壞和建設這兩者之間的辯證法在《矛盾論》中得以詳盡闡述。因為破壞就是原有對立的打破，而建設就是新的對立統(tǒng)一的生成。破壞（一個舊世界）與建設（一個新世界），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沒有《矛盾論》，中國共產黨就沒有自己關于破壞和建設的文化。而有了它，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領袖在文化上的成熟。而《實踐論》是對“實事求是”認識論的理論總結，回答了如何通過實踐得到正確的認識。“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qū)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guī)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lián)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1948年，毛澤東總結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

按照矛盾論的觀點，階級對立是不斷變化的，因此無產階級的任務和策略也是不斷變化的。具體分析不同時期的階級對立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是無產階級的生活常態(tài)。在日本侵華之后，中國的反帝斗爭變成了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了。如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對待國民黨，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是中國無產階級在抗日開始后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里要著力思考的三大問題。如何反對資產階級，如何克服資本主義影響，如何消除封建主義殘余，則是建國之后中國無產階級需要著力思考的三大問題。它們都需要無產階級哲學給出科學的答案！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不能不與各種錯誤的哲學思想做斗爭。任何哲學的對立都表現(xiàn)著現(xiàn)代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傾向和意識形態(tài)。列寧說：“在經驗批判主義認識論的繁瑣語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學上的黨派斗爭，這種斗爭歸根到底表現(xiàn)著現(xiàn)代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傾向和思想體系。”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的錯誤哲學觀點。在和平時期閹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時，大都是以折衷主義的面目而出現(xiàn)的。列寧曾經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最容易欺騙群眾”。哲學上的折衷主義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或修正主義，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或修正主義也必然會利用折衷主義為其篡改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行徑辯護。

（二）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軍事文化

中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軍事文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基于中國革命戰(zhàn)爭實際創(chuàng)造出來的，并且在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斗爭中不斷發(fā)展，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

第一，“人民軍隊”文化。如果說依靠暴力取得政權是人類一種較為普遍的規(guī)律，那么，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和廣泛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統(tǒng)一戰(zhàn)線）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了。無產階級“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而為此需要建立新型的軍隊，“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占地盤的同樣的方針。……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不僅需要建立新型的軍隊，“欲求革命之成功，則國內國外之革命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必須擴大而鞏固之”。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首先取決于“槍桿子”的性質，即是誰的槍桿子、為誰打仗？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暴力文化，而是政治軍事經濟一體化的革命文化。這種文化是把辯證法普遍聯(lián)系原理運用于軍事問題得出的必然結論。普遍聯(lián)系的事物有現(xiàn)象有本質（本末），有主要有次要（主從），而且因條件變化而變化。在革命實踐中，政治軍事經濟三者是統(tǒng)一的，是互相聯(lián)系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它們的地位是不斷變化的。無產階級信奉政治軍事經濟一體化的文化，就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看，甚至可以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秋收起義失敗去井岡山的路上，三灣改編確立的支部、連營團三級建立士兵委員會的原則，開始了以“黨指揮槍”和“三大民主”的革命政治文化創(chuàng)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征程。

在井岡山上，中國革命軍隊政治文化和軍事文化進一步發(fā)展。共產黨的軍隊不是單純地執(zhí)行軍事任務的機關，而是既是戰(zhàn)斗隊，又是工作隊，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是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而戰(zhàn)斗的革命隊伍。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工農革命軍有嚴明的軍紀，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打土豪要歸公，保護中小商人。

在建國以后，人民軍隊擔負鞏固和保衛(wèi)人民政權的任務，這又引申出發(fā)展現(xiàn)代軍事工業(yè)的政策。這種軍事工業(yè)發(fā)展文化因而絕不是美國那種軍工聯(lián)合體文化。這種革命戰(zhàn)爭年代里高度重視政治因素的人民軍隊文化在建國后的經濟工作中也得到延續(xù)：在經濟建設中也要政治掛帥，也要講政治。

