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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辦大事”體現了高效集中有限資源以達成預期目標的能力，不僅表現為有“領導力”“組織力”的領導核心統一部署，而且表現為有“意志力”“戰斗力”的主體力量高效落實，還表現為有“向心力”“動員力”的主體參與機制渠道暢通。個人對“集體主義”價值原則的普遍堅守，正是對上述諸“力”“從何而來”的準確回答。

（一）“不謀私利而謀大利”鑄就“領導力”“組織力”

“由誰集中力量”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首要問題。縱觀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我們總能集中力量辦成大事，根本在于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不謀私利而謀大利”的集體主義黨性，鑄就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領導力”和“組織力”。

黨的“領導力”是使全黨全國人民凝心聚力、同向同行的能力。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所辦大事是民心所向之事，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就是廣大人民的利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廣大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通過“一化三改”推動國家工業化建設；改革開放后，我們黨依靠人民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和完善，不斷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站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起點上，不僅體現出黨對人民共享和共富期盼的直接回應，而且充分彰顯黨除了人民利益并沒有自身私利。這是黨擁有強大“領導力”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共產黨員是動員人民的道德榜樣。不論是在洪水、地震、疫情等突發事件面前，還是在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風險化解等攻堅克難時期，亦或在戰略先導、尖端科技、重大基礎建設等重點領域，正是共產黨員“關鍵時刻沖得上去、危難關頭豁得出來”，才使黨的“領導力”不斷提升。

黨的“組織力”指迅速調動各領域資源，使各領域協同聯動的能力。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論是基礎性民生建設，還是重大創新工程，不論是應對突發危機，還是國內外緊急救援，國有經濟不僅能高效整合資源，迅速完成辦大事的目標，而且能最大限度地調動社會資源，實現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效引領。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和組織動員功能。在實現中央和國家機關、地方黨委、基層黨組織順暢銜接的同時，各級黨組織，尤其是基層黨組織不斷擴大黨內基層民主和完善黨群溝通機制，將各方力量有序集中，做到上下聯動。

可見，中國共產黨在集中力量辦大事中所彰顯的“領導力”和“組織力”皆源于“不謀私利而謀大利”的集體主義黨性。然而，對集中力量辦大事顯著優勢的全面考察，不能僅從“由誰集中力量”的問題展開，還需要研究“集中誰的力量”這一問題。

（二）“無私奉獻”塑造“意志力”“戰斗力”

“集中誰的力量”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關鍵問題。正如習近平所言，“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因此，集中力量辦大事要依靠人民這一主體力量。當人民自覺遵循“無私奉獻”的集體主義原則時，那么其“意志力”“戰斗力”將得以彰顯，中國共產黨在辦大事過程中所集中之力亦隨之不斷提升。

人民的“意志力”是廣大群眾迎難而上、不懈實干的力量。一方面，中國人民在成功破解集體發展難題過程中形成了突破困難的信心。不論是為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克服高寒缺氧極端環境建設青藏鐵路的參建人員，還是為保持國家穩定發展，在疫情、暴雪、洪水等突發事件面前將生的希望留給他人的奉獻者，又或為實現生態保護和扶貧脫貧“雙贏”，完成由“沙逼人退”到“人進沙退”轉變的三代治沙人，正是無數如他們一樣立足長遠、全局和“大我”利益的中國人民，在推動國家不斷向前發展的同時，彰顯著迎難而上的強大“意志力”并詮釋著強大“意志力”的由來。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在共享發展成果中感悟踏實奮斗的意義。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窮二白”到新時代走向現代化強國，“無私奉獻”的中國人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歷程，與此同時，個人從生存權益訴求，到醫療、教育、養老等基本權益訴求，再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方面更高權益訴求，正伴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型民生建設、脫貧攻堅等一個個勝利的取得而逐步得到滿足。中國人民實干不懈的“意志力”正是在共享發展水平的提升中不斷得到增強的。

