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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立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5-25 10:33:37

【摘要】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經濟學格局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到重新重視和新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們的經濟學教學中，不能食洋不化，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然而，改革開放以后所形成的中國經濟學界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兩大理論體系的對立依然尚未解決。解決這種對立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們看作是不同的研究項目，比較它們的研究任務、研究方法和研究效率。從研究任務看，西方經濟學以倡導、維護和鞏固資本主義為己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倡導、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為己任；從研究方法上看，西方經濟學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為其哲學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為其哲學基礎；從研究效率看，西方經濟學表面的學術繁榮掩蓋著哲學貧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產生出大量的深刻的研究成果。未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只能是去彼取此。

一、引言

1921-1976時期的中國人的經濟學是由中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塑造的。經過1980年至今四十多年的西方經濟學滲透（這至少相當程度上是一場自下而上，自外而內發起的社會運動，類似于鴉片戰爭之后在中國發生的西學東漸），21世紀2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的許多中青年學者已經對中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非常陌生了，他們大多數人沒有讀過老一輩學者讀過的中國古典哲學經典，沒有讀過老一輩學者讀過的《資本論》，比較熟悉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比較熟悉的是交換，因為長期脫離生產實際而不熟悉生產，比較接受的是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進入21世紀以來，當西方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的時髦甚至主流經濟學后，西方經濟學的擁躉者就更容易發表文章，更容易得到基金的資助，更容易得到媒體的青睞，更容易晉升職稱，更容易獲得行政職位，而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近代以來中國古典哲學影響的持續衰微，也伴隨著原來受過馬克思主義系統訓練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退休、謝世，中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逐漸失聲、失語、失蹤了，中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者就被邊緣化了。當馬克思主義者被邊緣化，中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逐步失聲、失語、失蹤后，西方哲學、西方經濟學就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強化了。這樣，中國經濟學的面貌和經濟學研究的范式被改變了，中國兩大經濟學范式的對立就以新的格局呈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就從主動變為被動了。列寧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決策科學認為，合意的發展是科學目的的達到。那么，中國1980年后發生的這種經濟學的發展是合意的嗎？

經濟學自身的發展可以看作是一個項目，不同的經濟學體系可以看作是不同的項目。任何一個項目，都有任務、方法和成果三大維度。因此，中國1980年后發生的這種經濟學的發展是否合意就可以通過比較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任務、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來得到揭示了。

二、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對立

（一）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由其客觀需要決定的。西方資本主義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其社會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始終如一，即在不斷變化的對立中倡導、維護和鞏固資本主義。在十八世紀，以英國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對立面在理論上是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在實踐上則是封建制度。亞當·斯密的理論表面上是解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實際上是反對英國封建制度和為英國資產階級唱贊歌的，因為他所解釋的是資本主義時代的財富。這種財富是同資產階級相聯系，而同地主階級相對立的。地主階級中絕大多數人沒有做好接納這種財富形式的準備，因而在這種財富增長的過程中衰落了，就連英王的皇權也被資產階級限制住了。斯密指責地主的生活方式，指責他們所使用的奴仆的勞動為非生產性勞動。斯密沒有指明的是，他心目中的生產性勞動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勞動。在斯密所處的時代，地主階級怎么可能做好從事這種生產性勞動的準備呢？同為古典學者代表的李嘉圖也是借助自由貿易理論反對英國封建制度和為英國資產階級唱贊歌的。因此，資產階級給予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以崇高的學術地位。亞當·斯密對資本的贊美不是不遺余力的。他也較為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手工工場中的勞動者的貧困。斯密是有較高的道德情操的，但還沒有高到把無產階級的解放作為自己的理論研究任務。

在資產階級通過對封建貴族血腥革命確立了它在英國的統治地位之后，英國的經濟學，以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為代表，其對資本主義的倡導、維護和鞏固就變成英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了，其理論對立面就變成馬克思主義及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其實踐對立面就變成無產階級可能的反抗了。馬歇爾宣稱他對經濟學的研究相當程度上是出于對英國存在的貧困狀況的震驚，但他完全無視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貧困的理論。他的理論的內在矛盾早在他生前就已經被他在劍橋大學經濟系的同人所了解，也為他自己所認識。在《經濟學原理》初版46年后，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作為資本主義的研究，其對立面表面上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實質上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和馬克思主義及其可能在西方產生的赤化影響。戰后，西方經濟學的重心轉移到美國，其數理化程度得到空前的提高，實證化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強，但其對立面依然是馬克思主義和現實的社會主義。而且，美國的資產階級對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排斥遠超英國。美國極端排斥馬克思主義的麥卡錫主義似乎已經時過境遷，但它的精神已經內化于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之中。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把二戰以來美國工人運動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蘇聯解體更是使得美國大資產階級感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了。其實，美國的燈塔之國之說實際上反映了美帝國主義在消除了蘇聯威脅后和中國依然經濟較弱不構成威脅時的志得意滿。在21世紀，當人們開始穿透西方經濟學的制度迷霧之后，西方人又把西方經濟學說成是一種運用特定工具研究經濟的方式（羅德里克，2017，第6頁），主張經濟學沒有意識形態，沒有任何預設的政策結論，而只是一套方法（羅德里克，2017，第196頁）。其實，它只是理解資本主義和改良資本主義的一套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體系不可能擁有一套適用于社會主義和支持社會主義的方法，更不可能把建設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任務。相反，它是以破壞社會主義為其任務的一大主要方面的。美國諸多經濟學家，包括米爾頓·弗里德曼、科斯，甚至薩繆爾森，都是為破壞中國社會主義出了力的。弗里德曼20世紀80年代來到中國，宣揚其所謂的市場經濟。科斯的產權理論在中國讓馬克思的生產關系理論極大地消失了。薩繆爾森的一篇文章曾經指出，假如中國在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獲得了比較優勢，那么，中美間的自由貿易就會以永久損害美國利益為代價。這篇文章發表十余年后，美國就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

