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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維先：蘇聯最后領導人去世，身后六個絕密事件浮出水面

點擊：10826 作者：馬維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2-09-06 09:09:22

【編者按】當地時間2022年8月30日，蘇聯最后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因病逝世。關于戈爾巴喬夫和蘇聯解體，過去30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在瓦解蘇聯的最后一站，戈爾巴喬夫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根據當事人回憶錄和報刊檔案資料披露的新事實和新證據，對長期以來撲朔迷離的6個問題作出分析：（1）戈爾巴喬夫的“任命”；（2）蘇美元首雷克雅未克會晤內容；（3）魯斯特事件與華約解散；（4）卡廷事件的定性、宣傳；（5）“8·19”事變的性質；（6）別洛韋日協議中戈爾巴喬夫的“不作為”。

作者指出：戈爾巴喬夫被英美抓住“關注個人聲望，迷戀全人類價值觀”的性格特點，被重點突破，并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誘使其作出對立陶宛獨立弱化處理，協助魯斯特事件達成并解散華約的結果。在蘇聯解體問題上，一些證據證明，戈爾巴喬夫對別洛韋日協議的簽署已提前知情，也有渠道可以掌握葉利欽的動向，但最終還是放任導致蘇聯解體的所有事件發生，并選擇簽署一份“和稀泥”的聲明。在蘇聯解體上，戈爾巴喬夫跟葉利欽之間是有共識的，這在蘇聯解體后他的個人待遇上也可見端倪。而根據其衛隊成員的說法，他堅持不懈追求的第一理念是“自我生存”。“沒有國家，就不需要承擔責任”，戈爾巴喬夫確實因為蘇聯解體避免了承擔導致國家解散的責任，但許多俄羅斯學者今天依然堅持認為，應當將其送上歷史的法庭。

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6期，原題為《關于蘇聯解體的六大問題》，現予以重新編發，以供研究參考。

關于蘇聯解體的六大問題

【摘要】蘇聯解體近30年，但導致蘇聯解體的一些重大問題至今仍迷霧重重。本文根據當事人回憶錄和報刊檔案資料披露的新的事實和證據，對戈爾巴喬夫上臺是否受到西方“支持”、美蘇首腦兩次會晤與蘇聯解體的關系、魯斯特事件與華約解散的關系、戈爾巴喬夫為何避談卡廷事件、“8·19事件”的真相與別洛韋日協議簽署的背景等六大撲朔迷離的問題進行了分析與評論。

蘇聯解體至今已過去30年。雖然俄羅斯國內外研究人員就蘇聯解體撰寫的文章和專著很多，但導致蘇聯解體的某些重大事件——從戈爾巴喬夫“順利”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蘇美元首兩次會晤的“交易”到“8·19事件”的突發和別洛韋日協議的簽署等——依然撲朔迷離。本文根據近些年俄羅斯報刊和書籍披露的資料，對有關蘇聯解體的六個問題進行了新的分析和評論。

一、誰“任命”了戈爾巴喬夫？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在蘇聯當時的情況下，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出任總書記可謂“眾望所歸”，因此，鮮有人研究戈爾巴喬夫勝出的西方背景。近些年，當事人的回憶錄及報刊披露的大量材料證明，戈爾巴喬夫能順利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西方的支持和“工作”功不可沒。

在這方面，首推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她第一個發現戈爾巴喬夫是“可以打交道的人”。自1984年戈爾巴喬夫率團訪問英國開始，撒切爾夫人便著手做他的“工作”，并為此動員了幾乎整個英國情報機構。她從戈爾巴喬夫身上看到了其他人沒有發現的特質：關注個人聲望，迷戀抽象的“全人類價值觀”，易受阿諛奉迎的影響。撒切爾夫人在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可以心平氣和地解決所有她想要解決的問題，而戈爾巴喬夫則總是敗在她手下。

戈爾巴喬夫為了得到西方支持，甚至不惜犧牲蘇聯國家安全利益。1984年12月在倫敦訪問時，戈爾巴喬夫向撒切爾夫人出示帶有密級標識且標出了蘇聯導彈對英國打擊目標的蘇軍地圖，并保證“這一切應當結束，而且應當盡快結束”，暗示他當政后將對自己的國家采取重大“破壞性”行動。撒切爾夫人對此驚喜交加。有評論認為，倫敦先于莫斯科批準了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撒切爾夫人也曾直言不諱：“是我們讓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

