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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已永載史冊。他的思想、理論、詩文、事業、人格和精神猶如一座取之不盡的豐富寶藏，需要我們站在當代的高度，以新的方法、新的視野和新的觀點不斷地加以發掘、提煉，使其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服務。毛澤東對奴性的批判是一個迄今為止尚未有人涉及的話題，而對奴性的批判又是一個極為尖銳而又敏感的問題。本文力圖對毛澤東有關批判奴性的思想作一簡要的概述，以期引起學界同仁的關注，也希冀對消除奴性、尤其是黨內奴性有所裨益。

一、崇尚個性，痛惡奴性

任何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他先輩和時代思潮的影響。毛澤東在學生時代曾崇拜過戊戌維新運動的首領康有為和梁啟超。梁啟超在總結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中國積弱積貧的原因時認為：“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而醫愈此病，只有靠“自由”之藥。為此，梁創辦《新民叢報》，發表系列文章，鼓吹新民學說，提倡自由、獨立、自信、自強，大批國民性中的奴性，強調“勿為古人之奴隸”、“勿為世俗之奴隸”、“勿為境遇之奴隸”、“勿為洋人之奴隸”。1936年，毛澤東在同采訪他的美國記者斯諾談起自己的經歷時說，他對《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可見對其影響非同一般。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后，毛澤東轉向崇拜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批判綱常名教，反對迷信，提倡個性解放和自由，提倡民主，提倡科學。陳獨秀指出，新青年應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新青年要“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品”。為消除奴性，他不遺余力地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獨立之學說。他還提出：“貧民教育，當教以勞工之尊嚴，擺脫一切奴性。”

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深受梁啟超、陳獨秀和時代思潮的影響，崇尚個性、自由和民主，痛惡奴性。他在讀《倫理學原理》一書時批寫道：“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他反對“道德律為出于神之命令”的觀點，指出：“此奴隸之心理也”，“服從神何不服從己”。“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在他看來，歷史上的豪杰，皆有獨立心。因此他注意培養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堅強意志。他要“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立志改造中國、改造世界。與當時的啟蒙思想家一樣，他認為：“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干著奴隸的生活，只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 ’。（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他又指出：兩千多年的中國，以孔子思想為中心，于孔老爹，不敢說出半個“非” 字，郁郁做了兩千年偶像的奴隸。整個中國，全然不準有個人自己的思想，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當時開展的解放運動，就是要破除奴隸性，求得獨立、自由、民主。他說：“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要破除奴性，就要反對迷信、盲從，提倡批判精神。他說：“古今真確的學理，偉大的事業，都系一些被人加著狂妄名號的狂妄人所發明創造來的。我們住在這繁復的社會，詭詐的世界，沒有批評的精神，就容易會做他人的奴隸。”

奴性為失去獨立自主人格的奴隸之性，但并非所有奴隸都有奴性，都是奴才。當奴隸覺醒之后便有了反抗意識，并起來反抗，力圖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這樣的奴隸決不是奴才，而是反抗壓迫者的英雄。青年毛澤東，個性不受束縛，不盲從他人，好獨辟蹊徑，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創新精神和奮斗精神。毛澤東的這種品格和精神貫串于他的一生，成就了他一生的豐功偉業。直至暮年，他仍壯心不已，要“上九天攬月”，要“下五洋捉鱉”，提倡《西游記》中孫悟空的造反精神，拋棄“天條”，仍想千鈞霹靂開新宇。

二、個性不解放，沒有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在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在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同時繼續批判奴性，提倡個性解放、個性自由。1926年，他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農村教育”課時說：“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義。”“使人民知所尊從，如事父如君是也。君賜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家族制度箝制人民自由數千年之久，使個性發展絲毫無有，殊可惜也。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統治者施行這種忠孝主義教育，目的是灌輸奴化思想，防止人民造反。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使億萬農民自己起來摧毀他們身上的封建主義的枷鎖，獲得土地、自由和民主。