20世紀和21世紀的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始終如一地以倡導、維護和鞏固資本主義為其研究任務，是因為作為附著于資產階級身上的西方知識分子無法擺脫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控制和思想控制。西方資產階級是一個以賺錢為最終驅動力的階級。為了賺錢，他們需要一種能夠確保其本國的無產階級以及其它國家成為其賺錢機器的制度。無產階級不可能滿足于成為資產階級賺錢的工具，因此時時準備著對抗資產階級。其它國家，包括韓國、日本等國也不會總是忍耐美國的壓迫。除了暴力鎮壓手段之外，資產階級還需要有一套馴服無產階級和其它國家，使他們能夠安于現狀的理論工具。這時的資產階級就會發現，他們需要豢養一批經濟學家。而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確實也提供了這樣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能夠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去倡導、維護和鞏固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臭名昭著后，他們就轉而通過贊美市場經濟來贊美資本主義。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公共討論中支持市場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家的職業義務了（羅德里克，2017，第168頁）。在他們的理論話語中，即使所有的經濟主體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不會導致經濟混亂（羅德里克，2017，第50頁），市場天然是有效率的，穩定的，市場即使出現紊亂，也具有自校正功能。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是由私人資本作為主要的供給主體并在市場中具有主導作用的。所以，說市場天然是有效率的，無異于是說，私人資本天然是有效率的，說市場具有自校正功能，無異于是說，資本家具有自校正功能。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在內的國家的經濟政策都受到了美國市場經濟理論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是合意的嗎？在中國，如果市場的供給主體也是私人資本，那么，認為市場是有效率的，無異于是說私人資本是有效率的。但即使私人資本是有效率的，公有資本就沒有效率嗎？公有資本不僅是有效率的，而且比私人資本的效率高得多，無論是在發展生產力的效率上，還是在維護社會公平還是在維護生態上，因為公有資本可以調集的資源遠遠大于私人資本，而且公有資本可以更加不受短期利潤率的約束。

西方經濟學不僅以倡導、維護和鞏固單個資本主義為研究任務，還以倡導、維護和鞏固資本主義內部諸部門秩序和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為己任。西方產業經濟學、西方公共經濟學等等是關于資本主義內部諸部門的研究，西方國際經濟學是關于資本主義體系的研究。這些研究也都是研究資本主義如何運行和如何穩定的。這突出地表現在1944年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建立一個能夠避免金本位末期的動蕩和大蕭條國際經濟秩序。它們所采取的手段是固定匯率制、國際貿易、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新設國際機構加以協調（羅德里克，2017，第2頁）。這也突出地表現在1987年美國強迫日本簽署迫使日元升值，導致日本泡沫破滅的廣場協議上。

20世紀和21世紀的西方經濟學家們從對資本主義的整體或局部的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個別要素和重要關系，再把它們抽象成概念和函數，就形成了自己的各種體系。而在他們形成自己的體系時，就撇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以證明或者隱喻現存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就是這樣形成的。這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完成他們的研究任務所采用的方法論的關鍵。西方經濟學的個別理論、個別觀點或許對社會主義國家是有益的，甚至也可能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值得遵循的（比如，西方國際經濟學的貿易收支平衡觀點），但它的研究任務已然如斯，如果把它作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生活的指導理論，那就無異于緣木求魚了。而西方資產階級在實際的操作中，往往并不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所以，早就有一些經濟學指出，不要相信西方的（主流）理論，要看西方是怎么做的。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統治之下找到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產生的依據和必須遵從的基本原則。由于社會主義代表了人類發展的趨勢，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有了它發展的動量，無所謂它會遭遇怎樣的阻礙！