第二，“人民戰(zhàn)爭”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民戰(zhàn)爭觀及其一整套戰(zhàn)略戰(zhàn)術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法寶，也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軍事文化的經典體現(xiàn)。這兒僅以“持久戰(zhàn)”理論為例。雖然持久戰(zhàn)理論是在抗日戰(zhàn)爭中提出的，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已經蘊含持久戰(zhàn)的思想。故持久戰(zhàn)的軍事文化既有對中國古代戰(zhàn)爭規(guī)律的總結，也有對《孫子兵法》的發(fā)展，更是敵強我弱的格局所必然生成。

要實施持久戰(zhàn)，必須保證軍事供給。在中國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要保證中國共產黨的軍事供給，在缺少外援的情況下，必須極大降低軍事成本，甚至要忍受極端的生存困境。因此，必然實行供給制、官兵平等等制度，必然把貪污浪費視為極大的犯罪。否則，僅靠繳獲地主浮財、戰(zhàn)利品和稅賦難以承擔軍隊的食物、服裝、武器裝備、藥品等支出，更不用說這些資源的供給極其有限了。極大降低軍事成本的文化在建國后發(fā)展成永遠保持艱苦樸素作風的文化。這種文化對于企業(yè)經營文化也是必要的。

持久戰(zhàn)必然要求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必然要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靈活機動原則和“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zhàn)原則。持久戰(zhàn)還必然要求實行繳槍不殺、寬待俘虜和就地轉化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最快速度地提升自己的軍事力量，甚至對流氓也要采取轉化使用的策略。寬待俘虜?shù)恼呖梢杂辛Φ販p少敵人的戰(zhàn)場抵抗，極大地有利于瓦解敵軍軍隊和戰(zhàn)斗力，是“勝敵而益強”。

持久戰(zhàn)必然要求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的歷史上，陣地戰(zhàn)（攻城掠地）一般是最主要的戰(zhàn)爭形式。但由于中國革命力量的弱小和敵人力量的強大（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中國革命的力量必須首先在農村地區(qū)積聚，必須建立牢靠的革命根據(jù)地（必須進行根據(jù)地的經濟政治政權建設），而且必須在必要的時候敢于放棄自己的根據(jù)地，必須采取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運動戰(zhàn)戰(zhàn)略。

持久戰(zhàn)必然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權，即建立“國中之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在十月革命后，既然中國革命已經變成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必然在自己的根據(jù)地實行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策，必然實施使農民從土地中獲得更大收入的（減租減息）政策，必然逐步實施使農民獲得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的政策。這在建國之后逐步發(fā)展成為實施土地集體所有的政策。

持久戰(zhàn)必然要求建立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統(tǒng)一戰(zhàn)線可以有效降低正面敵人的壓力。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既包括建立和發(fā)展敵后地下黨系統(tǒng)，以搜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報，從敵占區(qū)獲得必要的戰(zhàn)爭資源，又包括根據(jù)矛盾的性質，化敵為友，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最大的敵人。

不僅戰(zhàn)爭年代的中國革命是持久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而且建國后的中國革命和經濟發(fā)展也是持久戰(zhàn)。毛澤東1936年撰寫并發(fā)表的《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提供了中國無產階級戰(zhàn)略文化的范本。它不僅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四個基本特點，而且由這四個基本特點邏輯地推導出中國共產黨的一整套戰(zhàn)略戰(zhàn)術。

（三）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

“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政治就是無產階級為爭取解放而與世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關系。”政治文化就是關于政治的文化，特別是關于階級、政黨和領袖的文化。