從蘇聯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很少言及個性、自由、民主。共產黨為了保持其自身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和各種困難，十分注重黨性和黨的紀律。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原因，社會上和黨內的一些人產生了誤解，以為共產黨只講黨性、紀律，不講個性、自由，有的人甚至認為共產黨要消滅個性。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指出：“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他更是精辟地闡述了個性解放和個性自由。他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摧殘個性的，使中國人民不能發展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的身體也不能發展，精神也不能發展，都受到了摧殘。……半殖民地的國家是窮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飽受壓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變成了洋人的奴隸，即買辦。……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推翻束縛中國人民個性發展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建立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個性的制度。在講到黨性與個性的關系時，他指出：“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在會上的另一次講話中，他在引了《共產黨宣言》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話后說：“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他認為，在黨內、在黨領導的解放區，更能發展人的人格、獨立性和自由。他在1947年的新年祝詞中說：“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的大地”。

婦女解放是個性解放的重要內容。還在五四時期，毛澤東就十分關注婦女解放。1919年11月，湖南省城長沙發生趙女士因包辦婚姻而在花轎中用剃刀自殺的慘劇。毛澤東就此事連續發表10篇評論文章，猛烈抨擊封建婚姻制度和萬惡的舊社會。他還贊揚趙女士“不自由，無寧死”的獨立人格。在此后的各個歷史時期，毛澤東都十分重視婦女的解放，充分重視和發揮婦女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偉大作用。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談到興辦人民公社好處時說，人民公社糧食多了，搞糧食供給，但還要按勞付酬，工資按各盡所能發給，不交給家長，青年、婦女都很高興，這對個性解放有很大好處。他又講，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可以解放。實行工資制，工資發給每個人，和從前分配給家長不同，破除了家長制。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超越了當時的生產力，帶有空想的色彩。但從毛澤東的上述話中可以看出：延續至今的家長制束縛著個性的自由發展，尤其不利于婦女的解放；個性解放、婦女解放，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直接相關；在社會主義社會仍有個性解放的任務。破除家長制是社會主義社會個性解放的重要內容之一。家長制是中國數千年封建專制制度和小生產經濟的產物。幾千年的家長制根深蒂固，而且滲透到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不易鏟除。

三、打倒奴隸思想，堅持獨立自主

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對奴性的批判更多地體現在對黨內教條主義的批判上。教條主義曾一度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統治地位，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甚至幾乎斷送了黨和紅軍。教條主義的本質說到底是缺乏自主性，迷信書本，迷信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不能獨立自主地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提出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黨內教條主義之所以能盛行一時，固然與黨的年幼缺乏經驗有關，與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有關，也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主體意識和黨內普遍存在奴化思想有關，與黨內存在奴性有關。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這種狀況也影響到共產黨內，許多人討論問題，開口閉口“拿本本來”。許多黨的干部迷信本本，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盲目執行共產國際決議和斯大林的指示，盲目聽從外國人的指揮。為了清算教條主義，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毛澤東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他指出，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包治百病的靈丹圣藥，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對這些人應作啟蒙運動。他說：“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犯了洋教條的毛病，現在開展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同樣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是20世紀中國繼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為的是打破洋教條的奴役。為了去掉黨內的奴隸性、盲目性，毛澤東強調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提倡多思，反對奴隸主義。他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毛澤東的這些話指出了克服教條主義的關鍵所在。不去掉奴性，不確立獨立自主性，那很可能批了一種教條主義，走向另一種教條主義。

毛澤東反對奴隸主義、反對盲從是徹底的，包括反對對他的迷信、盲從。國民黨和蔣介石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炮制了愚民哲學，鼓吹廣大民眾不必求知，只要跟著他去實行就行了。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向學員說，我們不是國民黨和蔣介石，不需要人們迷信和盲從。你們學習理論，總結歷史經驗時，“對問題都要問一個為什么。我的東西你們也可以提出疑問，大家討論，不要囫圇吞棗，我們不要盲從的學生。”他本人確實也能虛心聽取不同意見和尖銳的批評。1941年夏，延安地區開征糧會，會議期間一位縣長被落地雷打死。群眾說怪話：“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聽后進行調查，發現群眾有意見主要是征糧過高，老百姓負擔不起。于是中共中央研究決定減輕公糧，并開展大生產運動。在中共七大和其他會議上，毛澤東多次以這一事例教育干部，要有自我批評精神，要虛心聽取群眾意見，以改進工作。