馬克思以“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為己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為重視廣大直接生產者的解放。廣大的直接生產者被過去一切的社會生產方式給桎梏了，雖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了相對封建主義下的更多的自由，但也只是從封建農奴轉變為工資奴隸。這種工資奴隸只有進一步解放為真正的自由人，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聯合體，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才能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才能共享生產力發展的成果。這樣，馬克思就為自己提出了消滅剝削、消滅壓迫這一偉大的學術任務，并主要在《資本論》的寫作中加以完成。為了完成這一任務，物的價值只能規定為由勞動所創造（在一個階級對立的世界里，要解釋勞動者的貧窮和少數人的極端富有），結果勞動者只拿走自己的部分的貢獻，剩下的貢獻（剩余勞動時間創造的產品）只能看作是被資本家無償拿走了（盡管資本家也付出了勞動），因此只能被視為剝削。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普遍、最基礎的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少數人的富有可能是靠掠奪，但掠奪無法解釋整個世界財富的增長。馬克思所針對的是穩定后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其實也為自己提出了諸多經濟學研究任務，并且沿著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承擔了諸多歷史使命。就列寧而言，他不僅研究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奠定了俄國社會主義的政權基礎，還進行了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的實踐。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問題》以及在他主持下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完成了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步創立工作。就毛澤東而言，他不僅在革命戰爭年代里提出了土地改革、土地革命的理論和“保障供給”的命題，而且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十大關系理論、鞍鋼憲法理論、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語等等。它們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工程，指導了十月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指導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

然而，名可名，非常名。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也可能有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有意無意地為自己提出倡導、維護、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任務的人。這就使得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一個重大的任務！蘇聯就是在沒有成功區分出真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解體的。

三、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對立

（一）方法論本體及其社會功能

方法論是關于使用比較、分析、綜合、共性、特性、歸納、演繹、定性、定量、靜態、動態等方法認識世界（觀察、感覺、判斷、推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方法論不僅在知識構建上，而且在社會意識上具有證明和反駁、肯定（告訴人們應該如何進行研究、應該如何看待社會一切現象）和批判（即告訴人們一種研究、一種社會現象是正確還是錯誤以及為什么正確或者錯誤）的功能。它不僅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學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思維模式和經濟思維能力，而且直接決定經濟理論領域、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的戰略格局，直接決定一個特定的社會制度是否能夠穩定。一個國家如果方法論錯了，經濟發展方向就會出現偏差，發展戰略就會出現失誤，實踐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能夠達到或接近達到關于客觀事物的絕對真理的方法論是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化經典《易經》、《道德經》、《尚書》、《黃帝內經》對人類社會、人體自身的真理性認識所依賴的方法論具有高度的統一性。然而，近代以來，受笛卡爾哲學影響，一種基于個體的分析性的方法論在西方興起了。它在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了西方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等學科的發展。當受到西方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學科訓練的人逐漸進入到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后，這種基于個體的分析性的方法論就開始進入到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使方法論個人主義成為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主導性的方法論。在笛卡爾出生前的一兩百年，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那些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也信奉憑借一己之力可以致富的哲學。在18世紀，自由放任借法國重農學派之手，成為資產階級公開主張的哲學。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堅船利艦打開中國大門后，這種方法論又傳到中國，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在中國革命進程中逐步得到系統的清理。毛澤東曾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描述持有這種方法論的人：“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改革開放后，西方笛卡爾主義的方法論再一次在中國獲得了發展的動量，直到黨的十八大才開始再次得到清理。

本來，在笛卡爾的哲學中，基于個體的分析性的方法只是達到真理性認識的一個步驟。然而，笛卡爾本人的科學貢獻主要在于基于個體的分析，又由于笛卡爾科學貢獻的強大的影響，西方哲學的主流就更加側重于個體和細節，所選擇的切入點就常常是局部，就容易把得自個體、局部的認識當作整體性的認識了。也許，笛卡爾播下的也是龍種，但他收獲的也很多是跳蚤。中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則強調從整體的角度、從事物之間的聯系的角度來把握事物。就中國哲學的產生而言，《周易》相傳是周文王所作，《道德經》傳說是春秋時期擔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李耳）所撰，《尚書》是中國古代統治者經驗的總結，《黃帝內經》相傳為黃帝所作。無論是從文采之飛揚還是理論之深刻系統，它們都超越了笛卡爾的作品。笛卡爾出身于地位較低的貴族家庭，雖然接受相當的教育，有過深刻的思考，對當代自然科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人生的占位和歷練與中國完成《周易》、《道德經》、《尚書》、《黃帝內經》的作者（可能是眾多的合作者）顯然無法相提并論。

近代以來，中國面對西方的堅船利艦逐漸失去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本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高舉馬列主義之旗重燃起中國古典哲學的生命之火，然而，當中國建立起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還“窮則思變”“以開放促發展”，認為西方發達必有可取之處、認為西方經濟學科學而開啟全面引進西方經濟學之舉后，中國人的經濟話語就變了，經濟解釋和經濟預見也變了，經濟政策也變了，人們的行為也變了，變成許多方面日漸與西方趨同了。中國經濟學方法論甚至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又向起始于自然科學領域的笛卡爾主義哲學倒退了。也許，這種倒退是中國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之波折，但為了追求光明的前途，就不得不高度重視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對立了。

（二）西方經濟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方法論

資本主義本身是一種歷史現象，這在西方古典經濟學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但當西方經濟學發展到現當代階段后，歷史消失了，經濟似乎是在一個普適的框架中運行了，人類仿佛將會永遠停止在資本主義社會了。