第一，無產階級的階級文化。“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階級文化首先是翻身得解放的文化，它是由黑暗的罪惡的災難深重的舊社會必然引出的反抗意識、革命愿望、革命道路、革命組織（共產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及對于它們的共同同意所構成的。它當然需要有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中國的李大釗等）、文學家（如俄國的高爾基、中國的魯迅等）、政治家來加以發(fā)展，但“把領袖看作唯一的歷史創(chuàng)造者，而不把工人和農民放在眼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xiàn)在民族和國家的命運不僅僅是由領袖決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萬勞動群眾決定的。”無產階級必須獲得關于自身利益的文化。無產階級不僅要與資產階級文化斗爭，與“新鴛鴦蝴蝶派”的文化斗爭，還要與無產階級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的文化幼稚性斗爭。總之，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無產階級要成為真正革命的階級，成為真正按社會主義精神行動的階級，就只有作為全體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在作為他們推翻剝削者的斗爭中的領袖來發(fā)表意見和采取行動。”要教育、引導人們對自己的世界觀進行批判，清除外來不利因素的污染，“使它成為一個融貫的統(tǒng)一體，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已經達到的那個高度”。

無產階級在獲得政權之后，必須強化自己的政權意識，還必須如馬克思那樣把斗爭作為自己的生命要素，必須如馬克思那樣滿腔熱情、堅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斗爭。列寧定義：“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擁有工廠，擁有股票和資本，而另一部分人卻在這些工廠里做工，那就有了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意義，首先在于它是鎮(zhèn)壓剝削者及其敵對階級的工具，進而“工人階級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國家政權機器不斷地改造社會的經濟關系，使之走上社會主義軌道”。“無產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tǒng)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所謂從政治上看問題，首先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統(tǒng)治看成是穩(wěn)固的。舊的統(tǒng)治雖然被推翻了，但依然可能復辟自己的統(tǒng)治。

社會主義國家處于資本主義的圍堵、封鎖之中。帝國主義總是在想方設法扼殺社會主義，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即使不把階級斗爭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必須看成是一個現(xiàn)實的重大的矛盾。在新中國，這種矛盾已經不是如革命成功前的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以及工農大眾與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那樣的政治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了。這種矛盾可能主要是它們之間的思想意識上的，有時思想意識上的問題就是敵我矛盾，有時這種思想意識上的主要矛盾可以很快地（在幾年、十幾年或幾十年）引發(fā)政治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有時這種矛盾可以隨著當事人的銷聲而消失。這不是夸大矛盾，而是辯證地看待矛盾，是從根本的意義上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完全可能受到修正主義的欺騙，失去自己本來已經獲得的權利和利益。他們或他們的代表甚至可能選舉斷送自己的命運的人作為自己的領導人。總的來講，無產階級作為統(tǒng)治者的經驗還很缺乏。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產階級復辟，而中國如果資產階級復辟，也絕不可能承擔西方資產階級那種生產職能。

無產階級文化觀一方面承認私有制經濟在一定范圍內的合理性，一方面必須與反映私有制經濟的文化進行斗爭。即使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毛澤東依然認為，階級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表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毛澤東在晚年提出千萬不能忘記階級斗爭。蘇聯(lián)在忘記階級斗爭中解體了，中國則在改革開放中一度出現(xiàn)了較為嚴重的文化安全、意識形態(tài)安全問題，但中國已經再次意識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文化的重要性。只有在文化中貫穿階級斗爭的觀點并且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文化觀。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必須保持政權，必須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鞏固的政權基礎，必然讓法律、制度真正體現(xiàn)無產階級的意志，必須符合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不能把無產階級的利益推到遙遠的未來。對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政黨來說，要在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作長期文化攻擊的“陣地戰(zhàn)”中取勝，必須首先形成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

第二，無產階級的政黨文化。人民群眾為了自己的利益團結起來，組成強大的力量，才能有力地改變世界。這個強大的力量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然而，“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xiàn)先進戰(zhàn)士的作用”。

無產階級的政黨文化以承認黨對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方方面面的領導為前提。“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階級政治力量中的領導力量，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堅分子為了奪取或鞏固國家政權而組成的政治組織。”列寧指出，“只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即共產黨，才能團結、教育和組織成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先鋒隊，也只有這個先鋒隊才能抵制這些群眾中不可避免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抵制無產階級中不可避免的種種行會狹隘性或行會偏見的傳統(tǒng)和惡習，并領導全體無產階級的一切聯(lián)合行動，也就是需要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并且通過無產階級領導全體勞動群眾。不這樣，便不能實現(xiàn)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強調，“從原則上說，對于應該有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我們不能有任何懷疑”。中國革命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可以說，黨的領導成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底色。離開了黨的領導，中國將一事無成。

