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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除四害”沒有任何意義？駁公知對毛澤東時代的污蔑

點擊：  作者：秦明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5-25 10:03:01

這兩天網絡上都在刷屏最新一期的騰訊視頻訪談節目《十三邀》的最后四分多鐘片段。

 

這期《十三邀》節目，許知遠采訪的對象是80年代因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而名聲大噪的出版人鐘叔河。

 

 

這期視頻的最后，節目組安排了一個年輕人現場提問：

 

“我想問一下鍾嗲嗲，就是我會覺得這兩年，我自己、還有好多我的朋友們好像都會有一種無力的感覺，就面對一些事情或者是整個世界的變化，好多事情你覺得不對，但是好像又確實沒什么對策……”

 

這段提問已經成了3月份以來的網絡小作文流行的話語范式，“一些事情”指的是什么，大家其實都是“秒懂”的，于是，鐘叔河立即談起了自己的“一個基本觀點”：

 

“我們有可以自傲的傳統文明，所以它的保守性也是特別強，所以我們在走向全球文明會是一條漫長曲折的道路，而這個根本解決問題的還是要使所有人的思想現代化起來……就是回到最早一批走向世界的人的口號并沒有過時，梁啟超講的要‘做新民’，提高全民的常識和情理。”

 

然后，鐘叔河就談起了50年代后期的“除四害”（提到這名字的時候立刻引起許知遠的冷笑）：

 

“朱正（出版人、鐘的同事）和我兩個在一起就說，這種作為全民運動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不上班、大家都晚上不睡覺去捉蚊子、捉蒼蠅，捉不完的。另外一個人就說，我們現在這些人如果有一半的人像我們這樣的認識，這個運動自然沒有了……我不可能去反對這個運動，我不動可以吧？我裝病……全國人民都不干，自然就干不了。我們這里不僅是干而且他還更積極，領導講消滅一個他還要消滅十個，有這樣的人就是這樣的現實。這有什么辦法？就要盡力去啟蒙。”

 

筆者之所以要把這段對話輯錄下來，就是因為這段對話折射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知識分子整天講“啟蒙”，自以為掌握了真理，自以為比普通人、比勞動人民更高明，可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缺乏自我反省能力的！一旦缺乏這個能力，從真理走向謬誤也不過就是一步之遙的事，講歷史就失于片面和主觀，拿歷史映照現實也就變得牛頭不對馬嘴，不過是誤人子弟罷了。

 

例如，鐘叔河講“除四害”運動，你可以反思這場運動中存在的問題，但講“沒有任何意義”，就完全是一種武斷了。

 

評價一段歷史，你總得回顧一下這個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過程吧？這是做學問最基本的態度，作為一個出版人，這樣的嚴謹、求實精神應該是最基本的素質，然而筆者卻沒從鐘叔河的這段對話里看出分毫。

 

評價“除四害”運動是不是有意義，就必須考量這個運動發動的原因以及后果（成效）。

 

1952年2月29日，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國出動148架次飛機侵入我國丹東、撫順、風城等地，散布帶有病毒、細菌的昆蟲，對中國人民發動起了細菌戰；3月8日，周總理發表聲明，嚴重抗議美國政府使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人民；19日，中央防疫委員會向各省、市、自治區發布反細菌指示，要求各地做好滅蠅、滅蚊、滅蚤、滅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蟲。

 

 

 

志愿軍67軍軍長李湘從細菌感染發病到去世僅8天

 

同年12月，毛主席為第二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這一題詞后來被廣泛使用，只是把最后一句刪掉了。

 

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使得愛國衛生運動以臨戰姿態誕生，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后又進入到新的歷史時期——以改善農村衛生狀況、保護勞動力為主要任務，以除四害、講衛生為主要內容。

 

1955年12月，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給愛國衛生運動和衛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滅疾病的任務，即基本上消滅老鼠(及其他害獸)、麻雀(及其他害鳥)、蒼蠅、蚊子。

 

1956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修改《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時，明確指出了“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所在：“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毛主席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這是“除四害”運動的緣起。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是美帝國主義以昆蟲為媒介對中國發動起了細菌戰，才首先迫使中國人民開展起了“滅蠅、滅蚊、滅蚤、滅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蟲”的全民運動；

 