“戰斗力”指人民善于化解問題和敢于突破創造的能力。一方面，中國人民盡己所能為他人創造發展條件，解決問題的綜合素養普遍提升。社會主義國家不以私人資本的無限增殖為出發點，不僅使個人趨向多元發展，而且使個人的發展指向為他人發展創造條件。正是無數專注國家戰略科技提升，不顧自身利益的“黃大年”式的科學家；無數立足我國制造業短板，克服艱苦環境的“劉志彬”式的技術工人；無數確保他人生命安全而不顧個人安危的“張定宇”式醫務人員在各自崗位上各盡所能、主動作為，有利于人民綜合素養普遍提升的外部環境才得以形成。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勇于將集體利益置于眼前利益和個人利益之上，不斷突破現有利益格局和現實發展局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能在全國推廣，正因有小崗村農民冒險沖破舊體制“包產到戶”“包干到組”；兩彈一星、天宮、蛟龍、天眼等國之重器問世，正因有無數不計名利科學家勇于拼搏；我國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開放格局穩步形成，正因有廣大群眾敢于“摸著石頭過河”，形成試點經驗。

綜上，“無私奉獻”的集體主義精神是人民辦大事的“意志力”和“戰斗力”的價值支撐。然而，能否在辦大事中將之最大限度發揮出來，則取決于是否有“調動各方積極性”的主體參與機制。

（三）“調動各方積極性”構筑“向心力”“動員力”

“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所集之力”是考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要問題。以“調動各方積極性”的集體主義為價值導向的主體參與機制，能最大限度保持黨和人民之間溝通暢通，保證人民高效有序參與，從而彰顯出強大的“向心力”和“動員力”。

主體參與機制的“向心力”是使松散個體達成共識，從而保持行動一致的力量。一方面，立足于雙向信息傳遞機制的完善。不斷打破傳統單向傳播模式弊端，在完善信息公開制度中，使人民充分了解信息，從而為統一行動奠定基礎；在完善民意表達機制中，除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信訪制度外，利用合法社團、在線政務服務、專家聽證會、網絡論壇與民調等方式，實現問需于民和聽計于民，使人民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聚焦于協商機制的完善。戰略決策得到人民的普遍認可，是參與辦大事的主體力量能夠向心而行的關鍵。在完善表達機制的基礎上，協商機制更強調通過“溝通—整合—共識”這一不斷循環往復過程，提升人民對國家戰略決策的認可度。

主體參與機制的“動員力”是高效調動人民力量，有序組織人民力量的能力。一方面，著力于完善社會組織管理機制。社會組織以“助人自助”為工作理念，通過搭建平臺和載體，融合異質資源并凝結各方參與意愿。因此，在完善社會組織登記審批過程中對社會組織加強管理，通過專業團隊建設、發展規劃制定和政府激勵機制完善對其展開引導，不斷提高社會組織公信力和問題導向意識，從而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匯集人民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有效加強社會組織間以及社會組織與政府間的綜合協調機制。作為基層政權組織的有力“助手”，社會組織在辦大事中能“自覺定位”“主動補位”，有效整合各領域人力、物力資源。在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重要工程需要服務支持時，建設監理與咨詢行業協會擔負起安全監理工作；在醫護人員和志愿者食宿遇到困難時，房地產經紀行業協會和食品工業協會提供食宿；在社區需要服務支持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承擔起心理疏導和籌集防疫物資工作。可見，社會組織是動員辦大事主體力量迅速有序集結的重要保障。

通過考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領導核心、主體力量、主體參與機制等維度不難發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所展現出的“領導力”“組織力”“意志力”“戰斗力”以及“向心力”“動員力”，皆因中國共產黨、人民群眾將“不謀私利而謀大利”“無私奉獻”“調動各方積極性”的集體主義價值原則作為價值遵循。因此，集體主義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核心要素。換言之，在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進程中，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以形成集體主義道德自覺為前提。

“集體主義”作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價值內核，對其生成動力的分析過程就是對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何以形成”的探尋過程。集體主義并非產生于單純的道德說教，而是根源于現實運動，深切體現于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中國人民進行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體現于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當下，我們逐步深化對共同富裕的認知并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成為集體主義發揮巨大作用的內在動力。

