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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古老文明闊步邁向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堪稱這個藍色星球上最精彩、最恢宏的奮斗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文明史詩。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通過不懈探索和艱苦奮斗，奇跡般成功把一個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成為全面小康、繁榮富強國家。

如今中國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向世界展現了日益欣欣向榮的景象，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強大生機和活力。中國經濟發展成就震撼世界，也深刻改變中國。繁榮與富強，國家何以興衰。這種宏大議題，近代以來一直籠罩在西方話語之中，整個世界充斥著西方中心論的敘事邏輯和理論偏見。

世界歷史不是西方史

過去人們認為，工業化、現代化都率先發生在西方，落后國家要實現趕超就要向西方學習，因而西方有一種天然優越感。100多年前，嚴復也深刻感受到近代中國的衰落，希望通過翻譯《天演論》告訴國人，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激勵國人奮起。后來他又翻譯了《國富論》，但受到時代的局限和整個國家政治制度的約束，嚴復最終沒有找到一條能夠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曾一度時期，中國經濟學界深受西方文化和理論的影響，寄希望于從西方著作中找到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方法。其中，影響范圍最廣的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把西方的現代化解釋為新教倫理、冒險精神產生了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精神在資本主義秩序出現以前就存在了，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就是“清教禁欲入世主義的內涵”，因而東方要向西方學習，就要從宗教文化上改造，傳統的東方儒家文化是落后的僵化的，儒家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了無緣分。

進一步地，托尼還提出，宗教是資本主義興起的源泉，甚至桑巴特提出奢侈與資本主義。現在來看，中國的崛起實質上顛覆了韋伯、托尼和桑巴特的論斷，中國并沒有借助宗教的力量，依然實現了對西方的超越。  

由此看來，西方理論存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場上，用西方中心論書寫歷史，而忽視了各個國家的國情和歷史。例如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樣的敘事就是典型的歐洲中心論的表達方式。在西方的強勢文化壓制下，公眾甚至沒有意識到，這種敘事存在的邏輯問題和歷史性偏見：美洲跟歐洲是平等的，美洲是自然的存在，新大陸何來讓西方人發現。事實上，戴蒙徳認為，哥倫布征服新大陸、歐洲人征服美洲不是靠槍炮，而是靠病菌。正是歐洲送給其他大陸的“不祥禮物”——病菌發揮了侵略這些地區的關鍵作用。

站在今天的時間節點來看，并非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因為新大陸本身早已存在，甚至在人類起源上比歐洲人更早，所謂的“發現論”只是西方優勢心態的一種體現。因此，不要用歐洲中心論的思維和被西方壓制的心態來書寫歷史，更不要被西方的優越感所左右。

西方理論無法解答中國迷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后在于沒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因為中國直接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中間沒有經過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有一個流行觀點叫作“補資本主義的課”。事實上，這種認識沒有歷史邏輯。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市場經濟的謬誤在于：中國的封建社會不僅擁有發達的商品經濟，而且市場經濟早就在中國牢牢地扎下了根。按照學者觀點，18世紀，世界最大的國家市場不在歐洲而在中國。布羅代爾更是認為，封建社會晚期的中國恰好最能作為論證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可以區分開的最好案例。

有人說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最大的成功就是市場經濟，做得不好的就是市場經濟還沒有完善。這也是罔顧歷史的臆斷。有學者考證，近代中國的市場交易規模遠比英國、美國的規模還大，并且比英國、美國更接近斯密完美市場經濟的模式。整個18世紀，中國的商業貿易和市場經濟遠比西歐更加發達。斯密認為，中國的國內市場規模與歐洲各國市場加起來一樣大，它可能已經擴張到其領土、自然資源和與他國關系所允許的最大限度。阿里吉就指出，中國是斯密視為遵循經濟自然發展進程所到達的經濟成熟道路的國家范本，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經濟發展不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樣板典范，而且幾乎達到了自然經濟發展的頂峰，經濟自然發展、通向富裕的成熟中國道路是非自然和倒退的西方道路應該轉向的方向。

現在來看，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在于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同時，并成功駕馭了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而不是簡單移植和抄襲西方的市場經濟。歷史和現實已證明，完全自由放任、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聞所未聞、徹頭徹尾的烏托邦”。沒有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不但自由市場經濟就根本無法建立起來，而且更會讓自由市場通向奴役之路。

而主張徹底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更是引起嚴重世界經濟災難的根源，更是蘇東倒退、拉美陷阱、非洲停滯惡果的推手。由此看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主導下的西方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已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霸權的婢女，從而使得人類社會長期迷失于自由市場原始叢林之中。所以，美國學者羅伯茨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失敗》中指出，如果中國的決策者們誤以為，邁向自由市場經濟就是中國經濟成功騰飛的原因，那么中國遲早要像今天的美國和歐洲一樣，面對同樣的失敗。

用中國理論講好中國故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持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二，制造業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經濟奇跡。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從未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跨越。作為新型文明國家的中國現在正在和平崛起，這預示著全新的文明秩序誕生，更將會深刻改變近代以來世界史淪為西方史的敘事邏輯。沃爾夫宣稱：歐洲是全球經濟的過去，美國是全球經濟的現在，中國則是全球經濟的未來。這個未來似乎注定到來。

中國道路創造中國奇跡，中國奇跡成就中國道路，兩者相得益彰。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我國經濟發展進程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蘊藏著理論創造的巨大動力、活力、潛力。我們不但要用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更要用中國理論闡釋好中國道路。今天中國問題已成世界問題，中國現象已成世界現象，解答中國迷題本身就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世界歷史意義。

羅素在總結中國問題時指出，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別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幾十年，中國人能想幾百年，今天的中國就印證了這一論述。托尼在20世紀30年代撰寫的《中國的土地和勞工》指出，年輕中國的毛病就是熱衷于模仿，一個智慧的民族根本不需要卑微地去抄襲別國的做法，她應該找到自身的特長，而不是模仿在其他國家取得成功的事情，如果中國傾仰歐美工業文明的成果，只想去模仿他們，而不是開發自己的道路，中國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國家強，理論必須強。一個民族要想站在時代的最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個沒有自己理論的民族，不可能保持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獨立性，更難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個沒有理論力量的國家，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遏制和重重封鎖，更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強國。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將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中國發展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走向不斷創造更多奇跡，這必將為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現在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最好時期，大國復興一定伴隨著理論的崛起，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必須讓全世界都能聽到中國聲音，感受到中國理論。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最關鍵的是要盡快建構中國自主的理論體系。大國治理的政治經濟學就是立足中國，以時代為關照，以中國為關照，努力揭示中國道路的成功密碼，問“道”大國治理，努力挖掘和提煉中國道路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理論，更好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