當代西方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即供求理論）建立在嚴重違背事實的唯心主義假設基礎之上。事實是，不是所有客體（個人和企業）都具有供求理論所假設的那種屬性，或者某個客體并不總是具有那種屬性，或者那種屬性并非其主要屬性、本質屬性。根據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觀念，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因此，一個事物不可能只具有一種屬性。當供求理論假設一個客體只具有某種屬性，并把它作為邏輯推理，特別是因果推理的基礎的時候，它的體系就再唯心不過了。第一，它把資本家在某些情況下所表現出的某種精明抽象成無限理性。資本家的人性是高度復雜的。有的資本家很辛苦地工作，如瓦特、福特等人，而且表現出極大的堅韌和理性。中國今天一些企業家也很辛苦地工作，而且有著深刻的人文關懷和企業家特質。但統計地看，說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具有理性，可以排除了。資本家的企業才能完全可以在公有制企業里發揮。第二，它把這種無限理性的概念推廣到所有人（包括無產階級，而且僅僅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待無產階級）乃至所有經濟主體上。實際上，任何人、任何經濟主體都不具有絕對的靜止的無限理性。不然，中外社會對腦滿腸肥的資本家的厭惡就不可解釋了。如果所有人都具有無限理性，人類社會就是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很少有人認識，西方經濟學的無限理性假設所蘊含的這種社會烏托邦——把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第三，它只是假設而不是論證了如下命題：只要市場上完全理性的供給主體和需求主體在市場銷售量和價格上達成一致，就是這個市場的最理想的狀態了。市場參與的普遍性程度、市場價格與商品價值的背離程度、產品質量等等諸多變量都是決定市場均衡理想性程度的重要變量。第四，它認為，如果所有市場都達到這樣一種理想狀態，那么，整個社會就處于理想狀態了。實際上，諸多市場都會失靈，因此，整個社會的現實距離理想狀態太遠了，這就使得這種理想狀態與現實沒有多少關系。第五，它把這個基于唯心假設推演出的具有預設結論的體系作為幾乎唯一的經濟學體系。這個體系是以交換為核心和統御的，生產在其中只是一個環節。而事實是，生產是第一位的，交換是第二位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以生產為核心的理論體系，而且，利潤率下降趨勢在其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然而，利潤率趨勢問題在西方微觀經濟學體系中被取消了，只是在凱恩斯的理論中重新地但隱隱地出現了，作為它的邏輯的基礎（資本主義真實利潤率的顯著降低暗淡了資產階級的盈利預期）。當然，凱恩斯的理論實際上也是一種供求理論。

供求理論不僅是極強的唯心主義體系，而且是極強的形而上學體系。供求理論的消費者行為理論僅僅關注理性假設下消費需求與收入、價格的關系，而割裂了作為無產階級的消費者無論怎樣理性，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消費自由。他們不僅沒有真正的消費自由，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常常被誘導過度消費，承擔沉重的債務枷鎖。供求理論的企業行為理論僅僅關注投入決策與成本、要素價格的關系，對技術創新這一推動生產進步的重要變量避而不談。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能夠實現最大產出，但對于一個經濟而言，重要的問題并不是實現最大產出，而是實現重要的產出（工業化，信息化等），為了實現重要的產出，就不能把產出最大化。

與西方微觀經濟學一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也在于它的理論中缺少不可或缺的聯系，也在于它用次要聯系替代主要聯系。本來，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由供給側（生產方式）決定的，但西方宏觀經濟學把經濟危機問題歸結為需求側，而不是供給側（這里我們再次看到凱恩斯革命未能擺脫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的影響），或者把問題雖然歸結為供給側，但又把供給側的問題僅僅歸結為稅率過高，稅收過多，而不是歸結為階級結構（一個階級收入太高而消費必然過少，一個階級收入太低，消費不可能變高）。西方宏觀經濟學把經濟危機歸結為需求側問題時，它關注的僅僅是政府需求的增加，而不是作為消費者的無產階級的需求增加。照此開出的藥方怎么可能醫治資本主義在宏觀上的病患呢？怎么可能讓廣大的作為消費者的無產階級滿意呢？這難道不是用次要聯系去代替主觀聯系嗎？建立在次要聯系基礎上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真的是名副其實的宏觀經濟學嗎？

西方經濟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方法論的危害可以用西醫的塑料器官模型來闡述。西醫的器官模型確實能夠給予人們以一定的知識。然而，西醫關于單個器官的知識沒有窮盡關于這個器官的全部重要知識，它們的總和也不可能構成對整個人體的完整認識。比如，西醫的這些器官模型絕對沒有中醫的穴位知識和經絡知識。穴位和經絡是西醫的理論體系所無法觀察的客觀存在，遑論被它用來治病了。這使得西醫理論忽視了人體的重大生理構造。當根據西醫的器官模型進行外科手術后，豈不是去掉了一些穴位，阻斷了一些經絡，即使它解決了一些問題，難道不是因此造成了其它的問題嗎？西藥和中藥的對比也存在類似問題。西藥即使能夠治療一些疾病，一般也會在身體內累積，導致其它問題，而且許多價格高昂。而中醫、中藥不僅價格低廉，而且效果顯著，具有最大的投入產出比。如果一個醫生唯心地認為，西醫的塑料器官模型就是關于人體的完整知識，西藥就是病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解決方案，他又怎么可能很好地服務于病人的需要呢？他不僅不會很好地服務于病人的需要，而且會把病人的需要作為滿足自己發財致富的工具。