美國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后。1984年3月，美裁軍大使路易斯·菲爾德斯（Lewis J.Fields）向蘇聯裁軍大使維·伊茲拉埃良（В.Исраэлян）提出，即將訪問日內瓦的美國副總統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希望在訪問期間秘密會見“最有可能成為蘇聯未來領袖”的戈爾巴喬夫。菲爾德斯強調，“關于會面，不應讓任何其他人知道”。美國政府試圖與作為蘇聯國家領導人之一的戈爾巴喬夫建立非正式接觸，還不希望蘇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知道！當然，這一做法在當時的蘇聯必然受挫。之后，美國又委托即將訪蘇的芬蘭總統毛諾·科伊維斯托（Mauno Koivisto）為布什和戈爾巴喬夫秘密會見牽線搭橋。據美國前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Jack F.Matlock Jr.）回憶，二人舉行了會面，戈爾巴喬夫得到消息，里根政府視他為蘇聯的未來首腦，想與他建立非正式聯系，進行預備性談判。相當多的人指出，事態發展使人有理由認為，戈爾巴喬夫沒有拒絕美國的建議。

令人驚訝的另一事件是，美國第一本關于戈爾巴喬夫的傳記是在他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的當天在紐約問世的。這表明美國已提前知道戈爾巴喬夫即將上臺，并急于為戈爾巴喬夫塑造良好形象。在西方，這一舉措立即使戈爾巴喬夫成為“最好的朋友”：“如同魔杖一揮，反蘇組織，特別是捍衛猶太人聯盟，停止了反對他的活動。”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蘇聯外交部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的立場。葛羅米柯對提名戈爾巴喬夫為總書記的態度深奧莫測。當1984年4月蘇聯裁軍大使伊茲拉埃良向葛羅米柯當面匯報美國擬繞過國家最高領導人與戈爾巴喬夫舉行秘密會面時，葛羅米柯一言未發。可以說，葛羅米柯最先知道，美國人希望戈爾巴喬夫上臺。而美國人也清楚，葛羅米柯在蘇聯高層德高望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人物。葛羅米柯曾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吉洪諾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維克托·格里申（Виктор Гришин）一起聯合反對戈爾巴喬夫。但在決定戈爾巴喬夫命運的蘇共中央全會召開前夕，他的立場突然從反對轉為支持。根據戈爾巴喬夫總統辦公廳主任博爾金（В.Бородин）的解釋，這是因為“他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他知道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僅僅知道美國人希望戈爾巴喬夫上臺，還是蘇美之間有其他交易？

蘇聯解體后，戈爾巴喬夫發表了大量回憶錄和訪談錄，不少是為自己辯護或駁斥某些針對他的“不實之詞”。但對當事人或學者曝光的關于英國前首相“我們讓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的說法及美國領導人擬與他進行秘密會晤的大量材料及評論，戈爾巴喬夫采取了“不否定、不肯定、也不澄清”的做法。

二、蘇美元首高層會晤與蘇聯解體的“多米諾骨牌”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宣布脫離蘇聯并引發了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戈爾巴喬夫而言，立陶宛宣布脫離蘇聯并不意外。1986年10月（雷克雅未克）和1989年12月（馬耳他）的蘇美兩次高層會晤，均已涉及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個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這一敏感問題。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回憶，在雷克雅未克，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里根坐在壁爐旁，“一對一”地談論了很多內容。根據蘇聯官方報道，戈爾巴喬夫與里根的雷克雅未克會晤無果而終，但立陶宛護法人員瓦·伊萬諾夫（В.Иванов）證實，他在1989年看到過一本梵蒂岡出版的立陶宛文的小冊子。根據其中的內容，戈爾巴喬夫與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秘密會談討論的四個問題中，第三個問題是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的問題。