（一）集體主義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歷史實踐

中國共產黨“要辦的最大的大事”，無疑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理想與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現實之間的矛盾運動，是集體主義生成的根本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發展與集體發展不斷趨于統一，個人逐步完成對自身與集體關系的理性認知，形成將自身利益訴求內蘊于集體利益追求的道德自覺。集體主義是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實現互促中個人的自覺選擇，是在立足現實并指向理想目標的實踐中，在深化對理想認知基礎上不斷推動社會發展的活動中產生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以集體主義的生成為價值內核，因此，集體主義構成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形成的實踐內核。

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可見，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提出消滅社會階級區分和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的目標，亮出了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占有社會物質財富的旗幟。面對主權不斷喪失、經濟受敵鉗制、文化廣被殖民的現實，依靠中國人民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實現理想的前提條件。在黨的領導下，在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相統一的基礎上，廣大人民群眾開始將自身利益與集體、民族國家緊密聯系起來，匯聚成推動革命走向勝利的磅礴主體力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先后通過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爭中得到農民的支持；通過“三三制”原則推行，“地主減租減息和農民交租交息”政策的貫徹，以及“互助合作”形式的運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鞏固；各解放區“耕者有其田”的實現，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筑牢群眾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工業發展和工業體系的建設，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隨后的初步探索時期，黨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了更深刻的認知，不僅在論述農輕重關系時，關注“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在論及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時，提出“公私兼顧”，更在談及沿海和內地工業關系時，強調“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廣大人民在這一過程中體悟到國家富強是自身豐衣足食的前提，為國家利益奮斗也正是為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奮斗，大公無私和艱苦奮斗的集體主義精神由此在全國激蕩。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提升整個社會的物質文明水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這一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共同富裕”提升至社會主義本質高度，也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提倡通過艱苦奮斗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同時提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這表明“先富”不是兩極分化的起始點，而是“共富”的加速器。這一時期，個人的主體意識得到激發，為自覺思考自身根本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提供了思想準備。

（二）集體主義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主體關聯

立足發展現實，始終堅守理想目標需要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斷自我革命，堅定理想信念并提升執政能力，始終保持“不謀私利而謀大利”的集體主義黨性，唯此才能保證辦的是人民的大事且能辦得成、辦得好。我們黨通過不斷自我革命堅持了集體主義黨性，這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形成的核心要素。

第一，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和精神之“鈣”，通過持續的理論學習，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黨不斷加強系統的理論學習，通過學好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以及開展“四史”教育等，全體黨員在革故鼎新中堅定共產主義理想，樹立了正確的政治觀、歷史觀、人民觀、政績觀、是非觀。通過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五次集中學習的考察可見，雖然學習的切入點各有不同，“但服務黨和人民事業、維護群眾利益是貫穿始終的重要目標”。可以說，集體主義內核是中國共產黨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主體要素。

第二，中國共產黨通過嚴明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來堅守集體主義，不斷構筑辦大事的主體力量保障。僅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就根據新時代黨的紀律建設的需要，“先后制定和修訂了190多部中央黨內法規”，不斷完善黨內法規體系、提升執行力度，構建了有紀可依的制度體系，同時不斷提升黨內法規監督、執行力度，嚴肅查處和懲治黨內貪腐、違紀行為，基本形成“有紀必執，有違必查”態勢，在根源上保證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例如《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就規定：國有企業黨支部(黨總支)以及內設機構中設立的黨委要維護國家、集體和群眾的利益。《關于新時代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更明確強調要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加強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無神論教育。

第三，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提升黨性與集體主義的統一，不斷增強自身執政能力。執政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更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重要保障。毛澤東指出，馬克思講的獨立性和個性，也是有兩種，有革命的獨立性和個性，有反動的獨立性和個性。而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毛澤東還說，我們要使許多自覺的個性集中起來，對一定的問題、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有統一的意志。黨性就是集體主義，沒有這種集體主義，民主集中制就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正如鄧小平所說，必須嚴格地維護黨的紀律，極大地加強紀律性……否則，形成不了一個戰斗的集體，也就沒有資格當先鋒隊。應當說，缺少集體主義，民主集中制這一制度優越性就很難實現，共產黨也就很難發揮自身的執政能力。