無產階級的政黨文化要求加強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一些高層干部并不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由于缺少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理解，有的人可能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是按馬克思主義思想軌道行事的，而實際上是按照或左或右（如修正主義思想）的軌道行事的。列寧在健康狀況惡化后所立的“政治遺囑”中，評價為“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1923年3月26日，列寧在最后的彌留之際給維·米·莫洛托夫的信中擔憂地寫道：“毫無疑問，目前我黨就大多數(shù)黨員的成分來說是不夠無產階級的。”毛澤東預見到，在掌握政權后，本來應該作為工人階級先進代表的一些無產階級干部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有被糖衣炮彈擊中的危險，有發(fā)展成為一個持有修正主義路線的特權階層的危險。因此，加強全黨馬克思主義修養(yǎng)，真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行事，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文化觀的核心。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才能在改革中保持定力，才不會讓改革變成對社會主義的全盤否定，也才能真正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無產階級的政黨文化要求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必須緊密聯(lián)系群眾，在群眾路線的貫徹中找到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將人民組織起來的具體途徑。在掌握政權后，行政手段成為黨的工具，但是行政手段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突出表現(xiàn)為人浮于事、沒完沒了地開會、成立委員會、制定計劃，公文堆積如山、法令太多，且都是匆匆忙忙趕出來的，但對于法令的實際執(zhí)行情況卻沒有加以檢查。過分迷戀個人意志和行政權力，過分自信、過分熱衷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的內容，總是熱衷于制定各式各樣的計劃、作出各種各樣的決議、沒完沒了地開會卻連簡單的事也不做。列寧感嘆，“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黨員不能成為官僚主義者，也不能成為事務主義者，在制定具體的政策的時候，不能忘記自己的初心。黨只有更加注重理論聯(lián)系實際，更好地堅持民主集中制，更好地堅持群眾路線，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才能找到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的正確辦法。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lián)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fā)；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fā)點”。

第三，無產階級的領袖文化。權威是人類“普遍聯(lián)系的交往形式”。權威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與社會關系，是人與人相互聯(lián)系、相互交往不可避免要接觸到的。“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和產品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群眾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范圍是隨著社會發(fā)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

歷史上，作為理論權威、政治權威的如馬恩列斯毛這樣的無產階級領袖，是在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作為無產階級領袖，是因為他們證明自己比別人有更好的判斷力、理解力、闡釋力，能更好地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愿望，能夠更好地滿足無產階級的需要。馬克思恩格斯是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是因為他們在幾十年艱苦的緊密結合實際又具有極高智識的理論研究中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圣經。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可以這樣簡單地來表達：他們教會了工人階級自我認識和自我意識，用科學代替了幻想。”列寧本人在18歲時就參加喀山馬克思主義小組，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此后，花費大量時間研究俄國政治經濟、研究哲學，批判俄國民粹派理論與哲學，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創(chuàng)辦第一份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報紙《火星報》，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核心人物，撰寫了《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領導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是當然的世界無產階級理論領袖和政治領袖。從1921年毛澤東參加一大算起，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經歷了24年時間；就是到1935年，也經歷了14年時間。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成功，也被世界眾多國家的無產階級視為世界級的無產階級理論領袖和政治領袖。