至于1989年在馬耳他舉行的蘇美元首會晤，美國方面當事人的回憶錄已公開了關于波羅的海三國命運談判的某些“交易”內容。前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稱，“馬耳他會晤極其重要，會晤就東歐、德國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問題達成了非正式諒解”。根據老布什的回憶，1989年12月3日，他和戈爾巴喬夫就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問題舉行了沒有第三人參加的“一對一”會談。布什威脅戈爾巴喬夫說，“（針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任何鎮壓措施都會引起我國的強烈反應，都會制造使我們兩國關系復雜化的問題”。馬特洛克還補充指出，會談中“布什提請戈爾巴喬夫注意，美國從未承認蘇聯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侵占，現在也不承。美國總統清楚地暗示，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不是蘇聯的固有領土，他站在為脫離蘇聯而斗爭的勢力一邊。戈爾巴喬夫并沒有對美國總統干涉蘇聯內政的言詞進行任何反駁，只是輕描淡寫地“向美國總統解釋了蘇聯情況的特殊性”，甚至還保證，對這三國問題的處理僅限于非武力方式。這說明戈爾巴喬夫與布什在馬耳他達成了秘密口頭協議：戈爾巴喬夫承諾不使用武力，布什則承諾美國不會為戈爾巴喬夫制造更多問題。馬耳他會晤后，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分離主義勢力加快了脫離蘇聯的步伐。葛羅米柯之子阿·葛羅米柯（А.Громыко）認為，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徹底輸了，馬耳他會晤是“蘇聯的慕尼黑”。據報道，布什政府在馬耳他會晤幾周后宣布，美國不僅要做莫斯科與華約國家之間的調解人，還要做莫斯科和維爾紐斯（立陶宛首都）之間的調解人。美國肆無忌憚干預蘇聯內政的面目暴露無遺。

值得一提的是，蘇聯解體后，在不涉及細節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面對西方記者相當坦然地談到了在蘇美高層會晤中有關蘇聯命運的話題。1993年5月，戈爾巴喬夫在法國和《費加羅報》的記者談話中稱，“雷克雅未克會晤是個悲劇，是個大悲劇……在那次最高級別的會晤中，我們走得如此之遠，已經沒有可能返回”。戈爾巴喬夫語出驚人的自白，與其說是“懺悔”，不如說是向西方世界炫耀他在瓦解蘇聯過程中無與倫比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雷克雅未克無條件地將蘇聯交給了美國。同時這也表明，他與里根“走得如此之遠”“已經沒有可能返回”的背后，尚存大量內幕或“絕密”材料有待公開。

三、魯斯特事件與華約解散

所謂魯斯特事件，是指1987年5月西德青年馬蒂亞斯·魯斯特（MathiasRust）自駕飛機“訪蘇”并安全降落在莫斯科紅場。這一事件成為當時轟動世界的特大新聞，并讓超級大國蘇聯顏面丟盡。為此蘇聯國防部長謝爾蓋·索科洛夫（Сергей Соколов）被撤職。但根據蘇聯解體后當事人曝光的事實可以肯定，索科洛夫蒙受了不白之冤。保障魯斯特在蘇聯領空的飛行安全得到了蘇聯“最高領導”的默許，其真實目的是為打擊那些反對戈爾巴喬夫單方面裁軍的蘇軍高層將領制造口實，為日后解散華約掃清道路。

解散華約是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蓄意削弱蘇聯軍事力量和徹底“結束冷戰”的重大措施之一，但魯斯特事件與解散華約的關系，特別是戈爾巴喬夫在魯斯特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卻鮮為人知。根據俄羅斯上將列·伊瓦紹夫（Л.Ивашов）的說法，1987年2月戈爾巴喬夫召見國防部長索科洛夫時，扣留了兩張蘇聯西北方向的防空地圖。有證據表明，該絕密地圖是根據戈爾巴喬夫要求提供的，戈爾巴喬夫違規將地圖扣留，一直沒有歸還。現有證據表明，魯斯特的飛行軌跡顯示出他對蘇聯西北部地區無線電定位跟蹤站的位置了如指掌。由此基本可以斷定，在魯斯特事件中，蘇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高層領導存在大規模政治陰謀活動。時任克格勃副主席的弗·克留奇科夫（В.Ключков）稱，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他保障了魯斯特飛抵莫斯科的行動。

索科洛夫辭職后，戈爾巴喬夫單方面削弱蘇聯軍事力量的做法再未遇到阻力，從 1987年12月在華盛頓簽署銷毀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到1991年7月1日在布拉格簽署徹底終止華沙條約效力的議定書，可謂一帆風順。

