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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錢偉長在毛時代20年沒發一篇論文！駁饒毅對毛澤東時代科研工作的詆毀

點擊：作者：秦明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02-18 12:38:06

按：本文原發于2021年6月10日。

6月10日的《解放軍報》第7版刊登了一篇專論《探析高素質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機理》：

這篇文章透露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歷史事實，“錢偉長作為世界級彈性力學專家和奇異攝動理論的創造者，從1957至1976年，沒有發表一篇論文”。

對于這個事實，右翼知識精英的第一反應就是，錢偉長在毛澤東時代被打成“右派”，受到了“迫害”：

這段歷史沒什么好回避的，但也完全不是“右翼知識精英”所描述的那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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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人都知道錢偉長與錢學森、錢三強三人并稱為“三錢”，而“三錢”這個著名的稱號最初就是由毛主席喊出的。錢學森被后人稱作“中國導彈之父”，錢三強被稱作“中國原子彈之父”，而錢偉長則被稱作“中國近代力學之父”。

1956年1月，周總理在全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半個月后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發出了“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的指示，“12年科技規劃”隨后問世，核技術、電子計算機、集成電路、航天這四項世界尖端科技隨之被提上新中國科學發展的議事日程。而具體負責指定“12年科技規劃”的，便是“三錢”！

1956年6月14日，毛主席與參加制定全國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全體學部委員和科學家合影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錢偉長因年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一文中，對當時清華大學照搬蘇聯模式的辦學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見。一些人不能接受錢偉長的觀點，甚至批評他對科學問題的意見是“反黨科學綱領”。因此，錢偉長備受打擊，最終被打成了“右派”。

應該說，錢偉長對“照搬蘇聯模式”的不同意見，與毛主席是不謀而合的。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毛主席對“照搬蘇聯”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批評意見：

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

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里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

既然錢偉長提出了跟毛主席完全一致的意見，為何還要被打成“右派”？這顯然是清華某些官僚的挾私報復，將錢偉長打成“右派”的正是“反右擴大化”。“反右”的確是毛主席最先提的，但毛主席認為全國也就幾千右派，官僚主義者卻“打”出了幾十萬，這不是“陽奉陰違”、故意對抗毛主席的“雙百方針”嗎？

所幸的是，錢偉長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毛主席聽說了，便親自干預這件事，說“錢偉長是個好教師，要保留教授職位”。

因為毛主席的力保，錢偉長繼續留在了清華大學，留在了教授崗位；也因為毛主席的關注，錢偉長的正常科學研究沒有受到任何干擾。1972年秋，我國要派出科學家代表團出訪英國、瑞典、加拿大、美國，毛主席還點名要錢偉長參加。

《解放軍報》的文章忠實地還原了這個歷史事實，盡管錢偉長在1957年-1976年的20年間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但是他在這段時間里，“卻從事過潛艇龍骨設計、飛機顫振、化工管板設計、氧氣頂吹的轉爐爐蓋設計、大型電機零件設計、高能電池等多項應用研究，并參與了首都鋼鐵廠的技術改造，被譽為‘萬能科學家’”，為新中國的力學人才培養、科學技術研究以及技術應用等多個領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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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蘇聯模式”的挑戰，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也遭遇過與錢偉長類似的經歷。

1953年，袁隆平畢業于重慶的西南農學院遺傳育種專業，所研究傳承的是美國遺傳學家、摩爾根學派代表人物孟德爾的現代遺傳學；但是，當時中國學術界“照搬蘇聯”的風氣很重，遺傳學領域主流推崇的也是蘇聯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論，他們把蘇聯的李森科為社會主義學派，而把摩爾根指責為資本主義學派。在李森科學派與摩爾根學派的爭論中，毛主席堅決支持“百家爭鳴”，并且特別支持當時處于弱勢的摩爾根學派，鼓勵他們大膽地進行爭鳴。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在毛主席的主導下，1956年8月，中科院與高等教育部聯合組織，召集中國遺傳學的摩爾根派和李森科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青島舉行了一場為期15天的座談會，為摩爾根學派恢復了名譽，等于間接支持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發表了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獲得了國家科委的重視，并指示地方政府大力投入資源，全力支持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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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袁隆平院士去世，引發了舉國哀悼。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在他的公眾號“知識分子”發表了一篇《55年前，袁隆平發表論文的意義》，引發了廣泛傳播。

這篇文章名為紀念袁隆平，講述袁隆平1966年那篇論文的重要意義，實則是在污蔑詆毀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術研究，歪曲毛澤東時代雜交水稻研究的歷史。

饒毅認為，幸虧這篇論文在1966年停刊前的最后一期發出，是這篇論文救了袁隆平，救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饒毅的潛臺詞就是，如果袁隆平的這篇論文“沒趕上”，也就沒有后面的雜交水稻了。

事實上，毛澤東時代雜交水稻研究的成功，靠的根本不是“一篇論文”（盡管這篇論文的確很重要），而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組織資源的舉國一盤棋的大兵團作戰的結果。

本號之前的文章已經有過介紹：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并制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按照當時的規劃，把培育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作為農業科技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優良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粱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這些新品種還不斷更新換代，使農業產量逐漸提高；1966年全國召開了第三次農作物育種工作會議，會上各地交流了經驗，同時推薦了72個新育成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優良品種，當時各級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對農作物改良和育種工作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育和推廣良種的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

單就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全國就有十幾個省的科研部門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產隊的無數社員共同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其優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先后也有十幾種。例如，我國科技工作者運用花粉單倍體育種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號”、“花育二號”以及“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都使產量獲大幅度增長，畝產都達千斤以上。

袁隆平參與并做出重大貢獻的雜交水稻研究，1970年開始上馬，1973年實現三系配套，1974年完成鑒定，1975年試種植5550多畝，1976年推廣到208.8萬畝，1977年更是擴大到3150萬畝——從研制到推廣的全過程可謂是非常之迅速，這離不開黨的有力領導和組織、離不開無數基層干部、農業科技工作者和人民公社社員的共同努力下做好的鋪墊，離開不開“舉國一盤棋”的高效協同和配合。