在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毫無疑問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領袖和理論領袖。“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們之成為無產階級領袖，并不在于法律規(guī)定或者上級委派，而在于他們了解群眾，能夠說服群眾，能夠最忠實地為群眾的利益而斗爭。要了解群眾要求，就要善于做全面科學的調查研究，依據(jù)科學的方法（運用階級分析等方法來分析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去粗存精，去偽存真）形成正確的認識和決策，既尊重群眾、相信和依靠群眾，又要科學引導群眾，發(fā)揮群眾中積極分子的作用推動工作，而不是憑主觀拍腦袋，做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決策，依靠少數(shù)人一意孤行。要能夠說服群眾，就要善于理論聯(lián)系實際，以問題為導向，從哲學思維和戰(zhàn)略思維高度寫出指導全黨的文章，并能夠以群眾熟悉的語言、方式來教育、鼓動群眾；要最忠實地為群眾的利益而斗爭，就要準確把握世情、國情、社情的重大變化，透徹分析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思維縝密、通曉歷史、洞察實務，能夠從最大多數(shù)人民利益出發(fā)，提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以前瞻性的敏銳眼光和政治膽略勇立潮頭，應對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風險和挑戰(zhàn)，提出和確定解決問題的正確方針（有時需要力排眾議）。這些方面，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做到了。同時，他們都非常重視接班人問題，非常重視接班人是否善于從階級斗爭和捍衛(wèi)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角度看問題，確保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江山不改變顏色。在有著堅強核心的領導集團條件下，無產階級政黨即使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也不足為怪，不難逐步加以解決。因為這樣的無產階級領袖都是掌握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也都是出于公心、無私無畏的。毛澤東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fā)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們離開了當時當?shù)氐膶嶋H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

在當代世界，無產階級領袖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捍衛(wèi)領袖意識。當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領袖之后，需要全黨來維護黨中央和領袖的權威。擁戴領袖，是無產階級政黨戰(zhàn)斗力的保證，也是無產階級文化成熟的一個顯著標志。無產階級領袖的聲譽是與無產階級斗爭的歷史、無產階級政權的合法性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即使在領袖身后，也應該堅決維護領袖聲譽，不應該潑臟水，更不允許有人抹黑領袖，不能借口反對個人崇拜來反對領袖。在這方面，蘇共教訓極其慘痛。

（四）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

無產階級的經濟文化就是關于經濟活動的價值、目的、組織形式和實施手段的哲學，它必然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而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哲學。經濟活動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過程。在對經濟活動的價值判斷上，在經濟活動的定位上，在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經濟獲得的組織上，在經濟活動的制度中，都可能出現(xiàn)對立的兩極。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在中共內部甚至在最高領導層，圍繞要不要實行合作社就存在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解決后，圍繞要不要建立人民公社也存在激烈的爭論，甚至斗爭（如反對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在改革開放后，甚至圍繞要不要全民所有制企業(yè)也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圍繞農業(yè)農村發(fā)展戰(zhàn)略的探索至少加強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的判斷，他非常擔心中國也會如蘇聯(lián)一樣出現(xiàn)修正主義。無產階級的經濟文化認為，經濟活動的定位、過程、組織和制度安排都應該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一，無產階級的經濟文化認為，社會主義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才能穩(wěn)定，無產階級因此要創(chuàng)造出盡可能高的生產力，但對物質基礎的需要是相對的，無產階級應該有勤儉節(jié)約、不役于物的精神。勤儉節(jié)約、不役于物不僅是個人修養(yǎng)，不僅是個人命運使然，而且是革命的需要，是人與自然和平共處的需要。在革命年代里，物資不可能很豐富，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難以滿足，追求物質享受無疑是毀滅性的。在經濟發(fā)展之后，物質條件雖然改善，但也應該倡導一種勤儉節(jié)約的社會意識。無產階級的經濟哲學與拜物教、拜金主義、消費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說，“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yè)和合作事業(yè)，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yè)，什么事情都應當執(zhí)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jié)約的原則，節(jié)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勤儉節(jié)約、不役于物應該是無產階級經濟文化的基本原則之一。

第二，無產階級的經濟文化認為，就一個國家的存在而言，其生產的物質產品構成其第一位的財富，精神產品構成其第二位的財富。恩格斯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fā)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即使對于一個致力于發(fā)展的國家而言，如果沒有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其經濟發(fā)展也可能毀于一旦。因此，在重視科學技術、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時，決不能忘記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fā)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真正屬于世界級的高新技術還不多，這就說明，今天的中國在經濟文化上還需要增加或者說重新注入一種唯物主義的基因。