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使得西方經濟學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經濟學的建設的好處即使存在，也是有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或許可以從中了解到資本主義學者怎樣窮盡各種各樣的方法，對它們加以成功的改造，用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學的建設。然而，到目為止，這種積極作用也是極為有限的。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人在接受西方經濟學后，其思維水平的顯著降低。真正的為學，必須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當今世界的學者很少實踐，這時，窮理以致其知就尤為重要了。然而，現實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學者還有過多停留在有限窮理的水平，他們還把教育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他們按照他們所在的職業的指揮棒在轉。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是一種“總體方法論”，即整體主義方法論。彼此聯系、局部聯系整體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它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客觀的事物，一個是事物內部以及事物之間的關系。前者是唯物論，后者是辯證法。它觀察和認識事物，也從一個個局部分析開始，但決不停留在局部，而是把各個局部綜合起來、今天聯系明天的形成整體動態的觀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彼此間的聯系。毛澤東指出：“許多基本范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資本論》正是因為貫徹了辯證唯物主義，才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圣經。

第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唯物主義的體系。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角度看，所謂唯物主義，就是認為，客觀存在的事物是第一位的，主觀要符合客觀，就是要求依據客觀事物的本性來為其命名、定性、分類，依據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客觀的聯系來建立聯系。馬克思說：在經濟研究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蔽著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產生偉大而豐富成果的方法論訣竅。這句話道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特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正是用這個方法論去考察了人類一切主要社會形態的生產方式，其中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否定性考察中得出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性。

馬克思《資本論》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時，最為關注生產，特別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它把交換看作是反作用于生產。西方經濟學的整個體系的核心是交換，認為交換決定一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最為重視生產，是因為它的哲學的基礎是唯物主義，是因為馬克思發現，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按照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物質產品的生產必然是經濟學的主要內容（關于物質產品的經濟統計必然是最重要的經濟統計）。現實的世界不僅生產物質產品，還生產服務。馬克思認為，服務的生產是從屬于物質產品的生產的。西方一度為自己服務業的發展沾沾自喜（美國的金融理論、營銷理論、管理理論鋪天蓋地），當它們開始嘗到去工業化和服務業占GDP比重過大的苦果后，西方GDP理論的偽科學性也就昭然若揭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經濟學是以發展生產為核心的（那時對階級斗爭的強調實際上是服務于生產發展的，既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又確保生產力不會被少數人攫取）。而在當今世界的競爭中，中國之所以占據有利地位，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在發展，是因為中國及時發現了經濟虛擬化的危險，采取了脫虛向實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政策。中國還在夯實農業的基礎。任何經濟學如果不把物質產品的生產至于至高的理論位置，都不成其為經濟學。

第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辯證的體系。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建立在唯物論的基礎之上。由于客觀事物本身是矛盾的統一體，是不斷變化的，客觀事物之間的聯系也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唯物觀必然也蘊含著辯證法。事物有多重屬性，并且在不同時間各種屬性的重要性變動不居，不能用其中一種屬性當作這個事物的唯一屬性或者本質性屬性。一個事物的屬性往往是與其它事物相聯系的，當其它事物變化后，這個事物的屬性可能也就變化了，這個事物就會向其對立面轉化了。當作為體系的基石的事物發生變化后，這個體系也就必然變化了。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唯物辯證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由于是唯一符合事物本性、體系本性的哲學，也必然是既適合分析整體又適合分析個體的普適哲學。