四、為什么戈爾巴喬夫避談卡廷事件？

蘇聯解體前夕，斯大林時期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拉·卡岡諾維奇（Л.Каганович）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戈爾巴喬夫當局企圖利用卡廷事件抹黑蘇聯和瓦解國家。2010年，俄歷史學家克列斯尼克（A.Колесник）透露了他在1985年與卡岡諾維奇就卡廷事件座談的部分內容，并揭開了亞·雅科夫列夫（А.Яковлев）等人圍繞卡廷事件進行陰謀活動的某些內幕。但學界很少有人將卡廷事件與蘇聯解體聯系在一起。

1990年4月13日，戈爾巴喬夫授意塔斯社發表關于卡廷事件的聲明。聲明稱，卡廷悲劇是斯大林主義重大犯罪活動；根據所披露的檔案材料可以得出結論，貝利亞（Л.Берия）、梅爾庫洛夫（В.Меркулов）及其幫兇對卡廷森林的暴行承擔直接責任。該聲明推翻了蘇聯一直堅持的關于卡廷事件的官方立場，使蘇聯的國際形象遭到毀滅性打擊，甚至出現了蘇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動者的荒謬論調。令人不解的是，蘇聯解體后，戈爾巴喬夫著書立說大談自己對摧毀“極權制度”的貢獻，卻極力回避他授意發表的上述塔斯社聲明，更沒有對其中的某些關鍵問題進行澄清。

根據葉利欽（Б.Ельцин）1992年公開的戈爾巴喬夫轉交給他的“一號密封袋”絕密文件，卡廷事件中被處決的波蘭公民為25700人。但1981年4月～1991年12月一直對卡廷絕密檔案文件進行技術跟蹤的蘇共中央總務部六局工作人員維·加爾金（В.Галкин）證實，檔案中保存的是記錄了處決2000-3000名波蘭公民的貝利亞報告——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他沒有看到過有關處決25700名波蘭公民的決議。根據拉·卡岡諾維奇的回憶，聯共（布）政治局于1940年通過了一個艱難的決議，同意處決3196名前波蘭公民，因為他們的戰爭罪和刑事罪已得到證實。戈爾巴喬夫總統辦公廳主任博爾金證實，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曾多次調閱關于卡廷事件的檔案文件，關于檔案文件中被處決的波蘭公民人數是2000、3000還是25700這一問題，戈爾巴喬夫理應一清二楚，但他沒有就此講過一句話。戈爾巴喬夫多半會將這一問題帶進墳墓，因為如果他承認25700的數字是真實的，他將可能加入偽造者的隊伍（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葉利欽公布的數字是偽造的）；如果他如實公開所看到的檔案文件，則否定了他授意發表的1990年塔斯社聲明。

五、“8·19事件”是“八月政變”還是戈爾巴喬夫策劃的大規模挑釁行動？

1991年8月19日凌晨6時5分，蘇聯副總統根·亞納耶夫（Г.Янаев）發表聲明稱，鑒于戈爾巴喬夫由于健康狀況不能履行總統職責，由他接替戈爾巴喬夫履行總統全權。聲明還宣布，在蘇聯某些地方實行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這就是我們常說的“8·19事件”。但在俄羅斯，無論大眾傳媒還是戈爾巴喬夫本人，常將該事件稱為“政變”。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盧基揚諾夫（А.Лукьянов）認為：“1991年8月19~21日所發生的一切，不能叫叛亂（國家的權力制度沒有被觸動），不能叫陰謀（歷史上從沒出現過這樣的陰謀活動，在陰謀活動期間，‘陰謀者’向陰謀活動所反對的人報告事態進程），也不能叫政變（因為沒有一種政變是維護現行制度的）。今天已經很清楚，這是在蘇聯境內拯救現有國家的一次組織糟糕的嘗試。

近幾年，根據當事人的曝光，出現了另一種看法。所謂“政變”，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自己策劃的挑釁事件。原蘇共中央委員弗·施韋德（В.Швед）曾發表文章稱，“8·19事件”發生前，戈爾巴喬夫已得知在1991年9月將要召開的蘇共黨代會上，其總書記職務將被免除，之后召開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還將罷免他的總統職務，并將根據其所犯的罪行追究刑事責任。但戈爾巴喬夫不甘心束手就擒，他需要采取大規模挑釁行動，讓蘇共、克格勃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失去行動能力。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戈爾巴喬夫在克留奇科夫的支持下策劃了所謂的“八月政變”。