而這場運動之所以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后被固定了下來，恰恰是結合當時的中國國情作出的決策。什么樣的中國國情？那就是新中國起步于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解放前，廣大農村由于反動統治階級長期兇暴黑暗的統治，醫療衛生十分落后，各種傳染病大量流行，嚴重威脅勞動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傳染病的流行以及戰亂、災荒的影響，導致解放前中國人均壽命只有35歲、新生兒死亡率高達20%。

 

而傳染病流行的“罪魁禍首”就是遍布農村地區的蒼蠅、蚊子以及老鼠等害獸。危害人民健康最嚴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經由老鼠、蒼蠅和蚊子傳染的：如老鼠可傳播鼠疫、鉤端螺旋體病、血吸蟲病、流行性出血熱、恙蟲病、地方性斑疹傷寒、森林腦炎等；蒼蠅可傳播痢疾、傷寒、霍亂、肝炎、小兒麻痹及皮膚病等；蚊子能傳播瘧疾、絲蟲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等；臭蟲靠吸人或動物的血而生存，也影響人們休息、睡眠和健康。

 

1939年到1948年，死于鼠疫的就有2.3萬多人，瘧疾患者估計每年有5000萬人以上……

 

農村家庭出身、且長期堅持做社會調查的毛主席自然對舊社會廣大農村地區勞動人民所遭受的這種苦難有著深刻的同情和認知。除掉四害，就能消滅和控制與四害有關的各種疾病，保護勞動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這是毛主席發起“除四害”運動最基本的出發動機。

 

1958年3月，毛主席視察成都郊區的郫縣紅光農業合作社，還專門跑到社員家庭的廚房，查看碗柜、灶臺上有沒有“偷油婆”（蟑螂）。農民的餐具、剩菜剩飯被攜帶大量細菌的“偷油婆”污染之后，輕則腹瀉、重則染病甚至身亡，這是那些久居城市的知識分子無法了解和體會的。

 

 

那么，“滅蠅、滅蚊、滅蚤、滅鼠”是不是如鐘叔河等知識分子所言，只是源于中國人的“保守”和愚昧無知、不懂“科學”呢？

 

事實上，僅以蚊子為例，人類已經與蚊子激戰了上萬年。美國作家蒂莫西·懷恩加德在《蚊子的人類史》一書中寫道，“100萬億只蚊子大軍在幾乎每一寸土地上逡巡，每年殺死70萬人。近20萬年來，地球上總共有過1080億人，其中將近一半死于蚊叮蟲咬。”

 

鐘叔河主張“走向世界（西方）”，擁抱“世界文明”，然而，蚊子對人類的威脅，這在西方科學界也是有共識的，顯然，鐘對“世界文明”的理解并不科學。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報道稱，據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預測，未來幾十年，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蚊蟲傳播的疾病將殃及全球更多人口，超過10億人將被瘧疾、黃熱病、登革熱折磨，疾病傳播的速度會大大加快。

 

南北戰爭期間，南方聯盟的軍隊因抗瘧疾藥物短缺而戰斗力大減，間接地敗于蚊子之手。19世紀末，科學家才證實，蚊子是很多傳染病的始作俑者。工業文明的發展帶來了西方醫學的昌明，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才發起了對蚊子的全面“戰爭”。

 

隨著殺蟲劑的普及，城市的擴張對沼澤的“擠壓”，發達國家的人已經無需太過擔心蚊子、蒼蠅帶來的危險；而在其他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蚊子仍舊平均每年奪走七八十萬人的生命，全球每兩分鐘就有一名5歲以下兒童死于瘧疾，受害最嚴重的地區是非洲。

 

與上面的兩種“典型”相比，從一個落后農業國起步的新中國卻通過“除四害”運動，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迅速追趕上了發達國家的腳步，最大限度地使得中國人民免受蚊蠅等傳播疾病的害蟲的威脅，消滅了多種威脅勞動人民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重大傳染病，保護了勞動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通過衛生條件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人口身體素質、促進了工農業的飛速發展，人均壽命在毛澤東時代短短二十多年間翻了一番，這能叫作“沒有任何意義？”

 

“除四害”的目標就是讓“四害”盡可能遠離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毛澤東時代事實上也基本實現了這一目標。而知識分子把那時的人想的很“愚蠢”——以為他們是要愚蠢地從自然界徹底消滅“四害”物種，這本身就是很愚蠢的揣度和假想。

 