在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繼續批評黨內教條主義、批評奴性。1958年，他大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創新精神。他在一個文件上批示：“就共產主義者隊伍說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一定要把蘇聯同志，看作自己人。……尊重蘇聯同志，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賈桂（即奴才）是誰也看不起的。”他在另一個文件上批寫道：“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毛澤東的這些話，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又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因為當時蘇聯想將中國納入它的“大家庭”，想讓中國同某些國家一樣，跟著它的指揮棒轉，而毛澤東則要獨立自主，走中國自己的路。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帝國主義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便對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培植為他們服務的洋奴。魯迅對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和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進行了深刻的揭露批判。毛澤東贊揚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十分注意對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奴化思想的批判。他說：“帝國主義者長期以來散布他們是文明的、高尚的、衛生的。這一點在世界上還有影響，比如存在一種奴隸思想。我們也當過帝國主義的奴隸，當長久了，精神就受影響。現在我國有些人中還有這種精神影響，所以我們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宣傳破除迷信。” 他始終認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是紙老虎，在戰略上要藐視他們，在戰術上要重視他們。面對帝國主義和大國霸權主義的橫逆，毛澤東從不退讓，而是敢于應戰，號召全國軍民自立自強，“不怕壓，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賊”。同魯迅一樣，毛澤東的骨頭也是最硬的。

毛澤東主張面向世界，向世界各國學習，包括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但他反對教條主義，反對照搬照抄，主張把學習與創新結合起來。他一再指出教條主義是最沒有出息的。他更痛惡在洋大人面前唯唯諾諾、卑躬屈膝的奴才相。他提倡的獨立自主精神和硬骨頭精神是當代中華民族的民族魂。

四、批判奴性仍有現實迫切性

毛澤東一生都反對奴性，反對盲從，反對奴隸主義，主張個性自由，提倡獨立思考。在晚年，他提出：“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他對奴性的批判確有深刻之處。但也應承認，他對奴性的批判有明顯的不足。第一，雖然他對奴性的批判是一貫的，但比較零散。他沒有有意識地對奴性進行集中的、系統的批判。他批判奴性的言論，僅散見于對別的問題的論述中。正因為這樣，他對奴性的批判并沒有引起黨內同志的注意和重視。也正因為如此，半個多世紀來，整個中國的政治界、理論界、思想界和學術界很少有人公開涉及對奴性的批判。第二，雖然毛澤東痛惡奴性，具有崇尚自由的個性和無所畏懼的精神。但他畢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帶有舊社會的殘余。在晚年，他欣賞對他的個人崇拜，他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關系，已不再完全是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平等的同志式的關系。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盛行，其結果是廣大群眾干部個性的泯滅，奴性的滋長和泛濫，民主法制的破壞，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這一切膚之痛的教訓，十分深刻，值得反思。

胡耀邦在回顧總結自己歷史時曾說過，他一生有兩件事難以原諒自己。一件是1959年批彭德懷同志，明知彭老總是對的，但相信上邊，也舉了手。另一件是在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一看到說劉少奇同志是“內奸”的材料就知不可靠，但也“勉強舉了手”。他在分析了不得不舉手的“客觀原因”之后，檢討了不得不舉手的主觀原因。他真誠而痛切地解剖自己：“存在一種奴化思想意識。在奴隸社會中，大多數人是‘奴隸’，極少數是‘奴隸主’，也有少數‘奴才’。過去到現在，這種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胡耀邦是一位胸懷坦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者，他的難以原諒自己的自責令人欽佩，他對奴化思想的分析十分深刻，而且觸及了一個為人所忽視、所忌諱的大問題。當然，在黨的領導人中，對自己身上的奴化思想進行批判的，胡耀邦并非第一人。早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周恩來在檢討自己的歷史，分析犯錯誤的原因時說到，其中之一是受社會和家庭的影響，自己身上存在著“黨內奴性、軟弱性”。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責己嚴、待人寬的崇高品德得到黨內外的一致贊頌。“黨內奴性”并非周恩來一人獨有，而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黨內奴性確實是教條主義盛行的一個原因。由于周的自我批評一直沒有公開，因此“黨內奴性”問題始終沒有引起全黨的注意。新中國成立后，“黨內奴性”不僅沒有受到批評、遏制，反而得到發展。“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實質上是解放人的運動，是為了把廣大干部和群眾從個人崇拜、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當然，思想解放運動并沒有從根本上提出克服奴性、確立獨立自主人格的問題。