列寧指出：“就本來的意義說，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西方經濟學其實也處理矛盾，但它所選擇的對立統一關系不具有決定社會發展的根本重要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基礎的分析方法是階級分析方法，因而構造了一個關于階級對立統一的理論體系。這是它的理論指向決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然是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但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它不是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而是從客觀的具體的人的階級性出發，因而它是研究階級行為，而不是研究抹殺了階級對立的代表性個人的科學。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必須首先使用分類法來進行研究。這種分類只能是按照經濟地位的不同的階級分類，而不是按照經濟活動的不同的消費者生產者分類。這樣，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即階級斗爭的理論），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在過去的幾千年歷史里，一般說來，人類社會都分裂為兩大相互對抗的階級，其中一個階級由直接生產者組成，他們的勞動不僅用以提供滿足自身需要的勞動產品，而且能夠創造超出其即期消費需求的剩余產品；另一個階級則由掌握這些剩余產品的人們組成。馬克思的《資本論》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這樣，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資本主義生產力在20世紀的發展改變了馬克思《資本論》所揭示的上述邏輯嗎？沒有！《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認為，在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社會主義革命就完結了嗎？無產階級就只面臨一個純建設問題了嗎？《資本論》就不適用了嗎？決不！西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后，還經歷了封建貴族的多次復辟！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經歷資本主義復辟。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就以中國實際為中心，聯系蘇聯問題、美國戰略等發現，社會主義還有可能停止發展，甚至倒退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依然有一個繼續革命的問題。毛澤東在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看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針對這種危險性，為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這是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嗎？決不是！這是卓越的唯物辯證法大師的見微知著、防微杜漸。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等等。不破除這種資產階級法權，人們在勞動生產中和生產之外的平等關系，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是不會形成和發展的。如果這樣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不會形成和發展，那么，形成和發展的必然是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發展如果不能被遏止，其后果可能只能是如蘇聯解體那樣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只能是如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那樣生產大大萎縮。如果說列寧還只是發現了“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那么毛澤東是在社會主義的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看到了階級偏向性問題，看到了“領導一變，什么就都變了”的可能性。這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建設所面臨的一個基本方法論問題。如果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建立，就萬事大吉，就只要進行經濟建設，不講政治引導，那就是唯心主義了。列寧說：“輕視理論，對待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躲躲閃閃、搖擺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輕視唯物辯證法理論，再加上習慣的勢力、外來的影響，很容易使得中國滑入到資本主義的模式之中。早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就明確了中國要有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在20世紀60年代，他進一步明確，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然而，人生而有涯，毛澤東主席沒有來得及解決好他發現的重大危險。但他看到了。不僅毛澤東看到了，斯大林也看到了。斯大林早就說過，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展到沖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生沖突。這種沖突甚至導致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要避免這種結果，就必須高度重視方法論，就必須把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經濟學中，也只能貫徹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

第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的體系。“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但對于許多人（領導人、學者）來說，躬行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這時，調查研究的必要性就上升了，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聯系的中心環節了。調查研究是一個調查者和被調查者的從群眾中來和到群眾中去的雙向互動過程。只有通過調查研究，才能掌握真實的情況，才能為事物定名、定性，才能找到事物間的聯系，才能在事物間的聯系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只有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才能做到實事求是。調查研究也是一個思維過程。調查者從被調查者（群眾）那里得到信息，形成概念（對事物定性），進行推理，做出判斷，同時也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被調查者，以此達到明辨是非、確定方案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旨在改造世界。改造世界不得不通過社會實踐。而要有效地進行社會實踐，不能不進行大量的周密的科學的調查研究。《資本論》是馬克思閱讀了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寫出的。馬克思早年做記者也進行了大量實地社會調查。恩格斯基于現場調查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許多理論、決策不僅來自于對書本的閱讀，更重要的是來自大量的周密的科學的調查研究。不僅克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需要調查研究，而且貫徹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也需要調查研究。“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不調查研究，怎么可能了解人民如何創造歷史呢？是否會重回個人英雄主義的唯心史觀呢？世界是紛繁復雜的，不斷發展變化的。不進行大量的周密的科學的調查研究（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哪個是主要的），階級斗爭的方向（向自然開戰還是向特定人群開戰，向哪個特定人群開戰）怎么可能正確，政策怎么可能精準呢？是否會過左、過右、形左而實右呢？因此，馬克思主義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作為自己活的靈魂。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只有通過調查研究，詳細地占有真實的材料，才能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為了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了解客觀需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必須進行周密的、系統的實際調查，而且要時時地根據問題的范圍（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進行實際調查，以便能夠了解實際情況，時時了解實際情況，以此為依據產生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有了詳細的資料，還必須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有了調查研究，有了思索、決心、判斷、計劃、決策、部署，還必須時常加以重新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于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愿改變，只是一味盲干，結果又非碰壁不可。”沒有調查研究的分析和決策，必然是主觀主義的，其必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目主義。

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強調的調查研究是與階級分析方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它的調查的對象首先是社會各個階級，而非其它單位。它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立場。它的目標是改造世界。這與西方學者那種不怎么搞調查研究，或者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調查研究是完全對立的。

四、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效率上的差異

（一）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效率

西方經濟學體系龐大，仿佛其研究效率極高，實則不然。毛澤東曾指出，“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方法論問題本質上是哲學問題，雖然不少西方經濟學家都做過方法論的探討，但他們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是無法經受考驗的。