（三）集體主義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現實依據

偉大社會革命取其廣義，是黨在聚焦時代問題并帶領人民化解時代問題過程中，使物質和精神文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偉大實踐活動。我們黨不斷通過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使集體主義成為“一件件大事”的實踐蘊含，使集體主義黨性成為社會進步發展的實踐基礎。當前，我們站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歷史起點上，要推進共同富裕實現實質性進展，就要求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過程中，更進一步明確集體主義的現實意義，使個人根本利益與集體發展利益不斷走向統一。

在共同富裕維度上，集體主義直接體現為14億人民共同邁入現代化，“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在物質層面，我們黨不斷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過程中，賦能鄉村經濟，縮小兩極分化；不斷優化基本分配制度。通過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和完善要素分配機制，實現經濟增長與人民收入同步。

同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分配制度安排，形成兼顧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更好發揮政府調節機制，在公平原則指導下抑制兩極分化。在縮小城鄉、區域、階層等發展差距的歷史進程中更要堅持集體主義，真正實現14億人共同邁入現代化的偉大成就。

在精神層面，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既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智力保障，是個人根本利益與集體發展利益走向統一的重要維度。由此，我們應通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教育來影響和改變人民的精神世界。運用儀式紀念，樹立先進，傳統、革命和先進文化融合等方式，將理論運用于生活的通俗化過程，是人民形成科學的世界觀，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和判斷錯誤思潮的辨別力，以及創造和共享高質量文化資源的有效路徑。同時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人民提供公益性文化資源，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保護。“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指出，通過城鄉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建設，協同發展機制完善，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建設；通過公共文化服務融合發展和精準對接人民文化需求，增強公共文化服務時效性；通過群眾文藝創作和全民藝術普及，提升人民參與積極性。

三、集體主義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持續保障

“集中力量辦大事”以“集體主義”為價值來源，只有繼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以增進人民共有利益，不斷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以構建更加平等社會關系，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個人將自身利益與集體利益自覺統一，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才具有持續的經濟、政治、文化保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中，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內核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在筑牢上述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的過程中獲得持續發揮其優勢的根本保障。

（一）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進集體利益

增進集體利益是形成“公心”的經濟基礎。公有制即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共同所有，勞動成果歸被勞動者共同占有的形式。因此，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集體能最大限度改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分裂狀態，最大限度消除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問題，是實現不同個體利益交疊，形成集體主義的經濟條件。而筑牢這一條件是增進集體利益，進而使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持續發揮的經濟保障。

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居于“兩個毫不動搖”之首，強調在穩固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占優勢地位的同時，發揮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因此，在生產領域，要取得經營性公有資產“質”“量”的雙重發展，以增強國有經濟的市場競爭力，從而使涉及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公共服務、戰略性產業、國家安全、生態環保等投資不斷增長。與此同時，根本遏制非公有制資本無序擴張，把控其發展方向，使其因自身生存需要而服從國民經濟發展走向，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和法規。在分配領域，繼續堅持按勞分配的主要分配方式，堅持居民收入、勞動報酬提升與經濟、勞動生產率增長基本同步，最大限度為人民提供通過勞動走向共富的可能。收入分配制度根本上由所有制關系決定，因此，私有制下生產資料所有者往往不需勞動而獲取大量利潤。即便為緩和矛盾，勞動者工資有一定提升，也無法根除其生產越多得到越少的異化現象，亦無法改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必然趨勢。正如馬克思所言，“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

由此可見，繼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僅能保障資本向增加公共福祉方向流動，而且使勞動而不是其他要素成為分配的主要依據。這從根本上保障了個人能通過勞動推動社會發展，也能通過按勞分配共享這一發展成果，使個人在勞動實踐中自覺完成自身與集體利益的統一。因此，脫離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就抽離了集中力量辦大事價值支撐的存在條件。