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變革，中國人的人格、素質、精神狀態也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人的自主意識大大增強，這一點必須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封建主義殘余和小生產習慣勢力還廣泛存在著，無論是從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還是從家庭生活看，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尚未完全普遍確立，奴性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奴性束縛著人的發展，阻礙著社會主義現代化、民主化的進程。批判奴性，尤其是批判黨內奴性，仍有著現實的迫切性。

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君為臣綱”自然也不復存在，但要真正消除“君為臣綱”的遺毒卻并不容易。憲法、黨章雖然寫上了“依法治國”、建立法治國家，但現實生活中，人治現象比比皆是。民主集中制是共產黨的根本制度，也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根本制度，但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家長制”、“一把手說了算”的現象普遍存在。同級之間批評的事，下級領導批評上級領導的事，很難見到；相反，諂媚之風、歌功頌德之風盛行。這些現象實質上是“君為臣綱”的遺毒。這些現象的出現，固然同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存在嚴重缺陷有關，但也同國民中（首先是領導干部中）存在的依附性、依賴性和言行不一、偽言偽行、行己無恥、媚上凌下、雙重人格等奴性意識直接有關。法治和民主政治的實現，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執行，要以個人獨立自主人格的確立為根本前提。離開了個人的獨立、自由，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假民主，甚至很可能只是專制的裝飾品。再者，政治經濟等體制本身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質反映。有什么樣的人，就有什么樣的體制。不合理的體制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不中用的人能夠忍受。新的體制是由新的人創立，新的體制要由新的人來執行。奴性是政治民主化的大敵，是改革的大敵。從這種意義上講，改變束縛人的體制固然重要，但更為基礎性的工作是提高全體國民（當然首先是領導干部）的素質，喚醒國民的自覺意識，根除奴性，確立獨立自主的人格。每個國民既要維護和捍衛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又要尊重和保護他人的人格和尊嚴，要在全社會形成鄙視奴性的風氣。

在理論研究中，奴性突出地表現為迷信書本、崇拜權威、唯上為是。由于沒有確立獨立自主的人格，許多人雖長了個腦袋，卻不能獨立思考，結果是破除了舊的迷信，卻陷入新的迷信；破除了舊的教條，卻豎起了新的教條。許多研究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注經解經上，放在寫頌圣文上，放在寫鼓吹“最新發展”的時文上。本來是當代人說的大白話，是很樸實易懂的道理，絲毫沒有任何玄奧之處，卻非要連篇累牘地注解。同時代人注解同時代人的言論，這可算得上是史無前例的“創新”，當今中國的注經解經超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創新是科學研究的本質要求。當有的研究者沖破舊的教條，提出新的觀點、見解時，卻往往被衛道者們指責為異端、離經叛道，遭受批判打擊。有奴性者自己無有創新，卻妨礙以至扼殺他人的創新。奴性是創新的大敵。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需要解放思想，大膽地吸取人類文明成果，尤其是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為我所用。但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面對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優勢，我們中的極少數人得了軟骨病，喪失國格、人格，殖民地時代的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又有復活的跡象。在學術、思想文化領域里，由于缺乏獨立自主精神，一些人有意無意地照搬照抄西方資產階級成果。因此，不批判奴性，不堅持獨立自主，就不能真正做到對外開放，面向世界。

國民性中奴性的存在，除了歷史遺傳的原因之外，也有現實的社會根源，即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小生產方式和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教育科學的不發達，政治經濟等體制上的弊端等。因此，奴性的徹底根除，個人獨立自主人格的完全確立，需要現代化的生產力、發展了的市場經濟、發達的教育和科學、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等條件，不承認這一點，就會陷入脫離實際的唯心空想，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強調，在現今的條件下，個人主體性的確立，奴性的根除，主要是由個人覺悟決定的。人的自主、自由從來都是自己爭取來的，不是靠上面恩賜的。體制上的缺陷確實是奴性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積極進行政治經濟等各項體制的改革。但若把自己身上奴性存在的原因僅僅歸之于現存的體制，用現存的體制的弊端來為自己身上的奴性辯護則不可取。我們缺乏西方人那種“不自由，毋寧死”的爭取自由的精神。近年來，筆者之所以提出當代中國需要開展一個新的個性解放運動，目的也在于喚起個人之自覺，努力消除思想和行為中的奴性意識。奴性意識少一分，人的獨立性、人的尊嚴和自由就多一分，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就多一分，向著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就前進了一步。

（作者：許全興，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來源：《湘潭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轉自思想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