馬歇爾被視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他的《經濟學原理》成為流行數十年的西方經濟學教材。但在高明學者的眼里，他的理論存在著重大缺陷。針對20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的狀況，阿瑟·林克等寫道：“擔心發生革命動亂而又有感于下層階級的不幸，許多企業家不再相信（馬歇爾所描述的那樣的——筆者注）資本主義的自動調節，并開始懷疑具有如此富饒卻又如此苦難存在的這種經濟制度的價值。”凱恩斯本人則稱這種情況為豐裕中的貧困。按照西方經濟學的邏輯，其最重大的理論缺陷就是忽視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然而，試圖彌補這一缺陷一度被諸多西方學者封神的凱恩斯，其理論也在20世紀60年代遭遇西方理論上的攻擊，在70年代遭遇滯漲的難題，以至于沒有人再聲稱自己是凱恩斯主義者了，只能在新凱恩斯主義的旗幟下茍延殘喘了。凱恩斯雖然承認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但并沒有真正重視經濟危機，而是僅僅試圖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內通過財政赤字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凱恩斯20世紀30年代問自己，西方為什么會發生經濟危機？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在《資本論》中得到回答了。即便是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也不是因為實施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而是因為希特勒發動的戰爭而結束的。戰爭使得英國等參戰國的財政支出達到了遠遠超過凱恩斯所預想的財政赤字的規模，它對英國的傷害甚至遠遠超過了英國的政治家們所預想的程度。一般均衡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被熊彼特稱為是西方經濟學的最高成就，從戰后到70年代，成為經濟學時尚和前沿，甚至發展為可計算的一般均衡理論。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博弈論的興趣增加，使之黯淡下來（霍奇遜，2008，第6-7頁）。到了20世紀9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就已經在西方無可爭辯地衰敗了，只是西方約30余個經濟學流派中的一個支流了（Akerlof，2007）。據說，當薩繆爾森被一位杰出的數學家質問，要他提出一個既正確又足夠重要的命題時，薩繆爾森在數天后才給出一種回答。而他的答案比較優勢理論（羅德里克，2017，第53頁）的科學性、適用性也遭到了強有力的質疑。基于西方許多學者提出的一些基本數學模型，加上技術進步和社會制度的自變量，變換一下數學形式，就能夠得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來。西方學者往往選擇一些次要變量、一些特定函數形式來進行經濟推理，這是他們理論無效的方法論根源。對于西方許多理論（如供求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全要素生產率理論、博弈論等），一旦結合中國實際，就很容易發現其理論的局限和謬誤之處（比如，博弈論的文獻汗牛充棟，諸多學者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你只要認識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在于它開始了一個新博弈，找到了一些新策略，而不是在既有策略下取得什么博弈均衡，就可以理解博弈與中國的弱相關性了）。

計量經濟學雖然在西方曾經被寄予希望，現在這種希望已經落空了。西方人雖然使得21世紀之后的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陷入了一種無計量非學術的模式，但現在人們已經開始醒悟過來，認為計量經濟學是無理論的了。有學者指出，西方自己已經看到太多喧囂一時、占據主流位置卻最終被證明是曇花一現、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經濟學體系了。在中國，已經有許多原來信仰西方經濟學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了。而在中國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經濟學之時，就已經有諸多學者給西方經濟學定了性：McCloskey（1986）稱新古典理論是一種修辭，而不是論證，Ostrom（1990）文雅地稱其為隱喻，直白一點，就是指責它是愚民理論。所以，看似精彩紛呈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實際上是一堆無效勞動的產物，盡管其勞動者是西方學界的精英。——中國一些人在決定引進西方經濟學時，到底對西方經濟學做了多少研究，了解多少呢？據筆者所知，有的人是基于西方經濟學可以借鑒的說法，有的人是把引進西方經濟學作為有利可圖的事業，有的人抱著改進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真誠愿望，當然，肯定也有人試圖把它作為一種顛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工具。中國引進西方經濟學的格局就在這樣的平行四邊形合力中形成了。

當西方學者亟亟于空中樓閣式的理論構建時，他們即使看似也關注重大問題，但也是無效的。當他們不得不面對一些重大問題時，西方經濟學家們甚至提出了一些早已經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得到回答的問題。2007年爆發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并迅速轉變為經濟危機。這不是一場普通的經濟危機。羅德里克（2017，第138-142、152頁）問，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什么美國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為什么2008年會發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美國貧富差距大幅擴大，不過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榨更大罷了。美國發生2008年經濟危機，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能正常運轉罷了。當然，這些答案都是抽象的。但西方經濟學家們會在這種抽象答案基礎上去完善細節嗎？不會的。他們會提出這樣的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怎樣對資本主義實行革命嗎？不會的。他們會提出如何捍衛社會主義的革命成果這樣的問題嗎？不會的。他們或許承認馬克思是偉大的，但他們又往往把馬克思和斯密相提并論。這是不恰當的，因為前者比后者深刻多了。最近一些年在西方頗為流行的著作也只是在分配領域考慮問題而已。比如，就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而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他的分析主要是從分配領域進行的，沒有過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問題”。不改造生產方式，不解放廣大直接生產者，不讓生產資料掌握在廣大勞動者手中，怎么可能解決分配問題呢？當蘇聯解體時，有西方學者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但現在，西方國家已經陷入到普遍的焦慮之中。世界格局正在朝著不利于資本主義方向轉化。對此，西方經濟學家們幾乎還沒有做出什么反應。他們能夠提出改革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問題嗎？

西方經濟學研究上的無效率歸根到底是它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所決定的。他們不能直面西方社會的重大現實問題，他們在臆想的神話世界里建立一種片面的聯系。因此，雖然它也在發展，并在20世紀把一種產生于自然科學的邏輯實證主義作為其最主要的方法論，但由于這種方法論過度重視形式邏輯，而忽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問題，忽視了基本經濟問題所蘊含的辯證邏輯（表現為忽視原因背后的原因、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恒定變量），也幻滅了。