2011年8月18日，葉利欽的親信米·波爾塔拉寧（М.Полторанин）對《共青團真理報》發表談話指出，組織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蘇聯總統策劃的最大的挑釁事件；協助組織“八月政變”的還有葉利欽和克留奇科夫；在“政變”之前，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常有來往。

有關葉利欽協助“八月政變”之說，自稱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朋友的亞·普羅霍羅夫（Я.Прохоров）談道：“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是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戈爾巴喬夫對他們提出的任務是，攫取國家政權三至四天，拘留葉利欽及其顧問，把‘臟活、粗活兒’做好，不要讓戈爾巴喬夫弄臟手；待恢復國家中央權力及戈爾巴喬夫‘康復’后再將權力轉交到從福羅斯返回的其本人手中。本來這一任務可以完成，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之一，深知‘葉利欽—戈爾巴喬夫’關系內幕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沒有向‘阿爾法’特種部隊領導人卡爾普欣（В.Карпухин）將軍下達抓捕葉利欽的命令。這讓葉利欽很快站在白宮前的坦克上。此時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感到上當受騙，于是請戈爾巴喬夫返回莫斯科。但戈爾巴喬夫將他們趕出福羅斯，他們受到群眾的嘲弄并被逮捕。這樣，葉利欽掌握了全權，并開始指揮軍隊。他通過下達一系列命令，將所有中央權力機構控制在自己手中……三天之后，戈爾巴喬夫才回到莫斯科。作為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本應宣布葉利欽的命令為非法并將管理國家的權力收回，這是他的憲法職責。但戈爾巴喬夫沒有這樣做，從而成為國家政變的參與者。實際上，發動國家政變的是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二人，而不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曾任蘇聯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在“8·19事件”發生10周年之際對《文學報》發表談話指出，是“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和一批機關權勢分子”策劃了蘇聯解體的行動。

根據“8·19事件”當事人的回憶，策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計劃醞釀許久，戈爾巴喬夫是知情的，因此，指控戈爾巴喬夫利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進行大規模挑釁活動并非空穴來風。但戈爾巴喬夫在“8·19事件”中的真正角色，恐怕將是永遠解不開的謎，因為在“8·19事件”之后的莫斯科記者招待會上，戈爾巴喬夫已經有言在先：“我任何時候都不會對你們說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真相！

六、別洛韋日協議與蘇聯最高統帥的“不作為”

1991年12月8日，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斯·舒什克維奇（С.Шушкевич）、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和烏克蘭總統列·克拉夫丘克（Л.Кравчук）在白俄羅斯別洛韋日叢林的維斯庫利別墅簽署了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別洛韋日協議。協議宣布，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實體將停止存在。別洛韋日協議是釘在蘇聯棺材上的最后一顆釘子。人們不禁要問，別洛韋日協議簽署前后戈爾巴喬夫在做什么？葉利欽赴白俄羅斯簽署埋葬蘇聯的協議，蘇聯總統是否知情？如果知情，他為什么不履行憲法賦予總統的職責，制止陰謀活動？在瓦解蘇聯的最后一站，戈爾巴喬夫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以“民主”為己任、“避免流血”的“高大上”領袖，還是為其“自我生存理念”“戰斗”到最后一息、成為與瓦解蘇聯勢力同流合污的背叛者？

（一）關于1991年12月5日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會面

不少人認為，別洛韋日協議是背著戈爾巴喬夫簽署的。如果所談的是協議的具體內容，這一看法不無道理，因為即使是俄白烏三國領導人，在會見之前也未必知道他們將達成什么樣的協議。但根據當事人的回憶，在明斯克三國首腦會晤之前的1991年12月5日，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就白俄羅斯明斯克會晤問題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會談。很難想象，4個小時的會談與俄白烏簽署協議毫無關系。