（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鞏固平等的社會關系

平等的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能夠形成“聚合力”、集體力量的關鍵因素。當個體能平等融入集體并掌握自身發展條件，即個體間能形成平等的社會關系時，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才能統攝于集體利益的提升。而不斷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正是通過“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為建構平等的社會關系，進而為發展集體主義提供條件。在這一基礎上，堅持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能夠提升廣大民眾的參與感、獲得感，使之匯聚成社會合力，形成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源源不斷的力量，不斷發揮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所謂全過程人民民主，即以化解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為出發點，通過民主選舉、協商、決策、管理和監督的制度設計，保障人民全鏈條、多領域參與渠道暢通，從而實現并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一方面要以人民需要解決的共同問題為導向。習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在共同富裕理想目標和發展不足現實的矛盾中，集體利益的聚集點是構建平等社會關系進而形成聚合力的著力點。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首要環節應以“建立表達機制、識別機制、整合機制、轉化機制等鏈式機制體系”來精準定位人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為有效提升人民利益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以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為主要形式。通過直接和間接相結合的選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普遍利益，而不是少數階層利益；通過政黨、人大、政協、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的多維協商體系建構，最大限度整合各方意志，而不是放任分歧；通過根本與基本政治制度體系，最大限度地匯聚民智并使人民參與解決問題的全過程，而不是選舉后的民意休克。正如習近平所強調，“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在不斷暢通各個領域民主渠道的過程中，共同問題的有效解決和共同利益的平等享有才有保障。

由此可見，在不斷提升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問題導向意識和科學化民主程序的進程中，人民的共同利益持續提升，共享方式也隨個體的平等參與而得到普遍認可，在不斷筑牢集體主義存在條件的同時，從根本上減少因個體間利益撕裂而造成社會聚合力失落現象，能夠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的持續發揮提供有力的政治制度保障。

筑牢個體價值觀“最大公約數”，是個人將自身利益蘊于對集體利益追求的思想準備。與傳統社會人對人的強烈依附不同，現代社會中個體意識不斷覺醒，個體價值趨于多元。這既是個體自覺思考個人與集體關系，從而完成自身根本利益與集體利益有機統一的契機，也是個體追逐個人利益，從而難以達成一定價值認同的根源。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表達，伴隨其內嵌于中國發展的各個環節和領域而逐漸將國家、社會和個人緊密相連。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有利于個人將集體主義作為自身行動的自覺選擇，從而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的持續發揮提供文化發展環境。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包含國家層面的共同價值，社會層面的共同利益，也包含個人層面的自覺參與和責任共擔，這樣價值利益的共同性與責任義務的共享性，詮釋著豐富的集體主義思想觀念”。因此，在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倡導向落實的轉化過程中，一方面，通過落實日常生活的各項規章制度和開展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彰顯三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通過完善鄉規民約、市民公約、行業章程以及開展多層次、立體化、寬視域的實踐活動，人民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層次雖然分別指向國家主導價值目標、理想社會價值取向、個人基本價值準則，但每個層次及其之間相互支持，體現出個人利益的實現與集體利益的統一性。如富強蘊含以國家綜合國力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人民共同福祉的增長；自由主張個人追求自身發展權利的同時承擔對他人發展的責任；友善表現為不同個體在互助互惠中實現凝聚等。另一方面，以法律和政策的剛性特征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個層面的有機融合。在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和法治政府建設之時，法律法規捍衛社會公共價值，除惡揚善的功能得以充分發揮，每個人在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的同時可以深切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這不僅使全民的規則意識和法律觀念不斷增強，能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沖突問題并弘揚社會主義美德，而且有效推動個人在高度認同國家、社會層面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自覺參與集體發展。

綜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協調個人、社會、國家間關系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凝練。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利于個人在與集體目標一定層面上出現分離的情況下，正確處理自身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雖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樣蘊含深刻的公天下思想，但由于其并沒有公有制經濟條件，以及人民民主政治保障，最終只能走向樸素的整體主義而不是真正的集體主義。因此，我們當下不僅需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構筑集體主義文化生態的導向，還需要其為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