從方法論上看，“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資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西方經濟學沒有充分地占有資料，也沒有充分地探討資本主義各種發展形式，更沒有探求這些形式的本質性的、整體性的內在的聯系，因此，不可能敘述出現實的運動。這樣，建立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基礎上的西方經濟學，絕大部分內容將會被人類所拋棄，也是不久遠的事情就十分清楚了。

我們說，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無效率的體系，并不否認西方一些學者是有著唯物辯證法的思維的（西方許多學者雖然在學生時代學習的是西方經濟學，但在工作后的研究中就拋棄了它），也并不否認西方一些理論是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如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和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有一些理論表現出唯物辯證法的色彩（如西方產業經濟學就比西方宏微觀經濟學科學得多，西方管理學也比西方經濟學更加實在）。這樣，在西方內部，經濟學也是一分為二的事實就非常明白了。中國為什么把那種最唯心主義、最形而上學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經濟學基礎理論來教學生呢？中國廣大的學生出身于無產階級，未來也只能是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讀自己的圣經，而把服務于西方資產階級利益的理論作為自己的圣經來讀呢？為什么還把西方最唯心主義最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作為自己研究的方法論呢？如果中國人把以西方經濟學為代表的西學作為體，中學、馬學連用都不當，中國社會主義這艘大船又怎么能夠行穩致遠呢？西方經濟學的形式邏輯的訓練難道就沒有可替代的方法獲得嗎？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效率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已經產生出并且會繼續產生出豐富成果的體系。近代以來，西方各派人物著書立說，汗牛充棟，有的至今仍被人推崇。然而，《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一經問世，就成為超越洛克、配第、斯密、李嘉圖、穆勒等西方哲人作品的經典。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基礎上繼續揭露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本性即壟斷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等特征，為社會主義的一國勝利論打下基礎，直接催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又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立，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馬克思主義又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強大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對世界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就是因為它使得廣大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無產階級認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他們仍然是受奴役的，他們仍然是奴隸，只不過是拿工資的奴隸，比奴隸社會的那種絕對的人身依附的奴隸和封建社會的土地依附的農奴境況稍微好一點而已。然而，這決不是他們所能達到的最好的境況，這只是資產階級施加于他們的境況！他們可以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得到整個世界。他們為了得到整個世界，必須做資產階級的掘墓人，他們的唯一的前途是資本主義這個統一體向社會主義這個更高水平的統一體的轉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使得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認識到，他們要捍衛前輩的革命成果，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就必須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就必須把矛盾作為一切社會的一切運動發展的動力。他們不能認為自己具有無限理性，他們不能認為，僅僅市場均衡就萬事大吉，他們甚至不能指望市場均衡。他們必須認識到，那種把市場分析作為經濟學分析核心的思維模式理論體系對于他們是一種思想的枷鎖，而不是分析的工具。毛澤東說：“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客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只有以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他們才可能創造出自己的美好的未來。只有以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他們才可能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創造出支撐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五、結論

1921-2012年時期，中國經濟學經歷了兩次范式轉換。1921-1976年時期，中國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指導地位，而在1980年后，在西方經濟學的滲透中，馬克思主義逐漸在中國諸多領域失聲、失語、失蹤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之光被遮蔽了。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學術界的影響力來衡量，可以說，21世紀初的中國學院派的經濟學學術相對20世紀70年代末不僅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并且用表面上的進步掩蓋了它的實質上的退步。在20世紀上半葉，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的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是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找立場、觀點和方法，21世紀初的中國經濟學術的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卻是要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這就仿佛回到20世紀初了。這種狀況直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后才開始得到扭轉。然而，一種意識一旦嵌入了一個社會，要清除它，談何容易！西方經濟學至今仍然是中國高校經濟學的基礎課程，有的高校甚至還在加強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在這種格局中，中國或許也收獲了一些利益，但利益與危害相比，到底孰輕孰重，總和起來，到底是正是負呢？

本文基于項目比較方法的分析表明，第一，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著截然對立的研究任務，二者在研究指向上截然相反。西方經濟學是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利益出發考慮經濟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利益出發來考慮經濟問題。第二，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著截然對立的哲學基礎。辯證唯物主義顯然比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更勝一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似質樸，但大道至簡，它才是科學。第三，西方經濟學看似精彩紛呈，實際上只是表面的虛假的學術繁榮，在維護著資本主義的軀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產生了深刻的改變世界的結果，使得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使得經濟落后國家獲得了發展。基于這三大比較，中國把西方經濟學作為自己的經濟學基礎教育內容，是得不償失的。無論是就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需要而言，還是就繁榮社會主義經濟學術乃至社會主義文化而言，中國只能去彼取此。取此利益極大，取彼危害極大。中國如果就此采取系統而有效的行動，就會產生世界級的影響。可以說，它是中國進一步撬動世界格局的一個杠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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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erlof, G., 2007. “The new case for Keynesianism, interview with George Akerlof”, Challenge, July-August, p.5-16.

McCloskey, D.N., 1986.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Ostrom.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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