毛澤東時代的“除四害”恰恰是在科學精神指導下展開的，并非公知所污蔑的大家都不干活了、晚上不睡覺了，就來跟蚊子、蒼蠅較勁。

 

真實的毛澤東時代“除四害”歷史過程中，人民群眾的力量和智慧被充分發揮了出來，廣大群眾充分顯示出聰明才智，創造出不少好的工具和辦法。例如郫縣群眾用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滅蠅，效果很好，受到毛主席的贊揚并在人民日報上推廣經驗；我們查閱那時的雜志文獻，可以看到介紹群眾創造的各種滅蠅、滅蚊經驗的文章幾乎貫穿了60~70年代的整個毛澤東時代。

 

依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僅1958年2月-11月上旬的不完全統計，全國消滅老鼠18億8千余萬只，以及大量的蚊蠅、蛆蛹和孑孓。與之同時，清除垃圾295億噸，積肥611億噸，疏通溝渠長達165萬公里，新建和改建廁所8500余萬個。通過這場群眾性運動使環境衛生得到很大的改善，從而更有利于人民群眾預防各種疾病，使人民群眾少受疾病的侵擾。

 

需要說明的是，這場運動的開展，是勞動人民利用業余時間來完成的，并沒有因為“除四害”耽誤了正常的生產。那時有個口號叫作“抓衛生促生產”，生產是主要矛盾、衛生是次要矛盾，通過次要矛盾的解決去促進主要矛盾的解決，這才是毛主席一貫的指示精神。鐘叔河說的“不上班、大家都晚上不睡覺去捉蚊子、捉蒼蠅”是不是存在？筆者不敢打包票，可能是存在的，但這也是需要具體分析的，這個問題我們下面接著談。

 

時至今日，“除四害”這個名字雖然很少被提及了，但以“除四害”為重要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至少在形式上被繼承和堅持了下來，主流再怎么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功績，也無法否定億萬勞動人民親身參與過的這場運動以及其所帶來的收益。公知所能做的事情也僅僅是逐漸抹除人們的記憶，向早已遠離蚊蠅孳生的年輕人歪曲那段歷史。

 

當然，并不是說“除四害”運動中不存在錯誤。

 

“四害”最初將麻雀列入其中，這算是“錯誤”之一，但這個“錯誤”也是有情可原的。每只麻雀一年中所消耗的谷物月2.5~3升，他們在野外活動，食量相當大。當時長沙有過調查統計，1954年長沙近郊農田改種雙季稻，早稻成熟較早，麻雀集中飛來啄食，經調查，受害稻穗達35%，一畝田按400斤收成算，雀害損失高達140斤。

 

麻雀對農業生產危害極大，這是毛主席最初將麻雀列入“四害”的根本原因。對除四害的過程中是否應該消滅麻雀，科學界有不同意見，并在報紙、刊物上進行了充分而激烈的爭論。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份“關于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說：“……有些生物學家傾向于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兩天后，毛主席批示：“張勁夫的報告印發各同志（時在杭州會議上）。”很快，毛主席就親自為麻雀“平反”，將麻雀從“四害”中剔除，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

 

這個事情恰恰體現了毛主席注意吸收不同意見、勇于糾正錯誤、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的精神。拿這樣一個短期的、局部的錯誤來否定整個“除四害”運動，又是何等的狹隘和卑劣。

 

此外，在“除四害”運動開展過程中，一些地方的確存在盲目蠻干、下任務、定指標、層層加碼的問題，就如鐘叔河所言的“領導講消滅一個他還要消滅十個”，但是，這樣的做法恰恰是背離了毛主席一貫指示的尊重科學、實事求是的精神，本質上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又何辜上綱上線到“那時的人很愚昧”這類無端指責？

 

況且，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又豈止表現在“除四害”運動上？最典型的莫過“大躍進”，毛主席指示的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到了某些官僚那里就只有“多快”、沒有“毫升”，瞞報、虛報、浮夸風，高指標、放衛星、層層加碼……這些問題正是毛主席深惡痛絕，在黨內最早發現、最早出面糾正的，關于這段歷史，筆者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經多次介紹過，本文不再贅述。為了解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毛主席的終極手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來主導、糾正這些問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回看這段歷史的話，真正該被“啟蒙”的是誰呢？不是勞動人民，恰恰是那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是那些高高在上、“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自以為高明的知識分子！

 

文：秦明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