第三，無產階級的經濟哲學認為，經濟活動的基礎是生產，而不是對財富的追逐，更不是對金銀、貨幣的追逐。因此，無產階級的經濟文化排斥重商主義，不把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作為財富增加的主要手段，只是把貿易作為調劑余缺的手段之一。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生產缺少某些生產要素（如石油、礦石、技術）而這些要素在某些外國存在時，國際貿易才是必要的。無產階級的經濟哲學認為，生產高于交換，生產決定交換。如果沒有生產發(fā)展的需要，就不可能需要通過國際貿易來獲得國外的生產要素；如果沒有生產出可供國際貿易的產品，就不可能需要通過國家貿易來實現(xiàn)價值。因此，一個人口和地理大國，其經濟重心是在國內而不是國外。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因決定論必然導致的觀點。無產階級排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種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fā)動機的觀點。無產階級經濟文化認為，財政和金融都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發(fā)展的手段，在財政上應該采取量入為出的平衡預算原則，在金融上應該采取貨幣發(fā)行、金融機構、金融工具與實際經濟需要相匹配的原則。

第四，無產階級的經濟哲學認為，勞動價值論是無產階級的經濟理論武器。勞動價值論認為，一個國家物質產品的生產能力主要取決于勞動力的數(shù)量和質量。因此，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勞動力是財富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機器、設備確實是構成財富的要素，也是生產財富所需要的要素，但它們只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條件，它們的價值只是逐步轉移到新產品中去，而不會出現(xiàn)自身價值（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增加。因此，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者憑借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得到遠超工人工資的利潤是不合理的。因此，就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言，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不僅是其終極的目標，而且是現(xiàn)實的任務，必須盡快地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而不能把它推到遙遠的將來。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xiàn)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xiàn)存的事物”，“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xiàn)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xiàn)存狀況的現(xiàn)實的運動”。因此，對于無產階級而言，其經濟活動的合理的組織形式只能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土地和大機器等現(xiàn)代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從根本上保證了人人平等。因為它們消除了少數(shù)人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得到遠比工人階級工資為高的租金和利息，也杜絕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下的個人“異化”（每個人都按照各自職業(yè)的范圍被“狹隘的分工”，整個社會生活被分解為一塊塊碎片）的產生。當然，無產階級也認為，在當前的生產力條件下，在客觀上，也需要一些私人企業(yè)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充，也允許一定范圍內的租金、利息存在（但應該執(zhí)行一種低租金、低利率的政策），當超出一定范圍后，就需要管控資本，就需要向勞動價值論回歸。

第五，無產階級的經濟哲學認為，經濟活動必須貫徹革命的功利主義。無產階級在獲得政權之后，必須強化自己的生產文化。列寧認為，“我們的道德是為摧毀剝削者的舊社會、把全體勞動者團結到創(chuàng)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服務的”，“共產主義道德是為這個斗爭服務的道德，它把勞動者團結起來反對一切剝削，反對一切小私有制”。而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是依靠對共產主義事業(yè)的熱情和忠誠維系的，是同志關系的紀律，是千千萬萬工人農民聯(lián)合起來的、有組織的紀律。毛澤東指出，“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tǒng)一為出發(fā)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yè)，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jié)約一切可能節(jié)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個人收入和增加積累。按照革命的功利主義，“整個教育事業(yè)，無論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體的藝術方面，都必須貫徹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精神，這一斗爭是為了順利實現(xiàn)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即推翻資產階級、消滅階級、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xiàn)象”。“寫作事業(yè)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yè)的一部分”，“應受黨的監(jiān)督”。

無產階級的革命功利主義不僅表現(xiàn)在它的道德和微觀的經營管理上，而且表現(xiàn)在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性上。為了保證實現(xiàn)目的的有效性，就不能沒有計劃，更不能沒有規(guī)劃。毛澤東說：“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guī)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xiàn)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shù)量足夠的、優(yōu)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xù)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我國人民還要同世界各國人民團結一起，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而奮斗”。沒有計劃，沒有規(guī)劃，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五、結  論