關于這次會談至少存在三種說法。其一，葉利欽的親信根·布爾布利斯（Г.Бурбулис）1991年12月10日在與蘇聯議會中代表俄羅斯的議員會面時證實，在啟程赴白俄羅斯之前，葉利欽向蘇聯總統通報了關于即將談判的情況，所以，沒有任何根據認為別洛韋日協議的簽署是什么個人行為。布爾布利斯認為，讓葉利欽個人承擔蘇聯滅亡的后果是不公平的。其二，葉利欽的另一位親信米·波爾塔拉寧在別洛韋日協議簽署10周年之際發表談話稱，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的斗爭，“只是一些無關緊要問題的‘吵吵嚷嚷’而已。實際上，不存在任何斗爭！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了一致意見”。其三，戈爾巴喬夫自己對這次會面的說法是：“葉利欽有自己的計劃。所以，在他赴明斯克之前的會面中，我直截了當地問他，‘你帶著什么東西去哪里？’我的態度是，有（聯盟）條約草案，烏克蘭可同意條約的全部或部分條款。葉利欽以（俄羅斯聯邦蘇維埃）拖延討論條約為由，提出可以考慮斯拉夫共和國的聯盟問題。我說這是不可接受的。我們應在有烏克蘭領導人參與的在莫斯科舉行的總統會見中繼續就這一問題進行談判。”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說法，他與葉利欽之間并沒有“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一致意見”，但葉利欽相當清楚地向戈爾巴喬夫通報了其明斯克之行的真實目的。雖然戈爾巴喬夫認為，成立“斯拉夫共和國的聯盟”的建議是“不可接受的”，但又表示可以“在有烏克蘭領導人參與的在莫斯科舉行的總統會見中繼續就這一問題進行談判”。

（二）戈爾巴喬夫是否對1991年12月7-8日俄白烏三國首腦在別洛韋日叢林的陰謀活動毫不知情？

第二個重要而又存疑的問題是，戈爾巴喬夫是否對1991年12月7-8日俄白烏三國首腦在別洛韋日叢林的陰謀活動毫不知情？根據當事人披露的事實，戈爾巴喬夫獲取信息的渠道暢通無阻，可通過克格勃隨時得到陰謀家在別洛韋日叢林活動的確切情報。時任蘇聯國防部部長葉·沙波什尼科夫（Е.Шапошников）元帥在其回憶錄中說，1991年12月8日晚10點，葉利欽打電話向他通報了在白俄羅斯簽署俄白烏三國聯盟條約的情況，他剛放下電話立即接到了戈爾巴喬夫打來的電話：“有什么新消息？因為你剛剛與葉利欽通話了。”這說明，戈爾巴喬夫不僅自己有暢通的聯系渠道，也對葉利欽的聯系渠道進行著有效監控。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盧基揚諾夫斬釘截鐵地說，白俄羅斯克格勃隨時向蘇聯總統通報情況，并準備一舉抓獲這幫人。另據俄媒體披露的材料，葉利欽等三人宣布蘇聯停止存在之日，蘇聯特種部隊一整夜都處于最高級別的戰備狀態，等待赴白俄羅斯逮捕陰謀參與者。根據蘇聯憲法，總統有權對別洛韋日協議的簽署者采取最嚴厲的措施。但無論是1991年12月8日夜晚，還是12月9日，特種部隊最終也沒有等來蘇聯最高統帥的命令，整個國家等來的是12月9日戈爾巴喬夫再次與葉利欽的會面和當晚他發表的闡明了其立場而又不“激化矛盾”的書面聲明。

（三）關于“4+1”會面和戈爾巴喬夫1991年12月9日聲明

別洛韋日協議公布次日，即1991年12月9日中午，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及哈薩克共和國總統努·納扎爾巴耶夫（Н.Назарбаев）舉行了會面（原定的“4+1”會面由于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的缺席未能實現），當晚，戈爾巴喬夫就別洛韋日協議發表了聲明。

關于1991年12月9日的三人會面。關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三人會面的詳情，見報的材料極少。當事人之一葉利欽是這樣評論的：“我不想說戈爾巴喬夫支持獨聯體，但他并沒有反對，更不要說以武力的方式反對。”根據蘇聯報紙的報道，三人會面持續了80分鐘。“整個80分鐘基本上都在討論戈爾巴喬夫和納扎爾巴耶夫向葉利欽提出的問題。戈爾巴喬夫提到了在新的聯合體領導機構中設置總統職位的可能性”（韋政強主編:《蘇聯解體紀實》，新華社參考新聞編輯部資料匯編，1992年，第373頁）。可見，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停止存在”沒有任何痛惜之情，他念念不忘的不是蘇聯的生死存亡，而是獨聯體機構中有沒有他的位置。