今天的中國，不僅要進行經濟建設，而且，或許更要建構社會主義文化。因為經濟建設所走的道路，所選的模式，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影響。承擔這個重任，不可避免地要繼承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吸收外國的先進文化，但首先應該繼承中國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文化。

一個時期的文化首先要回答社會的重大問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在革命年代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學的文化，在長期的革命戰(zhàn)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先進的屬于自己的帶有極強的中國特色并世界領先的無產階級文化。在革命成功后，中國無產階級文化發(fā)展成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yè)。它既是革命的繼續(xù)，又與革命有所不同。它們都有破有立，但革命重在破，建設重在立。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有自己的物質基礎，而且要有自己的文化基礎。雖然“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但在一定的物質條件、生產力水平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無產階級的意識不同，完全可能導致文化有不同的發(fā)展，甚至可能決定著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成敗。這就使得社會主義文化的發(fā)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重大任務。我們是一個超大型、多民族、內部差距巨大、多重跨越的社會，這使得社會主義文化的確立非常艱巨。在建設時期，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短期目標是一方面培養(yǎng)和教育勞動群眾，使他們克服舊制度遺留下來根深蒂固的舊習慣、舊風氣、舊思想，使勞動群眾能深刻地認識資產階級的剝削本質和政治上的虛偽性、欺騙性。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fā)展，戰(zhàn)勝資本家思想上的反抗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列寧指出，“我們的任務是要戰(zhàn)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們教育工作者的任務就是要完成這一改造群眾的工作。”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離不開科學技術發(fā)展。早在1956年1月，毛澤東就提出要進行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技術落后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中國在科學技術上已經取得長足進步。

這充分說明，從當代中國的視角看，文化主要不是指既有的中外典籍，也不是指博覽群書，因為典籍可能精華與糟粕并存，博覽群書可能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文化主要是指有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有科學的認識論和實踐論，能夠基于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和實踐論而形成的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并把它們內嵌于人們的倫理之中，外化于人們的行動之上，并且保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tǒng)一。有無文化，主要不是看有無和有多少書本，而是看有無對經天緯地之道理的全方位、靈活、深刻運用。一個人，一個政黨是否有文化，文化是否先進，就是其認識、思想是否符合、體現(xiàn)客觀世界的一般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凡是符合的，體現(xiàn)的，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先進的。越符合，越體現(xiàn)客觀世界的一般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就越是先進的文化。把認識、思想付諸文字，就是文化典籍。有許多不識字的人也有很深的文化。但一般而言，只有讀書很多，用書很多，寫書很多的人才可能成為最有文化的人。一個政黨只有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人，才能成為一個有文化的政黨，才能發(fā)展出屬于自己的文化。斗爭文化與團結文化、集權文化與民主文化、多元文化與主體文化，等等，它們的辯證統(tǒng)一就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精神）文化。它們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

孔子刪詩書，編春秋，以周禮為標準，別華夏夷狄，可視為中華民族最早的文化自覺。今天，我們應該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滿腔熱情、堅韌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斗爭，發(fā)展21世紀的中國文化，確立社會主義文化的中國形式；在新的時代，如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那樣形塑知識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話語模式，讓21世紀的中國文化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話語。在今天的中國，要堅持和發(fā)展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化，必須閱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感知當代社會，針對社會重大問題質疑問難，必須寫出反映新的時代矛盾和需要并達到世界水平的作品，必須打造自己的文化陣地。只有這樣，才能把文化從地主資產階級的工具變?yōu)闊o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工具，才能建構起社會主義文化體系，才能讓社會主義文化達到1923年3月列寧政治遺著《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所強調的文化成就標準，“使學問真正深入到我們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吸收外國先進文化，才能在建黨一百周年后行穩(wěn)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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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chuàng)】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