關于1991年12月9日戈爾巴喬夫的聲明。1991年12月9日晚，俄羅斯電視臺宣讀了戈爾巴喬夫關于別洛韋日協議的聲明。研究人員更關注的是總統助理格·沙赫納扎羅夫（Г.Шахназаров）公開的關于存在“第二份聲明”的說法。沙赫納扎羅夫稱，當日他為戈爾巴喬夫起草了兩份內容不同的聲明。正式公布的“12月9日聲明”是一個避免矛盾激化的“和稀泥聲明”。雖然該聲明認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命運不能由三個共和國領導人的意志來決定”“停止全蘇法律效力的聲明是不合法和危險的”，但又稱別洛韋日協議“有其積極的一面”“強調在協調一致的原則上、在統一貨幣和銀行金融體制的情況下建立統一經濟空間的必要性”。戈爾巴喬夫甚至還對烏克蘭參與別洛韋日談判給予正面評價，因為此前烏克蘭對簽署協議沒有積極性。沙赫納扎羅夫所說的第二份聲明的核心思想是“撤銷明斯克文件”。雖然人們至今未能看到該聲明全文，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爾巴喬夫簽署第二份聲明，他將與別洛韋日協議的簽署人發生直接沖突。但戈爾巴喬夫最終沒有簽署第二份聲明，盡管根據沙赫納扎羅夫的說法，他之前對該聲明已經表示“同意”。

由于1991年12月5日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四小時單獨會面和1991年12月9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的80分鐘會面均沒有完整的記錄（很可能，戈爾巴喬夫有意不做會談記錄），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最后一刻的“廬山真面目”至今若暗若明，但至少以下幾點已經明朗。第一，對俄白烏三國領導人的會面甚至簽署導致蘇聯解體的“斯拉夫共和國聯盟”的可能性，戈爾巴喬夫是知情的。第二，關于1991年12月７~8日俄白烏三個共和國領導人在維斯庫利別墅的陰謀活動，戈爾巴喬夫通過自己的渠道隨時可以得到準確情報，但他并沒有利用蘇聯憲法賦予的權力，下令處于最高級別戰備狀態的蘇聯特種部隊采取行動。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在千鈞一發時刻的“不作為”，等同于宣布別洛韋日協議自簽署之日起已經生效。第三，1991年12月9日戈爾巴喬夫發表的關于別洛韋日協議的聲明，雖然也表明其“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命運不能由三個共和國領導人的意志來決定”的立場，但放棄簽署他已同意的關于“撤銷明斯克文件”的第二份聲明，說明他已下定決心與他曾領導的蘇聯分道揚鑣。

俄羅斯一些人認為，在推動蘇聯解體方面，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并無矛盾，戈爾巴喬夫自知在執政期間罪錯深重，蘇聯解體對于他是理想的結果，既然沒有國家，也不必為瓦解國家承擔責任。而與葉利欽同流合污，能在謀求個人利益方面留下與后者討價還價的更大余地。根據戈爾巴喬夫衛隊長的說法，戈爾巴喬夫一生堅持不懈追求的第一理念是“自我生存”，直到蘇聯已名存實亡的第二天，戈爾巴喬夫還在與葉利欽探討“在新的聯合體的領導機構中設置總統職位的可能性”，這是他為“自我生存”理念斗爭到最后一刻的充分表現。

蘇聯解體以來近30年的現實，證實上述對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最后一站“不作為”原因的分析是不無道理的。雖然葉利欽沒有讓戈爾巴喬夫在獨聯體機構中擔任一官半職，但戈爾巴喬夫這位昔日的“政敵”、曾受戈爾巴喬夫打壓的“造反派”，“以德報怨”，基本滿足了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各種待遇要求，包括設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至于“沒有國家，也不必為瓦解國家承擔責任”的分析意見，更是一語中的。由于葉利欽是毀滅蘇聯的罪魁之一，他和他的繼任者都不會認為，瓦解蘇聯是“犯罪”行為，也不可能對任何人追究瓦解蘇聯的法律責任，包括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但這并不是俄羅斯社會的民意。據報道，俄羅斯不少有識之士至今仍堅持，從俄羅斯未來國家建設考慮，應把戈爾巴喬夫送上歷史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